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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国:我所知道的骆耕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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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骆耕漠

 

 

 

 

我所知道的骆耕漠

--作者:高建国

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先生,于2008年9月12日,他的百岁华诞来到前不久,在北京遽然辞世,距今已一周年。

骆老是我的父执辈。上世纪50年代,他在上海工作时,曾与我家同住一栋小楼。他富有寓意的大名,我自幼便耳熟能详。拙作《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又曾得到他多方指教。

现将我所知道的骆老事迹,追记于此,聊表缅怀之意。

邓小平盛赞的财经领导干部

1948年春,正值中国两大政治力量,于中原大地进行决战前夜,时任华东军区供给部代部长的骆耕漠,在河南濮阳亲受陈毅之命,组建华野第一支财经接管干部大队。家父高景平,自此追随骆耕漠从事财经工作,并与他一同调往中共中原局豫皖苏分局。

中原决战首次战役--开封战役打响后第三天,四处还响着密集的枪声,戴着近视眼镜的骆耕漠,便在前方秘密宿营地急不可耐地跃身上马,带领仅有几十名干部的财经队伍,向烽火漫天的开封城冲去。战场上到处是尸体,强烈的尸臭,几乎可以把人熏倒。骆耕漠一边传令大家撕开衬衫,做防护口罩,一边感慨:“但愿中国从此有个好前途,不要再打仗、再混乱啦。”

直到整个豫东大会战获胜,全面清理战果时,知识分子气十足的骆耕漠,还不断对家父念叨:“这次攻开封,克睢杞,占豫东,打得真是天崩地裂,处处血雨腥风。一个月不到,伤亡总人数就接近6位数啊!陈毅对我说过,这不是以暴易暴,是为了结束专制黑暗统治不得不进行的暴力革命,是新中国的催生婆。但愿新中国能繁荣富强、光明万年啊!”

1949年5月,改任中共华东局财委与淮海战役总前委财委秘书长的骆耕漠,亲自护送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由南京乘坐吉普车前往丹阳,筹备接管大上海。那时,邓小平兼任华东局书记与华东局财委党组书记。华东局财委“五大委员”,由邓小平、曾山、方毅、刘岱峰、骆耕漠组成。方、刘常驻济南、郑州,日常只有曾、骆二位,具体协助邓小平及内定的上海市新市长陈毅,按照新民主主义大政方针,全面制定上海财经接管的重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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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骆耕漠(前排左三)与本文作者之父高景平(前排左五)。1990年摄于江苏丹阳华东财委旧址

据时任华东局财委副秘书主任的家父回忆,由于骆耕漠善于把财经接管与日后建设相结合,并立即作出精确的数字化方案,邓小平曾在丹阳会议当众盛赞:“耕漠是足以信赖的财经领导干部”;并开玩笑说:“这次组建的华东财委,几乎个个都是‘人精’、‘铁算盘’。我对做好这一摊经济工作,很有信心。”如果不是陈毅在丹阳坚持要求邓小平把骆耕漠归还华野,邓原本想在上海接管完成后,带骆一起去西南工作。

解放军接管上海后,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特别是银元非法交易猖獗,新发行的人民币站不住脚,各种企业开工不足,市场连市民口粮与日用品也无法保证供应。国民党广播电台预言,共产党在上海呆不过半年。

在曾山、许涤新、骆耕漠等财委领导郑重建议下,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粟裕等党政军首长下决心端掉了上海银元非法投机据点。财委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经济手段,如挂牌收兑银元、外币,推出货币“折实单位”,在苏鲁皖豫和东北大量购运“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向私营企业放贷资金并提供原料与市场,按经济规律陆续组建地方国营企业,从社会各阶层积极吸纳闲散劳力,随时监控市场、调整价格,逐步缩小工农业商品剪刀差……

由骆耕漠等财经专家实施的这些宏观经济措施,有效制止了已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大上海经济重新繁荣起来,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交口赞扬。

这是新中国财经领域第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胜利。

其后数年,在华东财委领导下,上海一直承担着中央财政约1/4重担,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支柱。

