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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翼仁:回忆我的童年

回忆我的童年

--作者:吕翼仁

吕翼仁(1914-1994),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之女,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外文学会会员和翻译家学会会员。晚年为乃父整理出版遗著,备极艰辛,深受学术界赞许。《回忆我的童年》系作者未完成的遗稿。  ——编者

常州十子街

我家世居常州十子街。现在常州已经改为江苏省辖市了,市区面积有九十四平方公里。可是我生长在那里的年代,常州这个地名是沿袭着明清以来旧称,仅不过是指当时武进县的城区。虽是旧的府城,而并不算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只有三华里,这就是当时所谓“穿城三里”,城墙城门也都保存着,走上城墙,还可看到乱草丛生残留的雉堞。城门也还有实际的用处,记得江浙战争时,有时怕败兵抢掠,就临时闭城。后来城墙破坏,城砖陆续被人偷走,城墙也就逐渐废弃了。

从前常州手工业最发达的梳篦,远销南洋。我小时候最有名的梳篦铺子是王大昌,然而王大昌不止一家,有真正王大昌,有老王大昌,后来又有石库门王大昌。不过据老辈说,早前最有名的,还不是王大昌,而是西门外一家叫陆什么的。当时几家梳篦铺争吵,大家赌气把梳篦抛到河里,隔了一个时候打捞出来,只有那家叫陆什么的店铺的篦子,入水不散,一时名气大响。这传说究竟有几分可靠性,我也说不上来,姑妄听之罢了。

常州食品中,出名的是小笼包子和大麻糕。小笼包子有虾仁的,有蟹粉的;大麻糕有甜有咸,还可定做。我小时候常州还是个小城市,甚至居民家里装电灯的还不多,请客酬应,一般都是吃早点。早点除包子麻糕外,还有各种花色面,也好点菜喝酒,但夜市远不如今天热闹。食品中有一种叫口香饼,现在已没有了。口香饼小如目前五分的辅币,两面松脆,中间是糖馅,吃时略有香味,价格十分便宜,我小时候常吃。后来卖口香饼的店铺少了,再后来只有一家经营了,最后,干脆买不到了。估计是手工制作麻烦,盈利又薄,所以这种食品就被淘汰了。工业品中也有一种被淘汰的,就是罗筛绢,前面两个字很可能写错,这是家庭工业品,门面很狭,只有一两种颜色,质地也不柔软,有类生丝,由于用度不广,后来也没有了。十子街在常州城的东北部,是条又狭又短的横街,东通婆罗巷,西通化龙巷。街中心是石皮铺的,两旁砌着砖石。由于街面狭,日照少,东西街梢又各有一口公井,家里没有井的居民,都到公井上淘米洗菜和拎水,不下雨的日子,街上也总是湿漉漉的,下雨之后,自然更没有干的时候。特别是下雪,雪被行人踩坚,成了冻雪,真是走一步滑一滑。甚至街中心的雪融化之后,两旁一堆堆污泥冻雪,还要维持好些日子。

十子街尽管有这些缺点,却也有其独特之处。在以“多福多寿多男子”为颂祷的年代,十子意味着多生贵子。所以在嫁娶吉日,我们那时叫做周堂,花轿哪怕绕道,也要经过十子街,花轿一肩接着一肩,整天锣鼓声不绝于耳。吉日前一天是铺新,我们叫做铺行架,箱笼也要经过十子街。这时候,街道两边家家户户门口都站着几个大娘大姐。铺新的日子看嫁妆,吉日良辰看新娘。实际上新娘坐在花轿里是看不到的,但是送亲的姑娘奶奶们坐的小轿,个个浓装艳抹,珠光宝气。后来送亲的人索性不坐轿,改坐人力车了,看的人自然格外便于观赏。

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惊异的,倒不是人们爱看花轿,而是人们何以百看不厌。十天里,少说也有两三天是吉日,而那种场面其实是差不多的,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人们呢?我们家乡有句俗语,“镗锣响,脚底痒”,就是形容这件事的。

我家既然住在十子街,自然多少要受到影响。街上镗锣一响,我家女佣立刻把我抱起来,往肩膀上一放,嘴里说:我家宝宝看花轿去,就飞快地往门外走。然而两三岁的“宝宝”,对绣花枕头、丝绸被面和花轿,有什么兴趣呢?一到门外就嚷着要回去,女佣始而装聋作哑不睬我,我就大嚷之外,再加乱踢,这一来女佣只好带我回去了。后来母亲轧出苗头,逢到这等时候,就对女佣说:“你们自己去看吧,别带孩子了,孩子小,懂什么呢?”

我尽管不爱看花轿,可大门外边也有很多吸引我的事务:春天早晨叫“马兰头枸杞头”的声音,初秋傍晚,叫“卖野菱”的调儿,都抑扬有致,十分动听。卖线粉馄饨的,卖潮糕的,卖桂花糖芋奶的,卖糖粥的,笃笃地敲着竹板。捏面人的,吹泡糖人的,卖兰花豆油豆瓣的,卖山东大包的,卖小磨麻油的,卖糖炒栗子的,虽不曼声叫卖,但经过十子街,经过我家门口,总有一定的时间,而且非常准时,有时竟可代时钟。我常听到佣人说:“今天时间还早,卖麻油的还没有来呢。”或者说:“快4点了,可以去买兰花豆了。”家家户户只要牢牢掌握这些小贩经过本街的时刻,包管能买到想买的东西。而最最富有诗意的,却是一深黄昏,油灯如豆,街上传来“香又香,糯又糯,香炒热白果”的叫卖声,惜乎我那时是幼孩,今天也远不是诗人,描绘不出当时的情景。

每天下午4点钟左右,女佣就带领我们(我和我的弟弟)到门口去玩。她一只眼睛照看我们,一边同左邻右舍聊天,我们则想等小商贩经过时,买点什么吃吃。这种时候,我们和女佣也会发生矛盾。说实在话,我们孩子买点零碎吃,带领我们的人至少要吃一半,所以在买什么的问题上,她也要发言,由于爱好不同,常常争执。例如女佣总爱吃油豆瓣兰花豆,我和弟弟都要买捏面人和吹泡糖人,而这些小贩,偏偏在差不多的时候过我家门口,于是争执范围就扩大了:卖油豆瓣的自然站在女佣一边,捏面的和吹糖的则对女佣狠狠地瞪眼。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转糖”。转糖摊子上有个圆盘,上面划成许多格,多数是“空门”,但有几格转到时可以得彩。彩是糖小人,糖阿富,糖鱼。平心说,糖的质地很纯,没有什么添加剂,味道也不坏。一个铜子转两次,自然转到空门的次数多。孩子做这类事情,目的并不在于利得,所以,中固欣然,不中也不懊恼。但父亲总不让我转糖,说这是一种赌博,若爱吃这种糖,他宁可出钱买。我自然不违背他,但总觉得买来的糖远不如转来的糖好吃,不知是不是赌博心理在作祟。

吕思勉故居

我家就住在十子街中段,稍稍偏东,坐北朝南,分为东西两宅,各有大门进出。两门中间,还有三间房子,两扇小门,外通十子街,内有一条长街,通东西两宅的厨房。大约因为房屋进深,人来人往,若都从大门出入,开门关门比较不便,所以小门是整天开着的。甚至为了要保持小门敞开,我家将三间小屋租给别人家住,名为租,实际上并不收钱,或者象征性地收几个钱,条件是给我家守门,让我们通行。

抗日战争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其父母曾将三间屋子借给我家老厨子顾金海夫妇居住。我家东宅在我祖父手里就典给别人了。所谓典,是借房客一笔钱,以每月房租抵充利息。每次更换房客,修理房屋的费用,因为父亲拿不出钱,就都加在典费上,所以典费愈来愈大。我刚懂事的时候,典价是两千多元,到抗战初年收回时,已近四千元了。因为典价大,房客难找,在装修房屋一事上,我父母极力迁就房客,这样,装修费用就更大。所以每到房客更动的时间,我父母都愁眉不展。这种滋味,我们小孩子是不懂的。东宅有房客住居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随便进去,但旧房客已去,新房客尚未入屋的时候,就无异提供我们一个玩耍的新天地了。加以新天地中又有新事物:木工、泥水工、板条、砖瓦……工人忙忙碌碌,材料东堆西放,我们就在这些工人、材料中间,穿来穿去,跳进跳出,但一个时期之后,修理完毕,房客入屋,东宅又成禁区了。

西宅面积比东宅略小,大门进去是个堂屋,在我们家乡,这类门堂若再大一点,往往租给成衣铺,目的当然不在租金,也是希望大门畅开,出进方便。我家因有小门出入,加以门堂屋小了点,所以没有出租,大门经常关着,从门堂屋再进去是一个小园。门堂屋与小园之间有六扇屏门,平日只开一扇。园里东边有一件柴房,一口井,一株金桂,一丛淡竹,西面有株西河柳。西河柳可作药用,种西河柳的人家又不多,所以经常有人来讨。因为是药材,我们也不能不给,一株树经常攀折,总只剩下半株,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

