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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1954年:“书信”冲突中的胡适与吴国桢

1954年:“书信”冲突中的胡适与吴国桢

--作者:邵  建

1954年8月间,寓居纽约的胡适和人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吴国桢发生了一次书信冲突。信中,胡适严厉地批评从台湾来的吴国桢“没有政治感”,同时也“缺乏道德感”。而吴国桢在回信中也直接指出胡适“是听了一面之词”,并表示“我很抱歉要与一个朋友持不同看法”。胡吴二人的信件,虽然只一个回合,但却显示了同样是曾经留美也同样是认同自由主义的两位不同人士(一位学界的,一位政界的)之间的价值冲突。这次冲突中,胡适是主动的、发难式的,吴国桢则相对被动,他更多是在作自我抗辩。冲突的焦点,是对大洋对岸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而导致冲突的原因则是先此发生的“吴国桢事件”。因此,胡吴间的冲突首先要从吴国桢说起。

一、吴国桢其人

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除了留美背景和胡适一样外,他和胡适都是通过清华考试留美的。其不同者,胡适没有在清华读过一天书,他是提前一个月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清华的出洋考试,结果全榜七十名,胡适以勉强及格的分数(五十九分多)考中第五十五名。用胡适自己的话:“我很挨近榜尾了。”吴国桢是在南开中学读的初中,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1917年不足十四岁的他考上清华高中,和罗隆基同级。在清华读了四年后,毕业考试及格,就直接赴美读书。胡适比吴国桢早到美国十一年,出于生计和实用的考虑,他先读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一年后转入该校文学院,读政治、哲学、经济等。1915年,因对杜威哲学的兴趣,又转到常春藤盟校的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吴国桢赴美前就听从一位美籍教授的劝告,放弃了美东的常春藤盟校而选择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大学读经济,两年后毕业,吴也转向美东的普林斯顿大学直攻政治学博士学位。对政治感兴趣是胡吴的共同特点,不过,胡适的政治兴趣始终是业余段位,而吴国桢则是因兴趣而变成专业。由于他热衷美国宪法,最初博士论文的选题就是“美国宪法中的总统”。可是,他的导师后来又要他做“中国政治思想”,因此,后来吴是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题目获得了该大学政治系的博士,但博士学位却是哲学的。这一点和写中国古代哲学的胡适在学位上又相同了。有趣的是,胡适虽然比吴国桢大十二岁,又早到美国读书十一年,但博士学位却比吴国桢迟拿一年。吴国桢是1926年拿到学位回国的。胡适因为1917年急于回北大做教授而放弃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因此,要到1927年胡适乘便赴美时补交了十年前该交的论文,才完成自己的学位手续。

在胡吴种种同与不同之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若干年的在美国生活的经历,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都欣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都受过英美自由主义的熏陶,都认同美国宪政下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且都愿意把这种品质的制度移植到中国,甚至也都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在不同的领域内做出过不同的努力——尽管他们是上下两代人。

然而,在胡吴的种种同与不同中,一个很重要的不同,胡适一生关心政治而几乎不从事政治。除了抗战因“国家征调”当了四年左右的驻美大使外,后半生所当的两次各四年左右的官:北大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都不是政官,而是学官。终其生,胡适是个学人,不是官人。吴国桢则相反,博士出身的他,长期以来,不但是个官人,而且是国民党的政要。如果浏览一下他的从政经历,应该说是很显赫的。回国四五年后,还不到三十岁,便从汉口市的土地局局长,先后升迁为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和汉口市市长,其间还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抗战时任重庆市市长,后又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市长。1949年底,国民党大陆失利,吴国桢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一直到1953年离台赴美。

也就是在吴国桢到美国后的第二年,一个学人,一个官人,发生了一次书信纠纷。学人批官人,批的到底是什么呢?

二、与蒋氏父子的冲突

胡适批吴国桢,并不是因为吴是国民党的高官,替国民党做了那么多事;而是批他和蒋介石闹翻后来到美国却反过来揭发自己的“国家”。

身为“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和蒋介石闹翻似乎又有着某种必然。吴国桢毕竟留美出身,美国的民治理念在他和胡适身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胡适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舆论领域宣扬民主,就这一点而言,胡适坚持了一生。吴国桢是政官,有实际权力,他可以在自己的政辖内,有限度地进行民主的实际操作。1949年底,吴国桢接任“台湾省主席”时,其施政纲领有四条,其中第二条“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第四条则“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1 吴国桢是这样说的,多少也是这样做的。如果说1928年后国民党搞“训政”,美其名曰训练国民从事实际政治的能力;那么,放到1952年的吴国桢那里,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了迎接台湾省的第二次市县长和市县议会的选举,吴国桢启动了一项培训计划,即在台北建立一个培训学校,轮番培训从各区选出的民众代表。每次培训是三天,在三天内,要教会这些代表组成民主基础的所有原则以及如何进行自由选举。这个任务是庞大的、繁重的,从它的实际实施到1953年吴国桢被迫离台,尚未全部完成。“现在想来,我开始明白,”晚年的吴国桢回忆说,“也许正是这个培训计划是蒋介石与我最后决裂的主要原因,他或许认为,我是在谋求自己的组织与权力,而那确实远非我的本意。”2

