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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温雅中有“铁”

温雅中有“铁”

   ──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作者:蔡登山

同为五四时代的温源宁在评价周作人时,说他有“铁与温雅”。其中“温雅”的部分是大众所熟知的周作人形象,至于“铁”的部分,恐非如温源宁观察入微而实际有接触的人所能了解的。温源宁文中说:“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切莫忘记。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1) 也就是说一向给人感觉“平和冲淡”的周作人,有时却有着“深刻泼辣”的一面,这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的:“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也就是说,他一旦愤怒起来,会“抓到事件的核心,彷佛把指甲狠狠的掐进肉里去的”。这显示出他和鲁迅一样都有浙东地方性格中的“硬气”,只是它被“刻意”地掩盖起来罢了。

周作人二三十年代的抒情散文,为人所乐道,有所谓的“启明体”,与“鲁迅风”是截然不同的。“闲适小品”成了周作人的注册商标。人们似乎忽略了他杂文的成就,也很难想象他也有“浮躁凌厉”的一面。但还是有极少数的研究者,如李景彬就注意到“周作人在五四以后所发表的议论性散文,无论在数量上,或者概括现实生活的广度上,都略胜乃兄一筹。周作人本时期以‘人事的评论’为主的散文创作,以内容之丰富和政治色彩的浓烈论,均为鲁迅所不及。”(2)

但没过多久,周作人历经了思想的大转变。郁达夫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遭了‘三˙一八’的打击以后,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负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他以为思想的改革,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便是给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做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到也是于世无损,于已有益的玩意儿。这一种态度,废名说他有点像渊明。可是‘陶潜诗喜说荆轲’,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气概,还可以在他的作反语用的平淡中想见得到。”(3)

周作人曾经一度以反封建的战士形象出现于新文坛,如今他却从“风口”踅回“苦雨斋”,他在“自己的园地”里作着《雨天的书》、《苦茶随笔》,他要塑造“平和冲淡”的形象,于是他不愿把那些尖锐批评社会人事的所谓“杂文”,编入文集里。也因此人们淡忘,甚至是根本不知道周作人有过“凌厉骁勇”的一面,而这些集外遗文,在整个周作人早年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又相当大,一般研究者甚至错误地低估了它的分量,如此一来,对周作人早期思想及创作样貌有了误读,他们径直地认为周作人的消沉与退隐是一贯的,而忽略了其间的挣扎与转折,也落入了周作人自己设下“理智冷静”形象的原意。

据统计周作人自1918年至1930年间,他自编文集未收的就有四百余篇,而这些散见于《晨报》、《晨报副刊》、《语丝》、《京报副刊》、《世界日报.副刊》等的文章,更能看出周作人早期思想及文学道路的发展与转变。当然在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颇为“辛辣”的“骂人”文章,他当年也曾计划将其中的二百篇左右的文章,结为一集,名为《真谈虎集》(案:周作人在1928年出版过《谈虎集》上、下册,收杂文一百三十二篇),甚至连目录也拟好了,但最后因为“绅士气……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而这些集外遗文,长期的不见于周作人的文集中,从他生前到他死后,直到1984年出版家也是研究者锺叔河,花了十年的功夫,在1998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卷本的《周作人文类编》,方才收了进去。当然锺叔河还搜集在1930年以后的集外遗文及未刊稿,总计达一千三百余篇,此均未见于周作人自编文集二十八种之内的,锺氏的辑佚工作,不啻为后来的研究者多开了重新认识周作人的另一扇门,其功可谓伟矣。

对于1918年至1930年间的集外遗文,有研究者将其内容归类为几大项:

(一)语文问题的讨论;(二)对传统思想的攻击;(三)对时局与社会事件的讨论;(四)关于清室、帝制、奴性等问题的评论;(五)围绕女师大事件的论争;(六)与“现代评论社”的笔战;(七)对“五卅惨案”的讨论;(八)对“三.一八惨案”的讨论;(九)对北洋军阀的批评;(十)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等。涉及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本文仅就周作人与陈西滢(陈源)之争,(也就是女师大及《现代评论》之争),来回看周作人“温雅中有‘铁’”的一面,尤其是在众人都知道鲁迅“骂”陈西滢之事,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周作人的“骂”陈西滢,并不亚于其兄,尤其是周作人“骂”人的技巧,更高出于鲁迅,讽刺辛辣,独帜一格。