园的北部,东边是棵香园树,从不结果。西面是一架十姊妹,春天花繁叶茂。十姊妹和香圆之间是门,可通园北面的天井,这个天井我们都叫它天明堂,以别于我们卧室前面的天井我们叫它明堂。天明堂里西边是一棵千瓣石榴,东面是一架葡萄。每到初夏,绿荫沉沉,可惜引来许多壁虎。有一次,一只小猫突然死了。大家疑心它不懂事,误吃了小壁虎,为了保护别的小猫起见,就把葡萄掘掉了。天明堂北面是三间厅,厅北面是三间翻轩,是老厨子金海的卧室。翻轩北面又有一口井,天井两边是侧厢,当时向东的侧厢是女佣的卧室,西面侧厢是储藏室,西侧厢北面是厨房。这个天井里没有花木,只在阶前种着各种颜色的凤仙花、薄荷和藿香。天井北面是走廊,走廊北面是四楼四底的上房。走廊西端与厨房联结,开饭上菜时,就可以不在露天地里经过了。

当时楼上四间,东面两间是庶伯祖母的卧室,西面两间是父亲的书房和藏书室。楼下从东面数起,第一间是堂叔婶的卧室,第二间是客堂和吃饭的地方,第三间是父母和我的卧室,第四间是从堂姑母和我弟弟的卧室。

我初中毕业之后,父母就把东厢房收拾出来给我做书房,女佣改住西厢房。东厢房面积不大,最多不过十四五平方米,但东向有六扇玻璃短窗,阳光充足;一门通走廊,一门通父母和我的卧室,一门通西边一间翻轩。翻轩朝北,夏天比较阴凉,所以每到夏天我就到翻轩里去读书。我写到读书两字,不免脸红,说实话,那时我一点不用功。翻轩无形中就成了我的夏书房。但因为砖地阴湿,蚊虫比较多,我又怕有蛇,所以只在晨、午才去那儿,一到傍晚,就收拾收拾书包走了。

我姑母和弟弟的卧室窗前有一个小天井,天井里有个小花坛,种着秋海棠。但这个天井是死的,除了从窗口爬进去外,无法入内。为了使小天井起死回生,我的书房里又装了两扇玻璃门,直通天井,可是这天井实在太小了。有一次,两只老鹰在天井上空搏斗,四只翅膀伸展开来,天井里顿时昼晦。一会儿,斗败的一只就落到天井里来了,这对于我们姊弟真是天赐的宝贝,你们想想看,是只老鹰呢!又是送上门来的,怎能不捉住它?!但老鹰是鸷鸟,尽管斗败,还是目光炯炯,啄和爪又那么锋利,谁又敢在窗口爬出去,怎样捉住它呢?这时有人说,老鹰落在人家是不吉的征兆,最好把它放走,但我和弟弟抵死不肯,一定要捉,就去找金海帮忙。金海拿来两根又粗又长的竹竿,从窗口伸出去,想把老鹰按在地上,然后翻窗去逮住它。不想老鹰一见有竹竿伸进去,立刻抖抖羽毛,奋起两翅,冲天飞走了。我和弟弟惋惜不已,一连几天,讲着老鹰。

西宅的最北面,在外墙与楼房中间,有一条露天的夹弄,因为狭窄,不能说是天井,估计是为了通风,所以留此空隙。由于在最北面,加以日照少,所以很阴凉。每到夏天庶伯祖母常坐在扶梯下边狭窄弄口乘凉,身上只穿一件蓝夏布背心,手摇大芭蕉扇,她说那个地方是老人堂,是她的天地。
我现在絮絮地讲着西宅的种种,仿佛在说梦。抗战后期我们回到家乡,西宅只剩下一口井和半株河柳了。

最后,我还要补充几句和西宅有关的事,就是那儿多蛇也多蜈蚣。房子旧,空屋多,园里天井里杂草丛生,但有时限于人力,有时也为了保留一点天趣,并不马上清除,这就给它们提供了庇护所。才过清明,墙根屋角,就有蜈蚣出现。到了夏天,更不用说,晚上躺在竹床上纳凉,忽然手臂上给什么了螫一下,一看,竹床边上一条蜈蚣,急忙坐起来穿鞋子,鞋子又有一条。有天晚上,我们都在天井里纳凉,大家谈笑得正高兴,女佣顾兰珍忽然大叫起来,原来蜈蚣爬到她裤管里去了,等走到房里把裤子脱下,腿上已被螫了七八处。

还有一次,我给蜈蚣螫了,那时我还小,只有两岁多一点,啼哭个不停。有个佣人献策,说只要用鸡涎涂在伤口上,就能止痛,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也就姑妄听之。可是我家不养鸡,只好到邻家去借一只公鸡,拎着鸡脚倒挂着,希望它流出口涎,鸡只是咯咯地叫,一滴口涎也没有,无可奈何只得把它再送回邻家鸡巢。以后怎样,我现在已记不起来,总之是闹得大家凉意全无,浑身是汗。

我生平看到的最大一条蜈蚣,也是在我家里。这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大家才吃完西瓜,我突然看到凳脚旁边爬出一条蜈蚣,足有六寸,全身蓝黑有光,头(事实上不是它的头)是红褐色,我正想脱下鞋子来打它,不想一转眼就看不见了。以后好几天,我都十分警惕。

至于蛇,自然比蜈蚣更可怕。记得母亲告诉过我,多年前她有一天到储藏室去,看见一条蛇盘在米囤上,我母亲吓得返身就走,其时有人对她说盘在米囤上的蛇是仓龙,是发家征兆,不可惊动,叫母亲焚香祝告。过些时候再去看,蛇自然走了。蛇肯定不是焚香祝告才走的,像藏米的屋子那样干燥的所在,蛇都会光顾,我家蛇之多,也就不难想见了。

我六七岁的时候,一天上午,金海来对母亲说,他在井边淘米的时候,看到一条四脚蛇,来吃淘米水。女佣也说在井边洗衣时看到过蛇,母亲就叫金海去找人捉蛇。当时我们家乡有种以捕蛇为专业的人,传说手段最好的是个驼子。他原来并不驼背,一次为人捕蛇,蛇钻进阴沟,他撬开阴沟的盖,也追踪进去,于是在阴沟里就展开了人蛇的搏斗,蛇盘在他身上一昼夜,他终于把蛇杀死,但自己也成了驼子。这自然是传说,但这类人中,确有技术高强的。

三四天之后,金海带着两个中年人进来见我母亲,说他们会捕蛇。母亲请他们先查看园子。他们在园里走了一圈之后,又走遍西宅,然后对母亲说,宅子里的确有野蛇,如果要他们捕捉的话,每一条价一元二角,蛇也要给他们。母亲亟于要把蛇捉去,就依他们提出的条件。于是两人先在园里墙根屋角找寻蛇洞,然后做出蛇叫的声音。接着在食指上涂了药,蹲下身子,把食指伸进蛇洞去。这时我们全家,那天我父亲也在家里,都在园里看捉蛇,团团围在他身边。他回头来对我们说:“蛇马上要咬我了。”话才说完,他突然厉声说:“好,来!”猛地站起身来,一条蛇咬住他手指,给他拖了出来。他把蛇放在篓子里,然后把手伸给大家看,整只手和小臂都肿了。他取出一种药,涂在臂上手上,药到那里,那里肿就消了。我姑母问他,蛇咬他的时候,痛得厉害吗?他说并不痛,只是心脏猛烈地颤动一下。这一天,一共捉到八条蛇,其中两条是四脚蛇,别的蛇或园里捉到的,或是长弄堂里捉来的。他们一下子拿到九元六毛钱,蛇还在外。他们还拿出一种像墨腊一样的黑药给我们瞧,这是祖传秘方,不论蛇伤还是蜈蚣黄蜂螫伤,都可医治。他用黑药在地上画一个直径两尺以上的大圈,把刚才捉来的蛇放一条在圈子中央,那蛇沿着圈子来回游着,却不能越出圈子。母亲另出六毛钱,买了块黑药。这药战前一直珍藏着,战后房屋被毁,当然不知去向了。

捕蛇的人为了使孩子高兴,还做了精彩表演。第一种是夹黄蜂。他们看到黄蜂或大苍蝇飞进窗来,就用一双竹筷望空去夹,竟是百发百中。第二种是撕蛇,两手捏着蛇的上下颚,只一撕,一条蛇就劈成两爿,肚里一颗颗白的什么东西,连着血一同流出来。母亲听说撕蛇,早已回身进去,可是父亲和我们孩子都要看,虽然我们也只看他撕一条蛇,但这天谁也没有能吃午饭。