如果上述还是吴国桢一面之词的话,那么,导致吴国桢向蒋介石辞去“省主席”职务的缘由还是和选举事件有关。

(一、)胁迫选举的大规模逮捕
1952年10月,吴国桢巡视全岛回到台北,大批台湾当地人要求与吴见面。这些人面谈的居然都是一个问题,即他们的亲友不知犯了何罪就被逮捕了。身为“保安司令”的吴立即打电话给自己属下的警务处处长,对方回答:他没有签发过逮捕令,那是“中央政府”颁布了一个围捕“流氓”的新法令,那些人是因此而被捕的。
吴又召见自己的下属、“保安副司令”彭孟缉,他是台湾秘密特务总头领蒋经国的亲信(1950年蒋介石在“总统”办公室之下建立一个“资料组”,实为一个特务组织,它由蒋经国一手控制)。吴责问彭是谁抓的人,彭回答说是台湾的各个特务系统。吴追问抓人是否有证据,彭给予肯定的回答。于是,吴要求对方立即提供证据。然而,“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要求让出三天时间再呈上证据,因为这次抓人数量实在太多,多达九百九十八人。吴国桢不让,结果一小时后,来人只能带来一个很小的公文包,里面只有三四人的证据。责问之下,来人推说证据还在各个系统的特务手中。吴不依不饶,下令要求各个系统的特务次日下午把证据全部送交到“省政府办公室”。
次日,各个系统的特务头子以及彭孟缉等人都与会,所有的证据都带来了,也几乎没有证据。近千人的案子,顶多只有十来个案卷。吴下令三天之内甄别所有的指控,如果没有证据就放人。三天后,吴的属下报告,只有十八人有轻微的不良行为,如在公共场合酗酒吵架。吴指示,将那十八人移交法院,其余立即释放。
下过指令的吴国桢接着就去巡访澎湖列岛了,第五天才回来。他本以为问题早已解决,然而报告的人说,一个人也没有释放。吴立即打电话问责彭孟缉,彭推说,我们已经传达了你的口头指示,但没有收到你的书面命令。吴国桢勃然大怒:你们抓人时没有我的命令,口头的书面的都没有,为什么放人却要我的书面命令?既然要,马上给。吴国桢立即草拟了一道命令送达,因此,除了十八人外,其他人于当晚悉数释放。
彭孟缉是吴国桢的直接属下,可是他敢于对顶头上司阳奉阴违,完全是因为有蒋经国在背后撑腰。蒋吴之间类似的冲突已有多起,一个是特务首领,一个是“保安司令”,前者根据政治需要抓人,后者强调抓人需要证据,冲突自然发生。由于吴是“保安司令”,按吴的说法,抓人是属于自己管辖的事,而蒋私自闯入了他的领地。就这个事件而言,这完全是蒋经国操纵的。那九百九十八人(除少数外),非但不是流氓,而且都是各地民众领袖。逮捕他们是一种威胁,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迫使他们按国民党的意愿投票。而这些人作为对国民党候选人可能构成威胁的反对派,或被捕,或受恫吓,尽管人最后被放了出来,但蒋经国的目的也达到了。逮捕就是一种表白,谁投票反对国民党,绝没有好下场。果然,选举开始后,除台北市市长由前任连任外,其他都是国民党候选人以压倒多数获胜。
因此,放了人的吴国桢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当时,他的妻子从美国回来,第一句话就说他面有愁容,而他也向妻子表示,这个“省主席”自己当不下去了。3

(二、)“基隆市议员绑架事件”
事情并没有结束。紧接而来的情况和前面几乎同一性质。市县长选举完毕后,便是市县议会会长的选举。当吴国桢想了解一下各地选举进程时,基隆的情况让他很是吃惊。当天议会开会时,居然没有一个议员到场。原来,有两个议员遭特务绑架,被单独囚禁在某个旅馆里已经两天了。而特务这样做的目的,和前面一样,是想通过绑架,逼迫其他议员选举国民党指定的人为议长。
愤怒的吴国桢又是立即打电话给彭孟缉,指责他玩忽职守,警告说,要么你立即将绑架议员的那个特务解职,要么自己将被迫采取其他措施。这个措施就是吴给基隆市市长下命令,让他带着警察亲自去解救那两位议员,如果遇到反抗,可以将有关人抓起来,必要时可以格杀勿论。市长当然大吃一惊。两小时后,彭孟缉报告,人放出来了。吴打电话向市长落实,对方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吴下达了第二道命令:马上召集所有议员开会,立即选举议长。选完后,亲自将那两个议员送到自己的办公室。当晚,基隆市市长把那两个议员送至吴国桢处。吴又是同时询问,又是个别谈话,但没有一人告诉他,他们是被谁抓的,两人分明都吓坏了。尽管吴一再劝他们别怕,自己能保护他们;他们还是不说,显然,两人都认为吴的保护不起作用。不但如此,这两人还反过来说:人既恢复自由,也就不必再追究什么了。吴知道,他们是怕特务报复。
吴当然不愿善罢甘休,当他从其他特务那里获悉事情是谁干的时,便把彭孟缉召进自己的办公室,要求他扣押负责绑架的那个人,将其开除公职并听候进一步的调查与处分。彭又要求吴国桢给书面命令,吴同样给了他。彭当晚回答吴,命令已经执行。于是吴指示基隆市市长,就此事彻底调查。然而,两天后,那位市长请求终止调查,因为特务方面不仅没有扣押那位责任人,反而给他升了官。吴彻底恼怒了,追问彭孟缉是谁让这么干的,彭拿出了蒋介石的手令。4
当天,吴就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蒋予以退还。吴国桢接着又上了一份,蒋却批给吴一个月的病假,让他休息休息。

吴国桢与蒋介石的冲突,主要来自他与蒋经国的不合,后者让吴感到“我失去了许多权力”,并且吴也反对蒋经国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什么军队政治化、特务政治、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对付共产主义等。而蒋介石失去大陆后,不但不知汲取教训,锐意改革,并且纵容蒋经国所为,甚至放给他更多更大的权力。因此,当吴确认蒋家父子走上“一人控党,一党控政,以政治控制军队,以特务控制人民”时,5 更兼感到自己只是个空架子,于是,他决意退出游戏。在收到蒋介石批假后,吴回信:自己将去日月潭养病,除非自己的辞职获批,否则不会回来。

