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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兴: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

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

--作者:杜兴

        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中国青年报》记者据此采写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成为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这“千里急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饭锅里的砒霜
  
        “2月2日,在山西省平陆县一座新落成的红色大楼里,灯火辉煌。中共平陆县委扩大会议,照常进行着。与会者心神振奋,讨论的是1960年跃进规划。七点钟时,县人民委员会燕局长匆匆奔进会议室,找到县人民医院王院长说:一小时前,风南公路张沟段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请立刻组织医务人员抢救!……” 

        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这次“千里救急”的起点正是从这次被打断的县委扩大会议开始的。这段描写透露出中毒事件的两个背景:一个是大跃进,一个是修路。

        1957年,不顾黄万里等专家的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黄河两岸,近30万居民告别故土。为了方便移民的生产生活,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风陵渡、东至平陆县南沟的风南公路开建,三百多个农民被临时抽调,组成张店公路营,负责修筑风南公路张沟段。在大跃进的口号声中,该营和其它工程队一样,在1960年的春节没有休息,要“打个开门红的大胜仗”。

        就在此时,发生了中毒事件。但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特写中,并没有提及民工们为什么会突然中毒。

        据时任张店公路营三连三排排长的李中年回忆,196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六)下午6时左右,同往常一样,收工后,他和几个干部先去检验当天挖掘的土方。回到三连驻地时,其他人大都吃完饭了,锅里的高粱面汤所剩无几,李中年顺着锅底盛了一碗。“喝着喝着,咦,碗里有一小块石头,小手指头大,红色的。”李中年感觉很奇怪,但也没有太在意。喝完面汤,他又走进灶房,看见灶台上也放着一块红石头,只是块头更大一点。炊事员说,是从锅里捞起来的。

        而就在此时,先吃完饭的民工,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有人开始呕吐。突然,李中年的头开始发晕,一股面汤从嘴里涌出来。“大伙不要吐了,现在粮食这么紧,吐了大伙要受饥啊,挺一挺,难受就过去了。”50多岁的民工刘振江劝道。

        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干净呢?混乱中,有民工拿起秤砣,把灶台上的红石头砸开,舔了一下,跑出来喊:“红信!咱们连中毒了!”红信又叫砒霜,是一种由砷矿烧炼而成的毒药。当晚9时左右,县医院的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诊断结果显示,的确是砷中毒。然而,没有一个医生有治疗砷中毒的经验。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样描写当地医生抢救中毒者的场景“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给患者喝下了绿豆甘草水解毒,无效!给患者又注射了吗啡,仍然无效!……无效!无效!

        紧张,无比的紧张!空气窒人,医生、护士挥汗如雨。县人民医院负责医生解克勤等同志,经过紧张详细的会诊后,断定:“非用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不可!必须在四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这种药,否则无救!赶快派人去找!”

        正是在本地医生救治无效,不得不去寻找特效药的情况下,才引发了平陆县委书记向北京求救的行动:“郝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现在我们只好麻烦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卫生部挂特急电话!向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于是,这场紧张的抢救战,在二千里外的首都,接续着开始了……”

        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此将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北京方面如何找药,送药。实际上,就在各方力量“千里救急”之时,在平陆,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同时展开。
 
        通过平陆县档案馆所存的相关材料,可以复原出这次案件的侦破过程:

        2月2日晚上,在医生抢救民工的同时,平陆县公安局局长燕英杰带领十多个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据炊事员反映,当天下午做饭时,民工张德才以舀热水洗脸为由,端着盆子接近过灶房。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张德才确实表现反常。以往每次盛饭,他都抢着从锅底捞稠的,可那天只在锅沿盛了一碗稀汤,并推说自己有口疮,让给别人吃。饭后,张德才虽然也趴在地上呕吐,却没有吐出任何东西。

        燕英杰亲任主审,就地突审嫌疑人张德才。张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经过:当天下午3点多,他借口进伙房打开水,将两块红信偷偷丢进饭锅。二十分钟后,他被拘留。侦破非常迅速。平陆县委呈交上级的报告里称,从开始勘察到最终破案,仅用了8个小时。

        在档案材料中,张德才被一致定性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恶历史”包括: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淹死过农会主席,1953年强奸妇女未遂,被判刑6个月。

        档案里至今还保留有许多张德才的照片,这都是他被捕后拍摄的。在照片中,张德才尽管个头很高,但体型消瘦。

投毒者

        张德才,平陆县张店公社前滩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档案中记载的经历推算,张德才应该在16岁之前就参加了“日伪保安队”,在20岁之前就参加了“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保警队情报组”等组织,并且一贯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仇恨。而这也正是他要破坏大跃进,对“阶级弟兄们”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与张德才同村的小时候玩伴刘克武却否认这样“贴标签”的说法。他说,张德才不到10岁就没了双亲,缺乏家庭教育,有点调皮。“是参加过警备队什么的,但当时他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人家让他送个信跑个腿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其他孩子吧,家里有老人管着,不敢跟警备队混,他家里没人管啊。”

        同村人张明亮也回忆说,“说他为日伪服务,多么多么坏,我说不清。他当时年龄很小啊。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这里拉锯。这边是国民党二战区,那边是八路军游击队。国民党来了,需要找人维持,共产党来了,也需要找人维持。”

        既然并不是一贯怀有“阶级仇恨”,那么张德才为什么要投毒呢?