第二天一早我就对父亲讲,我要学捉蛇,要拜那两个捕蛇人做师傅,我要知道怎么制蛇药,给人家捉蛇医伤。父亲见我很认真,也认真地对我说:“孩子,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业,我不能让你去学。”
“为什么危险呢?”我问。
“你不看见他把手指伸进蛇洞去让蛇咬吗?”
“不是有黑药吗?”
父亲把我拉到身边,摸摸我的头说:“不错,有黑药。”他稍稍顿了顿接着说:“但蛇毒不是一样的,那黑药也许只能治一种蛇毒,要是遇见别种蛇毒,黑药治不好,那就危险了。”

我想了一会儿说:“那么那捉蛇的人也会被蛇咬死的,如果他被咬死,黑药不是要绝种吗?”我当时还不说“失传”两字。
我父亲也想了想,显然,他是想怎样向我解释,我才能明白。后来他说:“本地有那几种毒蛇,捉蛇的人心里是有数目的。但远处的毒蛇,就和这里的不一样了。只要他们不到远处去捉别种毒蛇,他们就没有危险。”

我当时是不是能理解父亲的话,现在很难说,但听到捉蛇人不会被毒蛇咬死,黑药也不会绝种,也就放心了,便没有再嚷着要学捉蛇。写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天(1986年7月30日或31日)《文汇报》第四版报道虹口区一个做蛇买卖的人,将蛇放在蛇皮袋和酒瓮内,夜间逸出四十几条。数日之后,一位邻居清晨起床,发觉门框上和台上分别躺着三条一米长的蛇。又说这场蛇害已殃及附近居民,有的居民只能掩门闭窗入寝。这使我记起六十余年前的往事,心里想要是我当初真的学会捉蛇,说不定今天会去一显身手,为居民除害呢。

我家中的蛇经此大捉以后,园里的确不再出现了,但旁的地方并没有完全绝迹。好几年之后,那时东厢房已成为我的书房。有一天母亲站在姑母卧室的窗口,只见我书房的长玻璃门上,有一条大蛇,足有三尺长,手腕粗,母亲失声惊叫,蛇一听见叫声,立刻回过头来,向母亲张口吐舌,样子十分可怕。母亲立刻找来捉蛇的人,当然不是上次来的,捉蛇人在宅里巡视一会,说是家蛇,不肯捉,就走了。

蛇有家野之分,捕蛇人又不肯捉家蛇,究竟是何理由,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我的家庭

在谈我的家庭之前,先要讲一下余之三叔一房和我们一房的关系。

余之三叔和我父亲同出高祖翼士公之后,从世系的关系上看,已经是五服的边缘,该说是很疏了。余之叔父的父亲朗山公在江西做官,死在任上,身后一无所有,却留下董夫人、侧室包夫人和一子四女七口,我祖父就迎接他们到常州来住在一起。当时我祖父的负担本来已经不轻,除妻子儿女外,还要负担他的继母华夫人和他的两个姊姊,即是我的继曾祖母和我的祖姑母的生活。

我祖父只做过几年(1892-1897)江浦县的县学教谕,以后就以坐馆为生。据说当时修敬每月只有二十元,要维持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自然极其为难。父亲小时候本来是请了先生来家教读的,可是十二岁以后,家里就请不起先生,由我祖父母和我的姑母教他了。然而仅仅节流还是敷衍不过去,我祖父就将两所市房卖掉一所。卖掉的市房坐落在哪里,我当然不清楚,就是我父亲也未必很清楚的,但另一所市房,我还记得有点影踪,是在常州南大街,可是在我有点懂事的时候已经不能说是一所,恐怕只能是几间。由于街道放宽,服务面积就相应缩小,仿佛还经过一次火灾,到抗日战争时候,就完全烧光了。

余之叔父是肖狗的,比我父亲小两岁,小时候和父亲一块读书。四个从堂姑母,大姑名馨,嫁于同邑史家,二姑名端,嫁与同邑林家,都是伯祖母董夫人生的,三姑名勤,肖鼠,嫁与同邑管雪忱先生。当时,雪忱先生在武汉艺专里教图画,他是余之夫人即我的婶母的从堂兄弟。我婶母名馥如,肖羊。四姑字瑞之,肖龙。三姑四姑和余之三叔都是庶伯祖母包夫人所生。大姑后来是我的寄母,我的小名荣,也是她取的,据说我五行缺火,她就给我取了个荣字。二姑三姑很早就去世,我所以记得三姑肖鼠,因为我小时候庶伯祖母跟我开玩笑,指着三姑说,她肖老鼠,叫她老鼠叔叔。我家传统,侄儿侄女都称姑母为伯叔,称伯叔为寄爹,孩子懂得什么呢?我就一直称她老鼠叔叔,直到她去世。

四姑瑞之是旧历壬辰(即1892年)生的,比父亲小八岁,她到学龄的时候,我家已经请不起先生,由我的祖母亲自教她读书了,所以她也通文墨。她嫁与常州盛绶臣,婚后夫妇不睦,一直住在家里,后来我弟弟出世,就由她抚育,所以我们和她感情特别好。

话再说回来,祖父负担我从堂叔父一房的确不容易,单看上边所说就能理解了。一帮子学龄儿童,个个要读书受教育,而且我家传统是男孩子女孩子同样受教育的;接下去男婚女嫁,还有两个老人,生养死葬。我祖父是个极其宽厚而又极其端方的人,1904年我父母结婚,1905年他就病了,病了一年,1906年去世。这就是说,我母亲婚后才一年多,祖父就去世了,然而母亲谈到祖父,总十分感动。她常常讲起两件事:一是祖父病时不肯服药,祖母常叫母亲端着药去给他喝,祖父为了对新媳妇的礼貌,总是勉强喝了。另外一件事是祖父病危时,曾关照我祖母,说虞家小姐(指我母亲)很忠厚,要照顾她。母亲讲到后面一件事的时候,有时还流泪。

现在谈我的祖母。祖母当年作为家庭主妇是极不容易的,家里人口多,经济条件差,上面还有婆婆,即我的继曾祖母华夫人。继曾祖母是老实人,不善应变,家中开支,等等,都墨守陈规,亲戚来借贷的,也不问真伪,有求必应,这种借贷,自然是有去无回的了。这就增加了家庭的困难。旁人了解情况的,总劝祖母要撙节开支,祖母怕婆婆不高兴,却总是顺着她。这局面,直到曾祖母去世后才逐渐扭转。

祖母有过人的才智。她生在太平天国时代,兵荒马乱,连《孟子》也没有读完,可到后来,能诗能文,也通晓经史,尤其难能的,是她督教子女极其严格。祖父母只有我姑母颂宜和我父亲一儿一女,姑母又长我父亲九岁,祖母爱我父亲自不用说了,瑞之姑母告诉我,父亲结婚之后,祖母还总称他“宝宝”。可是我父亲交待功课时,若有半点含糊,书就从他头上飞过去了。父亲非常欢喜下棋,象棋围棋都下得不差,他说十二岁时看到我祖父跟人下围棋,心里就很喜欢,但那时我祖母教他读书,估计决不会允许他下棋。瑞之姑母还告诉我,祖母的外号叫老虎,她的甥儿有时叫她老虎舅舅,我姑母颂宜干脆不叫她母亲而叫她老虎,大约也是小时候叫着玩,习惯以后就改不了口,正像我叫三姑母老鼠叔叔一样。

父亲六岁时从薛念辛先生读书,姑母也从过薛先生。姑母非常聪慧,而且性格开朗,弟妹都极喜欢她。她出嫁之后,还天天盼望她回娘家,都说大姊姊一到,仿佛吹来了一阵春风,尤其是父亲,只要有一点小病,就嚷着要姊姊,祖母只得派人去接她回来。

姑丈丁蒲臣(讳守铭)是祖父的学生,和父亲一同从祖父读《尔雅》。当时读书要背,可是我父亲却不愿意背《尔雅》。他看到祖父读书极其专心,而且一段书没有看完的时候,决不放下书来做旁的事,就钻这个空子。每到祖父聚精会神看书的时候,父亲就把《尔雅》塞过去,说要背书,接着就背起来。等祖父看完一段书,开始听父亲背书,父亲已背到最后几句了。但我姑丈背《尔雅》十分认真,祖父赏识他,就把姑母许配他了。姑丈是驼子,文学上的造诣也不如我姑母,姑母遗下的几首词中,有一首就是代姑丈捉刀的。我小时候听到这些事,很代姑母叫屈,认为她做了《尔雅》的牺牲品。其实他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最近我在父亲遗稿内,看到姑丈的词作,也很不错,才觉得自己的看法是很幼稚的。