在养病期间,一起未遂的车祸事件,使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所为,台湾对自己来说已是凶险之地,于是,在宋美龄的作用下,吴国桢以养病并接受母校赠予荣誉博士为由,于1953年5月24日离台赴美。

三、“诧怪”的胡适和初始的态度

胡适和吴国桢差不多就是两代人,尽管都留学美国过,但交往并不多。1946年暌别国土九载的胡适乘船回国,吴时为上海市市长,对胡适尽过地主之谊。当时胡适在吴淞口未能及时进港,直到次日才有船来接,上岸后径去市政府,因此,当日日记中载有“受市政府吴国桢先生的招待”。这是胡适踏上国土后的第一顿饭,不知道他是否印象深刻。6 1952年11月,寓居美国的胡适第一次返台,在他与陈诚等政要的会面的照片中,吴国桢就在他的右身后。吴国桢此番来美,鉴于胡适的特殊的地位和声望,也少不了和他联系。来到美国一个月后,吴国桢从纽约给胡适打电话,要去拜访。电话中胡适表示自己的地方太小、太热,还是自己去看他。这是1953年的6月28日,胡适去同吴氏夫妇谈了三个钟头。这三个钟头都谈了些什么呢?胡适日记并不详细:“他们谈的话,使我十分诧怪。吴太太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深信上帝保佑我们,胡先生是无神论者,他也许不相信。’”记了这一段后,胡适补了一句“我所谓‘使我十分诧怪’,当然是指他们的话的一部分”。7

是什么话使胡适感到“诧怪”?今天不能确切得知。但可肯定,吴国桢会向胡适诉说他在台湾的遭遇以及为什么来美,而这一切无疑出乎胡适意料。胡适信不信呢,在胡适日记中是含糊的。“诧怪”就是一个含糊而未置可否的词。

然而,“诧怪”的胡适最终不能容忍吴国桢,是有一个过程的。自1954年初吴国桢因个人原因(相传他离台时套汇五十万美元存入美国银行)开始和蒋介石公开翻脸时,毋宁说胡适对发难前期的他还是认同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1954年2月间,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会议”,议题是改选正副“总统”。胡适回台与会。远在美国的吴国桢于2月27日专门上书给“国民大会”,并分别致函蒋介石和胡适之,就此信作相关说明。在上“国民大会”书中,吴国桢痛陈台湾当局专制之弊,并提出应该立即采取的六项措施。信末,吴国桢要求大会讨论该文同时在台湾各报发表。在给胡适的信中,吴国桢附上此文并请他从中帮忙,曰:“兹谨将原稿附上。但国民代表大会能否讨论,须烦先生便中一催。”8 在这封公开信中,吴国桢把台湾问题归结为六点:(一、)一党专政。(二、)军队之内,有党组织及政治部。(三、)特务横行。(四、)人权无保障。(五、)言论之不自由。(六、)思想控制。而他提出的相对应的六条建议是:(一、)彻底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即反对把国库当党库)。(二、)撤销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三、)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即限制之)。(四、)公开接受无辜被捕者亲友之控诉以保障人权。(五、)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何以不能自由。(六、)撤销青年团,并不得再有变相之组织。9 吴国桢的信“国民大会主席团”收到后做过讨论,形成的决议是“不予受理”,但决定把此决议连同吴的来函一并印发给每位代表。至于吴在台湾公开发表该信的要求,“因其内容严重损及政府形象,国民大会主席团对此文发表与否,分为两派,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这时胡适发挥了他的作用,大会最后“终于接受胡适之的意见,于3月11日在台湾各地报纸全文发表”。10

显然,胡适不是因为受吴国桢之托而帮忙,而是出于对吴笔下台湾状况的某种认同。还是在吴国桢1953年尚未赴美之前,第一次返台的胡适在离台前一晚赴蒋介石的送行晚宴上,就对蒋介石“说一点逆耳的话”。胡适说的是什么呢?在他当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11 如果说这是胡适在私人场合当着蒋的面有话直说,那么,在公开场合胡适则会换一种方式,即以一种幽默而机智的方式反话正说。当他第一次返台后,美国《时代》周刊有过评价性的报道,报道中说:“在台湾,胡适呼吁要新闻界更大的争论和批评的自由,他揶揄引用了报刊文章中的一句话:‘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12 其实,就是胡适一人的言论自由也是有限的,比如以上胡适对蒋介石的一席话,只能在私下说,它是无法上传到公共领域中去的。不过,威权体制和极权体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多少还存在着发表一定意见包括政治反对意见的空间,上述吴国桢的檄文式的信能够在台发表,多少也说明一些问题。

4月份,胡适离台返美,临行前,他对吴国桢的公开信表示过这样一个态度:“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加以拒绝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13

