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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少年中国”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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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光祈

 

“少年中国”之少年

--主笔:  丁三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成长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够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入学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那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动荡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随即,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城难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了;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变故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罗氏的视野了。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玙”(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玙”。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玙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带给他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出川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而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玙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玙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玙……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进京

    四川、王次玙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淯、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淯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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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4年2月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

创立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及招赘上门的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夐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顾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无论如何,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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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期 2008年11月
第二十三期 2008年10月
第二十二期 2008年9月
第二十一期 2008年8月
第二十期 2008年7月下
第十九期 2008年7月上
第十八期 2008年6月下
第十七期 2008年6月上
第十六期 2008年5月下
第十五期 2008年5月上
第十四期 2008年4月下
第十三期 2008年4月上
第十二期 2008年3月下
第十一期 2008年3月上
第十期 2008年2月
第九期 2008年1月下
第八期 2008年1月上
第七期 2007年12月下
第六期 2007年12月上
第五期 2007年11月下
第四期 2007年11月上
第三期 2007年10月下
第二期 2007年10月上
第一期 2007年9月下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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