我父母结婚时(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元1904年),姑母已经去世了。她去世亦在甲辰,不过在我父母成婚以前。嫁给史家的大姑是否已经出嫁,我一时查考不出。但母亲做新娘时,家里至少还有三个小姑。祖母不独督责子女读书严,家里规矩也很多。母亲说,那时如果祖母不叫她坐,她这个做媳妇的,就只能侍立。我舅家家规也很严,但严的只有我外祖父,我外祖母却是开朗随和的人。加以做媳妇和做女儿不同,祖母尽管严,姑母却敢叫她老虎,而且“老虎”也答应她,从此这个称呼就公开地确定下来。母亲尽管心里叫她老虎,哪能出口呢?所以母亲刚结婚时,也很不习惯夫家的生活。母亲最怕二姑,因为二姑每天给祖母梳头,一边梳头,一边就讲新娘子怎么样怎么样。她并不一定讲母亲的坏话,目的也不一定是“进谗”,只是手里有事,嘴巴闲着,讲讲罢了,但多言极易失口,甚至说好话,有时都会起反作用,何况姑媳间的鸿沟,已不是一家一户一代的事,而是家庭制度的副产品呢?三姑还小,而且性格开朗,成天嘻嘻哈哈。只有四姑,当时才十二岁,因为新房里好玩,成天钻在母亲房里。十二岁,还是个孩子,母亲那时二十岁,也还是青年,这样,一个孩子,一个青年,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母亲一生辛劳,四姑母成了她很好的帮手,四姑母一生多苦多难,母亲是她有力的支柱。

外祖父家

母亲姓虞名菱,字兰。外曾祖父讳映溪,做过浙江衢州府知府,外祖父纫荃公讳树荪,是前清贡生。母亲有一姊一弟,姊适同邑巢兆觉先生,生下一个女儿(巢心北)后,没有几个月就去世了。我的舅父讳祖同,号勤谷,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生,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编辑,舅母同邑华瑞英女士。我没有见到姨母,她在我出生之前七年就去世了,外祖母在我出生后去世,可是那么爱我的外祖母,我竟会没有一点印象。舅舅我还记得,他因为读书工作都在上海,难得回来,有时来看母亲,也总是谈正经事情,不大跟我们孩子搭讪。可是他有一个特长,却吸引着我。他随手画人物狗马,无不维妙维肖。有时母亲归宁,我们也跟着她住在外公家里,晚饭之前,舅舅常拿一支粉笔在饭桌的漆面上,画出各种动物,可是我们看得出神时,佣人已端来饭菜碗碟,这些艺术创作,就给抹布擦掉了。舅舅画画从不保留,即使画在纸上,画完了也随手将纸抟了,或是撕掉。他还送过我一匣英文方块字,也在抗战中毁了。

舅舅是外祖父母的老来子,比我母亲小得多,身体瘦弱,高额头,模样很聪俊,可惜1923年(民国十二年)就去世了,甚至患的什么病都没有弄清楚。他从上海回到家里时,腹部肿胀,骨瘦如柴,父疑心他患的是虫病,但也只是疑心,未经证实。舅舅去世之后,舅家悲惨的情形,简直没法形容。入殓那天,母亲不让我和弟弟去,所以我们直到“头七”才去行礼。怕那种悲惨号恸的局面,把我们吓坏;叔婶姑母等去送入殓的,我家佣人去帮忙的,没有人吃得进晚饭的。

舅母华瑞英女士是很能干的,气量也很大,可惜没有参加工作。她能画工笔仕女,我还保存着她赠送我的一把纨扇。今年(1986年)她已八十六岁,头脑还很清楚。她青年守寡,尽管舅家家境不坏,但毕竟是不幸的,可是在那个时代,不幸的妇女多着呢。

舅家比较封建,重男轻女,所以姨母和母亲没有出嫁时,都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没有聘请先生在家里授课,姨母直到结婚之后,才争取进了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我姨丈一度是武进女师的校长),这在当时也是极不容易的。当时一个姑娘订了婚,若要进学校读书,非征得夫家同意不可,若夫家比较开通,就索性结了婚再读书。外祖父是1931年去世,那时我已十七八岁,是高中学生了。外祖父去世前几年,见到母亲就告诫她,切不可让我考读大学。母亲自然知道这件事情做不到,有时随口敷衍,有时往父亲身上一推,母亲也愿意我上大学呢。有一次外祖父来看我母亲,闲谈了一会之后,照例又谈到我的读书问题,他捻捻胡须,沉吟了一会,说:“二小姐,你好姑爹真是糊涂,女孩子二十岁不出嫁,就要到填字部里去了。”当时我听了这些话只是笑。这已是20年代之末,怎怪得我的伯曾祖母要抱牌成亲呢!

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归宁,因为她本来不打算在舅家过夜,所以没有带我去。后来外祖父坚留她,她说孩子在家不放心。外祖父说,不要紧,我去接她。我弟弟是四姑母带的,我是跟母亲一床睡的,所以母亲在舅家留宿,总要把我带去。母亲就把衣橱钥匙交给外祖父,叫我再带些换洗的衣服去。外祖父雇了一顶小轿,直抬到我家厅上。他下轿之后,找到了我,说明来意,并把钥匙交给我。我当时第一句话就问他:“外公,钥匙是我母亲给你的吗?”“当然!”外祖父惊异地对我看看。我收拾了东西,就上了轿,站在外祖父的膝前。到了舅家,外祖父一见母亲就说:“你女儿真不错,会帮你管家了。”这次母亲没有责备我无礼,大约原谅我年纪还小。

外祖母去世之后,外祖父衣服什物之类,都是自己料理。父亲极称外祖父生活习惯严格,哪些衣服放在哪只箱子里,都有一定,而且都有记录。他房里也总很清洁,桌子上书籍文具之类,安放得整整齐齐,这种整齐清洁,一望而知不是出于仆人之手。父亲这几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自理生活之初,衣服也分类安放,而且记录下来。别看这是一件小事,不知节省了我多少时间。

母亲性情温和,婚前既没有读多少书,婚后也没有争取进学校,以文化程度论,只能写写家信,看看小说,记记日用账。但她自尊心极强,气量很大。我舅家在常州城里房地产不少,收入颇为可观,可是对家里财产素来不问一声,不谈一句。未出嫁时,外祖父母总要给她些零用钱,亲友家小姊妹来了,大家高兴起来,有时玩雀牌,有时玩纸牌,有时掷骰子,作点小输赢,是常有的事。但出嫁之后,我家清贫,手里的零用钱就没有以前宽了,有时回娘家,遇到小姊妹们坐下来“玩”的时候,母亲总推托着不肯上场,而且从不谈到夫家的景况。我祖父是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去世的,他卧病了一年多,医药丧葬,所费甚巨。父亲当时二十二岁,是常州私立溪山丙级小学堂的教师。一个小学教师,收入自然不多,他只得把家里较好的衣服卖掉,卖得一千三百元,偿付医药丧葬的费用。我小时候,父母亲各有一件鼹鼠袍,除此便没有别的皮服了。直到1930年,我满了十六岁,在常州私立芳晖女子初级中学毕业之后,父亲才买了两件狐皮统子,一件山猫皮统子,他和母亲各做一件狐皮袍,给我做了一件山猫皮袍,可惜这三件皮袍都在抗战中,故乡沦陷时失掉了。自从祖父去世后,沉重的经济负担,就落在父亲肩上,间接也就落在母亲肩上。祖父去世后两年,祖母也去世了。接下来大姑、二姑出嫁和伯祖母去世。父亲到料理伯祖母的丧事时,直到了罗掘俱穷的地步,可是还缺少一百多元,父亲就同大姑(伯祖母的长女)商量,请她设法垫一垫(大姑嫁于同邑史家,当时算是有钱人家),事后尽快归还她,不料大姑一口拒绝,父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向母亲开口,开始不向母亲商借,可能由于面子观点,母亲二话没说,就把陪嫁的首饰,全数交给父亲变卖。等一应开支完毕后,父亲按捺不住,就走到客堂里,叫“大姊出来”,一场风暴眼看就要爆发,好在这天来吊唁的亲友不少,把父亲劝住了。这件事是四姑和我讲的,但我估计父亲也没有忘记。50年代初,我做文学翻译工作,介绍苏俄作品,那时的稿酬相对来说还不差。有一天,父亲对我这样讲:“目前稿费收入虽然不少,但仍应该处处节约。我一世薪金和稿费收入也不少,但逢到家里发生大事情,没有一次不向人借钱的。”父亲一生很少正面教训我什么,这一番若说是教训,就是唯一的一次了。