胡适说话有高度的技巧。陶希圣曾评论:胡适说话既能很好地适应每一次谈话的场合,同时又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同样,唐德刚也认为,胡适说话在高度技巧的情况下,却是有什么说什么。这里便是一例。吴的公开信公开后,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的声讨自不待言,就连当时台湾的两所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全体教授”也披挂上阵,联名发表文章,对吴国桢的“叛国”行径群起而攻之。针对吴国桢“言论不自由”的批评,以台大教授毛子水为首签名的抗议书中说:“在自由中国之内,人人享有基本的自由。如信仰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这是铁的事实。吴君说自由中国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实与事实不符。我国并无新闻检查制度,出版的刊物我们看见的有一百余种,都可畅所欲言,吴君恶意攻击的原函,也可在报上发表,就是一个证明。”14 这段话除最后一句因某种特殊原因多少可以成为“证明”的话,台大教授们不知是否知道,真正的言论自由是人的天赋自由之一,而当时台湾的言论自由(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显然不是天赋的,而是政府默准的。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让你言论自由,也可以让你言论不自由。在政府有权干涉言论的情况下,言论即使是自由的,也应视之为没有言论自由。因此,吴国桢的批评没错,而台大教授群体哪怕是在某种势力的策动下反控吴国桢,这样的言论表述,也令人感到不堪。连大学知识分子都介入了对吴国桢的围剿,足见当时情形之一斑。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下,胡适上述讲话把吴国桢的批判口吻变成了正面诱导,它以“假使”为切口(这样不至刺激当局),暗中却默认吴信中提出的内容都是些“根本问题”。只是,这些根本问题在吴国桢那里是炸药,在胡适这里却转换成可以对社会有益的改革的药方。这是地地道道的胡适的言论方式,从中也可见胡适对吴国桢事件的态度。

1954年4月5日,是胡适离台返美的日子。在台北松山机场,面对记者问及对这里还有什么希望时,胡适留下了起飞前的最后的话:“我希望更进一步实施宪政。我们这部宪法很不错,尤其是第二章第八至第十八条规定(关于人民权利之规定)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如果规规矩矩照着去做,结果一定非常的好,我认为无条件的自由,是没有什么危险的。”15 宪政、权利、自由,胡适的话和吴国桢的公开信,一个是批判,一个是希望,但其思路乃至用词并无什么不同,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毋宁是呼应的。回到美国后的胡适于当月就写信给吴国桢约其见面。如果说十个月前,是来到纽约的吴主动打电话给胡适,这次胡适的主动和迫切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胡吴于4月17日在美国最小的州罗得岛州见了面,两人晤谈的时间长达八小时左右,而且直到深夜。这八小时都谈了些什么,胡适那边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倒是在吴国桢给胡适的信以及他晚年的口述中,尚可得知一些零碎的内容。吴说:“那时胡博士刚从台湾回来,我们谈了八个多小时。他问我,当我在那里时,台湾政治犯的人数是多少,我说我计算是一万到一万两千人。然后他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我叫道:‘真的吗?’他说:‘是的,你的数字也许不包括那些因政治原因而遭监禁的军事人员。’我承认这有可能。”16 这是吴国桢的单边叙事,如果属实的话,似乎胡适对台湾的政情比吴国桢还清楚,而且对它的恶化比吴国桢估计也更充分。只是,他为什么行色匆匆地要找吴国桢,难道就是要落实这个数字吗?除此之外,两人还谈了哪些内容,是不是还衔有什么特别使命,比如劝吴不要再攻击台湾,这些都已无案可稽了。可以确定的是,胡吴会晤在表面上至少不是非友好的,尽管胡适对吴的有些话感到不诚实,并且反感,同时亦有所批评(说他“没有政治感”),但直到这时为止,他们之间尚无冲突发生。

四、太平洋那边的风波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

按吴国桢自己的说法,1954年4月中旬,蒋介石派吴的旧识刘文岛到美国去劝吴,台北不再攻击吴,吴这边也停火,于是这场隔洋大战便偃旗息鼓。17 台北的举措应该也与胡适有关。当时台湾当局对吴国桢在美国发难,先是希望息事宁人,后来则动员舆论攻击,“终则循胡适之的建议而停止攻击。胡氏认为吴国桢在美国并无新闻价值,他的言论不会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如政府根本不重视其言行,不予置理,移时即如李宗仁之下场一样,无人理睬,今则动员全台湾党政军民,对吴围剿,反而提高其身价。”18 然而就在台湾方面偃旗不久,因为吴国桢的一篇文章,胡适自己却披挂上阵了。本来一场当局与个人的隔洋大战,赓续成了胡吴两人在太平洋那边的风波。

冲突的发生,缘于吴国桢于1954年6月在美国Look杂志用英文发表的一篇写给美国人的文章《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这篇文章的大要已由南京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杨金荣先生汉译过来)。吴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告诉美国公民:

(一、)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蒋介石已让他的儿子蒋经国做他的继承人且将大部分权力转让给他。
蒋经国已完全控制了执政的国民党,完全控制了军队,并力求把它完全变为个人权力的工具。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他快速建立起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极权模式的权威,他甚至模仿希特勒的青年团和共产主义的青年团,而建立起青年反共救国团。
(二、)秘密警察
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我们一直有秘密警察在运作。……他们会毫无证据……进入某一办公室,手持转轮手枪,对桌子后面受惊吓的人说:“你是王某吗?”说完拖起人就走。我曾释放过这样的囚犯。到1950年底,我甚至从蒋介石那儿得到命令,逮捕民众只要民警许可就行了。
(三、)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
独裁者致力于建立秘密警察和控制军队,操纵选举和破坏司法程序,这些还刚刚开始。今天,控制青年人思想与心灵、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计划正在实施中。……惹怒或冒犯台湾当局者的报纸被迫暂停出版,记者和撰稿人经常被打入牢房。台湾的报纸现在只为国民党的政党路线服务。
因此,“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三十至四十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台湾和美国的纳税人都在为青年团、秘密警察、国民党和其他权威机构买单,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一点。”19