骆耕漠也在这一阶段,升任中共华东局财委暨政务院华东区财委副主任兼华东计划局局长(家父为副局长)。

为了合理安排华东与上海的工商、财贸、金融布局,繁荣局面,骆耕漠经常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一起,在设于南京东路“沙逊大楼”(今和平饭店)的华东财委,召集各阶层财经精英与专业人才,会商制定上海与华东的城乡建设、资源配置与民生改善计划。

为了使上海从消费型城市迅速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经骆耕漠及时指导,一批濒于崩溃的私营企业,如上海吴泾永新化工厂(后以生产优质合成洗涤剂出名)、上海光中染织厂等,按照新民主主义政策,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试行公私合营而复活,成为新上海的骨干企业。

而骆耕漠博学、求真、清廉的特点,与尊重科学、倡导民主的作风,也为新中国第一代财经干部,在一贯卧虎藏龙的大上海,树立起令众人信服的典范。

从高位坠落

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骆耕漠于1953年春调往新成立的“经济内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为高岗),任成本物价局局长;次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成本、物价、财政、金融与劳动工资等,并参与规划全国经济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突发的“肃反”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55年春,正当骆耕漠庆幸未被“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牵连之际,他的好友、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却被诬陷为“隐藏多年的内奸”,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主角。而骆耕漠曾于解放初期,经所在党组织同意,为抗战时期帮助过中共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罗某(骆耕漠任中共浙江省文委书记时,曾与罗某合作抗日),转达出境居住要求,并经扬帆批准成行。岂料,此事在清查时,成为骆、扬“联合通敌”的重大疑点。而且,随着极左路线日益抬头,骆、扬再也无法说清这一问题。

身负“特务嫌疑”的骆耕漠在国家计委坐了几年冷板凳后,于1958年,被中组部安置到中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做专职研究员。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曾于1955年,被聘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搞研究可以发挥长处。

从中央机关的显赫高位坠落,骆耕漠来到远离权力中心的经济所,担任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组长。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他对老部下卜三说:我不仅留有党籍,手里还握着一支笔呢。我可以通过经济研究,继续为人民工作。

然而,形势的变化,却使他难以在书斋里安稳度日。

支持抵制“大跃进”

1958年春,“大跃进”狂潮在中国兴起。

家父时任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随同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去成都、北戴河等地,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眼见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断下达,而上海首当其冲,经济发生极大混乱,便多次借赴京开会之机,向老领导骆耕漠坦言他的抵触与忧虑。

骆耕漠焦急地询问:“上海的情况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家父列举数字如实说明:“在发40度高热,得不偿失,等同于自我破坏,明年必定要出大事。但是中央要求,明年钢产量还要继续“大跃进”。”骆耕漠反感地说:“这样完全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一味凭主观意志办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沉思片刻,果断地说:“你谈的情况非常重要。要想办法让‘大跃进’降降温才好。你赶快去见冶方,把实情告诉他,他现在是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有机会见到中央主要领导,可以说上话。”

抗战时期,家父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并从事地下学运时,即曾得到孙冶方支持,担任著名爱国杂志《中学生》主编;解放初期又与孙共事于华东财委,这时便爽快地应允下来。

经骆耕漠安排,家父数次在经济研究所等地,向孙冶方反映“大跃进”违反基本的科学规律(小高炉炼钢既不问炉温,也不吹氧,甚至用木炭、煤球为燃料),违反基本的价值规律(透支巨额财力换取大量无用的铁渣,却硬要计委下辖的统计局,计入经济业绩报表),已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及整个华东经济协作区,造成严重比例失调与大量负效劳动……家父的讲述,引起这位1923年即加入中共的老知识分子党员极大的震动。

“文革”后,孙冶方对我重提这段旧事时说:1958-1959年,他在不少会议上讽刺“大跃进”是“头脑发热”,抨击“大跃进”是“唯意志论”的产物,并预言“大跃进”将导致不安定的政治局面出现,与骆耕漠以及家父向他反映了上海、华东等地的严重问题密切相关。

由骆耕漠举荐,孙冶方于1958年,郑重介绍家父“这位综合平衡与成本核算的行家”去上海财经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专门讲授综合平衡规律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孙冶方、骆耕漠打算借此推动高校与科研部门对注重上述两大规律的“理性计划经济”进入一场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在“大跃进”期间,这是颇具胆略的理论作为。

