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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口述 黄欢采访: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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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李敦白口述 黄欢采访

        1945年,我24岁。

        我没有想过要来中国。第二次大战以前,平常一个美国人不会想到去中国,美国人要是能够去法国、去英国,那是很了不起的。我也跟他们一样,曾经梦想着去法国、英国。然而,我偏偏来到了中国。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我应征加入陆军。就在入伍后不久,陆军当局对我做了测试,将我从野战部队里挑选出来,准备派去学日文。当时我十分惧怕,因为我深信日本会战败,而学日语就有可能常驻海外。于是我费了一番口舌让他们改派我去学中文,战争一结束,我也许就能马上回国了。可是,这一来,我就在中国呆了35年。

        1945年9月,一个旭日初升的清晨,我走下飞机,感觉自己来到蓬莱仙境,我的双脚已经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了。

留在中国

        在昆明工作的日子,我很快就发现,这里的老百姓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很多人生活都很悲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总会想起李木仙这个女孩——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也是我办的第一个案子的受害者。

        她是个12岁的女孩,在自家的房子门前踢毽子,不料飞来横祸,被一辆卡车撞死了。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军士,他开着军用卡车借着酒的烈性想吓唬吓唬正在踢毽子的木仙,没想到把她撞死了。这名美国兵逃离现场。她的母亲受不了独生女死去这个刺激,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李瑞山,通过掌管12户的甲长,再通过管理12个甲长的保长,提出索赔。

        我开着吉普车去调查,又回到赔偿部,在写好的报告里,我建议给很高的赔偿。然而,我拿到的结果是:26美元。我把那个装着26美元的信封递给李,本想跟他说声抱歉。然而,他只是收下信封,鞠个躬。当天下午,他却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他带来一个信封,里面有六美元。

        “这是干什么?”我问。

        “谢谢你的帮助!”

        “也给了甲长?保长?”

        “是的”他回答。

        我突然间明白了。在这个层层递交的过程中,每个经手的人都会从这个不幸者身上榨取一份。然而,他自己还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只觉得难受。

        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自己为什么复员的时候没有回国,我仍常常想起他和他的女儿。因为我相信,要帮助那些生活和他们一样悲惨的人,这是惟一的道路。
 
        美国有一句话:“人生艰难,终究一死”,但我不能接受。尽管我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独子,我的父亲是查尔斯顿著名的律师,母亲是俄罗斯移民。我仍然觉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应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1940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一方面,当时它是对美国迅速卷入大战采取强烈反战立场的团体。另一方面共产党强烈主张言论自由及其各种族平等,我在这个在美国劳工运动中扎下根基的党身上,看到了匡正所有不公的希望。

        在党内的两年,我组织了钢铁工人和矿工运动,我曾被伯明翰的红色特遣小组逮捕审问,在那期间,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甘于清贫,为的是帮助他人脱离困境,我看到有人为了理想而牺牲。我渐渐地悟到了一个道理:你的一生为别人的自由幸福做贡献,那就是你的幸福。

        来到中国之后,我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这里我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帮助那些生活悲惨的人,为一个全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在我到达昆明后,偶然认识了几个报童。当时,我认认真真阅读每一份报纸。我每次都会买一份《新华日报》,这是共产党自己发行的报纸。有一天报童悄悄问我:“你想不想见见办这份报纸的人?”我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秘密地认识了两个地下党员,一个姓程、一个姓李。或许过去我也是个美国共产党员,我感觉跟他们有某种联系。我很乐意跟他们接触,但并未刻意这样,其实我并不确定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有一天晚上,李带我去一户姓乔的人家。这位乔先生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告诉我,在延安,毛泽东在那片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延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从基层人员到毛主席都参加。那天晚上,延安活生生地展现在我面前。我对传说中廉洁的共产党起了很大的好奇心。
  