吴国桢的文章6月13日刊出,其时,胡适、梅贻琦这两位北大、清华的校长正在前南开大学校长何廉之纽黑文的家中做客,那一天他们将要出席晚上耶鲁大学举办的庆祝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在耶鲁毕业一百周年的纪念会,胡适还将在会上有演讲。是何廉把吴的文章拿给了胡适,按胡适给吴国桢信中的说法,“你的母校校长发觉它不真实到令人厌恶的程度,以至他根本读不下去”。而“第二个星期我拿起来读,而我也发觉不可能读下去”。

读不下去也得读。胡适不仅读了,还有所动作,并且很激烈。针对吴国桢的信胡适有两项举措:

(一)8月3日,发信给吴,对其痛加谴责;(二)8月16日,也在美国杂志发表文章,肃清吴在美国公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给吴的信中,胡适劈头就说:“当今年4月间我与你作差不多八小时的长谈的时候,我曾经说:‘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政治感(Political Sense)。’现在我不得不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常识(Commom Sense),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他缺乏道德感(Moral Sense)。’”(以下再引则注为《胡信》)20

什么叫“没有政治感”?吴国桢是一个政治家(为国民党服务那么多年,也难免没有政客的成分),他难道不比一介书生的胡适更懂政治?而且,吴国桢的文章基本上没有脱离他几个月前“上国民大会书”的框架,为什么胡适对同一内容的不同文本却态度两样呢?这倒需要索引一下胡适自己未加说明的“政治感”了。

就胡适的政治感而言,不妨借用他作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杂志某社论的话,“一个真正懂得政治的人,决不会轻易苛责政府的‘不民主’”,21 尤其是在政局动荡的时候。此话虽非胡适所言,但却合那个时候的胡适之意。1950年代初的台湾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刻,在胡适眼里,最重要的事务便是“抗俄反共”,而台湾就是赖以完成此任务的最后一块基地了。至于如何“抗俄”,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具有自由倾向的人,认为应该吸取大陆教训,厉行政治改革,推行美式民主,如吴国桢;另外一种则认为,只有用苏联的方式才能对付苏联,过去在大陆吃了这方面的亏,现在正应接受教训,持这种看法的代表是蒋经国。胡适当然认同前者而不会赞成后者,但政治不仅是“理念”更是“策略”。也就是说,“民主政治”我之所欲也,“抗俄反共”亦我之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则“抗俄反共”优先也。这并非说胡适不要民主,问题是,当政局并不稳定而稳定又压倒一切时,来自吴国桢那种民主政治的批判如果和岌岌可危的政局相抵触,胡适是不会赞同的。还是在1947年时局苍黄反复时,胡适就表示不仅要批判式的“扒粪”,而且还要知道什么时候“停止”。进入1950年代的胡适对政治的意见更是主张“建言”而不是什么“批判”,他在另外一个场合用过一句美国谚语:“不要在公众面前洗涤臭气熏天的裹脚布。”这很能反映自由主义者胡适晚年迟暮的保守心态。保守的胡适有自己的政治感,而脱离体制的吴国桢当然也有他吴国桢的政治感,胡适批评吴国桢没有政治感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政治感吴国桢大可不必上书“国大”,也不必连续上书给蒋介石。由于胡吴两人的政治感此刻不一样,因此冲突难免发生。

当然,导致冲突发生的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吴国桢此文和“上国民大会书”的政治诉求不一样。前者的诉求对象是“国大”,虽有批判,但落脚点是建言;然而,后者的诉求对象却是美国公众,而且是一味地揭发。如果说胡适已经不赞成在公众面前洗涤臭脚布,又怎能忍受吴国桢向美国公众攻讦自己的政府呢?晚年的胡适有一条很自律的游戏规则,即人在国外“决不会发表毁坏自己国家与政府的名誉的言论”,胡适把它称为“这是我们在国内提倡言论自由的一班朋友的一条戒约”。22 吴国桢事件发生后,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两地的华人报纸这样比较胡吴,说胡适在美国从不批判自己的政府,唯有等到回国时,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吴国桢完全相反。23 很显然,吴国桢的做法按胡适的游戏规则是破戒了,不独如此,以胡适当时的政治感,吴文的致命处在于它有可能对台湾方面的利益造成直接损害。台湾当局是靠美国的安全承诺和经济援助得以维系的。胡适不是不知道,1950年代初还在执掌白宫的杜鲁门(包括国务卿艾奇逊)不但对蒋介石当局失望,而且很厌恶,不过出于“冷战”需要,把台湾划入自己的防御体系。胡适同样知道,台湾的安危不在台湾自己的力量而在于“冷战”里美苏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对峙,如果撤去美国的庇护,台湾是不可想像的。在胡适看来,没有政治感的吴国桢分明是釜底抽薪拆自己政府的台。他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是在告诉酷爱自由民主的美国人,你们的纳税钱被你们的政府花在扶植一个“警察国家”上(尽管吴文本意并非如此),而在一个“民主国家”,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胡适正是意识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才迫不及待地出阵,替他所谓的“国家”来讨伐吴国桢。

当然,胡信对吴国桢谴责更严厉的还是政治感后面的“道德感”,它使胡适的信变成一个带有“酷评”性质的道德批判,这在胡适一生的行文中都是少见的。“我很惊异于你所作的许多项存心说诳,用来欺骗美国民众!并且用来诬蔑你自己的国家和你自己的政府;而它的每件错误与劣行(Misdeed)你都不能逃避一份道义责任,正因为在你当权时从不曾有道义勇气讲出来。”(《胡信》)这里的道德指责有两点,一是吴在说谎,二是他缺乏道义勇气。