骆耕漠与孙冶方一方面明确赞同家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抵制“大跃进”的畸形高指标,努力减轻“大跃进”狂潮造成的损失;一方面反复叮咛家父在中央会议发言及去大学讲课都要注意场合,讲究言辞适度。

但是,家父却是个口无遮拦的人。经济一线暴露的情况,更使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家父在1958年与1959年的全国计划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多次公开发言,强硬地拒绝接受中央下达给上海的高指标(后在柯庆施命令下勉强接受,但保留个人意见)。又当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面说:“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高指标,将砸破上海这个来之不易的‘聚宝盆’,并影响全国经济许多年。中央一定会为‘大跃进’后悔莫及的。”他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下调了上海市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高指标。

在上海财经学院等单位举办的讲座上,家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倘若自我破坏综合平衡并无视最起码的价值规律,造成的全局性经济危机,程度将烈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还不如旧上海的自由经济……这其实也是骆、孙的共同观点。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号召:“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的猖狂进攻”,并要求揪出“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家父于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中,由上海市委上报,经中央批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发配江西德兴山区“锻炼”(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获得甄别,返沪工作)。

家父晚年回忆这段蒙受冤屈的痛苦遭遇时,曾欣慰地对我说:“当时上海也曾企图挖出一个与我相关的‘反党集团’。但我没有违背人格,去咬任何一个人。耕漠、冶方等等,所有和我谈过‘大跃进’负面效应的同志,都没有因我受到牵连。当年的历史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向我说:揭发同类,是具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最不齿的行为。

当年,骆耕漠获知他最为欣赏与信任的老部下,被如此蛮横无理地“戴帽”、打倒,并撵出上海,又恰逢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真是欲哭无泪。他不知怎样安慰家父,只好不断通过书信含蓄地谈心,并寄赠各种各样的书籍,希望家父能从读书中获得力量与快乐。

与顾准、张闻天、孙冶方站在一起

说到骆耕漠的治学精神与大家风范,不能不介绍他同顾准、张闻天、孙冶方等改革思想先驱的特殊关系。

顾准被康生打成“反党右派”后,在劳改营过了几年非人的生活,于1961年冬摘帽,当了一名农场会计。1962年初春,孙冶方便在骆耕漠积极支持下,登门邀请这位多灾多难的思想家,到经济所的政经组担任研究员。这两位抗日老战友的拳拳真情,使顾准心里暖流回荡,他欣然接受了邀请。顾准在“历史自述”中记载:“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地对待我”,“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我是多么高兴”!

为了让健康严重受损的顾准工作中途可以躺一躺,骆耕漠特意在顾准的独用办公室,安放了一张行军床。顾准不少重要著作,如《会计原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译著),都是在这间洋溢着友情的办公室里诞生的。

众所周知,顾准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骆耕漠则是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1956年,顾准鼓吹市场经济的滥觞之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便是不满骆耕漠“计划经济也要坚持成本核算、货币流通、按劳计酬,长期进行过渡性特种商品生产”这一观点而撰写的争鸣文章。

不仅如此,顾准也不满足于孙冶方的“把中国计划经济全面建立在价值规律之上,提倡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说。孙冶方晚年则声明:我提出价值学说是受了顾准启发。

顾准虽因鼓吹市场经济等“反党”理论,曾被打成另类,来到政经组后,却依然特立独行,潜心研究着市场体制、民主机制、世界现代化多元模式与中国文化资源重建,并在研讨会上慨然宣布:“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

对顾准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骆耕漠一清二楚。他与孙冶方心有默契,伸出有力的臂膀,庇护着顾准。

“自然科学百无禁忌,社会科学也不要随便设立禁区。再错误的观点,也包含着真理。今天被批判的谬论,也许明天就成为真理。所以要确保百家争鸣。”骆耕漠当年便这么说。

此前,骆耕漠主持的政经组,还曾接收在庐山会议支持彭德怀而被毛泽东钦定为“反党集团副帅”的中共前总书记张闻天,成为学部轰动一时的新闻。

张闻天写在台历上的格言是:“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政经组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张闻天连续撰写了几篇与毛泽东争鸣的理论文章,如《“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关于按劳分配的提纲》、《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有的还曾在政经组公开研讨。此等海内奇迹,只有在骆耕漠、孙冶方这样的思想家“治下”,才能发生。

