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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泽厚:险些被定性为政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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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湖工程分布图,红色区域为房子位置,左下角为松园。1971年绘制。 图/迟泽厚

险些被定性为政变工程

--作者:迟泽厚

有了毛泽东1972年10月的指示(“不要再在广州房子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了!”),那些把南湖工程同林彪联系起来的议论没人再提了,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但是,到了1974年春,风云突变!

升温

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先是1972年3月刘兴元调往四川。对此,拥护刘兴元者说这是中央对刘兴元的重用,引证周恩来对刘兴元的谈话说:四川是有1亿人口的大省,“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问题多,只有像刘兴元这样有方伯之才的人克当此任;刘到四川是“四个第一”: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反对刘兴元的人则说,刘去四川是调虎离山,是中央决心揭广州军区“盖子”的一着妙棋,不信走着瞧!1973年12月下旬,毛泽东亲自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3个月后,已经不年轻的军区政委任思忠,又被调往北京由王洪文主持的中央“青年干部读书班”“读书”去了。这样,军区原有的主要领导人,就只剩下一个在地方“支左”,任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军区第二政委孔石泉了。

1974年新年伊始,江青在最高领导的支持下到处点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儒评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他们心目中的大儒--周恩来。

1974年1月28日,江青以祝贺南海前线军民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胜利为名,亲笔给到职未及一月的广州军区新任司令员许世友和排名在孔石泉、陈郁、王首道之后的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写信,派了一名作家、一名诗人、一名记者为特使,乘飞机将信送来广州,同时还带来《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文章汇编》等批林批孔“学习材料”各500份。江青说她“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正在“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是心连心的”,要求许世友和赵紫阳与她一起投入这场斗争。

虽然这3名特使中的诗人和记者原是广州军区的一般干部,那位地方的作家也资历不深,但此番身份不同,许世友特别指定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主要领导去机场迎接,他与赵紫阳则在特使们下榻的军区第二招待所(东山宾馆)迎候。接过江青的信,叫人读了一遍,又与赵紫阳作了研究之后,许世友立即指示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连夜将信用大字排印,部队发到团,地方发到县(海南岛驻军发到连队,地方发到公社),并要求接信后立即认真组织学习。许世友盛宴款待了3位特使,席间说了不少感谢江青关怀之类的话。几天之后,许世友又与3位特使在海南相会,并再次宴请了他们。

1月29日,在军区礼堂召开驻广州陆海空军干部大会,宣读江青来信,军区领导表示要“不辜负敬爱的江青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示”,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会议结束,党委秘书立即遵照许世友的指示起草电报,感谢江青对广州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并报告对她指示的传达贯彻情况。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因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但不少人却认为其中大有玄机,特别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与南京军区司令员对调,有人认为这是精心安排。不知是什么原因,许世友从来到广州军区之后,对军区的很多事情都看不顺眼。1974年3月,他竟毫不掩饰地对陪他下部队视察的作战部部长王玉振说:“到了广州,我有一种到了敌占区的感觉。”事后王玉振对一位熟人说:“当时我真想问一句:许司令,你觉得广州是像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占领下的敌占区呢,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敌占区呢?”

江青的来信使广州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迅速起动、升温。江青在北京“批林批孔”是要抓出当代“大儒”,其重点是“批孔”,即从批“孔老二”入手,联系当前路线斗争,打倒她的(或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对立面,毛泽东也说过“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之类的话;但在广州,许世友则提出:“批林批孔”主要是批林彪,林彪就是“孔老二”,联系斗争实际,重点是把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许世友说:“为什么林秃子要来广州另立中央?就因为当时党、政、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司令是他们的,政委是他们的,书记是他们的,(革委会)主任是他们的。广州陆海空军都被他们控制了,三军都有他们的人!”这次运动就是要把这些“他们的人”一个个都揪出来!

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军区党委常委内部还是军区机关,对运动的表现却让许世友很不满意。为改变这种状况,许世友使出了他的撒手锏:

其一,他拉上4月初才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兼职政委的赵紫阳,让赵以军区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他一起在越秀宾馆接见广州原两派群众组织的33名头头,向他们通报军区运动的进展情况,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都是林彪死党,要求与造反派“共同奋斗,你们在地方上揭,我们在军队揭”。本来就不甘寂寞的两派头头们,听了这番话大为振奋,当天便把炮轰军区原主要领导人的大标语贴到军区机关四周。此时孔石泉刚从省委回到军区机关,他是尚留在广州的原军区领导班子中职务最高者,偏偏他又姓孔,送给他的大标语是:“孔石泉就是孔老三!”

其二,把过去黄永胜、刘兴元当政时期因各种原因受过处分被调离军区机关或转业地方的人员,请回军区机关参加运动。这一招很灵。这些人对黄、刘等人满腔怒火,无所畏惧,敢想敢说,很快成为带动运动的骨干力量,造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

进入5月份,运动的温度已经很高,对军区原领导成员“参与林彪武装政变阴谋活动”的材料越揭越多,越揭越玄,很多“爆炸新闻”让人目瞪口呆。许世友信心十足,他频繁召开大小会议,鼓励大家再加一把劲,“捅破这层窗户纸”,“打破沙锅纹(问)到底”,彻底揭开广州军区被捂了多年的“阶级斗争盖子”,特别是把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谜底揭开。

定性

修建南湖工程和成立招待处很快成为许世友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迅速定性。他在大会上宣布:“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他住在哪里?就在南湖!南湖的房子是为林彪修的。那个招待处,就是迎接林彪南逃广州的接待处!”