吴国桢在说谎吗?就此,胡适提出了三条指控。除了第二条指控属于道义勇气方面,第一条和第三条几乎都不能成立。胡适的第一项“存心说诳”,是指吴文中的话:“既然台湾被宣布处于紧急状态(under a state of siege),任何性质的一切案件都被送到军事法庭。”(《胡信》)吴的话如果有问题,也只是在表述欠妥上,也许送到军事法庭的案件未必是“任何”和“一切”,但“大量”总是存在的。胡适充其量可以指出他的夸张,却无以责他在欺骗;更不能说“你为什么要讲出这种毫无根据的诳言作为你全篇文章的基础”。(《胡信》)说吴文“毫无根据”,正如同吴文说“任何”和“一切”一样,都是以偏概全。何况胡适不是不清楚台湾的政情,如前,他和吴国桢做八小时左右交谈时,对台湾政治犯数量的估计要比吴国桢大得多。如果说吴国桢的表述分明是以大量事实为根据,而胡适却一笔抹煞为“毫无”,那么,这说话的两方到底是谁有“诳”的嫌疑呢?

第三项“说诳”是有关“青年团”的问题。吴国桢指谓台湾成为“警察国家”的证据之一就是蒋经国按照希特勒和苏联的方式建立了青年团,而且“他命令所有教职员成为其干部(officers),所有学生登记为团员。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赤色的青年团”。(《胡信》)胡适的批驳同上,不是看事实本身,而是抓住吴在判断上的全称性以攻之。如果不是全体学生都登记入团,这个团就不存在了?如果这个团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吴国桢的欺骗又从何说起?就此而言,胡适对吴国桢的批评是无谓的,也是甚不得力的。

甚为“得力”的批评是第二点。当吴国桢说台湾的任何案件都要送到“军事法庭”时,吴自己正是台湾的“保安司令”,抓人审判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而吴国桢却说“但是我对那些审判不能讲话”,同时“我常常连档案都看不到”。诧怪的是,在胡适接触到的一些判决书上,恰恰又有吴国桢的签名或印章。这在胡适看来,吴分明是说谎了;尤其不堪的是,既然如此,你在权位上为什么对你现在所说的这些没有批评的道义勇气?胡适的指责是很堂皇的,堂皇到像是一个美国人批评中国人。但凡一个中国人,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起码的了解,都无法不感到胡适的指责过于尖刻,至少缺乏同情之理解。这不是替吴国桢辩护,吴国桢的确有他该承担的责任,问题是他的责任到底有多大?一个文官,兼任“保安司令”,不但权力被架空,同时还被要求交出自己的图章。而胡适却说“假如实情如此,你应该被责判为一个道义的懦夫”,“因为你把你的图章交给他(指吴的副手彭孟缉)”(《胡信》)。这完全是不顾人的具体处境而逼人去做道德英雄的大话。应该说,吴国桢对审判“不能讲话”是真的,但能讲话的时候也是有的;档案常常看不到,却不妨碍他有时也能看得到,比如他坚持要看时。吴的话三分之一是实情,三分之一是无奈,还有三分之一是洗刷。衡量吴国桢,主要不是看他在某些卷宗上签名与否,而是看他在这个位子上是否努力使那些非法律途径的案卷在总量上减少。以吴国桢的亲美倾向以及他与蒋经国在权力上的抵牾,于公于私他都会做出这种努力而不至同流合污,尽管更多的时候他力有不逮。

应该看到,胡适在道德问题上给吴下药,不是因为吴国桢当年做了些什么或没做些什么,而是因为吴国桢今天在美国的表现。假如吴安心于一个寓公,他的道德问题就不存在;但他一张口,道德问题立即浮出水面:“你当权时从不曾有道义勇气讲出来。”胡适的逻辑殊成问题,如果以此为衡,不仅吴国桢,就连胡适的那些朋友,比如王世杰、朱家骅诸人,甚至包括胡适自己,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都有这个“道义勇气”的问题。然而本文不打算按照胡适的逻辑去对他们做道德批评,因为没有意义。吴国桢等既然选择了从政,既然在体制内做了高官,他就无法同时再选择胡适意义上的“道义勇气”,或者,他的道义勇气就不是“讲”(批判)而是“做”(兴利去弊)。是“做”而非“讲”成为体制内官员的“责任伦理”,正像“讲”而无从“做”因此成为体制外批判知识分子的“道义勇气”。胡适似乎没有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必要的伦理分际。吴国桢要则不讲,要讲也只有等到他脱离这个体制之后。因此,人在美国的吴国桢对台湾当局反戈一击,尽管其中不乏私怨的成分,但观其大体,还是可以说,吴的举止未必不是吴自己所认持的“道德感”的一种表现,它可以不为胡适所接受,但似乎也不必引起胡适如此激烈的反应。
只是,这样的反应还不是更严重的。

五、“台湾是多么自由”?

自1954年4月胡吴见面和6月吴发表那篇文章后,8月间,胡吴的彼此动作是:

8月3日,胡适从纽约给吴国桢发信。
8月7日,人在伊利诺伊州的吴国桢回信给胡适。
8月16日,胡适发表文章《台湾是多么自由》。

收到胡适信后,对胡适几项“说诳”的指责,吴国桢是一一辩护,而对胡适关于政治感和道德感的批评,吴却不加辩解而照单认账:“你说的‘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政治感’,我完全同意。我甚至进一步说我同意你所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常识,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他缺乏道德感’。”24 然而,接受之后,一个抑扬,吴国桢表示:“我后悔的是我在过去许多次向道德考虑以外的其他影响力屈服。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现在决定只根据道德考虑从事,不顾其他。如果我过去犯了错误,那因为我以前太软弱,而我的确现在正努力不再软弱。”信的最后,吴国桢明确表示“我很抱歉要与一个朋友持不同看法”。(同上)