政经组还有原国民党中研院著名研究员巫宝三,具有独立见解的年轻学者吴敬琏、张纯音等,皆为骆耕漠笑纳“彀中”的一时之选。

然而,政经组传出的阵阵笑声,也引起某些极左“卫道士”密切关注。他们咒骂政经组:“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暗中窥探着“拆庙、填池”之机。

处于“阶级斗争”风暴中心

经康生批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中科院副院长陈伯达布置,多达70人的“四清”工作团,于1964年10月,大张旗鼓开进经济所。

工作团厉声宣布:立即揪出“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顾准被称为该集团的“黑智囊”。而骆耕漠,既是张、孙、顾的支持者,又是“潘、扬集团”漏网分子,也成为整肃重点,被免去政经组组长职务。

灼热的批判烈火,从“阶级斗争”火焰喷射器,急剧地喷射到张闻天、孙冶方、顾准、骆耕漠身上。这其实是未来全国思想学术界“阶级斗争”的实战演习。

然而,康生、陈伯达没有料到,他们面对的是一批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

孙冶方在批判会上,缓缓解开中山装前襟,扬起两道浓眉,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于我来说,这次是打遭遇战,我应战。我正准备收集材料,进行反击。”又环顾四周,大声说:“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顾准则铿锵有力地对应:“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正等着挨整呢!“

张闻天保持着前总书记的高贵风度,一双犀利的眼睛,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直射会议主持者,似乎在发出抗议,又似乎在透视对方的内心。他每一句回话,都具有很强的理论答辩色彩,使批判者一时难以下手(张闻天夫人刘英对笔者介绍,张对自己在庐山曾按毛泽东要求作违心检讨颇感懊悔,此时便为这些与毛争鸣、实际就是批评毛的理论文章摆理力辩)。

骆耕漠采取了以不变应付万变的策略。他泰然伫立,从容饮茶,用平静的语调,仔细讲述1927年参加共青团与北伐军以来的革命经历、监狱生活,以及1934年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来的学术研究经历。对于政经组所谓“出轨”、“反动”的学术活动,他则一言蔽之:我那是在切实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批判对象的强硬与老练,使幕后指挥者恼羞成怒。康生、陈伯达责令全国报刊连篇累牍报道经济所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展的大批判。大批判文章宣称,“张、孙集团”正“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毛主席的思想大唱反调”。

1965年,“老牌修正主义分子”骆耕漠,与“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被一起下放周口店劳动。顾准被秘密逮捕后,定为敌我矛盾,重戴“右派”帽子,监督劳改。张闻天被批斗后,回家反省,从此撤销可与政治局通话的“红机子”。

“文革”浩劫爆发后,孙冶方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7年。张闻天被隔离审查近两年后,流放广东肇庆6年。而骆耕漠与顾准,则在遭受轮番批斗与持续侮辱后,一同下放河南干校,务农三年余。

在“文革”专制年代,许多人回避顾准胜于逃躲瘟疫。但是,骆耕漠却依然以挚友之情照顾着顾准。他有时让妻子唐翠英给丧偶并患病的顾准做菜;有时约请顾准外出散心,勉励他坚持研究与翻译。倘若不是双目弱视的骆耕漠拄着拐杖奔走,身为“黑五类”的顾准,虽然大口吐血、生命垂危,也无法住进病房。

顾准于1974年冬辞世前,特意在遗嘱中写了一段“衷心感谢耕漠老友”的话。因为,骆在“文革”黑暗岁月赠与他的,是充满仁义、睿智与魂气的大爱。

与汪道涵对谈多元主义

骆耕漠晚年经常慨叹:“太寂寞啦!”他缺少可以畅谈理论问题的朋友。这,部分是由于他被年轻学者误为保守派。

其实,他与许多“两头真”的老干部、老专家一样,早年真诚地献身革命理想,晚年真诚地反思历史轨迹。他们对共和国一幕又一幕悲剧,有着切肤之痛。而他们反思的深度,有时超越年轻学者。