        在平陆县纪委工作的李敬斋曾长期关注过此次中毒事件,并写有纪实文学《穿越时空的真情》。据他介绍,张德才在1949年后的经历比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钢铁厂招聘为工人。可惜好景不长,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被清退,押回原籍管制改造,1959年10月来到风南公路工地。刚到工地的张德才,工作勤恳,深受大家喜欢和尊敬,很快被营里安排为三排排长,可是,一场风雨终结了他短暂的辉煌。

        当年12月的一个雨雪天,北风肆虐,民工们又冷又饿,但连长坚持“突击”。吃过午饭后,张德才倒下就睡,没听见下午开工的哨子,一直睡到天黑。这一次酣睡成了张德才命运的转折点。

        当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营的辩论会,站在会场中间,有的干部轮番上阵批判。有人说他干活偷懒,有人说他吃的馒头总是比别人多。此时,副连长仝仁明站了出来,揭发他曾扣压过某个民工两块钱。

         张德才的排长职务被当场免掉。随后,张德才捂着肚子,声称自己生病,没打招呼就回到了前滩村。1960年1月19日,村干部通知,如果不马上回到工地,食堂将停供伙食。次日,张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张沟,晚饭后,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场批判会开始了。

         批判会上,张德才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怠工偷懒,多拿多占,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参加修路一贯消极怠工。利用春节时间,说什么:过年在外吃不习惯,吃白面少,肉少,煽动民工要求放假,制造混乱,瓦解军心,企图破坏公路的修筑。”民工赵铁成至今还记得,这一次的辩论会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晚饭后开始,一直辩论到鸡叫”。而后来平陆县交给上级的调查材料中则称,当时“有高度觉悟的群众,绝不受骗,对他的言行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中毒事件发生之后,各地涌现了无数宣传画。其中一幅漫画反映的正是辩论会的场景:民工们围坐,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在桌子前,严肃地举起右手,坐在场地中央的张德才缩着脖子,脸色发绿。远处的山峰上,太阳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辩论结束后张德才的心理。而据档案材料记载,张德才事后交代,正是这次辩论使他产生了报复的想法,报复对象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张德才承认,他设想过三种报复方法。其一,是悄悄把毒药丢进仝的碗里,效果虽好却很难实施;其二,把毒药拌到玉米面里蒸成馍,但“副连长从来瞧不起自己”,不会吃他的东西;其三是用利器暗算,可“一下子解决不了,就会暴露自己”。

         李敬斋说,十多年前,他认真查阅过当地公安局保存的投毒案卷宗,在张德才的供词里,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张德才产生报复想法后,也犹豫过,但有一天上午,他突然想起了女儿。他决定为女儿买一双小花鞋,可口袋里没有钱。他只好向民工们借钱,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被批臭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仝仁明造成的,我一定要碎了你!”后来他决定,“干脆把红信放进大锅里”。

         刘克武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刘克武的父亲刘振江,当年与张德才同在三连,住在一个窑里。“事情过去之后,听我父亲说,张德才其实也没想要毒死这么多人。春节嘛,他想偷懒,不想干活,其实大家都不想干活。他就想丢一点红信,致使全连的人都拉肚子,这样就不用上工了。”一个佐证是,中毒当天张德才还拿着碗说,“振江哥,把我的也喝了。”刘克武相信,如果张德才知道红信会把人毒死,他绝对不会劝平素跟自己关系很好的邻居多喝。

        张德才的红信来自一个叫回申娃的人。“有一次,张德才发现雪地上有狐狸的脚印,他跟民工回申娃和议,毒死个把狐狸弄张皮子,回申娃回家拿了半斤红信交给他。”刘克武说。红信有杀虫效果的,被当地农民用来拌种子,并不难找到。
 
        事发后,回申娃被张德才供出,也被公安机关逮捕。有关档案这样给回申娃定性: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斗,家产被分,从此对党和新社会产生不满与抵触,时时图谋对党和人民进行报复。但在刘克武的印象中,这个回申娃憨厚老实,是地主家的养子,耳朵有点背,他被判刑是因为“倒霉”。