我们知道“女师大风潮”起因于校长杨荫榆的治校无方及刚愎自用的家长式作风。据当时身为女师大学生的许广平说:“她整天的披起钟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以外,回到学校,不是干涉一下子今天用几多煤,明天撤换什么教员,一屁股往卧室一躺,自然有一大群丫头、寡妇,名为什么校中职员的,实则女仆之不如,然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有时连食带闹,终宵达旦,一到和各主任教员周旋,和学生接谈,都是言语支离,问东答西,不得要领的胡涂虫,学生迫得没法,由各班推举代表去见她,要求她自行辞职。……”。

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日记》云:“女师旧生田、罗二女生来讲,为女师大事也。”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她们(指:来访的两位学生)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4)

而早在三个星期前的二月七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九期的《时事短评》栏目上,以《北京的学潮》一文,嘲讽女师大学生:“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于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3月21日,陈西滢又发表《女师大的风潮》,以“一个女读者”的来信说:“那些宣言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大都不能成立。”文中还提到:“女师大中攻击杨氏的学生,不过是极少数的学生;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表,校内外尚有人在那里主使。”

5月9日杨荫榆以校长和校评议会名义贴出布告,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会干部,全校哗然。5月11日,女师大全体学生加开紧急大会,决议彻底驱逐杨荫榆,将校长办公室、寝室和秘书办公室全部贴上封条。同时学生自治会发出《恳请本校主持公道之诸先生出面维持校务书》。而原本还保持沉默的鲁迅在5月10日发表了《突然想到》一文,将章士钊、杨荫榆之流称作“凶兽样的羊”和“羊样的凶兽”,他告诫学生:“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5月27日,鲁迅及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李泰棻共七人,发表七教授《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由鲁迅起草。

5月30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上,发表《粉刷毛厕》一文,他说:“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陈西滢打着“公理”、“公正”、“公平”的幌子猛攻,最后更指向鲁迅的《宣言》,他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说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太平允,……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周作人见后,他的反应甚至比鲁迅还要快,他马上在6月1日的《京报副刊》发表《京兆人》予以回击,他说:“总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他认为“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心里“卑劣”,“实在可怜极了”,只会更引起“向来不愿多嘴的人”的“反感”,“反而说起话来”。他并明言“我对杨先生对付女师大风潮的办法向来就不满意。”他为了表示要坚决批评下去,甚至宣布“舍籍贯而取说话”,“改籍为京兆人”。周作人因陈西滢此文,明显地激怒了,他在文中,讽刺陈西滢等“江苏人”、“无锡人”,受了杨荫榆在“饭站”请“吃饭”的“外交手段”,造作流言。这和陈西滢同样都是“无的放矢”的流言,正应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些口不择言了。

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他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在文章中徐志摩恭维陈西滢的文章“是分明私淑法郎士的(案: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Anatole France,1844~1924),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士派的‘兄弟’们。》又说:“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周作人看后,深不以为然,他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在1月20日刊登在《晨报副刊》,其中有“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总是学者绅士罢了。……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而另一方面,林语堂在《语丝》六十三期发表《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刘半农也在同期发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及六十四期发表《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某前辈》等讥刺陈西滢的文章。这自然引起了陈西滢的激烈反击,于是他在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九封信,分别是:(一)西滢致岂明(即周作人教授);(二)岂明致西滢;(三)岂明致西滢;(四)西滢致凤举;(五)凤举致西滢;(六)西滢致岂明;(七)凤举致西滢;(八)西滢致凤举;(九)西滢致志摩。并附录三封,计:(甲)西滢致半农(即刘复博士);(乙)半农致西滢;(丙)西滢致半农。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的张凤举,也被牵涉到“叫局事件”中,原因是他曾告诉周作人自己听陈西滢等人说过“现在的女学生可以叫局”的话。然因他和争议的双方,都是朋友,后来周作人要他出面作证,为他所拒绝。也因如此,周作人在这场争辩中,是处于被动的。尽管周作人一再退让,但陈西滢仍是步步进逼,他公布私人通信,其用意在陷周氏兄弟于“捏造事实,散布流言”的不利境地。另外他给徐志摩的信,也澄清自己与杨荫榆并非亲友,也从未受过杨荫榆的招待。

