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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笑飞:“丁戊奇荒”中的赈灾洋人

 “丁戊奇荒”中的赈灾洋人
                                                          
--作者:邸笑飞

1879年,几名金发碧眼的洋人得到了山东百姓送的“万民伞”,这把红色的伞上写着一万个心怀感激的百姓的名字;有人将这些洋人的照片供奉在庙里;成千上万人跟在他们身后,念福音书、向上帝祈祷。

而就在1870年,那场天津教案才刚刚将山东、山西人民的仇教情绪掀向一个高潮:老百姓相信神甫和修女用蒙汗药拐骗了孩子去挖眼剖心,民众暴怒,烧毁教堂,杀死10名修女和两名神父。

这一切改变,是因为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的一场大荒。这次灾荒中,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五省“草木皆枯、赤地千里”,百姓“饥馑载道,饿死粥厂无算”。其中最严重的1877、1878年按干支纪年分属丁丑年和戊寅年,故称丁戊奇荒。奇荒中,是这些洋人向中国百姓发放银钱、粮食。

灾荒来了

1874年,一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来到山东青州,在旅馆里住下。他穿儒士的长袍,并且在脑后系了一根假辫子。他在这个县城租房定居下来,并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李提摩太。

青州是山东府制机构所在地,也是方圆百里最繁华的城镇。它很久以前就是一座名城,又是周边各县的文化中心,每过三年,就有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参加会试。然而这个繁华而富饶的城镇,在1876年并不安宁。这年由冬到春,天旱地燥,没有雪,亦没有雨。山东旱灾极多,从1644到1839年的196个年头中,全省仅有33年没有旱灾记录。因此开始人们并未特别注意。

到了4月,播种的最好季节快要过去,这里仍滴雨不下。靠天吃饭的百姓骚动起来,他们到富户祈粮,在衙门哭诉,去寺庙祈祷。

一天,青州知府在脖子、手腕、脚踝上戴上锁链,步行穿过青州城,去城外最主要的庙里求雨。而成群的乡民跟在他后面,头上戴着柳条帽,身着素衣,浩浩荡荡,面容严肃。

然而到了5月,仍然没有雨。加上去年山东亦旱,很多地方“菽不实,麦苗半枯死”,本就家无隔夜粮的贫户已经将种子吃尽。粮价飞涨,农民们只好将农具换钱。尽管官府贴出了禁吃牛肉的告示,但饥饿仍让农民们含泪宰杀耕牛,有些本有四五十头耕牛的村庄,被吃得只剩下两头驴子。李提摩太看到,饥饿的母亲卖掉自己的孩子,妇女们蜂拥进一个富人家里,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去吃下一顿饭。男人们也组成了500余人的群体劫掠。谣言四下蔓延,传说一位死而复生的测字先生预言今年三分之一的人将要死去。

人们在无力掌控自己的生活之时,往往转而求助神佛的力量。旱灾初起之时,各种寺庙、道观都变得熙熙攘攘,老百姓有庙就拜,并不在乎里面供奉着何路神仙。

李提摩太在青州府辖区内的11个县城门上贴了用黄色纸写的传教海报。很快便有以老年人为首的民众代表来到旅馆,还有一些小脚女人跋涉20里山路来青州府找他求教。他给百姓传授关于上帝的信仰,圣经中预言天降大雨的故事,并教他们向上帝祈雨。

但对上帝的祈祷,并没有求下雨来。他开始给穷人发放救济金——他站在青州城里最狭窄的小巷的尽头,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他身边走过,领到救济金的人在手上涂一个标记。如果人们把标记洗掉,也会把手洗得干净,而传教士只在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

灾民数以万计,传教士的资金不够,只能给每人发放几文钱。李提摩太将自己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寄给上海、广州的朋友以寻求募捐,这些记录发表在《申报》和《万国公报》上,后来这些报告还穿越大西洋,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

1876年6月11日,李提摩太收到外国人募捐的一笔善款。他将这笔银子转交给青州的一位知县。作为一名带银元来的洋人,他的面子还是不小——知县亲自接见了他——毕竟这笔银子可稍解燃眉之急。

几千年来,天朝大国从来都是充当居高临下的保护者的角色,向各邻国施舍,这恐怕还是第一次接受西方国家的救济。

然而更大的灾荒还在后面,这点救济仅仅是杯水车薪。

昌乐的纷乱

1876年,山东古道上,三匹骡子拉着载满铜钱的大车到昌乐受灾最严重的村子去。车上坐着的是李提摩太。

当地地方官听说李提摩太赶着装满铜钱的大车经过昌乐城时,对身边人说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

言者有意,听者亦有心。当中午时分,李提摩太到达昌乐县城南郊,在一家旅馆用过午餐打算继续前进时,一大群人气势汹汹的不围住了他。

李提摩太只好将马车掉头回到旅馆。他把助手留在旅馆里照看马车,自己骑马前往发放救济金的村子向人们说明情况。可洋人发钱的消息早就传开,为了得到一两文救命钱,来自周围各县的数千人聚集到一起,整整一天等待发放救济金,许多女人手里还抱着孩子。