母亲不但在家庭经济方面能和父亲一心一德,使我们和堂叔一家和睦相处,在子女之间,也极为公平,没有半点重男轻女的思想,甚至还“偏爱”我一些。我有两个哥哥,一个生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名叫阿健,一个生于1910年(宣统二年),名叫阿强,两个都是打防疫针以致夭亡的(1911年,即宣统三年)。据说在打针之前,他们还在园中戏嬉,十分活泼,一针打下去,顷刻间就完了。当时常州只有一个西医,这次毛病,究竟由于打针手术的失误,抑由于针药过时变质,我就说不上了。母亲还生过一个女孩,是我的姊姊,生在哪一年,我不清楚,不过出生不久就死了。我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父母特别疼爱也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点,据说我小时候爱笑不爱哭,母亲生我后没有奶喂我,找来奶妈我又不肯吃她的奶,饿得头都抬不起来,但见了人还是笑,因此大人格外喜欢我。我从小就跟母亲睡在一床,直到大学毕业。弟弟生下之后,母亲自然无法带两个孩子,弟弟小时就由四姑带领,大一点就跟父亲一床睡。大家看到弟弟生后,母亲还是带领我,都说母亲偏爱。照我看,偏爱是未必,有意抬高女孩子的身份倒是有的。我们一家,包括从堂叔家在内,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只有庶伯祖母,她极端疼爱我弟弟,每到母亲责打弟弟时,她总极力劝阻,甚至滴下眼泪。不过她也喜欢我,所以“重男轻女”这四个字,内容也多种多样,像我庶伯祖母,该说是重男而不轻女。她是极其慈祥的,男孩女孩同样爱,不过觉得男孩在家庭里有点特殊意义就是了。这种心情我实在说不清楚,只好希望读者体会了。其次我家女佣,她们都是农村里来的,都喜欢男孩子,遇到我们姊弟两个闯了什么“祸”,她们总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开脱我弟弟。这种时候,母亲十分持平。她总是说:“你们别说了,我有数目,两个都有份。”
尽管庶伯祖母有点重男轻女,可是我绝不在意,说实话,只要我父母不重男轻女,旁人怎么样,我是不大在乎的。我们姊弟俩都十分爱庶伯祖母,她身材矮小,面容秀美,脾气也很随和,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她的身世,只知道她姓包。现在想起来,一定是个贫家姑娘,才被卖出来给人作妾。据说我伯祖父去世时,她还没满二十岁,守了三十六年寡,抚育着两女一子(三姑四姑和叔父)。我叔父没有专长,一辈子是小公务员和小职员,经济一直不宽裕,加以和我婶母不睦,四姑母又被遗弃在家,所以庶伯祖母内心深处,并不愉快。好在我们一家很和睦,我父母对她也很尊敬,只是因为“庶”字当头,我和弟弟不能称她伯婆,只好称她“太太”,母亲也只能称她“婆”。她和四姑住在楼上东西两间房里,叔婶住在楼下东房,但她乳癌没有恶化之前,白天总在楼下,我父亲若买了糕点糖果等回来,母亲就用盆子装上一部分,叫我们送去给太太、叔、婶、姑母吃。我和弟弟都想讨太太的好,争着送过去。后来母亲就不给争了,这次姐姐送,下次弟弟送。可是话尽管这样说,轮到我送的时候,弟弟还是跟在我后边去了。轮到弟弟送的时候,我也和他同去。

上太太房里去玩,真是我们的节日。母亲管教我们很严,不论上谁的房里去,绝对禁止我们乱翻东西和随意开他们的抽屉。只有太太房里,有对我们开放的一角,那是她的一个床头柜的两个抽屉。她的床头柜和现在的形状不同,是正方形,外观完全是一张方凳,不过略高些,一面一扇门和两个抽屉里尽是废品、朝珠、缺边的破铜钱、坏纽子、断掉的链子索子、断眼镜脚……还有许多东西,简直不知道有何用处,有些甚至它们完好的时候,我们也说不出它们的名称,太太总说这些是我伯祖父的遗物。

朝珠是伯祖父的遗物,一种是石质的,不透明的,有绿色的花纹,一种像玻璃,透明的。我和弟弟最喜欢透明的朝珠,总要把玩好一会,玩得尽兴了,就把这些东西一样样放回抽屉,关上柜门,然后告辞下楼。不但在我小时候,朝珠不是希罕物,抗战之前,到处卖旧货、废品的小铺子、小滩头,都有那种石质绿纹的朝珠出卖,一两个铜子就能买到,这种事我是记得十分清楚的,因为娑罗巷斜对局前街上,就有两三家这样的旧货摊。抗战初期我从童丕绳老师学画,才知道这种石质绿纹的朝珠,可以制成石绿,以后我回常州时,特意到处找这类卖废品的小店小摊子,希望能买进石绿的原料,可是这种朝珠的踪影全没有了,看来都给日本人搜罗去了。

现在再讲我的庶伯祖母。庶伯祖母是患乳癌去世的,她去世时(1928年,民国十七年),我已经十四五岁了。在那个时候要治好这种恶症,可能性当然不大,加以她又不早点声张,待大家知道她患这种病时,动手术的机会已经错过了。加以余之叔父误信草药医生的话,说望江南子捣烂了敷,可愈此病。于是我家园里种了许多望江南子,可是一敷之后,癌就提前溃烂了,当时没有止痛剂等药物,所以从病到死的过程是极其惨苦的。母亲因为她喜欢我们,所以叫我们一放学,先叫我们到庶伯祖母床边请安问好。她去世的时候,大人们在她房里号哭,我和弟弟搂抱着在自己房里啼哭,不停地说:“太太没有了,以后没有太太了!”

父亲挽庶伯祖母的对联,我还记得大半:上联是“苦节三十六载,厚望后昆,痛树静风摧,终未甘回蔗境”;下联是“沈疴千五百日,备尝诸厄……”,下边记不得了。所以记不得,一定是我当时没有懂得句子的意思,所以这些字句没有在我头脑里生根,也就写不出来了。庶伯祖母并不是余之三叔一房唯一不幸的女性。在她之前还有我的袁伯曾祖母。

私塾生活

现在,我来谈谈我的私塾生活。我没有进私塾之前,是母亲和瑞之四姑教我识方字的。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我们书桌上挂一块小石板,上面用粉笔写一个“羞”字。第二天我们哪个认不得前一天教的方字,就得对着石板默坐。奇怪,这方法居然很有效,我和弟弟从来没有受过罚。方字排成一行,用一根木戒尺,压着,始而顺着次序读,过若干遍以后,就更换方字排列的次序,看我们能不能认得。字数不多,大约八个或十个。识得若干方块字以后,就教我们读当时的小学教科书,直到我八岁那年和弟弟进私塾。

我究竟在几岁时母亲才教我识字,现在想不起了。但我识得的字也不会太少,因为八岁那年进了私塾以后,常常趁老师午睡或他外出的时候,偷看他的《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等等。当然不会句句都懂,也有很多字认不得,但基本上能看得下去。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和母亲商量,请一位先生到家来教我和弟弟,我听到他们商量,总是要求他们慢一点请先生。父亲诧异说:“我小时候听到请先生就高兴,为什么你们这样怕读书?”其实当时我们害怕的是陌生的先生,并不是读书。也许我们小时候顽皮,佣人和厨子就用先生来吓唬我们,不过这也只是今天的猜测,因为实在想不出害怕先生的理由。但由于我幼时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极不赞成大人用某个人去吓唬小孩,如说“爷爷听到后要怎么了”,也反对别人对着小孩胡乱吹捧一个人。有一次一个熟人当他的小女儿和我的面,把我乱吹捧了一通,我立刻从小孩眼神里看出她和我疏远了,因为孩子不知这是无聊的吹捧,信以为真,顿时觉得我们之间差距变远。所以我以为在孩子目前不得其当的毁誉,都是一种欺骗。不过这些是闲话,现在让我言归正传。

我第一个私塾先生姓袁,名其乐,是我舅舅介绍的。条件是供膳宿,每月八元修敬,后来加成十元。老师来的第一天,礼节十分隆重。父亲到馆子里去叫了一席菜,请厨子到家里来下锅。另外还有四位陪先生的,一个是舅舅,一个可能是我表舅,其余两个是我父亲和叔父。下边设了炉台。所谓炉台,就是香炉和烛台。这是宴请贵客的礼节,我小时候常州还十分通行。如请先生,请媒人,男方及其亲属宴请新娘,女方及其亲属宴请新婿等,都要用炉台。在这样隆重的筵席上,特客南面而坐,而且当真焚香点烛,在这种场合,特客要向主人道谢,要求撤去炉台,然后才肯入席。舅舅结婚不久,我家宴请舅母,也用炉台,当时舅母的“陪房阿姨”,就把带来的红呢毡毯铺在地上,大家入席。可是袁先生是乡下人,他所以要住在我家,就是因为离家远。他不懂这个规矩,他就在摆着炉台的桌上坐下,先生一就座,佣人就在地上放下红毡毯,我和弟弟就跪下来对他叩了头,然后站起来,侍立在旁边。先生吃了些酒菜,指指炉台,对父亲说:“把这些东西拿开,让孩子坐下吧!”父亲当然遵命,于是下边设了两个座位,让我姊弟俩就座。

此后袁先生就成为我家的西席了。母亲将西面一间厅堂用箱子和门帘隔开,作为书房,书房背后一间翻轩作为先生的卧室。每天早上7时半左右,厨子金海将四色小菜和稀饭送到书房,一般还有一样点心,不外油条麻糕之类;午饭晚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先生很客气,每顿饭总只动一样荤菜。8时半我们上学,11时半放“饭学”。下午照顾先生休息,一般我们要到1时半或两时我们才到书房去,3时半或4时就放晚学了。刚开学的时候,先生教的还是教科书,后来改教《论语》。早上一进书房就背前一天教的课文,背出以后才教新课,十行八行书,一直要哼到吃午饭。下午习字,最初是“描红”,后来才写“印本”。放学以后,叫我们在家画地图,可画的不是我国分省地图,而是常州三十六市乡图。当时父亲在外地教书,有一次回来看到了,就提出要改画中国分省图。袁先生也同意了,但没有能画上几张,袁先生就有别的工作,举陆云峰先生自代。

