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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北京:漫长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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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革中孩子们“爱武装”的风尚

北京:漫长的结束

--作者:王刚

在顽主边作君的记忆里,1968年发生了几件轰动京城的大事:

第一件,自己的哥们,名震九城的小混蛋周长利,被一帮红卫兵扎死了。

第二件,为给小混蛋报仇,他带着一帮顽主,跟红卫兵干,声势日隆,有了个北京菜刀王的名号。

第三件,到了年底,公安开始社会大清查,他被收监了。

从1966年红八月开始,到1968年底,那一代年轻人前后折腾了两年。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随着一连串“血色浪漫”式的回忆,他们这帮年轻人反复被提及,而回忆经手的人越多,就越让边作君对那段日子的认识模糊起来。

当年,大院孩子把他们胡同孩子当流氓打,踩在脚底下。如今,摇身一变,血色的事实就都浪漫了,还把他们这些胡同孩子继续当流氓写。说他们强奸大院女生,每人身上背着人命。

他说,他要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以前没这种想法,就是看了大院版的《血色浪漫》后才有了这种想法。和他有相同经历的老哥们都盯着他的故事看,之前边作君这个最没文化的顽主,如今也成了写字的人。他和几个老兄弟坐在一起,总爱回忆,然后把回忆真实的记录下来。他的老兄弟里,一个叫马克印,一个叫黄培新,都是当年北海中学的初中生。前者是满族正黄旗后裔,一出生就是黑五类,被踩在脚底下;后者恰恰相反,老爸当年是中央办公厅的首长,典型的红五类,血统高贵。

他们三个的关系维持了40年,在他们三个的回忆里,那两年从来都只有血色,没有浪漫。那两年,不止是简简单单改变了他们,而是彻底浓缩了他们的青春。虽然,1968年的时候,他们三个都只有17岁。

后来的40年,对于他们这些人,与其说是重新开始,不如说是一场漫长的结束。

停课闹革命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天早上,大街上每一个喇叭里的广播员语气都特激动,表示这张大字报内容特重要。边作君当时听不懂,一张大字报竟然那么重要,连毛主席都要亲自表态支持。到了学校里,一些政治敏感的同学就已经听出了味道,毛主席那是号召学生起来闹革命,谁反对谁就是坏蛋。每个学校坏蛋都不少,一般都是校长、老师。

没几天,北京市委发出指示,停课闹革命!

革命对象就是学校里的老师、校长。先从大学开始,率先倒霉的就是边作君他爹。老边当时是工业大学的药剂师,解放前是傅作义部队的上校军医,由于历史问题,底子不干净。

边作君当时特羡慕革军子女,当时等级分得清,干部分级,13级以上是高干,6级以上是首长。他们班里他跟黄培新最好,人家的爹是首长,出门坐的伏尔加,他当时在学校特崇拜黄培新。黄也跟他不一样,虽然学习也差点,但总关心政治。刚上初一的时候,黄就跟边作君说,快和美国打仗了。

要和美国打仗了。这都是当年大院孩子关心的事。边作君当时只关心,什么时候能有一件将校呢大氅,上街拔份。而他另一个哥们马克印则只关心,自己家有两棵枣树,招人,怕别人惦记。

当时,红卫兵都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孩子,都是红五类,一开会就站成一排,军装扎着武装带,嘴里念着革干革军,气势凌人。这些人是最吃得开的,然后是工人、农民,他们这些小市民的孩子就特别次。那时叫血统论,看出身。

边作君他们北海中学,小市民子弟比较多,革干革军凤毛麟角。起先,孩子们填出身的时候,都楞充革军、革干。到了运动开始了,在革命的熔炉跟前,真金白银一切立现。红卫兵只吸收革军、革干、革烈(革命烈士)出身的,连工农出身的都不想要,嫌人家土。边作君这样历史有问题的小市民子弟只剩干瞪眼的份儿。

那一刻,他的哥们黄培新加入红卫兵,成了北海中学的头子,他和马克印,一个是小流氓,一个是狗崽子。
  
红卫兵的八月

红卫兵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在学校里,坏蛋老师、校长自然不在话下,不久就收拾得服服贴贴,再打没意思。到了8月,红卫兵又有了个目标,让他们杀向社会,破四旧,收拾黑五类。

四旧灭了,红卫兵冲进了胡同,那里隐藏着大批的封资修、地富反坏右。中央当时专门发了文件,让各级政府和公安部门不但不许干涉红卫兵,还要协助红卫兵,保护红卫兵。

马克印的家遭了殃,他觉得是他家的枣树招了人。

马家是旗人,祖上是吃俸禄的。入关后跑马占地,河北津兴一大片的地都是他们家的,后来划成份的时候,他爷爷自然是地主。

马克印的爹叫马咏春,军统出身,在重庆受过训,还有把中正剑。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老马当年很有头脑,解放前他看不清国共两党的形势,就索性把家里成年的男孩子,一个送到了共产党,在四野,林彪的部队;另一个送到国民党,当空军。

