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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省三口述 周逵采访:蒋经国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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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蔡省三和蒋经国

 

蒋经国与我

--蔡省三口述  周逵采访

十六年零八个月的等待,我终于在1991年12月,以香港著名“专栏作家”的身份终于登上了台湾岛。斯人已去,我在他的墓前凭吊。有人问我对蒋经国的感情是不是很复杂,我说我十年追随蒋经国,却坐了二十五年的班房。尽管他拒我于台湾门外十六年,但毕竟年轻时他对我始终有知遇之恩。

 “枪下留人”

1951年10月26日,上饶市召开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公审大会,上万人聚集在上饶体育场,群众情绪激昂。在阵阵声浪当中,我低着头,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只听见一个高昂的女声宣布:“判处蔡省三等九名反革命首恶死刑,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我头脑一片空白,眼前发黑,耳朵轰鸣,脚也软了,等待我被执行的那一声枪响。九个人中有一个叫高清源的,当场被吓得失禁。另有一个叫陈连苏的,开始破口大骂、然后嚎啕大哭。

我全身哆嗦,等待那一声属于我的枪响。等待许久却始终不见响动。正当我感到有些蹊跷的时候,法警将我重新押上车,囚车居然开回了监狱。数天后,我接到判决书,才知道就在枪决执行前,审判官接到上级通知“枪下留人”,改判我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49年,江西。承蒙蒋经国的提拔,我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当时国共军事政治对比的形势已经越发明朗,由于我一直都是蒋经国身边的“红人”与“得力干将”,许多国民党军政官员纷纷找到我,希望我能“递句话”、疏通关节,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台湾再作长久计议。而我却不为所动,我说我不跟你们走,因为我很不服气。

国民党最后一列撤退的火车经过贵溪浙赣线,蒋经国身边的一个侍卫长专门停车找我,劝我随着车撤退,说此地不宜久留,被共产党抓住就是死路一条。可我还是拒绝上车,并托他向蒋经国代话,说我蔡省三留下一定会“有所作为”。

迫于形式,我化装成摆摊的小贩潜伏上饶。“镇反”运动开始后,我原来的那些“老部下”接连被捕,我深知情况不妙。一天夜里,我正在家里睡觉,突然外面有人“镗镗镗”地拍门说要查户口,结果一开门,哗哗哗,大队人马一下子冲进来,拿着枪把我团团围住。

上饶的公审大会“枪下留人”一幕,让我和阎王打个了照面却死里逃生。其中的原因,后来我分析有可能是我在关押期间写过的一篇分析1949年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地方首长的注意;而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正是我 “蒋经国旧部”的身份。

十年前,当我离开老家、投笔从戎,独自闯荡社会之时,当我追随蒋经国豪情万丈地投入“赣南新政”事业之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曾预料到今天我会以“战犯”的身份,与这些曾经的敌人一起关押在这里;当然,我也不曾预料,在今后的岁月里,这座高墙之外政治风云变换、高墙之内悲喜冷暖。而我离开这里,却将是在整整25年之后的事情。
  
知遇之恩

1937年,19岁的我在上海读完高中,时逢“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全国招生。这个训练团团长为蒋介石,被誉为国民党干部的“最高学府”。我以江西第一名的地位被录取。很快,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我也成为国民党第一批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蒋介石的率领下进行宣誓。两年后,我完成了学业,与十几个江西籍的同学由武汉回到江西。

当时,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不久,担任赣州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紧锣密鼓地筹建三青团江西支团,正在大力物色人才。而我由于工作积极,良好的口才而突现于年轻人群体,很快被蒋经国发现,他派人把我找去见他,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那天蒋经国穿着一身工人服,戴鸭舌帽,脚上一双草鞋,很质朴。他问我:“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读书?”我说:“我是投笔从戎啊!”他讲:“你投笔从戎也很有志气,有什么特长,你能够做什么?”我说:“我能唱歌演戏写文章。5月我刚在报纸发表一篇文章,写日本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他说:“我知道这篇文章,上下篇,我看过。”我说:“我也会演戏,也编了两个剧本。唱歌方面呢,黄鹤楼举行万人大合唱,我指挥万人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蒋经国听过连说:“好、好,那你很善于做宣传工作。我们成立了江西青年宣传大队,你当大队长。”这让我吃惊不小,我连忙推托说:“我年纪太轻,参加演戏是群众活动,我当个演员什么的也许可以,但让我带队伍,我的能力可能还达不到。”蒋经国说:“你可以的,没问题。”所以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的深刻印象,用今天看就叫“大胆启用新人”吧。