延安:可爱的地方
  
        1945年11月底,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军即将撤离昆明,等待回美国解甲复员。而此时的李敦白已经不想回国了。他想尽办法让自己留在中国,并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在上海,通过地下党的帮助,结识了宋庆龄。不久,宋给他找了份工作。

        当时,我奉命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武汉的地方办事处报到,并从那里往北进入大别山区。在那里,我看到了是共产党领导人和老百姓的关系,这是令我十分感动的。在解放区宣化店,我第一次观察到救济物资堪称公平、民主分发的典范,我由此敬佩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宣化店,我结识了周恩来。在拜访周恩来的时候,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想到延安去。他对我的想法大力支持,并且建议我跟着普莱丝小姐去。她是纽约一个救济组织的代表。

        我和普莱丝小姐一起到北京,准备从那里搭美军军用运输机进入延安。我们向美军申请机位,但结果只有普莱丝小姐被接受。我们去求叶剑英出面,他毕竟是共产党军队的参谋总长,但是仍然被拒绝了。

        当天晚上,为了安慰我,叶剑英提出让我去张家口。正如我期盼的那样,当地指挥官聂荣臻便要求我在那工作。他们正在建一个英语广播电台,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协助他们工作。我在那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仍然想着去延安。

        正当我感觉希望全破灭的时候。“送”我去延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9月,国民党军队朝张家口逼近。聂荣臻要求我转战到延安去继续广播工作。

        1946年10月19日,那是个星期六的夜晚,我终于到达了延安。

        延安看上去纯粹就是窑洞,但很干净。我们走进一座长而低矮的石头房子,仍然记得他们说的每个周六晚上有舞会。房子里传出小提琴、低音提琴,好像还有一支萨克斯风的声音。有个人推开门,我看到了毛泽东画像中的真人:他穿着咖啡色的衣服,扣子扣到脖子上,和我见过的画像一模一样,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好——房子、音乐、氛围。正当我凝视的时候,乐队奏响,大概是狐步舞曲,毛泽东动了起来,邀请舞伴,滑向舞池。我看着毛泽东和娇小的舞伴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心里一阵兴奋。

        毛泽东看到我,停了下来。有人领着我走过舞池做正式介绍。他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说:“欢迎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这里只有小米加步枪,你会发现我们这里的生活很简朴。”他把带到旁边的椅子边坐下,“你的中文说得真好。如果同意,让我们找个时间,你来跟我谈,一天或者两天,谈谈美国。”

        “如果真是这样,我倒是很乐意。”我说。

        那一刻,我没想到自己的运气居然如此好。以前在斯坦福我一直学习他的文章,一直看报纸上他的消息,居然他就和自己坐在一起聊天。

        第二天,我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张家口的每日二十分钟广播因为轰炸而停止,延安这里就开始试播。而我,正是他们需要的人,给他们的人作培训,润色他们的英文,并给他们帮助及建议,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毛泽东提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认为是十分地道的。在那里,言论比较自由。在党的会议上,党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鼓励党员有什么话就说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叫韩托夫的老党员,认为毛泽东的土改是错误的,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经常在支部会上慷慨激扬地发言。

        除此之外,那里的人更是淳朴、坦荡,大家相处十分融洽。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们每个人每月发一大包木炭。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木炭没有了,他们豪爽地说:“你用我们的木炭,我们的木炭烧光了下个月再说!”任何一个人都会这么说,会这么做。

        我越发觉得延安可爱。在宣化店时,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我敬佩他们;到了延安,我越发觉得自己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成为美籍中共党员

        在张家口的时候,我便要求加入共产党。当时,我找到聂荣臻,我对他说“我要加入共产党”。 政治部主任来找我谈话,当时就提出让我先参加党的学习会。那个时候,我写了个自传。

        由于战事,这事就不了了之。到了延安,我再次提出申请。并且请了李先念和王震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但几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音讯。直到有一天,廖承志突然告诉我,上级正在考虑我的请求。