袁先生很和气,从不叱骂我们,所以师生间感情很好。有一次舅舅来看望母亲,顺便到书房去看先生。那时正是严冬,天气极冷。舅舅是娇公子,狐皮袍外还加大衣,可是先生只穿一件布棉袍。我弟弟就说:“衣蔽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袁其乐也欤。”后来母亲知道了,就怪我弟弟说话没有分寸,还叫金海去给先生招呼,袁先生说:“没有关系,他们刚刚读过这几句书。”

星期天我们也放假,但袁先生往往星期天下午就回到我家来,他在房里休息。只要先生回来,星期天晚上,我们就到他房里去跟他玩,在知道他要离开我们的那些日子,跟他特别亲热。我们要他常来看我们,而且要他来时仍旧住在他房里,他也一一允诺。惜乎不多时以后,陆先生就通知我们,说袁先生去世了。

在初读旧书的时候,我也碰到一些困难。如遇到“庶”(例如“回也其庶乎”《论语》卷六)“几”(例如“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论语》卷七)和“庶几”(例如“则齐其庶几乎”《孟子·梁惠王下》)等,我就不大理解,问了先生,有时还不清楚。大概不同于口语的虚辞,小孩比较难懂。所以我后来教初级中学语文时,对于这类虚辞的讲解,特别注意。

陆云峰先生是受过学校教育的,所以除了国文之外,还教我们算术和英语。功课的安排是这样:上午教国文,也就是《孟子》。我记得读《孟子》的时候是要“通背”的。所谓通背,就是每天除背前一天教过的书外,还要把以前教过的一道背。我记得读到《公孙丑章》下的时候,还要从“孟子见梁惠王”背,读到《滕文公》上时,才不带背《梁惠王》上而从《梁惠王》下开始背,所以每天单是背书,要花相当时间,现在这些章句也都还了先生了。说不定有人要说这样的读书,完全是浪费。但我认为即使是浪费,也决不会是“完全”。首先我们要学好一种语文,该从感性的教材入手,多读多背,正是入手的方法。对一个将来研究古代教育、古代政治哲学的人来说,《论语》、《孟子》固然大有用处,即使一个将来不以文史为专业的人,读一点旧书,也能提高其阅读的能力和速度。因为今天虽然通行语体文,但是“文夹白”的文章还是随处可见,而且用处很大。文法是任何一种文字都有的,也是应该掌握的,但若对一种文字感认识不足的时候,就先讲文法,这文法就成架空的东西了。我们那个时代,除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人以外,学好英文的人实在不多,说不定毛病就出在这里。我小时候死背《论语》、《孟子》诚然很苦,大家说我站在书房门口,一边背书,一边两手绞门帘,绞了又放,放了再绞,直到背完三四章《孟子》。但是我还是要谢天谢地,我的老师当时没有教我文法,要我分析句法。以上所说,全是我的偏见,说不定都是错误,只希望读到这篇东西的同志,有以教我了。

《论语》、《孟子》是老师教的,《中庸》、《大学》和部分《礼记》是父亲暑假中教我的。父亲除寒暑假外都不在常州。寒假太短,加以他白天晚上都要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教我们,暑假长一点,而且天气热,在工作间歇的时候,就教我们读《大学》、《中庸》了。他教书不要通背,甚至不要背书。每天教的新课,他要我们读五十遍,再将昨天教的课文读三十遍,前天教的读二十遍。这样,每天都读一百遍书,而且每天教的课文,也能读到一百遍,只是分三天读罢了。事实上,几十行课文,读到一百遍,决没有背不出的,而且分作三天读,就更便于记忆而不会遗忘。父亲还特地给我们做了书签。每张书签上写两句五言诗,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抽出一个字,读满十遍,就把另一张十位数的书签抽出一个字。这样读书,实在一点也不苦,只是九岁的孩子,对《大学》、《中庸》的精义,不能理解就是了。

读完《大学》、《中庸》,就读《礼记·檀弓》,接下去是《文王世子》等篇。这时父亲的尺度放得更宽,只要我读得“上口”,就是说,能读得顺流,就可以“派司”了。偶尔也叫我们读古文、古诗。我记得他教第一篇古文是乐毅《报燕惠王书》,第二篇是太史公《报任少卿书》。诗教白居易的乐府和《长恨歌》、《琵琶行》,没有教律诗绝句,他教我们诗的目的,是要我们在吟诵的时候懂得平仄声。始而他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以后是我们和他一同读。但即使同读,我们读错平仄时,他仍能听出了,纠正我们。古诗能吟诵,读近体诗自然不成问题了。

父亲选择课文的标准,我当时并不理解,我当时体会到的,就是父亲不论吟诗读书,音调都很美。当时,读四书是一种调子,读古文是另一种调子,惜乎没有录音,否则就是极好的纪念品了。后来我在光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晚会余兴时,同学还请父亲读诗词,大家说他读得好是因为他学过昆曲。其实,父亲年轻的时候,兴致自然好些,又能喝点酒。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猜拳行令之余,有会吹笛子的,就吹一曲,有会唱昆曲的就唱几句,父亲跟着他们哼哼是有的,并没有正式从师,更说不上入门了。父亲吟诗读书音调所以能美,据我看,一半由于读音准,一半由于能充分体会诗文中的感情。所以调子高低疾徐,轻重缓急,听上去没有一点做作而能激动人心。我每次听他读“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这两句时,总是感到非常激动。

父亲又是我家的好护士。1930年我弟弟患伤寒去世前,父亲护理他三十七个日夜,母亲护理他四十个日夜,这件事情暂且不说。我和母亲生病,也总由他陪伴。他拿着一本书,一方砚,一支笔,一杯茶,一管水烟袋,就坐在病人房里工作,不过平时低声诵读的,这时改为默读罢了。他按时给病人服药,量体温,喝水,或者问病人要不要吃点什么。这种时候,我和母亲总要求他出声诵读,因为病中听他抑扬有致的读书声,反而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听着听着,有时还跟着他默读,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样的睡眠,于病体是十分有益的。直到今天我每次患病的时候,还会下意识地从枕上抬起头来,对窗前的书桌边看看。我在寻找谁呢?

再说两句离题的话。上边我已说过,父亲教我的第一篇古文是乐毅报《燕惠王书》,他教国文的那几年,也总选读这篇文章,可见他欣赏的程度了。其实,他不独欣赏文章,在他想象中也描绘着乐毅的形象。父亲不爱看京戏,说京戏的表情不如昆曲细腻,但在却不过情面时,也奉陪别人去剧场坐坐。有一次,我们硬拉着他去看京戏,这天的戏目中有一出是火牛阵,戏中扮田单的是老生,但乐毅却开了脸。父亲低声对我说:“扮乐毅也应用老生。”还有一次,也是和父亲一同看京戏,看的是《草船借箭》,父亲看到剧中的诸葛武侯拉鲁肃的胡子,就说:“唉,表演诸葛武侯应当表演得儒雅一点。”由此可见诸葛武侯也是我父亲佩服的人物。

解放之后,京戏的“状元祭塔”改为“烧塔”,父亲很希望去看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想看这个戏,他说:佛教的势力笼罩中国已一千多年了,不论戏剧还是小说,没有反抗佛法的。烧塔是向佛法挑战,所以想去看一看。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意思大致如此。可惜父亲那时身体已经很差,那出戏又不常常上演,竟没有看成。

三 燕 渠

常州有个土音,“燕”(读去声)意思略同顽皮淘气。我说略同,因为用顽皮、淘气去解释“燕”还嫌太轻,若解作撒野,似乎又嫌重一点。我疑心“燕”是“野”的转音,曾经请教过一位常州籍的研究语音学的朋友,他说不知道,所以我暂时只能存疑,等以后再请教别人了。

我们从陆云峰先生读书以后,比以前顽皮多了,读了一会儿,就要求先生放我“休息十分钟”。休息的时候,因为惧怕母亲,不敢往上房去,只敢往园里钻。园和厅堂之间还隔一个院子,所以先生也不管我们。我们第一次“休息”约摸9点多钟,正好是金海捡完菜到井上去淘米洗菜的时候。他买些什么菜我们是完全不感兴趣的。我们只注意他买的猫鱼,看到猫鱼里有活的,就拿到书房里去养起来。书房里有两张书桌,一张饭桌,先生和弟弟合用一张大书桌,先生南面而坐,我和弟弟打横。我独用一张小方桌作为书桌,有两个抽屉。我们就把小鱼养在抽屉里,再放上几块砖头,算是岛屿。现在我百思不解的,那张小方桌是一般木料制成的,何以抽屉能不漏水?到园里去挑活鱼是我和弟弟共同的享受,现在鱼养在我的抽屉里,却是我的独乐了。我一边读书,一边不停地把抽屉拉开又推上。有一次拉得猛了一点,抽屉里的水涌向身边,我不禁失声说:“潮水来了!”弟弟听到回过头来,我们相视而笑。先生没有听清,放下书本,问我:“你说什么?”我装作没有听见,提高些嗓门读书。