马克印他爹当时的想法很实际,他觉得将来,无论哪个党上台,都有他的儿子,都站得住脚。老头子当时所有都算计到了,觉得即使天再变,自己的家也可以维持不倒,可是唯独没想到,解放后还有个文化大革命,多数人都被打倒。

1966年8月25日,一帮地安门中学的红卫兵率先冲进了他的家。他家当时住地安门,跟总理公寓正对着。前后两进,五百平。带头的红卫兵叫马边强,这帮人还讲政策,只抄家,不打人,翻东西,刨地,说是他家有枪,最终闹了半天就走了。

这是第一次。到了9月2日,街道主任领来了第二拨人。这拨红卫兵不知道哪里的,只是从街上路过,被这个街道主任给拦住了,说这里有个地主反革命。那些红卫兵才不管呢,气势压倒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砸光,不问青红皂白冲进来就打。

一顿武装带,马克印的父亲此后一个月下不了地。这次抄完家,立马就让他父母,卷了铺盖赶回了老家。整个院子贴了封条就剩马克印一个人。这一住就是两年,直至1968年上山下乡。

那段日子红卫兵抄家,逼急了很多人,崇文门有个叫李国庆的,让红卫兵抄了家,逼急了,摸了菜刀来拼命。自此,成了红卫兵的口实,迅速传遍了北京城,红卫兵传话,黑五类疯狂反扑,刀砍红卫兵!这个李国庆比较典型,后来在工人体育场10万人大会上被公审后枪毙了。

红卫兵不光上门打,还把黑五类抓到学校关起来,每所学校都设了监狱,关黑五类、牛鬼蛇神,整天地揍。

这一回,轮到了边作君。

运动刚开始,父亲被关,母亲怕边作君惹事,把他送到了南口农场,让他哥看着他。边作君闲不住偷偷跑了回来,正好赶上北海中学打死人。

被打死的是初一年级的何志刚,个子高,缺点心眼,属于傻淘傻闹的那类。那时候,学校里打死人,流行找一个顶缸的黑五类,抱着死人喊,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边作君刚到学校,就被红卫兵抓来去充当这个角色。那天红卫兵头子姓杨,和边作君之前就有仇。边当年只有15岁,哪见过这个场面,立马怵了。

苏式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打来,眼看凶多吉少,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救星。

这个人就是黄培新。黄当时家里是高干,老爸坐的是伏尔加,他也是红卫兵里面带绸子袖标的,属于最嫡系的老兵。那一天,他听说边作君被人带走了,二话不说,带了二十个身穿黄军装,腰系武装带的老兵来救。

杨一看来者不善,势力比自己大,只好放人。

从学校出来,边作君找来一身军装,扎上武装带就上街了。他觉得心里不平衡,见到落单的红卫兵就办。起先,红卫兵都是成群结队的,胡同孩子穿军装一冒头,红卫兵们就先办他们。到了后来,8月一过,红卫兵都忙着串联去了,街上成群结队的少了,这下子胡同孩子就抱成团了,看见老兵,就是刀子、板砖,净来真的。

到了1966年底,满大街都是军装,“老兵”们特不舒服,用现在的话说,感觉他们的知识产权“红卫兵”被人盗版了。于是改名叫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以示和盗版红卫兵的区别,而且在盗版者之上,管着他们,谁不守规矩就纠察谁。接着又有了东(城区)纠、宣(武)纠、崇(文)纠。
 
随着革命的深入,一大批高干被打倒了。老兵们觉得形势不对,从三家村到彭罗陆杨,再到全面造反猛揪走资派,闹了半天,一多半的高干子弟自己的老爹全倒了。

他们想不通了,再次造反,把西纠、东纠、宣纠、崇纠,合在一块,于1966年12月26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联动向中央文革小组打报告,希望引来上层的关注,可最后,只派来了一个解放军日报社的记者来,那些老兵,第一次感觉到在政治上被抛弃了。

大会开到后半夜,最后一项:放苏联电影《区委书记》。电影里的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联动趁着热血沸腾,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此次联动成立大会,聚集了全北京所有有头有脸的红卫兵,他们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的抛弃感。自此,运动的味道彻底变了,之前是斗黑帮,这之后,红卫兵们有怨气了,开始发泄了,严格的说,红卫兵的时代结束了,最乱的时候开始了,大范围的武斗开始了。