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因为他也在场听到张凤举的话,有一回在会贤堂聚会的时候,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但在他1926年3月1日发表在《语丝》的《致川岛》文中说:“我宁愿人家疑我是造陈源先生的流言,不愿再吵闹下去。这是我所以做伪君子的缘故。”他在信中引了一段书说:“不耻敌多,但须选为敌之人,如有卑鄙之敌,即此已是败北,已是耻辱了。”当时或是他为了自顾“体统”,而已不愿与他所鄙视的陈西滢对骂了。

1926年3月22日,《语丝》七十一期,增设了“不收外稿”的《我们的闲话》,在第一篇中,周作人即穷诘《现代评论》曾否收受章士钊的二千元大洋?嗣后周作人的态度越趋强硬,他在“津贴”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了。4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恕陈源》一文,坐实了《现代评论》拿了一千元,他说:“夫一千元者,非由段祺瑞、章士钊经手而赐给《现代评论》者乎?此即段、章发给《现代评论》之命令,陈源所鞠躬尽瘁地奉行著者也。我们看一千元即可以知陈源说话之原因,看陈源如此说话,即可以知一千元之效力了。”而在4月19日《语丝》第七十五期,周作人在《论并非睚X之仇》一文中说:“他们要收章士钊的一千元,也不干我事,只要他们不丢丑,不要当作贿赂拿,但是,看啊,这样一副情形,由不好惹的陈源先生起来千方百计、明枪暗箭地替章士钊出力,闲话俱在,不是别人能够‘伪造’的。”此后如《我们的闲话.六》、《我们的闲话.九》等文章,都是紧抓着一千元津贴的事,来讽刺陈西滢与《现代评论》的。

此外攻击陈西滢或《现代评论》的文章,还有《我们的闲话.十三.梁任公的腰子》、《同济大学的誓约书.案语》、《陈源教授的报复.案语》、《我们的闲话.十六.怀孤桐先生》、《关于一千元》等等。不仅如此,周作人还发表《论别号之危害》(见《我们的闲话.二十》)以“门内木”的笔名“大闲”,来调侃陈西滢“门内月”的“老牌闲话”。除此之外,周作人在《世界日报副刊》发表的《胡适之的朋友的报》、《条陈四项》、《诉苦》、《霉菌与疯子》等文章,再再都在讽刺《现代评论》与段祺瑞及章士钊。

而最后让周作人大动肝火,并且“下战书”的是《现代评论》中人唐有壬(案:唐才常的次子)在1926年5月18日致函上海《晶报》,对该报5月12日所载“《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报道,做出辩解。唐有壬谓“《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伎,不足为奇,……那时有一位与《语丝》有关系的北大教授,做了一篇骂王九龄的文章,要《现代评论》登载。……我们最初就持着‘只论事,不论人’的主旨,对于这种漫骂攻讦式的稿件,便直截了当谢绝了。这是《现代评论》与《语丝》结怨之始,而三千元津贴的话,也就由他们传达于全北京,他们不仅在纸上写,而且在讲堂对学生说。……”周作人在7月5日的《语丝》第八十六期发表了《〈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一文,抨击唐有壬说:“我对于唐君不得不严重训诫,这便是说《现代评论》收受章士钊一千元的消息乃是从《现代评论》社出来的,收受国民党一千元的消息也是如此。唐君却硬说这是赤俄的消息,信中又拉扯共产党的言动,时时用‘他们’这一代名词笼统包括,这实在是一种卑劣阴险,没有人气的行为。随便说人是共产党,这与前清时随便说人是革命党、乱党无异,不是常人所应为的。……唐君可以放心,《语丝》里没有像陈西滢、唐有壬这种阴险卑怯的人,绝不会去勾结军阀谋害异己的。呵呵,说章士钊的党羽之《现代评论》社的人是共产党,去告发他们!哈哈,这与指一只吧儿狗说是豺狼何异,我们虽胡涂,也何至于此?”。文中还要求“正人君子”以书面或口头郑重声明《现代评论》社,并未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倘若收受便是“畜生之畜生”。稍后,又订正要求,要对方在十日之内──即7月31日前声明,否则即是“默认”。紧接着在7月26日的《语丝》八十九期上,周作人紧盯着这十天之期,他说:“《现代评论》社诸君子鉴:现在只有六天了!章士钊一千元的辩论定于七月三十一日截止。”但到了截止日期,《现代评论》社并没有回应,于是周作人在八月二日的《语丝》第九十期上,发表《我们的闲话.三十》“郑重声明”说:“《现代评论》社收受章士钊一千元一节全系事实”,即使对方诉讼也愿“随时奉陪”,如再掩饰,则乃“畜生之畜生”,恕不齿及。

