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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运:我所了解的吴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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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吴宓与西南师院历史系教师合影(左起:郭豫才、张东晓、姚大非、吴宓、杜钢百、孙培良) 图/《吴宓日记续编》

我所了解的吴宓教授

--作者:王兴运

怎样研读《吴宓日记》?

吴宓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大师,但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研究吴宓,我认为,首先应该深入了解当时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状况,才谈得上研究他在那个时代的活动及其思想、观点和逻辑体系,进而评价他的一生。《南方周末》2009年7月16日发表了南京大学陈仲丹教授的《背诵助教的讲稿:吴宓教“世界古代史”》,其中提到时在西南师范学院任助教的孙甫儒和我。后来,我又在互联网上发现名“克拉苏”和“王子江”者对我的发难。这样,我就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话,同时也顺便说说如何研读《吴宓日记》的问题。

我认为,单凭《吴宓日记》来了解当年的情况是远远不够的。他的日记有何隐讳、遗漏,与事实不符之处?可信度如何?一般人是不可能了解的,只有当事人最有发言权。当年与他共事的人,如今在世的已寥寥无几。关于吴宓的晚年,我认为,应该把上世纪50年代初的吴宓与1957年“反右”以后的吴宓区别开来;把“反右”以后的吴宓与“文革”时期的吴宓区别开来,这样才能正确了解吴宓。阅读吴宓日记也应仔细、认真和前后连贯,绝不可断章取义。最好多做一点调查研究,如果有可能,可以访问一些与他共事的人。人贵有独立思考,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可只根据日记的片言只语,发表不负责任的文字,伤害他人。

绝无逼吴宓背诵之意

吴宓先生1953年2月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世界古代史”。孙甫儒是1954年下半年从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班毕业,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助教(陈文中所记1953年11月24日助教孙甫儒为陈济沧的授课提意见事,年代有误,应为1954年)。陈文中提到当时的教育是“全盘苏化”,用语不当。且不说当时有人抵制(如吴宓先生),就是虚心向苏联学习的学者也不是全盘接受苏联的东西,而是边学习苏联边走自己科研的道路。我也发现,苏联的著述中有不少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1955年11月21日《吴宓日记》中有所反映)。在当时西方全面封锁条件下向苏联学习有积极的一面,不可全部否定,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更是如此。就以林志纯(日知)先生而言,他一方面积极学习和翻译苏联高校教材,一方面也研究《劳易布古典丛书》(TheLoebClassicalLibrary)中的原始史料以及可以找到的西方考古资料和许多名著。当年许多老先生(如周谷城、吴于廑、郭守田等)都是这样做的。

我是1955年8月到西南师范学院任助教的,开始与吴先生合作尚好。那时仅凭借年轻人的满腔热忱,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希望把学生培养好而努力工作。我把自己所学的世界古代史知识无保留地与吴先生交流。我曾根据在研究班时翻译的苏联学者的《族外婚问题》(载1957年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第2期),向吴先生介绍原始社会群婚制以及从群婚向对偶婚过渡的情形(见《吴宓日记》1955年9月15日:“兴来,助宓编订明日讲稿。为宓讲群婚之实况等,多所启发。”此为陈文所忽略)。不但如此,还为吴先生的讲稿(当时他只用旧信封一类的纸片写几个题目和几个外文字,在当时这是教授上课的普遍现象)写了序言,油印发给学生,除介绍原始社会史的史料史学之外,还曾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参与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藉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给以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所藉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页)这几段话是很费解的,须要学生在四年学习过程中甚至一生中去逐渐体会。即使在今天,重温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也会感到震撼和敬佩。这些都是为了工作(并无任何人授意),只是作为吴先生上课时的参考,绝无逼他上课时必须背诵之意。我的热忱和努力完全被吴先生误解了。须知,当时吴先生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有职有权)、名教授,绝不可与“反右”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同日而语。关于集体备课,与其他高校不同。这是西师副院长姚大非的决定。当时吴先生采用的教材是王易今翻译的苏联中学课本《古代世界史》,编者是苏联的著名学者米舒林,但作为我国高校教材还是过于简单,不应该把我国高校的世界古代史教学降低到苏联中学水平。我和孙甫儒说服吴先生放弃使用王易今译本,也绝非易事。吴先生虽学识渊博,但当时让他担任世界古代史教学却不能发挥他的长处,他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更不是专门研究世界古代史的。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用宓之才学不当,且使本门课程受损也。”(1955年9月22日)这的确是他的心里话,也是实际情况。

我和孙甫儒都是从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班来的,深知世界古代史课对学生思想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性,因此非常重视唯物史观的教学。我们对吴先生都十分尊敬,除虚心向他学习外,还力图帮助他把这门课上好。我们与吴先生绝没有私人恩怨,至于集体备课和期中教学检查所发生的冲突和碰撞,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下两种思想、两种史观、两种世界观的矛盾和冲突。1954年11月24日(陈文误为1953年)孙甫儒对陈济沧讲授的亚历山大一节,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发生分歧,就是一例。确如当时的系主任孙培良先生所言,“乃至全中国之教师与助教皆孙甫儒也,公安得而逃之”。按当时吴先生的历史观点和思想体系,与解放后党培养的任何助教和讲师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政治环境决定的。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是难以理解的。

吴宓说:“我就想杀王兴运!”