自从我于1995年开始采写《顾准全传》,每次去北京,便蒙老人厚爱,成为他的谈话对象。老人专门关照家中小保姆:此人来访不需预约,随来随见。

思想依然活跃的骆老,十分关注理论热点。我曾向他介绍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在中国的论争。他听完后说:“争论要点无非是: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自发与干预,程序与本质,政策向强势或向弱势倾斜,发展模式向西方多靠靠或对国情多想想……都是值得深研的题目。但是,我不理解,两方面为什么不创建结合部?其实,他们的共同点不少啊。先求同后存异,会对中国改革与思想建树更有利。”

骆老又谆谆告诫:“对关键性理论不要轻易下结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长期过渡性商品经济’,因为,经典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私有制。但是,私有制一旦成为重要现实,就不仅是修改‘过渡性商品经济’提法的问题,还得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是否要修改了。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私有制在事实上已经共存,与其使用旧理念各执一词、大吵其架,不如创建一套新理论、新概念,去解决新问题。顾准大约早已预见到这个局面,所以自称为‘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也就是说,在新的经验基础上,重建理论与文化体系。这些,在你介绍顾准的书里,不是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吗?”

2001年4月,93岁的骆耕漠来到上海,重游故地。

华东财委的老友、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去衡山宾馆看望骆老时,曾当着骆老女儿小豫、小元与我的面,十分坦诚地说:“骆大哥,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正在过大关,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搞呢?”骆老沉思片刻,答道:“‘文革’以后,是‘实事求是’挽救了中国,现在还要靠这四个字。”接着,骆老又拍着汪老的手说:“道涵,你不是提倡多元发展论吗?多元化是个好办法。中国这么大,东西南北很不相同,就让他们用各自有效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去试试看好了……只要国家稳定统一,就不怕。”

骆耕漠所指,是汪道涵闲谈时发表的看法:“我曾去各地做些调研。发现有些地方学搞西方式现代民营企业,或搞中外合资企业,搞得像模像样。有些地方却依靠血缘文化资源进行融资,基本实行家族化管理,这样的企业虽搞不太大,也很有活力与特色。还有些地方,仍然热衷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甚至使用原有的政治鼓动方式,不过多数参与者认同,干劲也很高。另外有些地方的工人,希望长久保留国有制,并为国有制提高效率与公正,积极地献计献策……我看,简单褒贬哪一种理念和模式都不必要,可以多元化发展。”

骆耕漠与汪道涵的见解其实早有默契。他沿着这一思路发挥道:“中国人口太多,世界第一位。既要激发强势的积极性,也要保护弱势的根本利益。总之,用多元模式试一试,也许就试出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化。”

汪老十分欣赏骆老这个论点,连声赞道:“说得好,说得好,也许这样就摸索出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可以一边铺开尝试,一边总结完善嘛。”

骆老又满含怀念之情说道:“顾准早已倡导多元论。他在许多方面先知先觉。”

汪老闻言,仰天长叹:“如果我们共同的老朋友顾准,今天能和我们坐在一起畅谈,该有多好啊!”

这两位老前辈所作的新世纪对话,给我们的启发深刻而久远。


骆耕漠小档案

骆耕漠 (1908-2008),浙江临安人,著名经济学家,我国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流派代表人物。上世纪5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坚持成本核算、货币流通、按劳计酬,长期进行过渡性特种商品生产。推动经济学界开展了对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的研究,确立了与价值规律相关的经济核算思想。

1927年加入北伐军与共青团,后因赤色活动被捕。在狱中自学经济学6年。1934年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曾以《中国目下的货币问题》(1935)等专著,驰名学术界。后去抗日根据地;转赴新四军、解放军财经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科院顾问。1955年被中科院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代表作有:《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问题》(1955)、《社会主义商品、货币问题的争论与分析》(1980)、《马克思论三种社会经济 关 系 的 演 变 》(1998)、《骆耕漠集》(2002)等。丰功伟绩永留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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