蒋经国善于发动青年人的热情,善于鼓动。比如有一次在冬天,早晨我们有一个升旗典礼,本来是很庄严的仪式。结果蒋经国把上衣一脱,喊道:“是好汉跟我一起来!”就领着我们跑步。冬天的早晨,即使是穿单衣服也必须不停地运动,否则就一定会冻僵,更何况还是赤膊上阵呢。所以一场锻炼下来,我们所有人都是累得满头大汗。再如有一次我们参加修机场,蒋经国带领我们带着所有工人,男男女女都来参加挑土,他也是赤膊上阵,激情得很。

这是工作方面的狂热,在娱乐方面也是如此。一次蒋介石过生日,我们组织许多活动和游戏祝寿,其中一个活动叫“吃面条比赛”:满满的一大碗面,在固定时间里,看哪个人吃得快、吃得多。结果蒋经国带头参赛,吃得“昏天黑地”,居然他还真拿个冠军, 大家笑啊跳啊,现场气氛真是狂热。

蒋经国回到重庆后,在1943年12月开始创办“三青团中央干校”,由于在赣南这段共同的经历,26岁的我也被他调任“中干校”支团部书记,来主持干校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我当时感激于知遇之恩,豪情万丈,提出要把“干校”办成是“第二黄埔、政治黄埔”的口号,大力培养“太子系”的人才。

我的第一任夫人曹云霞正是在赣南时期蒋经国的学生,婚礼举行的那天,蒋经国放下了手中的一切公务,回避了所有的应酬,特意换了一身长袍,笑容满脸地来到婚礼会场,极郑重地送了我们两人八个大字:“同心同德,为国为民”。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重庆城也是彻夜狂欢,蒋经国也跟我们一起彻夜狂欢,一起庆祝胜利。他忘乎所以,着实喝了不少酒,把上衣都给脱了还继续喝酒。我们也忘其所有。

这是我见到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狂欢。很快,国内战场情况急转直下,一次战役中我也险些被俘虏,有些身边的人就开始劝我早作打算,早到台湾去,再作长远计议。蒋经国也找我谈话,问我的态度。我当时非常顽固地说,我的鲜血流在大陆的土地上。

罗湖桥口的等待

1975年4月14日,我和原国民党中将军长王秉钺、陈士章等最后一批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在特别的戒备下,乘军车越过罗湖桥来到了香港。
罗湖桥口,几百个香港和国外媒体的记者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多时。我们刚一出现,就见外面的闪光灯唰唰唰地亮。话筒、摄像机、照相机几乎贴到我们的脸上。一时间人声嘈杂。记者们有的问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被“洗脑”,有的问我们是否是带着“特殊使命”。这么大的阵势,说实话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们也没有想到国民党从大陆退败台湾近30年后,我们这些最后的国民党战犯的出狱竟然还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一周前,我们这些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了25年的最后一批国名党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战犯所礼堂,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结果我们听到的是人大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大家听到“全部在押战犯”,欢腾一片,不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3月19日,293名特赦战犯汇聚北京。我们受到了叶剑英、华国锋等领导代表中共中央的接见。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一上来就哭了。站在那先是非常感谢,我说:“八年抗战,为了民族的生存,我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可是也很对不起党,也很对不起毛主席。我蔡省三去到社会上决不叛离祖国,决不做有悖人民利益的事情。我现在很感慨,因为我经过那么多死亡关,这些‘你死我活’的‘敌人’这么优待我,我心存感激,对共产党的政策很感激。”

当时中央就对我们宣布,被特赦释放的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去,还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政府也照样欢迎。当时我想,我如果回台湾去,也许还可以投奔蒋经国,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

开始的时候,台湾当局表面上对我们是欢迎的,有文记载:“中央社香港分社社长曾恩波表示,台湾欢迎该批前国军军官及党政官员回台。”也许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真的同意让我们自由选择出路,并允许我们到台湾去,甚至还这样说:“共产党作此宣布,实际上是加强统战活动,其用意是给我们造成困扰。谁知我们棋高一着,这一来共产党的宣传便收到了反效果” 。