可是不论书桌抽屉多么结实,盛水养鱼到底是不行的,所以今天放下去的鱼,明晨去看已经死了。经过若干次教训以后,我们就决定另打主意。这时恰好来了个二宝。二宝是我家的小丫头。

我小时候家里有过几个小丫头。有的是她母亲在我家帮佣,把女儿带来算是丫头,也挣点工钱,有的是她母亲或祖母曾在我家帮佣过,后来把女儿送来的。这类小姑娘来时只有八九岁,到十五六岁能干农活时,她父母就领她回去了。留在我家直到出嫁的,只有一个王春兰。她是我记得的第一个丫头。年龄比我大得多,我不到两岁,她已十六七岁了。有一次母亲回舅家去,春兰陪我玩,她跳来跳去,引手舞脚,一不小心,在我左耳上打了一掌,据姑母说,当时我脸色惨白,好半天才哭出来。后来母亲知道了,也没有打骂她,只说了她几句。可是我的左耳,却从此失聪,而且由失聪,还丧失了平衡。春兰幼时由父母做主,许配了人家,到她十八九岁时,她父母就来接她回去结婚。春兰哭着闹着要解约,可是她父母和夫家都不同意,到临了,春兰还是跟他们回去了。她结婚后每隔三四年总要看望我们,总在我家住上几个月,生了孩子,也带着同来,像回娘家那样。她和我们感情都很好,我也绝不记她打聋我耳朵的仇,母亲甚至不许我们叫她做丫头时,我们给她取的名字。现在再回转说二宝。

二宝和我差不多年纪,生得聪明伶俐,这点大的孩子除了传话和陪我们玩耍,能做什么呢?所以我和弟弟决定在园内开沟养鱼以后,就要二宝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二宝一听,摩拳擦掌,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三人立刻去踏勘开沟的地方。

我家的井是口好井,又清又深,倒在井边的水也不会回到井里去,所以淘米缸、捣衣石都放在井边,淘过米、洗过衣服的水也就倒在近旁,日积月累成了一块不到一米见方的洼地。我们决定沟从洼地开始,一直通到淡竹丛里,大约两丈多长。一经决定,就立即动手,那一块地方,因为平日人们走不到,所以特别芜秽,乱草石子特别多,所以我们三个拔草的拔草,捡泥块石块的捡泥块石块。我们放学以后,只到上房去兜一圈,和大人打个照面,立即到园里劳动。二宝自然也不落后,见我们一走,一溜烟地跟出来了。完工那天,我们劳动得特别晚。母亲找我们吃点心,一个也找不到,她说:“这三个燕坯,不知在胡闹些什么,还不回来。”父亲就到园里来看看,只见我们衣上脸上手上全是泥浆,二宝满脸通红,我们浑头大汗。父亲说:“快回去,母亲在等你们哩!”我说:“我们已经完工了,请你给这条沟起个名字吧!”父亲笑了笑说:“叫它三燕渠吧!”我拉着他不依,说:“你为什么说我们‘燕’?”父亲又笑笑说:“燕有什么不好?你们不是刚读过吗?‘子之燕居’……”

三个人花了近二十天,挖了一条三燕渠,但渠里从来不能积水,不论多少水下去,都给底部和两壁的泥土吸干,养鱼自然更不用谈了,但我们并不是全无收获:以前淘米洗菜的水流不到淡竹丛,所以淡竹很憔悴,现在多少能吸收到点水分,所以变得有生气了,而且能产出筷子那么长和粗的笋。其次是那儿的乱草经我们清除之后,随手丢在那里的北瓜(俗称饭瓜,上海人叫它南瓜)籽,会发芽生长,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当儿,结出两个大南瓜来。在当时,北瓜是贱物,谁也不会去种它(抗战时期我们曾经在西宅废墟上面,是种过北瓜的)。但天生的北瓜,大家又当成宝贝了,女佣嘻嘻哈哈笑着,捧着两个大瓜进来给母亲看。这天大家吃了一顿北瓜煮面条,第二天又饱吃一顿北瓜饼。

三燕渠不多时就被泥土石子填没,谁也没有心情再去开了,但是那个地方(不是沟)却得了美名,不但三个“燕坯”称它三燕渠,连父亲也称它三燕渠了。一次他说:“今天我到园里走走,在三燕渠看到一只野猫。”这时母亲便会取笑他:“你和他们三燕,三燕,我看要成四燕了。”

二宝什么时候离开我家,我已经记不起来,但有一件事情,她却给我一个坏印象。有一天,母亲买了三只小鸭,给我们每人一只。二宝首先挑了一只大的。我和弟弟的鸭子都放在大脚炉里,因为炉盖有孔,鸭子不会闷死。二宝因为她的鸭子大,不愿和我们的放在一起,就要由她单独养。她以为鸭子会泅水,就把小鸭子放在水缸里,不想鸭子太小,一下子就淹死了。第二天一早,二宝趁我们还没起来,就把我们的小鸭,也放在水缸里淹死。这件事我和弟弟都没有和她计较,但她给我的坏印象,大概终我之生不会磨灭了。

顾金海和顾盘娣

顾金海是我家厨子,年龄大约和父亲差不多。他年轻时我没有看到。从我懂事起到他去世那一段时间里,他却总是那个样子。依我家的经济条件论,雇个女佣帮着干点家务是完全可能的,至于雇佣厨子,就无此必要了。我父亲叔父都难得回常州,加以父亲不喜欢酬应,朋友来看他,也谈论一会就走了,除非是外地来的朋友,才留吃饭留住。可是金海在我家的地位,却特别稳固,仿佛他不是我家雇用的而是我家的一分子那样。这里是有缘故的:他的母亲是父亲的乳母。这位顾老太太直到我父母结婚还住在我家,据母亲形容:她高瘦个儿,小脚,太阳穴上贴着两个头痛膏药。我母亲提到她就摇头,因为她爱到我祖母跟前去讨好。讨好当然不等于“进谗”,但说话轻重失当,或用辞不妥,也会引起误会的。母亲当时是新媳妇,自然不能不警惕。她有个诨名,叫奉圣夫人,这诨名决非我母亲所取,因为母亲性格温和,嘴巴也不尖利,这诨名肯定是不知哪位姑母给她取的,由此也可想见她的为人了。自从我有知识以来,家里难得有人提起她。

金海性格随和,同上下关系都很好,做的菜也不错,不但平日,逢年过节,人来客往,几盘几碗也料理得像个样子。所以除了邀请外祖父到我家来吃饭之外,母亲可以不下厨房。父亲叔父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只有他一个是壮年男子,有了他,门户火烛也放心些。而且他每天一早就出去买菜,所以消息灵通,如临时闭城门啦,有散兵游勇在街上游荡,说不定会发生抢劫啦,“拉”啦,死囚执行枪决啦,城门上挂着死囚的头颅啦,等等,等等,都及时向母亲汇报。我家厅后的翻轩,西边一间原是袁先生的卧室,袁先生去后,就空在那里,中间一间放杂物,东面一间就给金海作卧房了。金海每天饭后,总要午睡,到下午三四点才起来,回厨房去料理晚饭。所以下午4点钟以后,他的卧室基本上空着,朝北的房子本来阴暗,加以很少人去转动,所以我们小时候,总觉得金海的卧室特别阴森可怕,我和弟弟便想象着有两个精怪藏在金海卧室里,一个叫做“暗穴”,一个叫做“夜官”。我们手握法宝——两尺长的胡萝卜,要去制伏它们。这种想象,这类行动,我们相约绝对不同大人讲,大人只见我们手持胡萝卜,争先恐后地跑到金海房里去,一会儿又尖声叫着从房里奔出来,不知我们在胡闹些什么,有时金海也从厨房里探头出来张望。原来我们假定二“官”本领很大,一下子不能降伏它们,所以屡进屡退,逃出来后,再商量对策,预备下一次进军。说老实话,如果我们一次就能降伏它们,我们不是又要设计新的游戏了吗?从“暗”和“夜”两个字来看,充分反映出孩子害怕黑暗的心理,但这类想象,也或多或少出于偷看《子不语》、《夜谭随录》的赐与。

金海也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常常请假,假期满后还要赖在家里,不准时来上工。他家住在常州北乡龙虎塘,离城不过十多里。凭他在我家的资格,他向母亲请假,自然没有不准的道理。每到他请假的时候,母亲就让女佣代他做厨房里的活,女佣原来的工作,就由母亲姑母帮她做。经常这样,女佣心里自然不大乐意,又不便认真计较,就尽说些挖苦他的话,话题集中在金海怕老婆一事上。金海的老婆姓邱,是继室,个子矮小,干农活是好手,说话做事也很爽脆。我家女佣就给她取个诨名叫“瓜秋头”,是影射她矮小的。有一次女佣告诉母亲说金海背上有被火叉打的伤痕。还有一次,又说金海的女人不让丈夫到城里来上工,因为夏天不能关门,就用一张长板凳拦住门,自己躺在长凳上。后来金海趁她睡着的时候,就从凳子下面爬出来,逃回城里来的。这类话,母亲听了,只是笑笑,给我弟弟听见了,就会去问金海:“你背上当真有火叉印吗?”或是:“你是怎样从长凳下边爬出来的?”金海听了,就故意板起脸,装出生气的样子,问我弟弟:“这类话也是你做少爷的人讲的吗?”

