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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兴:山西张庄:一个美国“农民”与杜润生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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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在波士顿的老人院中休养。李振盛摄

 

 

山西张庄:一个美国“农民”与杜润生的争论

--作者:杜兴

1981年,对山西长治郊区张庄大队书记王金红来说,“这一年很难”。每次到上边开会,领导都讲,不管什么理由,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别的村都搞了,就你不搞?”张庄“不一致”的地方是,还在坚持搞集体化,土地没有“承包到户”。

作为当时中国农业机械生产率最高的村庄之一,张庄不愿分地是有自己的想法,与分田到户相比,使土地集中显然更加有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和使用,但在1980年的改革氛围下,分地与不分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道复杂的政治和民心的公式。而这个公式,不仅仅在1980年代,更是从1940年代就左右着张庄土地的分分合合。

潮流

其实,分地单干这事儿,王金红并不陌生。1977年开始,动静陆陆续续从外地传过来,“说的最多可能就是安徽小岗村了”,而离张庄最近的例子则是山西闻喜县孙炳新。

1978年春,24岁的闻喜县南郭三队队长孙炳新大胆尝试,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每亩上交120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秋收的结果,19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次年春天,孙炳新把队里的土地全部都承包给了社员,还把牲口、农具也分了下去。南郭的其他两个生产队也仿效,全部包产到户。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邓小平发话表示赞同。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句话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后来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0月,运城地委工作组到闻喜“纠偏”,批判并纠正南郭三队的做法。然而次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来到闻喜考察,又肯定了南郭大队的做法,要求大力推广孙炳新的经验,继续完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经过过一年一变、反反复复的阶段之后,进入1981年,尽管仍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主流。

对于闻喜县的“包产到户”的起起落落,张庄都是一种旁观的心态。但到了这一年年底,张庄也撑不住了。“我们弄这个是最迟最迟的。”王金红说,“全长治都分了,就你不分?影响责任制的落实,带来负面影响。”显然,对于这个中国行政级别最低的村官来说,潮流所致,并非个人能够抗拒。

反复

“分了之后,韩丁来了,他很不高兴。”王金红说,“他回北京之后找到杜润生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自己的特殊性。”

韩丁,美国人,1948年参加了由北方大学教职工组成的张庄村土改工作队,并以张庄土地改革为背景创作完成了长篇纪实著作《翻身》,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铁摩尔把它与《西行漫记》和《中国震撼世界》一起视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周恩来总理称他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1982年秋天,韩丁重返张庄。他认为张庄之所以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机械化搞得好,如果土地一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张庄“平均下来,每人每天可以生产400斤粮食,在全省算是最高的了。和东北的友谊农场差不多。”王金红回忆说。为此,1979年,张庄被定为山西省农业机械化试点。这对于张庄来说,无疑是个巨大鼓励,“全省就两个”。

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高,按王金红的说法,张庄之所以不愿分地,还在于集体化带来的种种实利。“一是工分高,其他大队一天只能合几毛钱,我们是一块。另一个是合作化这么多年,分了之后,没有车,也没有农具,就感觉麻烦。”
“79、80那两年,集体一年发26万,每个村民100块钱,当时一辆自行车,也就130来块。建新房,我们补助100块。安水管不用交一分钱。接到家里你吃水就行了。”

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韩丁,还是王金红,都不愿意分地。韩丁是担心分地之后,机械化的成果不保,而王金红除了机械化,还担心集体化所带来的实利减少。

韩丁回北京没多久,中央省市联合调查组来到张庄。张庄的地还是分了,但作为一种妥协,张庄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到了1982年春播的时候,每人再收回3分地,总共700亩,还是由原来的机械队搞试验。第二,已经分下去的地,按品种规划,原来种什么,现在这一大片地还种什么,方便使用机械。

分分合合

实际上,关于张庄土地的分分合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张庄是晋东南最早进行土改的村子之一。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过一段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动,太行三地委(长治地委前身)于1948年1月,集中各县县区干部到鹿家庄整党。整党结束后,中共潞城县委根据《土地法大纲》精神,重新部署土改工作,并于2月份派出土改工作队,首先深入11个基点村开展工作。五区的张庄就是基点村之一。

而韩丁,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土改工作队来到张庄的。

1947年,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捐赠一批拖拉机给中国,并且招收志愿工人使用这些农机,韩丁应召作为拖拉机技师第三次来到中国,他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地区负责一项发展计划。但是农机没有燃料,无法使用,韩丁只好离开农村的工作。当时,应在山西长治附近(潞城)成立不久的北方大学的邀请,他到校教授英文。

韩丁找到校长范文澜,请求参加土改工作,学校后来批准他以观察员身份到张庄村。韩丁踏进的第一家,就是王金红的爷爷王文斌家。王金红当时只有5岁。“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一时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时刻。”他在《翻身》一书回忆道。

土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地。从1945年共产党军队解放张庄后,贫下中农开始分田地。仅1946年一月的四个星期内,就进行过两次大的运动,运动结果是“从大大小小的剥削者手里没收了总共一千三百多亩土地,还从各种机构没收的三百多亩,这些差不多占全村五千五百八十亩地的四分之一,牲口、农具、粮食、房屋的情况也一样。”到了1948年,“土改在农业生产者之间创造了基本的平等。”

这种均分土地的状况让所有人都感到乐观,就连张庄土改工作队队长蔡勤也不例外,他在调离前对农民们说,“土地问题解决了,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们”,“ 将来,我们要人人都勤劳致富。”