论者指出,周作人在二十年代虽曾多次卷入笔战,但都以理智摆脱缠斗,而此次对《现代评论》派之咄咄逼人,不假宽贷,实属首见。推其原因,大概是与痛恨陈西滢诬陷“三.一八”惨案受害人,与唐有壬扣共产党帽子以诛除异己的言论有关。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对请愿的学生开枪射击,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是为“三.一八”惨案。3月21日,周作人发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于《京报副刊》,他称“三.一八”事为“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更为野蛮”。他除了要求惩办段、章、贾诸人外,也不能“曲为谅解”“国民军首领”,“姑进以”“最后之忠告”。他除了以理斥责之外,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当民众尚在哀痛与愤怒之中,各种各样为政府辩护或寻找替罪的流言也产生了。对此,周作人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因此当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的《闲话》中,谓杨德群是被“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时,周作人立即引述杨德群的亲属任培道女士的话,予以反驳,并讽刺陈西滢,“有外甥替他的‘娘舅’捏造事实,(案:吴稚晖为陈西滢之娘舅),传布流言,以取媚权贵。”文中抨击陈西滢“实系利用死者以发表其阴险之暗示”。“他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周作人愤懑已极地说:“有朋友对我说,在这样社会里与那样阴险的人去为难,是颇为危险的。……至于危险呢,或者就是通缉吧?因了言论而被通缉,倒也是好玩的。”(见1926年3月30日《京报副刊》的《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

1926年4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恕陈源》一文,其实他是用了反语,他是“一个也不宽恕”,它是一篇鞭挞得更为淋漓尽致的讽骂,他说陈西滢之捧段祺瑞、章士钊,是和府卫同样是“无知识”和“奉令”,因此是可以“宽恕”的。该文泼辣肆恣,狠狠地挖苦了陈西滢,充分显现了周作人对“知识阶级”取媚于当道的愤慨。

此后周作人在《语丝》虽然不再有专论《现代评论》派的文章,不过在他行文立论之间,常扯出该社的人事,而加以讽刺。甚至到了1927年之后,周作人仍有“正人君子”、“一千元莫斯科”、“维特公理”等字眼,来讽刺《现代评论》派。而《现代评论》派的人南下,他仍对其“已全体加入国民党矣”而憾憾不已。

周作人在《论并非睚X之仇》一文中说:“我与陈源一点都没有什么仇。我最初看见陈源先生是在北大,我听说他是由那时在欧洲的刘半农、傅孟真联名保荐来的,这两位都是我很熟的朋友,所以我对于他们所荐举的人,自然也很看重的。第二次见面是在我的家里,那时是两个朋友和我邀请些人来喝酒谈天。以后不久就有了那个时常在《晨报》论前启事的聚餐会,我也去了不少次数,直到‘新月社’成立为止。不过松树胡同我虽然没有去过,在别处的会见却还是常有,我记得去年二月中旬,还曾经承陈源先生和丁西林、张凤举二君之邀,同去逛过玉皇顶,后来或者还会餐过一二次。到了五月末的那一期《现代评论》出来,说起‘某籍某系’的流言,我才心里有点不以为然,但是因为杨荫榆女士是无锡人,是陈源先生的某籍,我以为或者是一时乡曲之见,要替她帮忙,也还不足深怪的。八月一日以后,杨荫榆、刘百昭率领老妈打手,爬墙打扇,章士钊请教东吉祥,正人君子之真面目全然暴露,陈源一面为北大反反章派之柱石,一面在《现代评论》上大做其闲话,为章士钊张目,从这时候起,老实说,我乃完全看不起他了。我与陈源个人始终没有嫌怨,既没有要争那里的教务长,也没有什么别的纠葛,不但未曾有过言论或意见上的冲突,其实真是连眼睛的斜看一下也没有。不,什么都没有。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