群架时代

大院红卫兵的黄金时代逐渐逝去,胡同孩子们逐渐抱起了团。那时候,黄培新也不敢跟边作君多玩了,分属两个阵营,交往都是偷着。马克印本来就是个乖孩子,运动一来更不出门,他们家如今只剩他一个,院子已经被红卫兵占了,他要天天盯着,怕人家破坏。

1967年,北京城各处的顽主崛起,带着胡同孩子跟红卫兵干,平时各管一片互不侵犯,遇到跟红卫兵约架,大家就联合到一起,互相支援。德胜门的周长利最为仗义。

当时边作君在厂桥打红卫兵也有了些名气,随即和周长利走在了一起。

据边回忆,周在学校里是个老实孩子,由于出身不好,没入上团,文革开始后,心里就有些不服,就开始反抗。当时有200多红卫兵去抓他,他就跟红卫兵打,自己跳到河里跑了。红八月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冒出来了。直到1967年初,他在德胜门的名气开始大起来了。

胡同孩子和红卫兵根本对抗不过。那时候,胡同孩子属于散兵游勇,最多也就纠集二三十个,而大院孩子一出来就是二三百人,黑压压的一片,最少也有五六十人。

1967年下半年,大院红卫兵和北京顽主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经不是之前的血统与革命,而是为了争“地盘”和“拔份”。

当时,双方都有了自己的领军人物。大院红卫兵最出名的是王小点兄弟。北京顽主公认的一号人物是“小混蛋”,而边作君正是他身边的二号人物。

当时大院红卫兵盛传,这些人人毒手黑,见红卫兵就打,见大院的女孩就耍流氓,还强奸过好几个。大院子弟们人人自危,一个想象出来的凶残的、强大的流氓暴力集团不仅时时刻刻地威胁着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威胁着他们的高贵和尊严。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小混蛋。

大院红卫兵设计了好几次圈套要办小混蛋,每次都是在红卫兵人多势众的情况下,让周占了便宜,全身而退。几次轰动全城的遭遇战,让小混蛋自此声势更隆。

1968年6月,周长利、边作君与王小点有过一次遭遇,双方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打了,这一次,王小点吃了亏,被边作君一棍子打烂了一块手表。

第二天,就在同一个地方,二百多个红卫兵把小混蛋和边作君几个人截住。边作君跑掉了,小混蛋被扎死了。

这件事情立刻轰动了北京,人们最初的反应不是为如此残忍的做法感到愤怒,反而是对王小点的“军事天份”赞不绝口。王小点甚至成了成长在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们心中的“英雄”。

“小混蛋”被草草火化了。据说,一些北京的大小流氓头目为“小混蛋”搞了一个送别仪式,给“小混蛋”穿上了一身“学生蓝”和一双“懒汉鞋”。以后这样的装束在北京中流行开来,以区别一身“国防绿”和一双“军球鞋”的红卫兵们。
 
小混蛋遇难后,北京城的顽主为之震惊,当时有个说法,城内从新街口到西单的菜刀都卖完了,整个这片儿的胡同孩子都憋着一股气要给小混蛋周长利报仇,要和老兵干,自此有了个菜刀队的名号,老大就是边作君。

边作君组织北京城内的顽主对红卫兵有过几次反击,但那几个月,城里的红卫兵都很少上街了,胡同孩子本身就是零星,几次反击之后,随即消沉。
  
漫长的结束 
 
1968年9月,上山下乡开始了。同学们都报了名参加,边作君去报名,学校不要,那时候他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顽主,学校不敢要,害怕带着他一起下乡欺负人家孩子。

而他的同学马克印和黄培新却一起走了,去了内蒙插队。边作君至今还记得,是他拿着两把刮刀去送的这两人,而这一别就是10年。

回来后,社会气候大变,北京展开了大清查,不管你是红卫兵也好,还是社会上的小流氓,就连胡同的小偷小摸,都不放过,一律被抓、收监。

边作君自然也不例外。

到了1969年,边作君出来了,后来街道上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了他,把他送到吉林大安县。

到了乡下,边作君一下车,就跟东北人干仗。当时东北人抢知识青年的东西,一上来就飞帽子。当时,边作君走到哪里,菜刀就带到哪。后来分了公社,又打架,当时安置办的人还在,觉得这样不行,天天打架,不安分。

当时边作君已经交了个北京的女朋友,安置办的人就劝他干脆在这里结婚得了,按照下放户处理。当时下放户,有政策,每人给280元安置费,两个人就是560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边作君顾着眼前,就答应了。

安置办为了照顾北京知青下放户,特意把边作君安排在大安县来福公社福乐大队。一听名字就是个好地方,边作君当时铁了心,要在这里扎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女友领了结婚证,第二天把事就办了。那一年他18岁。

到了4月份的时候,老婆怀孕了,边作君带着去大安县城看病。出门又别了把菜刀,这么多年打架已经成了习惯。

在县城吃饭,碰到了一拨北京知青,当年的红卫兵,边作君记得,这些人曾经在北京办过他和小混蛋。

双方一照面,话不投机。对方问他哪的,他说新街口的,对方又问,小混蛋认识吗?