也正是在均分土地的基础上,张庄农民获得了“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韩丁观察到,“这四大自由为城乡私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样,一方面,个人致富,另一方面,为由于抗战、内战和社会剧变,经济被大大削弱的广大解放区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布匹、手工业和工业产品。”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重新分配到土地的农民仅仅在三、四年后,就又开始出现了分化。1950年长治地委对15个村庄、3394户农民作的调查表明,13.7%的农户卖了地,9.6的人还在出卖劳力,这些新富农户大部分的收入要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得,他们占全部人口的1%。1951年对张庄附近5个村庄的的调查表明,土改5年以来,有95个农民为了婚丧用钱卖出了284.11亩耕地,有99户农民买入了耕地。

而这些新出现的“剥削者”,“大部分是土改前很穷的农户,他们在土改后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如何富起来。”

从互助组到集体化

不仅仅是土地买卖的问题,分地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基于土地各自占有基础上的合作模式出现了,那就是农户之间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互相组”。 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尽管互助组的模式看上去十分公平,但其中的换算却异常复杂。“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韩丁说,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
 
不仅仅如此,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户,显然会从这种“互助”中得到好处。韩丁举了个例子。互助组中的一个农民有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农忙季节把他把这头耕畜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于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

最后,村委会按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从牲口到大农具,最后到土地,原本经过土改分配给农户的,现在又一步步收归集体。集体化的结果是,农村又能恢复土改时的最初目的——“公平”。

为了平衡不同农民之间的个体差异,生产队还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一天完成满工作量的人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

但也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公平”,集体化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吃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和福利就要用掉生产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

“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韩丁写到。

左右摇摆

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韩丁大力提倡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推行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正是事关集体化生死的大问题。

还是在1974年,韩丁重返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他邀请王金红到北京见面。“请你来,是想和你谈谈张庄的农业”。韩丁说。他对王金红说自己在美国一个人种2000亩地,平均下来,每天生产1万斤粮食。而张庄呢,每个劳力拼死拼活,一天顶多生产二三十斤。

“王金红,你可以不可以种上几百亩?”韩丁用激将的口吻说。而王金红则没有丝毫犹豫回答道,“没问题!”

回来之后,曾在电力基建局当工人,懂车工、电工、钳工的王金红,就按照韩丁给的图纸资料,自己找材料,自己摸索,硬是做成了喷灌系统、螺旋提升机、烘干机等农用机械,而且还参加了两次全国农机推广会。

机械化立刻让张庄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过去流大汗出大力也干不完的农活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村民们都开玩笑说,“这下好了,咱们轮流种地,各家干过一年,就歇上十年八年。”

但机械化能够解决生产率问题,却不能解决人心问题。粮食生产再多,毕竟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分配再平均,总还是无法做到让所有人满意。“集体化的时候,总的来说,是给大队干,给集体干,不是给自己干。一天给你记十分工,但要到年底才能分,腰里没有实惠东西。而有人跑副业,今天拉一趟砖,钱就来腰里了。这个最实际。”王金红说。

如果说,农民个人是因为现实利益的打算而消解了集体化的心理基础的话,那么机械化多余出的劳动力出路问题,则成为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在张庄,实行机械化,一下子富裕出300多个多劳力,而张庄通过自己办焦化厂、玛钢厂、砖厂消化掉一部分,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张庄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微小粒子而已,又有多少个村庄能够像张庄一样,把所有富裕出的劳动力都解决好?

有媒体称,曾有这样一场对话,在韩丁和杜润生之间展开。韩丁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张庄的情况,不能一刀切。”杜润生则回答,“你有一个张庄,我得考虑整个农村。中国有多少地方不分地就得发救济粮,甚至饿死人?”据王金红回忆,“我听调查组的人讲,杜润生还说——可能没有当面——你韩丁自己在美国搞的不也是责任制?”

出路

王金红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压力,张庄的地分了。而当年作为妥协,保留搞机械化试点的700亩土地,最后也因为村内人口增加陆续承包给个人了。“因为新增加人口的,就要调节一些。生个孩子,30年后才有地,怎么办?”王金红说。

2004年王金红退休了,不再担任书记。退休前,他曾去参观过南街村,说起来既羡慕又遗憾:“华西,南街,就是我们当时走的路。人家没分,我们分了。集体的力量和现在的有利条件结合,现在的经营方式,效果特别好。”

但对于再回集体化,他却又表示出自己的忧虑,“从农业上替下来的劳力没有出路,机械化就不能成功。”张庄全村2000多亩土地,3000口人,一半是劳力。“上学一年能走几个?去外边打工,没有技术,没有门路,到长治打工,挣个六七八百,一算下来剩不下几个。”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出去打工,也是没有保障,所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既不能出去打工,也不敢丢地。”

除了劳力出路,还让王金红担心是利益保护的问题,这在王金红口中是“管理”的问题,而这无论对于集体,还是对于个人都是个难题。

他举了个例子。“水利局租了我们村200亩地,种土豆。成熟的时候,白天有人挖,晚上也有人挖。东西保不住。”

但在美国,这就绝对不存在。从1987年到2004年,王金红去了六次美国。就住在韩丁那2000亩的农场里,“那是他私人的。谁敢来?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人,我不同意,谁敢来?”而在中国,“我有1000亩地,你没有地,会出问题!会嫉妒,会眼红。”

而对于今后的出路,这位书记的回答是,“人散了,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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