接到吴信后,胡适没有表示,但按胡适次年给殷海光信中的说法,吴以后又在旧金山的报纸上发表过“攻击”胡适的几封信。本来,胡吴间的书信是私事,如果吴在报纸上发表,此事就公共化了。当然,胡适也从私信走向公共化,他没有再给吴回信,但却在杂志上对吴公开批评,这篇文章就是他在美国New Leader上发表的《台湾是多么自由》。
就文章而言,胡吴的题目都那么耐人寻味:

一个说“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一个说“台湾是多么自由”。

如果说吴文的题目让胡适感到触目惊心(否则他的反应何以那么激烈),那么,胡适是否想过,他的题目也同样让人(至少是笔者)感到惊心触目。谁都知道,当时台湾的威权政治鉴于它自认极权不够的教训正日益走向极权化,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却以这样的题目作出了这样的文章,因此,不管有多少可以理解的理由,胡适的问题都相当严重。

为了消解吴国桢文章在美国公众中造成的负面影响,胡适借一位旅台的美国人之口这样渲染台湾的自由(这依然是南京大学杨金荣博士的翻译):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

“没有新闻检查,没有进出入检查……各国记者出入自由,驻台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记者们,随时可以发回报道。

“在自由中国拥有的另外一些自由,如迁徙自由、择业自由、进入台湾不再容易……但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Vermont)、堪萨斯(Kansas)或俄勒冈(Oregon)。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以下再引则注为《胡文》)25

几乎是一个世外桃源了。固然,这是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台湾和台湾的自由,它有可能是真的——对那位美国人来说;但对中国人,以上这一切,难道也是真的吗?

然而,胡适就能这样告诉美国人,那位美国先生“描述的是现在台湾岛上八九百万中国人生活和自由的总体情景”(《胡文》)。好一个“生活和自由的总体情景”,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会有胡适这种感受,问一问当时住在台湾的雷震和殷海光们吧!其实,就是胡适自己也心知肚明。1955年,殷海光就吴国桢事去信胡适,言及台湾状况,胡适回信说:“台岛情形,我岂不知?”26 如果胡适知道台湾的真实情形,那么,他对美国人的描述所作的归结就是虚假的。前此,胡适声口谴责吴国桢在美国人面前“存心说诳”,现在他是不是就扮演了自己所抨击的角色。

以下内容大致和给吴国桢的信一样,就“军事法庭”、地方选举、出版自由以及蒋经国作为蒋氏政权继承人等问题,一一为台湾当局“辟谣”。

就出版自由而言,针对吴国桢说台湾“不再有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变成无稽之谈。可能有一例外,就是胡适博士主办的双周刊《自由中国》杂志”。胡适说:“《自由中国》杂志不是例外,这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具有道德勇气讲话的人都可享有的。……其次我想说,胡博士主办的刊物如何且为什么在‘警察国家’所享有的出版自由,对吴博士来说是个例外?《自由中国》杂志当然不享有例外的自由。很明显,1951年6月,无论是‘民主的’吴博士、台湾省主席和台湾保安部队总司令,都不能保护这本杂志。如果‘胡适主办的双周刊’享有任何例外的自由,也是奋斗五年才赢得的。”(《胡文》)

胡适的文章特地提到1951年6月,这是《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因而和台湾“保安司令部”发生冲突的一个事件。文章对台湾“保安司令部”有计划诱人入罪的金融案提出批评,因而惹怒了执掌实权的彭孟缉,这位“保安副司令”要到杂志社去抓人。也许人在美国的胡适不知道,正是身为“保安司令”吴国桢的介入,人才免于被捉。吴国桢当时就退回了彭孟缉要抓人的呈文,并打电话将情况告知发行人雷震(据雷震回忆,当时吴国桢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说:三哥,别的事我不管了,人是可以不捉了)。27 吴国桢“不能保护这本杂志”,但却保护了杂志社的人。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肯定的。胡适不知就里否定这一点,不过是要表明,《自由中国》的自由如果是“例外”的自由,也是它自己奋斗来的。情况真的像胡适说的这样吗?不。这里没有人否定《自由中国》在言论自由上的奋斗,但它的自由,或,就它所获得的自由的范围,主要不是奋斗来的,而是来自国民党的“优容”。事实很清楚,只要这本杂志超出了当局的认可幅度,越奋斗,它的自由就越小。这,只要看看杂志本身及其主办人雷震的命运就知道了。看到胡适上面的话,远在台湾的雷震写信时忍不住了:“先生说《自由中国》之有言论自由是它这五年争得来的,不料我个人的自由则因是而一天比一天缩减,竟至变成囚犯。”28 不幸的是,雷震一语成谶,几年后,杂志关门人下狱,而且一判就是十年。究其因,言论自由即为其一。因此,胡适说台湾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具有道德勇气讲话的人都可享有的”。“享有”云云,反讽而已。