        第二天,我来到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窑洞。他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要入党必须通过两关:第一关是严密的政审;另外一关就是申请人的政治态度。

        安子文接着问我:“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者,我入党是希望学习,学会做一个共产党员。”我回答。

        他有点木然。我自己也觉得似乎不应该这么说。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有点忧心忡忡。

        但他接着说:“我们的同志在报告中对你的印象都不错。”他还告诉了一件令我吃惊的事情:“对外国同志,党中央有个特殊的规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是确实存在的机密。那就是,外国同志入党必须获得党中央五位书记的直接批准。”我明白,五位书记指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

        我在焦躁中度过了一星期左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通过。终于有一天,廖承志告诉我,文件已经下来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书记处一致批准我的申请,我已经成为中共的一员。

        在延安农村的日子里,军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任何人哪怕是在道路上遇见了毛泽东、朱德这样的领导人,都可以过来插话。

        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常常遇到他,但是每次交流时间都很短。

        但有一次我们交谈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延安过了新年以后,毛泽东在看 《周六晚报》。他一边翻,一边看看广告,这样问我“我认为美国统治阶级是空虚的,骄傲自大”。

        “我不这么认为。在美国有许多不同的派别,要看美国统治阶级的态度,我认为真正的主流是以杜鲁门、马歇尔等人为首的,倾向和谈的一派。但也有的人比较狂妄,企图征服世界、征服地球。”我回答道。

        他又说:“我们大部分同志也不这么认为。”

        那个时候,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大家会一起在美军指挥办公室看美国电影。他们非常喜欢看电影,毛泽东也非常喜欢看。我们一起看劳累尔、哈代等人的影片,他们也经常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

        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打扑克牌、跳舞。毛泽东曾向我阐述他最喜欢的理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你怕他们时才可怕。”

 两次入狱

        1949年1月21日,作为斯特朗的朋友,李敦白受到牵连在西柏坡入狱。1953年初,斯大林去世,许多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斯特朗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终于结束了6年的牢狱生涯。

        在文革的大环境中,李敦白渐渐成了一个敢说敢做的造反派。他在天安门广场演讲,激励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很快就成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而对这场“革命”背后的骚乱、个人权力角逐,却丝毫未有察觉,以至于后来再次入狱,长达9年之久。

        文革的时候规定了“国际友人不许批评”,没有人给我提意见。但是我认为没有人批评我,我就该自我批评。我回到原来的广播局办公室,找了些新闻纸粘起来成了一张大报纸,我用大字写下标题“李敦白必须革除资产阶级优越感”。然后一条一条列下我的缺点:我过着特权生活、坐在独立的办公室里等等。

        第二天,我大吃一惊。 “向李敦白同志学习!”我竟成了英雄。我受到大家的赞扬、拥护。就这样,我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左”,越往下走,头脑越昏,越陷越深。

        我两次在监狱中度过的日子一共有16年,后来有人经常问我,在监狱中是怎么挺过来的?我自己也在想,这是因为把理想挂在高高的一颗星上面,跟着这颗星走,任何力量也打不倒。不管是把我关在监狱里,还是在其他地方。我认为是自己找到了人生幸福的一个窍门。

        1977年11月19日,我终于被释放出来了。整整9年8个月零1天。夫人玉琳和我的子女们也都解除了隔离。我的几个子女围在我身边,我居然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回家以后,我发现了玉琳给周总理写的信的副本。我才知道这些年,玉琳一直在为我的事情奔波劳累。当时,我被放出来的时候,给我的结论是“曾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的夫人坚决要为我讨回一个公道,经过多次努力。1982年,她终于完成了心愿,公安部的结论中指明: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
  
离开中国以后

        1980年,我们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是我的苦难结束了,回国去养老。其实不是,我们到美国,是从一分钱开始挣起的。

        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变化太大。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妈妈”。在中国,我们是国家干部,有待遇,有工资。但是到了美国,我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当时,我们住在姐姐家里,一些朋友劝我们回到中国。但是我们拒绝了,我们也要从头开始。