从“旧友”到“论敌”,周作人对陈西滢及《现代评论》之论争,恐怕是周作人在论战中,时日绵延最久,论战最为激烈的一役。除了上述周作人对陈西滢支持章士钊的言论是两人激化的主因外,两人有不同的学养、不同的人生际遇,亦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在当时的北京文化界、学术界有所谓留英、留美派的诸如胡适、徐志摩、陈西滢诸人,也有如鲁迅、周作人等留日派的。而周氏兄弟比起陈西滢等留英留美派的博士,地位似乎要来得低点,学者范玉吉就指出,这批师从当时世界著名的学者,就读于世界闻名的大学的所谓欧美派文人,回到国内,往往都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文化熏陶,受到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因而真正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追求现代性──因此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所以他们的发言总带有一种权威感,动辄以西方为参照系,来评价社会现实。这样很容易引起另一部分知识群体的反应,例如《语丝》派的文人们就十分不买他们的帐。《语丝》派的文人除极个别人外,大都没有在国外受过系统而完整的文化训练,没有拿到象征学术水平的博士文凭,但这些人又确实极其聪慧,富有创造力,他们都在文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他便和以《现代评论》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互相看不起。因此后来周氏兄弟常用反讽的手法称他们为“正人君子”、“xx教授”,而称自己为“学匪”,从而在文化心态上保持一种针锋相对的“斗争”姿态。(5)

从周作人与陈西滢的对骂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浮躁凌厉”的一面,虽然他早已到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直到1927年的秋天,他还不能彻底地“平和冲淡”,只要问题触及他的痛处,还是会拍案奋然而起的。这也是他自称是“流氓”与“绅士”中的“流氓面”,只是后来他不愿这些“少壮勇且厉”的文章收入自编文集中,而希望人们只认识他“绅士”的一面。周作人是个复杂的人物,但一般从文学角度去了解,莫不认为他“平和冲淡”的文章,透过草木虫鱼这些细微琐事,开拓了更为精致的私人视野,并将所谓“闲适”的小品文推向了高峰。然而周作人斑杂的思想是需作整体的考察,而不是有意地删削,正如他后来扮演一个“附逆”的尴尬角色,在对日抗战中,他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都是需要被正视的问题,而不能因为他文学上的成就而轻轻放过,这是大是大非的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否则设若周作人在八道湾客厅遭暗杀时那铜扣没有挡住子弹,那就没有后来成为“汉奸”的情节,他那些早就存在的“颓废的历史观”将无所附丽,是这些对历史悲剧性循环的无可奈何,难有作为的叹息,蒸发出一股消蚀斗志的冷气,也因此而引堕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政治游涡中,一切是其来有自的。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白居易的著名诗句:“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是的,假使周作人当年身死,则后面「附逆」的事,无从发生,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但造化弄人,终究让我们看清了周作人的另一面。同样的对于他自己的删削作品,我们觉得相当遗憾,因为从这些大量的集外遗文,你才能看到作家的另一面!你才能印证他思想驳杂的一面!

注释:

(1):温源宁著,Imperfect Understanding,1935年Kelly&Walsh,Ltd.出版。中译本《一知半解》,南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46。

(2):李景彬《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江汉论坛》,1982年第八期,页41。

(3):《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七卷,《散文二集.导言》,页14-15。1935~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4):《知堂回想录》《女师大与东吉祥(一)》,页442,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5):范玉吉《被窒息的空间──以陈西滢为个案分析二○年代中国言论空间开创的尝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月,第3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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