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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包在纸里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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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在纸里的火

--作者:王刚

我和徐晓约在北四环见面,对面即是鸟巢和一座山一般让人透不过气的大楼。

我打算写一篇有关文革后期地下读书会的稿子,起初我以为这是一条介入改革启蒙相对便捷的途径,但深入到后来,我却不由得失望,关于阅读,那的确是个太个人化的事情,太多的68年一代关于阅读的回忆,但却无法让我拼接成一幅完整的精神启蒙的清晰轨迹。

现在回头看那一代人,起初他们是破四旧,疯狂烧书的红卫兵,而没有多久,莫名的失落感却让他们饥渴地在“封资修”的反面教材中寻找人类文化的精神食粮。

这个启蒙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如果说这一代喝着红色乳汁成长起来的青年,完成了骇人听闻的社会大扫荡的话,那么,他们后来这一发自心底的举动,不仅仅是被放逐时期排遣寂寞的方式,更是对青春无忌的忏悔,和对文明的基本回归。

十年之后,也是他们,靠着这些微薄的养分,建立起对过往反思的思想资源和对改革的学理认同。

而徐晓正是其中之一,她是文革当年北京地下读书会的重要参与者。我试图从她身上找到一些当年读书会的线索。

关于她,我的了解并不多,30年前她是《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这份杂志在文学史的地位无庸赘述。但在我当年阅读诗人的时候,只知道北岛、食指、芒克等等,却不知道她,因为她不是诗人,所以始终躲在幕后。她也不搞艺术,在黄锐、马德升有关星星画展的记忆里也看不到她。但她又是那么的重要,在北岛回忆《今天》,杨建诉说文革一代文学的时候却时常出现她的名字。

我对徐晓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她的那本回忆性的散文集《半生为人》。她属于那些圈子的边缘,记述的大多是属于一个女人对于诗歌、对于文学、以及对于那一代年轻人的印象。

话题开始后的第一句,她就问,你找的不是我,你知道赵一凡吗?

我说,听说过,在很多人的回忆里提起过,就是那个腿脚有些不方便的人吧?我对这个名字的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个。

她说,没错,就是他。这个人很重要。随后,她也没跟我解释为什么很重要,而是自顾自地说起来。

“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甚至比我的丈夫周郿英对我的影响都大。”

我们的话题围绕着赵一凡继续着,她说,一凡是当年文化人圈子里的一个核心,他周围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物,你要研究当年的读书文化,就不得不面对他。

赵一凡是谁?

在一部记录当年中国地下诗歌的书里,赵一凡也是经常出现在照片里的一个人物。他坐着轮椅参加诗会,不朗诵诗歌,手里拿着一叠手抄本的诗稿,也是别人的。

按照北岛的回忆,赵是北京地下沙龙的最初组织者,他父亲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头头之一。而赵这个人从小瘫痪,但才气过人,三岁读《红楼梦》,五岁读鲁迅,八岁就自己写书出版了。

赵一凡生于1935年,50年代进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后来,他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专家,乃至商务印书馆《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由他完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段黑暗的时期,却成为赵一凡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阕篇章。

赵一凡在他主持的地下沙龙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正因此,在北岛眼里,赵一凡已经不止是个沙龙的组织者,更是文革一代精神启蒙的盗火者。

这个人如此的重要,却又如此地时常被忽略。他像极了朱学勤描述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当别人拿着红宝书文攻武斗的时候,他却在传播康德和别林斯基。但后来,却没有名气,不写诗,不著文章,甚至没有留下一点记忆。

文革开始后,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红色“圣经”,其它书籍几近消失。

在范围有限的高层干部圈子里,有另外一套私密的出版物,这些被后来称为“灰皮书”和“黄皮书”的权力附属物,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为反面教材特别安排的。

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

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
阅读的不均衡,造成大部分的人无知者无畏。于是,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帝苏修究竟什么样,中国的年轻人知之甚少。总之是,水深火热日子都很苦,风景这边独好。

可高干子弟们心里都明白,毕竟看的反面教材多,林立果那时候听披头士,搞中国最早的摇滚乐。这一切在最后披露的邪恶“571”工程里,才被老百姓们作为反面教材了解。

有限的知识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精神的传播需要盗火者。

赵一凡的家里也算高干,加之他年龄大,朋友圈子广,“偷书”、“传书”的薪火事业自然落在他肩上。当时,北岛、徐晓都是平民子弟,自然团聚在他的沙龙周围。

他将这种书籍的传阅安排得极为巧妙,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这使得这些精神食粮能够以最快的频率传播给尽可能多的人。“传书”既是促进这个圈子发展的一个原动力,也是青年人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交换图书,交流读书心得,是沙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这个沙龙。在北岛的记忆里,那一年,年轻人们颇为活跃。许多青年经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交谈,并建立通信联系。青年们聚集在沙龙中,不仅谈小说、诗歌、样板戏,也谈政治。