        那个时候,我在两所大学里教书。太太更辛苦,一个人兼三个职:在大学里面教中文、教中国烹饪,还打毛衣。每天打毛衣打到夜里一两点。一天一件,一件毛衣卖36美元。当时她的烹饪很有意思:我们拿着盆盆锅锅,又是菜,又是肉,所有的材料都得自己带,在一个中学负责成人教育,每周三到学校去上课,每次先表演4种中国菜。

        当时,美国地方政府的教育局长每周都莅临检查,他很欣赏玉琳的菜。后来很多人要求增加课程,于是她周五也给大家讲烹饪。我们靠两个人挣来的钱维持生活。大约一年半以后,我们的生活慢慢有点好转。我们在纽约市租了一套房,但是当时房子条件也很差,到处是蟑螂。

        回到美国的日子,虽然艰辛,我也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很多报纸、电视都报道了我。《纽约时报》整个版面报道了我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有一年,我的朋友向美国CBS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推荐了我。

        那天,我到华莱士的家去,我们谈天,聊我对中国的看法。当时我提出自己可以给CBS当顾问。他很不以为然,他说:“顾问?我们花了很多钱请了很多世界上的中国问题专家,我们不需要顾问。”

        1981年8月,我随CBS一起到中国做节目。第一个采访地点就是南京市,正好那天晚上,我们在南京看到一个海报,市文工团在大礼堂演出。于是当天晚上,他们就决定去拍摄节目。然而,他们去的时候并没有没带上我,把我撂在宾馆里。
 
        半小时后,他们沮丧地回来了。原来,文工团的头允许他们拍摄,但是有条件“5分钟5万美元”,而且还得是指定的镜头。

        于是,我去找了文工团的指导员。我对他们说:“你知道吗,这个节目在美国,观众有5000万到8000万,国内已经开始有文工团去国外演出,说不定这个节目播出,引起国外的兴趣,会邀请你们去国外演出。”于是,他们立刻要求我请他们回来。一个钱都不要,还表示有的节目质量不高,还会加紧排练。

        就这样,当天晚上,华莱士打电话给纽约CBS聘请我做顾问。

        这次来南京之前,华莱士对红色中国没有好感。后来我们访问了一些解放军,他跟老市长、老政委,座谈了半天,还到部队去看了。回来的时候,他在车上对他的制片人说道:“Berry,很奇怪,这些共产党还挺可爱的!”节目很顺利,最后的主题是说现在中国致富不可耻,是光荣的。

        就这样,我和华莱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87年,我和华莱士一起来到了北京。当时他的任务只有一个:采访邓小平。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第一,华莱士在美国是如此有名气;第二,华莱士向我们保证不会为难他,不会搞鬼;第三,我们认为有把握可以掌控整件事情,不会出什么差错。并托人转交给他。当时美国所有有名的记者编辑都在争取采访邓小平,最后他就挑中了华莱士的《60分钟》。

        就这样,他接受了访问。可是事情并没有想像中的顺利,还是出现了一个小风波。

        邓小平答应了,但是中方也有要求:第一,不能断章取义,完整的句子不能断,不能曲解他的意思;第二,要求全部都用,不能过多剪辑。但是,华莱士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上级把这个访谈剪成了5分钟就播了,中国大使馆的人很生气。

        华莱士半夜里给我打电话,犯事的编辑也给我打电话,让我们去中国大使馆跟他们谈判。不然就要将CBS驱逐出北京。我和华莱士一起到中国大使馆,最后达成协议:1、CBS把访谈全部发表完;2、组织一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一起座谈,发挥作用。

        我来到中国,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在中国找到了我最心爱的终身伴侣,她是个了不起的中国女人。这是我一生的幸福。我在中国的经历也使我受到很多教育,如果我没有来中国,也许我的人生是平淡的、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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