最后,胡适还是没有忘记对吴国桢的讨伐:“怯懦、自私的政客们在享受政治权力时保持沉默,而权力不再,且安全地离开祖国时,却又向自己的祖国和政府泼脏水,这些政客们永远都不会赢得争取自由民主的战斗,因为他们自己的每一个错误和劣行,都逃不了道德责任的正义评判。”(《胡文》)胡适是在私设道德法庭,即使说的全真,也未免把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了,或者,简单地把政治问题道德化了。一个政客在位时,怯懦与自私是常态,甚至还不止如此,比如当年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评价这位能干的上海市市长就是“八面玲珑,十分圆滑”。29 这就是政客。但政客对民主政治的构成,其作用未必就小于道德志士,因为政治(即使是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包括政客在内的)利益博弈,它不是纯粹的道德行为;而且即使出身政客,注定离位后就不再有张嘴的权利?转从道德角度,也有个“私德”和“公德”的界分。就其私德,蒋介石对你一贯不错,你也鞍前马后追随了二十多年,然而,一旦闹翻,老底子都给兜出来,难免不令人诟病。但正如梁启超所批评的那样,中国人只讲私德而不讲公德,只有私忠而没有公忠。吴后来的做法,哪怕私德失分,如从公德和公忠,却又未始不可。至于在政治上,胡适说吴“向自己的祖国和政府泼脏水”更站不住。吴不是向“祖国”泼脏水,而是向“政府”,这是两回事。即使对“政府”,也不是泼脏水,而是道实情。那个“政府”,那种“政权”,本身就不干净,无需人去泼。倒是不泼脏水的胡适,无论文章题目,还是行文本身,是不是都不免“美化”之嫌呢?

六、“辩白”,还是“不明不白”

然而,就胡适本人而言,他绝无“美化”之意,而是在为“国家”“辩冤白谤”。

1947年,蒋介石派王世杰劝说胡适就任考试院院长和国府委员时,胡适一则表示“我不愿意放弃我的独来独往的自由”,另则也向体制推心置腹:“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究竟有点用处。”30 1949年6月,胡适已经到了美国,当时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发表他为外交部部长,胡适坚辞不就时也很恳切:“……适在此为国家辩冤白谤,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31

没想到,胡适确有远见,他此时发挥的也正是这个作用。吴的动作,在美国掀起了波澜,“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道”。32 然而,胡适出马了,曾经获得美国三十多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胡适,其影响毕竟要比吴国桢大得多,而且也比国民党大得多。国民党驳吴国桢是官样文章,双方吵架,而胡适的身份是第三者,是私人。因此,用时人徐复观的话:国民党有胡适这张王牌,在反驳吴国桢的宣传上,胜于十万雄师。33 当时是台湾当局接受胡适的意见放弃和吴国桢对阵,倒是胡适自己不待他请而自行跟进,替其反击,不惜与私人交恶。胡适来美后,常说的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胡适强调这个“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在胡适的心目中已经高于一切,即使自由和民主,也必须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才能谈及。因此,胡适看到他所认为的损害“国家”的言行,就不会坐视。

置“国家”于自由民主之上,在“国家”依存的框架内缓进民主自由,这是胡适晚年的一个基本态度。这显示了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性和排他性,抑或,自由主义在胡适身上发生了老年性衰变,它日益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批判之维(可以想想《新月》时代的胡适们),批判也日益为一味的“建言”所取代。固然,体制内的建言是必要的,但体制外的批判却是“必须”的。作为个人,可以在两者间自由选择,但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建言”却不能在道义上拒绝作为互补力量的“批判”(反过来也一样)。胡适的问题主要不在于自身批判性的萎缩,问题是,素持“容忍”的他却未能容忍发自别人对体制的批判。就这次“吴国桢事件”而言,是胡适自己把它发变为如此不值的“胡吴冲突”。不论吴国桢主观如何,他对国民党的揭发,客观上有其批判效应,胡适即使不满,可以保持“沉默的自由”,却不必视吴为仇寇,无谓地对台湾当局“嫂溺援手”,更不必出手去写像《台湾是多么自由》这类可能使自己蒙尘的文字。在一个极权或半极权主义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写作伦理要求它的笔尖,不是对着已经获得了的自由,而是指向还有多少自由尚未得到。

因此,如果说太平洋那边的“胡吴冲突”是以胡适这篇《台湾是多么自由》为收场,笔者不得不遗憾地看到,那个一心要为“国家”“辩冤白谤”的人,不但未使那个“国家”“辩白”,反而使自己变得“不明不白”……

注  释
 1 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第427页,台湾自由时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2 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1946-1953年)》,第1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 此内容来自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第162-165页。
 4 此内容来自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第165-168页。
 5 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第459页。
 6 《胡适日记全编》卷七,第62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7 《胡适日记全编》卷八,第309页。
 8 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第504页。
 9 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第551-553页。
10 韩道诚《吴国桢案有关资料汇辑》,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第124页。
11 《胡适日记全编》卷八,第277页。
12 转引《胡适日记全编》卷八,第289页。
13 转引江南著《蒋经国传》,第28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14 韩道诚《吴国桢案有关资料汇辑》,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第125-126页。
15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七,第2421页,台北联经,1984年。
16 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第222-223页。
17 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下),第514页。
18 韩道诚《吴国桢案有关资料汇辑》,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第128页。
19 以上这部分文字摘引杨金荣著《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第255-258页,三联书店,2003年。
20《胡适致吴国桢》,《胡适全集》卷廿五,第559-56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1 转引何卓恩著《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第99-10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22 万丽娟编著《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70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23 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七,第2380页。
24 《吴国桢复给胡适的信》, 转引《胡适与吴国桢、殷海光的几封信》,台湾《传记文学》1989年第3期。
25 杨金荣著《角色与命运》,第263页,所译胡适原文:263-267页。
26 《胡适致殷海光》,《胡适全集》卷廿五,第626页。
27 范泓著《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第15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8 万丽娟编著《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68页。
29 转引江南著《蒋经国传》,第269页。
30 《胡适致王世杰》,《胡适全集》卷廿五,第226页。
31 《胡适日记全编》卷七,第778页。
32 转引江南著《蒋经国传》,第280页。
33 转引黎汉基著《殷海光思想研究:由五四到战后台湾(1919-1969年)》,第224页,台湾正中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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