我从小不喜欢进厨房,可我弟弟却爱钻到厨房里去玩,金海看见他走进去,就问他:“你来干什么?”弟弟说:“我来帮你拉风箱。”我家西宅厨房里有一座三眼灶,是烧饭的;一座煤炉,是炒菜的。煤炉烧煤,有一个风箱。炒菜嫌炉火不旺时,就拉风箱。金海说:“你还会拉风箱呢?!小姐不进门房,少爷不进厨房,给我快点出去吧。”这样“少爷”就给“轰”出来了。其实金海怕我们在厨房被水火烫着,也嫌孩子碍手碍脚。

金海是看我们从小长大的,我们也从小就把他当作家里的一员。即使现在,我在写这类只有我一个人感兴趣的琐事,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温暖。

女佣挖苦金海的话,固然不免添油加醋,但金海惧内,也是事实。记得有一年,那时,我已经是光华大学的学生了。金海忽然来上海找父亲,说要出家做和尚了。父亲苦苦劝他,买了两张火车票,亲自把他送回常州。这件事情之后,父亲就和母亲商量,把东(原十子街六号)西(十号)两宅之间的三间小屋(八号),给他夫妇居住。此后金海免去城乡奔走之劳,他夫人除了大忙季节,也总住在城里,把农活交给儿子和媳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识了金海的孙女盘娣。

盘娣是金海的孙女。她祖母住进我家八号房屋之后,她跟着父母来探望祖父祖母时,有时就留下住几天,她那时只有八岁。起初跟着金海只到厨房里,站一会儿,东张张,西望望,不多时就回八号去了。我家大厅上本来放着好几十只书箱。父亲和我只有暑假才回来,母亲姑母等即使偶尔到厅上去,也不会去查看书箱。为了谨慎起见,父亲除了把书箱上锁外,还用牛皮纸封条封好。有一年暑假,父亲回来发现厅上书箱上的封条,大部分被撕破了。父亲问母亲,母亲说没有的事,前两天她还去看过,一切都好好的,两人随即又同到厅上去查看,果然多数封条撕破了。这时在旁的女佣说:“昨天金海的孙女在这里转来转去,说不定是她做的好事。”给她一点破,事情果然有些像:撕破封条的都是下面一排书箱,叠在上边的书箱,封条还是完整的,而且从撕破的情况看,也像出于儿戏而不是别有意图。父亲就叫佣妇不要声张,他要亲自考察一下。

第二天上午盘娣又来了,她先到厨房里转了转,又在厨房门口站一会,随后就走出去了。约摸她出去后三四分钟,父亲就踱到厅上去。一看果然,盘娣用指甲在剔书箱上的封条。她听到背后脚步声,回过头来,一看见是父亲,立刻住了手,她把两手反放在背后,背部紧靠书箱,仰起头,对父亲看着,脸上一点没有恐惧的神色。盘娣有一张圆脸,皮肤晒得黑黑的,小嘴有点翘,大眼睛里流露出调皮的神气,父亲看着她反而不禁失笑起来。父亲告诉她,封条是有意贴上去的,叫她下回不要撕破,又问她几岁,叫什么名字。她不回答,趁父亲一不留神,撒腿便跑,回八号去了。

这次事之后,盘娣每次进来,就到我家客堂里、房里来玩了。她和我特别亲热,只要看到我,就不肯回家,能在我书房里陪着我坐两三个钟点。那时我已读完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暑假后要升大二,二十岁。暑假中回到家里,即使谈不上用功吧,也总要看看书,所以我起初并不欢迎她来,怕她干扰我。后来见她并不干扰我,就想教她认几个字。再转念一想,她到城里来,不过玩几天,到我家来,也不过偶然高兴,未必肯认真识字,我又何必自找麻烦?这样,她每次到书房里来,我就给她一支铅笔,一张纸,让她随意乱画,消磨时间。有时我高兴,也画条鱼,画只鸡,给她做“范本”。她可全不在乎,有范本也罢,没有也罢,只要我在书房里,她就陪着我。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她提出来要跟我一同到上海去,她讲这话的时候很认真,神气也很固执。以后每天来总要问我还在常州住几天,几时上海去。有一天,我随口敷衍她说:“好吧!我带你去,快去做一件新衣服。”这原是一句极无聊的话,她听我说完就走了。以后她还是每天上我家来,但神色有点沮丧,而且绝口不提到上海去的话。起初我完全不在意,隔了好几天,我问她说:“你不想到上海去了吗?”她背过身子去,歇了好一会,才低低说:“我没新衣服。”我听了这话,真像挨了电击,二话没说,立刻到布店里去剪了一件花布衣料,送给她,并且再三向她解释,我不能带她到上海去,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新衣服。然而使我伤心的是:她能懂得的,只是我那句无聊的话。我解释的话,她并不理解,这样,我在这八岁的孩子面前,就无从弥补我的过失了。

我动身去上海那天,盘娣一早就来了,换了一件干净布衫,头发刷得光溜溜,可能借用了她祖母的“刨花水”,说要送我上火车站。看光景火车站是一定要让她去的了。母亲吩咐多雇一辆人力车,让金海带着她送我们。我们进了车站,买了月台票,金海把行李送上车厢,她跟着我们也走到车厢里,一看见我们找到座位,就老实不客气地抢先坐了,还拍拍座位叫我和父亲坐下。车窗外列车员的铃声已响了第二遍,是送客的人不得不下车的时刻了。金海把她提起来,夹在右边腋下,和我们打了招呼,下车去了。火车开动时,我还看见盘娣躺在地上又蹬脚又哭。

这年寒假我回到常州,盘娣也常到我家来玩。一次她黯然地对我说:我送给她的衣服,她家裁剪给她弟弟做了衣服。

金海是1940年去世的。那时已是抗战时期,我和父母在上海,光华大学还在租界上开学,叔婶姑母在常州乡下避难,金海也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去世的情况不详,不过知道是病终的。1940年我们回到常州时,金海的夫人和她的妹妹还常到我家来。那时我家西宅已全部炸毁倒塌,我们只能用残留的砖瓦和别人卖剩的木料,在废墟上搭两间房屋暂时居住。厨房是用毛竹和草盖起来的。原来西宅的园子和大厅的旧址,我们清理清理种菜。邱夫人妹妹来看我们时,常带点菜秧给我们,有时帮我们锄锄地,浇浇水。奇怪,满是瓦砾石灰块的菜畦,一经她们的手,就顿时改观了。母亲总说:“你们看,邱家阿姆一动手,菜地就‘眉清目秀’了。”

我和盘娣再次相逢,是胜利之后,我是特地到龙虎塘去看她们的,但不知怎的,我只看见盘娣一个人,她祖母父母可能因事出外,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她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而且出落得十分漂亮。她见了我仍旧十分热情,拉着我的手,不住问长问短。可惜我们见面的时间太短,没有真正“一倾积愫”。以致我带着负疚的心情去看她,又不胜遗憾地回来。

以我自己的年龄来推算,现在盘娣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以她的聪明能干,一定能过上健康愉快的生活,这是我衷心的祝颂。在当前开放政策下,说不定她已是万元户。毫无疑问,她一定还记得我,但她还记得我说的那句无聊的话吗?还记得她当时听了这句话后的苦痛吗?也许记得也许记不得。可是我几十年来负疚抱憾的心情,她大约想不到了。

过  年

新年几乎可说是孩子们的节日,在灯红酒绿爆竹声中,大人们的感受和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孩子们盼望新年,除穿新衣,吃美食,收压岁钱外,最主要的是大人事情多,酬应忙,根本没有工夫去管他们,即使管,也比平时要客气些,最多口头训斥几句。譬如说:你们这样淘气,要不是过新年,早就该打了。或者说:少胡闹了,难道当真要吃压岁棒?然而孩子们就在这忙乱的环境里,获得了自由感,不但是自由感,而且还有一种新鲜感。

在节前,只要嗅到一点节日的气氛,就使我们兴奋,节日的气氛打哪儿开始呢?首先是母亲用红纸糊烛台,因为新年要祭祖宗,烛台都要用梅红纸重新糊过。其次是包“封子”,所谓“封子”,就是现在称为红包的,把钱用红纸包起来,在我小时候,这类“封子”一般是两毛钱到六毛,很少上一元的,这是太太们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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