我与孙培良和吴宓先生的冲突和碰撞,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1955年11月7日在研究实习用的中学课本的会议上。吴宓在其日记中并未记述具体事实。此次会议的实况是:会上我仅针对实习的中学课本中有关查理曼帝国的内容,提出应向学生说明,它是一个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以致帝国最后分裂为三个国家(后来的德、法、意的雏形)。日记中所谓“所带来之书亦误”即指我引以为据的斯大林原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此书却正切合所需。吴宓说我“剌剌不休,坚持己见,阻断良之发言”,实为诬陷不实之语。就我当时的情况而言,一个助教怎敢如此无礼?孙培良的发怒,是他羞于无知,并厌恶马列,他突然站起来,厉声道:“我以系主任身份,命令王兴运出去!”吴宓也立即站起来厉声说:“我以教研组主任身份,命令王兴运出去!”日记中不写具体事实,是他怕日后暴露他们粗暴压迫年轻助教的面目(可知日记的可信度是应打折扣的)。看来他们是蓄谋已久,早就企图寻找机会打击和威吓我,把我赶出学校。但他们想不到我不但不怕,不退出,反而站起来说,“你们没有这种权力!”我理直气壮地坐下来,旋即下楼向历史系总支书记季平汇报。季平让我再回到会场,他可能立即向西师张院长汇报了。看来,事件十分严重,引起院方的重视。这种事若在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一般大学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这完全是过去旧大学旧体制和旧教授的恶习!我到西南师范学院工作,为争得一席平等地位是多么不容易!我必须以行动证明,我不是弱者,不会辜负业师林志纯先生的苦心培养。我不但深懂马列,更掌握了世界古代史的深厚知识和俄、英、日资料的译读能力,这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的。

日记1955年11月21日关于期中教学检查中,我对吴宓的教学提出尖锐批评一事的记述基本属实,但也有误。如:“5.最新科学发明”,我绝不会提出与本课无关的要求。如果提出,也只能是指“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的产生与1952年英国人文特里斯(M.Ventris,1922—1956)解读希腊线形文字B。但这并不是科学发明而是科学发现和科研成果。我提出的问题都是对事不对人,完全是为了改进教学,吴先生既不了解这些情况,更严重的是他的史学观点远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样也就谈不上历史科学了。我的意见只是为了提醒他注意和重视这些问题,他误以为我有意与他过不去,从过去的经历和习惯出发,认为一个助教向“博学笃旧”的名教授提出教学上的问题,实在是犯上作乱!

1955年11月25日教研组第三次期中教学检查,日记记述:“宓听至不能忍处,曾以激且感愤之词还报兴,或予以简短之批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他长久不语,一言不发。我归纳大家的意见,所列举之例均属事实,他不可能“批驳”。教研组秘书孙甫儒一再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最后只说了一句:“我就想杀王兴运!”可见他的恣纵、骄横。这在11月29日的日记中也稍有透露:“使宓恨兴,至欲除之而后快。”读过11月7日和11月29日的日记,读者也大体可以了解当时究竟谁是迫害者、谁是受迫害者了。实际上,当时院系领导张永青、季平等都是站在吴宓和孙培良一边的。我虽然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班毕业(共青团员),成绩优秀,工作认真负责,1956年和1957年边上课,边编写讲义,然而,工资和职称一直受排挤,当了22年的助教。生活困难,可想而知。我忍受了吴宓和孙培良的欺凌、压迫和张永青与季平的不公正对待。不过,我确信,正义和真理在自己方面,以后终究会证明这一点。“文革”后,由于工作需要和唐正康书记(季平在“四清”后离任)主持历史系工作,我的职称和工资问题才迅速得到解决。

最近,我读《吴宓日记》才知道,在系务委员会上郭豫才和邓子琴两位老教授的表态(11月24日和11月29日的日记:“琴在会中发言,谓兴之对宓为‘深文周纳’。余人亦有不直兴者。”)。这说明,在老教授当中,也并不都赞成吴宓和孙培良的所作所为。

12月20日日记记述:“晨,往见良(系主任孙培良),谈兴(王兴运)必须教训之。且曰兴(王兴运)来甫(孙甫儒)始敛戢,二人皆非和善可以诚相感者。”究竟谁是迫害者,跃然纸上。1950年代初的孙培良、吴宓先生和反右以后绝不一样。1958年3月,孙培良和我一起下放农村劳动,他一年后返校,我还延长半年,1959年7月返校,吴宓已调中文系。从此之后,吴宓和孙培良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前后已判若两人,更不消说“文革”中受严重打击和迫害的两位老先生了。1950年代初可不一样,11月24日日记吴宓评孙培良和郭豫才,他当时的心态难道有一点像“文革”时期那种受迫害的样子吗?

和衷共济,柳暗花明

我与吴宓先生矛盾和冲突也仅仅是1955年下半年的事,通过半年接触,彼此都有所了解,双方的矛盾开始缓和。1956年1月11日日记记述:“……下午……政治学习……宓乃乘机表示,以后当与沧、甫、兴和衷共济,不再闹意气。”1956年5月16日他在系委会上的表态,提出我晋升讲师问题,应该说是他真实的思想表露。1957年6月20日“……晨,王兴运偕未婚妻庄倩瀛年十九,甫京来,来谒。”7月15日,是晚王兴运结婚,妻名庄倩瀛,宓未及赴贺。”以后的关系就更好,他把自编《简明英语语法》主动借与我用。以后还有一点经济关系(1957年11月9《日记》:“王兴运还借款10元”)。

1958年3月1日我下放农村劳动。吴宓调离历史系,到中文系。从此以后,我与他极少接触。吴宓到中文系后,思想仍未有多少进步,观点谬误,仍然受到批判和抵制,以至于到“文革”时期受到严重打击和摧残,造成“胫折目瞽”,十分可怜。在那时,我虽然深感同情,帮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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