李提摩太担心告诉人们知县阻碍他发放救济,盛怒之下人们会冲向城里,他只好在门外张贴一张告示,请大家尽快先回各自的村子去,每村留下两三个老人,同他一起安排如何把救济金送到村上。

第二天他回到昌乐旅馆时,一直等待他的人们从家里跑出来,大声喊着,试图把旅馆的门撞开,没有成功,他们又一阵阵地朝墙内扔进石头和砖块。

李提摩太只好去找知县。他闯进知县的内室,直截了当地说:“旅馆里有装着铜钱的马车。我让仆人等20分钟。然后,他会离开那里。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在旅馆旁,带有暴力倾向。在我的人走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由你来负责。”

“哦,你的钱和我无关!”知县喊道。

“但是,地方安定是你的责任,”李提摩太答道,“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通知你,让你来制止一场混乱。”

知县慌了神,迅速派人到旅馆,李提摩太则离开昌乐。路上他遇到了姚沟的村民,这是个离昌乐五里远的村庄,他年初在那里发过救济金。村民听说他遇到麻烦,纷纷手持棍棒、扛着草杈前来营救。

而李提摩太一行走后,知县却迟迟不兑现银钱,于是穷人又将怒气转向了县衙。这次是女子们的行动——近百名妇女来到县衙,每个人都带着菜刀和面板,衙役问他们要干什么,她们说,要见知县,有话要说。知县一露面,一位领头妇女就喊道:“我们穷人就快要饿死了,当官的不救济,反而把属于我们的钱偷走了,这样的父母官该剁成碎片!”应和着她的话语,一百多名妇女坐在院子里,拿着菜刀在板子上一阵猛剁,还一起唱了起来,“谁要偷了穷人的钱,我们就把他剁成碎片。”知县只好允诺第二天发放救济金。

灾荒中的官员、洋人和百姓

风平浪静、粮充食丰之时,民间传说里的洋人是种奇怪而可怕的生物——据说西洋人拥有不能打弯的膝盖,会带走孩子的灵魂,修女用孩子的眼珠作望远镜,传教士会炼金术。

但灾荒在前,夷人、洋教也成为了救命稻草。正如中国百姓对“龙王”的态度,如果能够求得雨,他们会抬着龙王游街,杀猪宰羊;而如果无雨,人们亦会愤怒地砸碎龙王庙。洋人能够真金白银地发下救灾银,可比政府的空口文书有用多了。

那时,恭亲王在北京向玉皇大帝求雨,让山东巡抚丁宝桢全面负责赈灾,并拨给青州府四万三千两银子。然而具体到每州、每县,银两仍像雨水一般难求。

有民间富商把自家储米拿出赊粥,发生饥民哄抢,踩伤、踩死人的事件。官府便下了告示:禁止私人放粮。亦禁止烧杀抢掠,一旦发现,当地首领可以就地正法。

这些措施使得民众间愤怒的情绪如暴风骤雨般酝酿,只差一根导火索。甚至有人将领衔造反的希望寄托于洋人——曾经两个书生来找李提摩太,请他作反抗的首领。但一直试图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的李提摩太拒绝了。而在其后的救灾中,他也特意留心不要被留下鼓动叛乱口实。

即使如此,在很多地方李提摩太仍不受欢迎。1877年11月,他前往山西太原府,请求巡抚曾国荃容许他把银子发给灾民,并收养一批孤儿,曾国荃是曾国藩之弟,对洋人存有很重的疑忌心理,认为他们要“盗窃中国人的心”。尽管李提摩太带着2000两银子,还有李鸿章发给他的通行证,仍未获得允可。而曾国荃知道天主教和基督教存在矛盾,深谙官场制衡原理的他,狡猾地让李提摩太与山西天主教传教士合作赈灾。

一些绅士给李提摩太立碑所刻的谢词中,称“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洋人救济难民的功劳,却被轻巧地转加于千里之外龙椅之上的皇帝,而“洋人”赈灾则是“投诚”。哭笑不得的李提摩太,只好自慰道:“他们的判断受到了官方对传教士的传统态度的误导”,其实,这不仅是官方的态度,而是整个中国民族士人阶级的无法放弃的天朝大国心态。

尾声

1879年,天终于开始降雨了。旱灾终于得以缓解。然而,尽管中国官员严密防守,民心已经被“偷走”。李提摩太经这次赈灾一举成名,不但成为李鸿章、张之洞、丁宝桢的座上宾,还差点成为光绪皇帝的参谋,四处宣传改革建议,梁启超曾自愿为其作助手,从其处获得改革思想。

而这次赈灾,亦隐约彰示着洋人在中国公共事业中角色的改变。从此以后,西方人在中国各种事务中的参与渐多,而洋人、洋教,亦逐渐被中国乡土社会所接受,那些曾经坚持于传统观念的士绅们也逐渐改变观念,渐渐以送孩子学西学为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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