边答,我们一起的。对方说,那你就是菜刀队的了,小混蛋就是被我们干死的。

不说小混蛋还好,一说这句,边作君火了,二话不说抽出菜刀就剁。当时喝了点酒,胆子就大,砍了人,也不当回事,随后扭头回招待所睡觉去了。一会儿,县城群众专政办公室的人就找上门了。

当时,县城群专办的就想治治下乡捣乱知青们,派人去北京调查他,不调查可好,一调查,就够上判刑了。半个月后,边作君被逮捕,判了五年。接着,就开始游街,胸前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北京菜刀王。这个名号镇住了当时在东北的北京知青,红卫兵们拍手称快,让红卫兵闻风丧胆的边作君,终于让政府给办了。

在吉林监狱一待五年。还剩三年多的时候,老婆带着孩子来看他,说熬不住了,要跟他离婚。边作君一咬牙,就签了字。

1974年,边作君服刑期满,户口已经回不到北京了,因为是下放知青,又是劳改释放犯,没那个政策。

这期间,黄培新来看过他一次,给他说,自己在内蒙插队,已经分配了工作,还和内蒙的一个女人结婚了。黄培新还跟他讲起马克印,说马比较惨,由于成分影响,至今还在农村待着。看样子,这辈子要出来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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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8年前后,香港儿童在左派组织的活动中唱“语录歌”

1968年的后遗症

1968年下乡的时候,黄培新就曾劝过马克印,让他不要去,给他说,将来有一天大家都可能回到北京来,但我看你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马克印当时觉得自己已经这样了,在北京不死不活的,不如跟着大伙一起走,或许到了乡下自己能够换个环境闯出些眉目。

到了内蒙,马克印被分到土默特左旗。他觉得自己干得很好,但招工从来都没他的份,不到两年,知青们都陆续分了工作,有进工厂的,有上工农兵大学的,还有当兵的,他当时也没介意,谁让他出身不好呢。时间越久,走得越多,他心里的压力就越大。

1973年的时候,北京的知青基本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马克印一个人独自生活。

实在忍不住了,马克印去找知青安置办公室。为什么他们都走了,唯独留下我。现在村里没人了,起先都是知青,到了现在只有一个风箱陪着我。

安置办的人给他说,即使所有的人都走了,唯独你走不了。

马克印自此绝望。

那两年,马克印认识了一个姑娘,也是北京知青,不过她们家出身好,父亲当时是副部长级别的干部。

一个红五类,一个黑五类,起先对方的家庭就反对。

1971年,姑娘分了工作,姑娘给他说,你在乡下待多久我就陪你多久。两人背着家里到旗里去办结婚证,旗里不给办,当时女方父亲是高官,给知青点打了招呼,绝对不允许她找马克印。

两人没办法只好一起住着,对方家里死活不同意,甚至放出话来,必须和马克印断绝关系。

1974年,姑娘的父亲下了最后通牒,给马克印说,总不能耽误人家姑娘一辈子。马克印觉得这样耗着也不好,高攀不上,也就死了心。

那一年,两人断了联系,姑娘去了呼市,后来家里给介绍了一个北京知青,结了婚。

姑娘也走了,知青们也走了,马克印在乡下又待了两年,直到1976年,托人花钱办了病退,回到北京。那时,他已经在内蒙农村待了八年,临走的时候,他给老乡说,把他用过的东西都存着,有朝一日他要回来取。

后来,很多人说马克印得了知青后遗症,自己坐着坐着就莫名地流眼泪。他说,那段日子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总也忘不了。

边作君是1979年回北京的,到了1988年,经济搞活,边作君包工程发了,挣了上百万,结了第二次婚。知青们聚会,他们三兄弟又见面了。

黄培新已经成了残疾,马克印在一家街道小厂上班。

三个人又聚到一起,谈起一个名字,马克印又哭了,那是马克印之前在乡下的那个姑娘。

马克印1980年在北京也结婚了,那个女人给他生了儿子,90年代的时候这个女人出国了,第二年回来,就要跟他离婚。

边作君又离了一次婚,赚得钱也挥霍光了。如今,开个棋牌室,整天和一帮大妈打麻将。

黄培新只结了一次婚,前几年,老婆死了,自己如今一个人炒股,修电脑,做个电动轮椅来去自如,派头一点都不像高干子弟。

三个人时常坐在一起。边作君还是一副顽主像,他说,别看我这个岁数了,几个年轻人近不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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