可是当特赦成为现实,当回台成为现实,当我们一行十人来到香港等待入台时,台湾当局措手不及,态度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变。说这些人不能接收,他们是统战工具,是间谍,受中共利用的,特别是那个蔡省三。他们鼓吹说我们为共产党宣传。你既然靠拢共产党,那么感激共产党,你还到台湾来干什么。竟然还有报纸造谣说,蔡省三这个人已经给中共枪决了,现在这个蔡省三是假的,是中共干部假冒蔡省三。

对于这些报道,我可以做到充耳不闻,我相信蒋经国对我是知根知底的,我甚至希望透过一些管道把我的情况和想法转述给他,并且相信回到台湾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事情的发展却与我最初的想法南辕北辙。

周总理临终前的批示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我们获得特赦后不久,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 蒋经国随即当选为国民党主席。虽然继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是严家淦,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接班人是蒋经国无疑。

此时,在香港的我们除了等待,别无选择。过港签证五次延期后,台湾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任何改变。而就在这时,竟然传来了我们同行十人当中的张铁石已自杀身亡的消息,香港警察还发现了他的遗嘱。张铁石在遗嘱里写到,他感觉到已经彻底绝望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最后的希望竟然在“家门口”这样破灭。而我们见到遗体的时候,他还是穿着抚顺战犯所特赦时发的那套衣服。张铁石的尸体在香港火化,骨灰寄存在殡仪馆很久以后,才被允许运回了台湾。人没回去,回去的只是骨灰,人间最悲惨的事莫过如此。

台湾方面的态度依然暧昧,回台的条件一变再变,日期也一拖再拖。后来又有人提出要有人出面担保,我说我在1949年前的历史,台湾许多人都可以作证,至于1949年以后,我们从来没有和台湾的朋友通过消息,台湾的朋友谁能为我们担保呢?要说担保,最能为我担保的是蒋经国先生。

由于情况复杂,又有人身安危之虞,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找了一个地方隐藏了起来。至此,申请赴台特赦战犯对台湾彻底绝望。十人中,一人自杀、四人去了美国、三人返回大陆、只有我和王云沛留在了香港。当时世界救援组织找到我,跟我说只要我发表反共声明,就可以安排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政治避难。我拒绝了。因为避难一定要依附另外一国,我投到外国就背叛自己祖国了嘛,就不做中国人了,是不是?那我不愿意。我死也死在中国。

我送给蒋经国一首诗:月明清夜深思量,通今达变除旧章。安得青史着一笔,终是华夏好儿郎。

几个月后,我的夫人曹云霞由大陆来到香港团聚。当时我们都已年过半百,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在香港白手起家,重新开始我们新的生活。由于没有钱,我们搬到浅湾一个土屋里面去。我只能靠当时就靠写字谋生、举字聊饥。我每天至少要写三千字的专栏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这个时候,蒋经国接任国民党主席已经四个月,是台湾事实上的一号人物。在大陆看来,原来解放台湾是对着“老蒋”的,现在换成了“小蒋”,台湾该如何解放,又该如何与他打交道,很快《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对我的专访叫《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在文章中,我详述了我所知道的蒋经国先生从政的经历,与蒋经国的特点,归纳我对他的看法:蒋经国“三不会”:不会卖,不会向外国卖身投靠;二不会降,不会投降中共;三不会烂,将有一番作为。

后来我得知,这篇文章得到了当时已经病卧在床的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周总理在文章边缘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XX(两字模糊)。

       周恩来 九月四日 托托托

这也是周总理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批示。

1988年1月13日,我正在家中写稿,突然看新闻里播出蒋经国因心脏衰竭逝世的消息。看到这个消息,当时我感觉很可悲。毕竟年轻时有过一段一起奋斗的经历,但临终时,我却被他拒之于台湾门外。想要送他最后一程,于是再次申请入台给他吊丧,但结果依旧是“拒绝”。

直到1991年12月,我应台湾新闻学会之邀,以香港著名“专栏作家”的身份终于登上了台湾岛。从1975年特赦、到香港申请赴台、到真正成行,整整用了十六年零八个月。

我在他的墓前凭吊,有人问我对蒋经国的感情是不是很复杂?我说我十年追随蒋经国,却做了二十五年的班房。尽管他拒我于台湾门外十六年,但毕竟年轻时他对我始终有知遇之恩。今天我来看看他,我也是在尽一个中国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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