新闻热潮

        中毒事件在平陆县引发了轩然大波。时任平陆县县长,今年82岁的郭逢恒对当时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有人投毒,你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问题?领导要追问啊!”正因为如此,县委立即打招呼:严格保密。
 
        实际上,就在中毒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已经有记者赶到了出事地点。这就是《平陆小报》头版编辑常建华。当天,他正在另外一个公社采访,突然接到报社领导的电话:张沟工地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快去看看。第二天一早,常建华就赶到现场。

        “写了大概一千多字的稿子,下午就带回报社了。”常建华回忆,报社领导立即向县委请示,但得到答复却是:目前不宜宣传报道。

         但事情却在2月6日发生了逆转。当天晚上,常建华俯在收音机前收听和记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这是当时各地媒体获取中央消息的最佳途径。突然,音箱传出一则消息:首都军民抢救六十一个中毒民工。他猛地站起来,扭大音量,大声喊道:“快来听!中央台报道中毒事件了!”编辑部里正在工作的几个人全都围了过来。

        “我们一下子醒了。”常建华说,当时大家七嘴八舌:“还是大报有水平,选择救人的角度,真巧妙!”“这不就坏事变成好事了嘛!”“我们也上报!”

        2月8日,《平陆小报》一版头条刊发了题为“毛主席派飞机送来救命药”的“好消息”。一版下角,配发了《敌人的任何破坏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的评论。

        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来源于《北京晚报》2月6日刊发的“千里救急”,作者是北京卫生系统的一个通讯员。没想到的是,这篇一千多字的通讯员来稿,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旷日持久的新闻热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也迅速转载或刊发了这一消息,“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和“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成为这场新闻热潮的主调。

        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长篇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及长篇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配发了社论和编者按语。各省、地、县各类报刊及各个电台、广播站的广播紧跟其后。这篇特写引起了巨大轰动。

        一个名叫张胜学的读者,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深夜十二点了,我们仍围着文书的办公桌,听他读《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长春师专速成中文一班的全体学生围坐在火炉旁,一边讨论,一边由一名同学代笔写到:“《中国青年报》的长篇特写把我们的心都揉碎了……当读到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因缺乏特效药生命垂危时,我们的心都要急出血,恨不得马上变成巨鸟,展翅飞到平陆……当降落伞带着药物顺利落到地面时,我们的一颗心‘腾’地放下。这时,大家不知为什么一个个变得‘傻呵呵’的样子,表情那么的认真和严肃。不知谁喊了声‘社会主义好!’大家都跟着叫起来。”

        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派出骨干记者,奔向平陆这个地处偏僻的山区小县。

        “为了满足采访要求,县委决定,分成两个班子,一个抓生产,另一个主要是搞接待。”郭逢恒回忆,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平陆“有点吃不消”。新县城刚刚建好,县招待所只有几间接待室,十几个床位。面对大批记者、演员和上级领导接踵而至,县委只好紧急动员,加紧收拾新建的政府大楼,当作临时招待所。
 
        “我去三门峡,跟他们的市委秘书联系”,时任县委秘书的张明亮边比划,边笑着说,“那天搞了一辆车,把三门峡市百货大楼里所有的毛毯和被子全拉过来了。”县委还专门找了一个烹调技术高的炊事员,增设小灶,张明亮按单点名,不能按时回来地等着,随回随热,保证吃好。

        当时,身为县长的郭逢恒,一年只能签批一万元资金,可中毒事件发生后,短短两个多月,流水式的接待,耗资巨大。“粮食当时很紧张,但没办法,挤一些出来,肉啊蛋啊,还多少要找一点。”郭逢恒不得不冒着挨上级处分的危险,批了近三万元招待费。

        新闻热潮一直持续到四月上旬。仅仅根据平陆县档案馆的资料统计,这时期发表在各级各类报刊上的通讯、报道、评论和读者来信,达六百多篇。与此同时,大量慰问信寄到平陆,仅长春师专,就写了248封。

        这些慰问信至今还保存在平陆县档案馆。翻开这些慰问信,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抬头大多直接写着“敬爱的毛主席”。的接下来是摘抄几段《人民日报》的社论,然后是表达自己要“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的决心。 

惩治“反革命分子”

         3月12日,平陆县人民法院在县礼堂公开审理投毒案。山西新闻电影制片厂现场录影。礼堂舞台上高悬一条横幅,上书“平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反革命投毒案”17个大字。
    公诉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

        次日,合议庭办公室收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职工送来的300多封控诉书。控诉书中,人们对张、回二人设计了22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枪毙、杀头、割丸、解剖、放天灯、油锅炸、活剥皮、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抓舌、挖眼、钉在城墙、挂十字路、乱棍打死、吃五脏六腑、鼻子扎钻、两肩吊罐等等。不少人甚至要求政府将张、回二犯交给自己处理。