此话一出,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刘兴元、丁盛等人是林彪死党自然更是铁定无疑的了,但他们都已调离广州,于是曾参与主持其事的副司令员江燮元、参谋长孙干卿便成了清查的主要对象;几个负责组织施工者,本来就已定为运动中的“重点人”,现在又进一步“升级”,刘如、王庆林、张小军三人的日子尤其难过。三人在小会、大会说明情况,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不想却是越说越说不清,主持运动的领导说他们的根本问题是“中毒太深”,没有“转变立场”,必须“击一猛掌”。而更让三人没有料到的是,正当他们焦头烂额之时,却又后院起了大火。一位曾任招待处政工科科长的干部以“知情人”的身份出来揭发:军区原主要领导早已向招待处领导“交底”,招待处就是用于接待林彪的;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九一三”前招待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林彪葬身温都尔汗,军区原主要领导如丧考妣,指示招待处领导在南湖修了两大一小共三个坟包,为林彪招魂,两个大坟包是给林彪、叶群修的,小坟包则是林小贼(立果)的;因为不敢公开在坟包前立碑,便在一棵古松之下立石刻了“劲松”两个大字,表示对林彪反革命罪行的赞颂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

这位科长在众人心目中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优秀干部,是成立招待处时,处长张小军和政委丁峰费了不小力气从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争取来的干部。他在会上揭发时,表情严肃,讲到军区原领导人为策应林彪南下干的种种阴谋活动,更是义愤填膺。这自然增加了他揭发的可信度。听了他的发言,会场一片哗然,很多人深感震惊:原来军区某些领导人竟是这样死心塌地地跟着林彪跑呀!这位科长的揭发,让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更是雪上加霜:你们下级都知道的事,你们为什么却不揭发?你们这样死保军区原领导,还有没有一点路线觉悟?难道就不考虑一下后果吗?但是,不管如何批斗,这几个人却始终也没揭出有轰动效应、让运动的领导者满意的材料来。那位科长的揭发成了孤证。

在参加运动的机关干部中,不乏脑瓜儿灵活的好事者。他们感到那位科长的揭发有些离奇,便悄悄地向一些知情人作了调查,得知所谓的坟包和“劲松”刻石,都是“高参”林西的创意之作;堆成的“坟包”不止两大一小;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创意”都完成于“九一三”之前。调查结果只在一些信得过的同观点的人中悄悄传播,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更没哪个敢在会议上对那位科长质疑。大概运动的领导者们不久也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因而对这个问题追问了几天之后便不再提起,但是南湖的房子是政变工程的结论不变,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要继续检查交代。至于那位科长,非但未因胡编乱造而受惩处或批评,反而成了运动积极分子,不久又得到提拔。

被批斗得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的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南湖的房子明明白白是为中央修的,中央早晚会为他们说话的。他们苦苦地盼着这一天,特别寄希望于汪东兴,只要汪主任出来说一句话,谁还敢拿这个问题做文章!但是他们的希望却最终变成失望。军区的运动进展情况不断有电报上报,同时上报的还有《大字报选编》,上面了解军区运动情况的渠道是很多的。刘如、王庆林和张小军等人认为,南湖在运动中由中央工程变成政变工程,这不只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而且,弄得大家都知道了,也不利于保密,为什么像汪东兴这样的中央领导人,竟会一言不发,任由一些人在那里翻云覆雨,让无辜者蒙冤背黑锅?这岂不是提倡投机取巧耍滑头吗?以后谁还老老实实执行上级指示!

刹车

大约上面也感到许世友的一些做法太出格了,不利于运动的发展,过犹不及嘛。1974年7月29日,终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军区党委常委发来一份紧急电报指示,批评在前一段运动中“随意宣布刘兴元、丁盛等同志为死党、反革命,对其他同志也点名过多,势必造成人人自危”,要求立即纠正;并决定派韦国清来广州主持军区的运动。这份电报属绝对机密,只在军区党委常委中传阅。韦国清虽然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但他二十年来一直是广西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不过问军区日常工作,现在中共中央决定他紧急赶赴广州,主持军区的政治运动,可见事情非同小可。这是对许世友在政治上的一个重大打击。军区的运动来了个“急刹车”,原来揭发出来的那些引起轰动的材料,揭发者纷纷打了退堂鼓,承认自己撒了谎或者是“听别人说的”,却又记不得是谁说的了。

就这样,对南湖工程的清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移交

当广州军区机关对南湖工程的清查闹得热火朝天之时,其实此时的南湖已经不属军区,而改属中共广东省委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东兴堪称毛泽东最具权威的代言人之一。1971年,广州军区领导仅凭他的几次口头交代,便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修建了南湖(包括松园)工程,并按照汪东兴的意图组建了庞大的党政军统一的内部接待机构。不曾料想,仅仅过了两年时间,还是同一个汪东兴,却又对广东的内部接待工作来了个大改变,他通知广州军区和中共广东省委:今后对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工作,仍由省委负责,南湖招待所移交广东省委。于是,整个南湖工程包括土地园林、全部建筑、各种家具陈设、几十台高级轿车,一概移交给广东省委;招待所的军队干部集体转业。

南湖招待所交出去了,但是,招待所的黑锅还得由广州军区背着。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南湖工程成了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共同的清查、批判对象,所不同的是,由于省委机关对这项工程的来历所知更少,因而他们所谓的揭发批判就更多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更加不着边际。

1975年10月,韦国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他在一次大会上宣布:南湖工程,中央是知道的,以后大家不要再提了。省委最高领导有了明确态度,果然以后便没人再拿南湖问题做文章了。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又把原来江青住的那一组房子拨付新组建的南湖游乐园,用于对外营业,揭开了南湖神秘面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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