到这一年底,赵一凡的圈子无形中成为与诸多青年人圈子沟通的辐射网,并由北京辐射到全国各地。其中徐晓认识了一些由外地来京的朋友。当时,如果认识了一个知青并获得信任,就会通过此人结识一帮朋友。通过这种“滚雪球”式的交友,徐晓又结识了一些东海舰队的年轻军人。他们之间只能通过书信来往,而每封信都长达十几页。这些年轻人在信中不仅谈文学,也谈一些政治见解和小道消息。这些通信后来受到邮检,拆开一个人的信,根据其内容再检查另一个人,不断扩大侦察面,最后到全国范围:北京、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这个圈子被定名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赵一凡为首犯,徐晓是联络员。

徐晓与赵一凡一同被捕,审讯中,预审员让她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她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虽然我是犯人,却有一种优越感。”

对于文革一代的年轻人,能够轻松读书,的确是一种颇具优越感的经历。而用当时的世俗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为此,他们坐了两年的牢。


 
1972年,在“9.13事件”之后,中央进行纠“左”,文化大革命进入低潮,青年们得以浮出水面透口气儿,北京地下的文艺沙龙也自此进入了一个黄金季节。

根据诗人多多的回忆,与赵一凡沙龙先后活跃于京城的还有 “二流社”和徐浩渊沙龙。

“二流社”是一个红卫兵运动的小研讨会。每周聚会地点定在紫竹园的“风雨亭”或者北海公园。“二流社”的成员都是各校造反派红卫兵的写作班子。

这些人最初热衷于去农村建立乌托邦主义的据点,比如“共青城”、“知青公社”等等。到了1968年后,红卫兵失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开始把注意力投向文学艺术。后来,他们中间的柯云路、史铁生、孙康、史保嘉都成为新时期知青文学中风云一时的人物。

而徐浩渊的沙龙只是一个以国务院宿舍和铁道部宿舍为据点的小型聚会。

徐浩渊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老红卫兵代表,因为《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遭逮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她便积极介绍西方文化。

徐浩渊当年让周围的人们传得很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妆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察。在城里经常穿印花蓝布的衣裳,这在当时被视为“标新立异”。
这个沙龙中主要成员多是业余的知青诗人,后来成为“白洋淀诗派”诞生的产床。

当时,沙龙中的核心人物一个是岳重,一个是栗世征。他们都来自白洋淀,插队三年。

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这决定了他成为沙龙核心的主要因素。岳重十五岁时,即将黄皮书阅尽。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首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于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

1973年以后,徐浩渊的沙龙随风而逝。再后来,岳重和栗世征开始写诗,他们笔名一个叫根子,一个叫多多。

1976年, 10月22日,“四人帮”被打倒。

一个月后,赵一凡和徐晓被释放。

出狱后的赵一凡,活动空间仅限于他家那间厨房兼饭厅的小屋。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多是凌晨两三点。他每封信都留底稿,在信中,他乐此不疲地与人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章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对方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

1978年,赵一凡一案得到彻底平反。

这一年底,由北岛、芒克主编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文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地下诗歌终于得以浮出水面。

1983年以后,在一家小型誊印社的基础上,他创办了北京三月文化服务公司。他幻想着公司发展,并转化为一家出版社,实现他买书、读书、出版书的梦想。

赵一凡办公司的消息一直让北岛颇为困惑,直到一天夜里,他们彼此交心,赵一凡才和盘托出办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

这个愿望最终没有达成,1988年7月9日,53岁的赵一凡于北京病逝。赵一凡死后,他积累几十年的整整一屋子文革小报、手抄大字报、传单和各种文稿统统被保姆当作废纸卖掉,只剩下一捆信件和几个笔记本。

进入90年代,商业化浪潮一来,诗人的面具被卷走,诗歌自此不吃香了。

徐晓后来上了大学,做了记者、编辑。而当年北京地下读书会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徐浩渊,学了心理学,后来成了这方面专家。

和他们的命运相比,大多数人的阅读境遇也随着改革开放而日益明朗起来。1979年4月10日,《读书》杂志创刊,第一期文章就叫《读书无禁区》。文章的作者是李洪林,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的处长。


延伸阅读
文革中的地下读书会

1967年夏秋之交的中国,青年学生群中出现了一连串公开的“读书会”式的组织,以读书学习,独立思考,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引人注目。其中较著名者,有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上海的“反复辟学会”和“东方学会”,湖南和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等等。这些公开的“读书会”后来大都被取缔,所以此后的读书会转入地下。

1968年后出现的读书会极少打出公开的组织旗号,而是以两种秘密而分散的地下圈子的形式——通讯会和沙龙。比松散的通讯会更为活跃和集中的是散布于知青中的大大小小的理论沙龙和文艺沙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青年们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也曾风行京城和全国各地。

读书会的主要阅读书籍有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躲过“破四旧”的私人藏书;二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书;三是文革中,从干部家庭中流失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

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两次较大规模地以“灰皮书”、“黄皮书”的形式出版过“内部读物”。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中共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和他们认为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第二次是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苏关系的紧张和中美关系的解冻,开始举办《摘译》(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另外,红卫兵自己油印,手抄的地下读物也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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