        “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也想,大部分死刑方式,他们也都只是听过而已啊。”李敬斋说。这些残酷的刑罚,很多出自历史故事和民间传奇,关键时刻,当地人们的记忆力和想象力着实让人惊叹。或许,当时的他们认为,这些控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罪犯是想毒害我“阶级弟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
 
        仅有三封控诉书建议回申娃判处无期徒刑,但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两个人都执行枪决。

        4月2日,平陆县一万多个群众代表参加了行刑大会。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现场拍摄。中毒民工,一个接一个冲向主席台,控诉张、回二人的罪行。

         群情激愤的受害者家属也在怒吼声中冲上台控诉,“你是一个本质不变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就是挖了你的心,也难解我的恨,要求政府枪毙反革命分子,为六十一个民工报仇。”

        枪声刚落,《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便先后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了“平陆事件的教训”、“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等长篇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开门见山地说:“这个反革命暗害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平陆民工受暗害的事件清楚地说明,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诈骗、盗窃、流氓等反革命分子,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而《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提高警惕,肃清残敌”则强调:“认为在肃反、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风平浪静了,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

        一时间,作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平陆事件”被众多的文章引用,从理论界到党政部门,从企业单位到人民公社,阶级斗争的呼声骤然高涨,各地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学习。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认为政治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理论家和官员的武器,以及阶级斗争升温的催化剂。“平陆事件”本身结束了,但引起的“阶级斗争”热潮刚刚开始。
 
        各级党政部门籍此清除了很多“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在山西太原,从4月3日起,不到半个月,就从省直及太原市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各大厂矿剔除了一千多名“五类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平陆县则从炊事员中清除“五类分子”64人,调整富余中农44人,增添贫下中农373人,实现炊事员、管理员中没有五类分子,贫下中农占管理员和炊事员总数的80%。

        “平陆事件”之后,全国各地到底清除了多少“五类分子”,很难统计。更难计算的是隐性的影响。据刘克武和张明亮回忆,张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枪毙后不久,前滩村又发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后来经过证实,是因为一个饲养员误将六六粉当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绪异常高涨,尽管这个人是贫农、老党员,还是被枪毙了。而另外一个叫回运虎的饲养员,出身地主家庭,恐惧不安,听说有人被枪毙,便跳井自杀了。 

波澜过后

        1960年6月26日,风南公路全线贯通。锣鼓欢腾,民工们的使命就要结束了。过去的4个月中,这些普通农民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波折,先是突然中毒,随后竟然被新闻媒体炒得火热,按李敬斋的统计,四分之一的人上过各类报刊,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摄入各种镜头,五分之一的人在各类集会做过报告。

        但随着新闻热潮的跌落,他们身上的光环也慢慢隐没。在民工解散大会上,公社领导曾宣布过一个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县里准备给他们安置工作。可是,当年8月,中央做出了加强农村工作提高粮食生产的决定,平陆县陆续下放了几百名干部到农村。安置工作的事情不了了之。他们依然按照原来的轨迹生活着。六十一个农民里,只有四个年轻人后来走出大山,其他人终生与土地相伴。
 
        在这批“阶级弟兄”里,有几名本是地主、富农家属成份,在中毒期间,他们短暂地享受到了“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平陆事件”过后,他们依然没有逃脱厄运。

        西牛村的赵铁成,回村后参加了“突击队”,表现积极,但因为是地主成份,一直被冷遇。文革中,他和父亲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纸牌,游村串巷。他的子女,也因为成份问题影响了升学和婚姻。地主子弟景五福,当年中毒发生的时候,就生怕自己被公安机关怀疑。文革开始后,他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于是他被揪出来批斗。在批斗会的前夜,他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在井边,随后跳下去了。

        与前两者相比,贫农出身的李中年则要幸运的多,中毒事发后,他作为民工代表,被到处邀请接受慰问。回村后,当过10多年的生产队长,之后一直在做护林员。已经80岁的他,至今还认为“平陆事件”是自己人生中最“热闹”的时刻,“经常与有全国各地的慰问群众通话。”
截至到2008年年初,如他一样健在的“阶级弟兄”,尚有十个左右。

        时任平陆县长的郭逢恒如今回头再去回想自己在“平陆事件”中的种种经历,感慨说,“很多事儿像是闹笑话,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

        而48年后,刘克武在回忆到“平陆事件”时,会常常提到那个被枪毙的儿时伙伴回申娃,“他很老实的,人不坏,比我小几岁,当年一块割草放羊,如果不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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