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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兴:关东的江湖

关东的江湖

--作者:杜 兴

    闯关东的流民来到东北后,除了部分从事农垦外,还有很多人加入各种行帮,他们往往和老乡或熟人通过“结拜”的方式凝聚起来,从事淘金、放排、采参、狩猎等行业,还有不少人干脆“落草”,成为关东刀客。这些纷乱而传奇的行帮,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关东江湖图景。

组织 
 
    每个行帮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分工明确,尤其是土匪。

    据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记载,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组织严密。其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称为八柱。一般匪徒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枪法准),在和敌人交锋时,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和蔬菜的储备、供应以及饮食安全。水香负责分配岗哨。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参谋长,天文地理知识丰富,善占卜,懂谋略。

    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其掌柜负责催票和撕票,大都心狠手辣。花舌子巧言善辩,负责给苦主家送信、讲价,相当于公关。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相当于侦查兵。字匠即文书,负责与外界的文字交道,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
 
    由于各个溜子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互相兼任的,或省略的。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淘金行里,管家是总负责人,要求德才兼备,有威望,在大的金行里要投票选举。如夹边沟的关东金王“韩边外”。往下分别是大柜、内柜、牌头,大柜住在金场旁的木房子里,是现场负责人,相当于项目经理。外柜负责外联。牌头是保安队长。把头具体组织金工淘金。筐头、炕头,斗倌,伙计等都是最基本的劳动力。

    在放山行里,把头是领头人,是这一行里的主心骨,行规要求他处处超人。要有识别“山宝”的能力,搭眼一看,就知道此地是否有人参;要有识别方向的能力;要懂的山里的规矩和习俗;要有威信。边棍是二把头,负责照顾好伙计。腰棍是一般伙计的统称。初把,也叫“雏把”,不成熟,一般排在后面。留守看窝棚的,叫端锅的。

    在山上干活的木把,叫木营。木营里,领头的叫大柜,下分二柜、大把头、斧子头和趟子头。斧头领人伐木。趟子头则负责把木材运下山,他手下有无数个工人,叫爬犁伙子,日夜从山上往山下运木材。

    等木材一下山,就该由山下的木把负责送了。掌柜一看江水开花,就派出“打扮人”带着大洋,到排窝子里去招聘放排的人。掌舵的叫头棹,下有二棹、三棹。最苦的是驴子,也叫“小打”,往往是一些年轻力壮的“生荒子”担任,像拉船的纤夫一样,拖木槽子逆流而行。
  
活动

    东北民俗学者曹保明统计,晚清至民国期间,整个东北能叫出号的匪帮,有3000多股。当时的东北土匪,大体可以分三种。第一种是纯土匪,即红胡子。这种匪多则数百,少则十余,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1915年,吉林省浑江县匪首“冰上飞”在抢劫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手上戴着金戒指,但撸不下来,便用刀砍下老人的手指一道拿走。第二种是武装土匪。这种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或目的。或为报复社会,或为报复官绅;有的借土匪发展势力,希望招安做官;有的投靠日军,为虎作伥。第三种叫棒子手。这种土匪没有枪械,仅以木棒劫道;人数少,有时1人,有时数人,时聚时散。他们打劫对象多是单身行人、小户人家。
对中原一带的穷人来说,到关东山淘金是迅速致富的捷径。当年,吉林的珲春、桦甸一带有金矿,桦甸有许多诸如“金银壁”、“老金场”、“金沙河”、“尾沙河”等等地名,可见这里的出金盛况。

    为了能找到富矿,在每年除夕之夜,把头要请阴阳先生看星相,看四周的山林里哪里有亮光,来年就要冲着哪个方向“拉沟探矿”,求得“爆头”、“出富矿”。为了提前去探矿,天刚微亮就出发,生怕落后。

    长白山盛产木材,而大量的木材运输主要是靠水路,从事木材的生产与运输的人,成为木把。木把的活动主要有两个,一是上山伐木(山场活),二是江河流送(放排活)。当年,从事木把的主要是“两山两河”(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来闯关东的人。每年一立冬,就由保人领着这些人上山,投到“木营”(山上管理木材的衙门)掌柜的门下,立下生死字据,便开始伐木。

    他们住的地方叫“大房子”,两头开门,四面漏风,屋里能容纳上百号人。早上两点多,把头喊“起来——”,木把们就得赶紧爬起来,只听见大伙匆忙往鞋里絮乌拉草和穿大袜子的声音,没等一半人穿好,把头就喊“吃饭——”,吃的是苞米面的大饼子、盐豆子和萝卜条汤,还没等吃完,把头就手握开山斧催了。木把们一个接一个往外走,嘴里还嚼着饭,稍有人慢一点,把头开口就骂,举手就打。

    伐木得找好方向,等树一叫炸(倒前发出的咔咔声)先喊一遍,给人找方向,树一倒再喊一遍,告诉人已经消停了,这叫“喊山”。树一倒下来,林子里雪雾弥漫,枯枝乱叶横飞,有很多木把都因躲避不及,惨死在冰冷的木场上。采的树木,砍掉枝桠之后,要拖到树林旁的冰道上,用牛爬犁拉到江边的“排窝子”,等到江水开化后流放。

    当时,长白山的“排窝子”不下上百处,分为“南流水”和“北流水”。南流水从今浑江的望江楼起排,经过九九八十一哨,放到今辽宁省的丹东市,这叫“赶南海”。北流水从今抚松县起排,一直放到吉林船厂。这两条木材运输线不知道葬送了多少木把的生命。

    这些放排的木把,多是闯关东来的散户,在临江的地方找个小村子住下来,专等放排。每年到了四、五月份,“打扮人”(招收放排人的把头)进村了,像挑选牲口一样,先看这些木把的体格、皮肤、牙口、腿脚,然后讲价。
    无论是在山里,还是在江上,木把的性命随时可能被葬送。一首《木把苦》唱道:“冰天雪地把活干,到死光腚见阎王。”生动地道出了木帮艰难而悲壮的生活历史。
  
行规

    几乎所有的行帮,都把祭祖活动当作重要的行帮规俗来执行,以昭示本行的历史久远和有祖可尊。除了祭祖外,入帮的有“保人”和“引见人”。保人在这个帮的掌柜面前要能说上话,有信义。在淘金、狩猎特别是匪帮中,极重视这一条。而入帮见掌柜,统统要备“四盒礼”。尽管这四盒礼的具体物品不相同,但必须要凑够。

    老把头“孙良”,在早期被挖参、木把和狩猎行共同供奉为祖师爷。因为这几个行帮都经常在山林里活动,生存环境基本相同。但到了后来,孙良仅仅是挖参行的信奉神。

    淘金人供奉的老把头是山东人孙继高。孙继高从小到关东淘金,后来腿疼冻死在长白山里,死后成神,专门保护淘金的。每年的三月十六日是老把头的生日,那一天,所有的金班都要停止生产一天,像过节一样,集合、上供。酒肉果子都用红布遮掩着,排队来到神笼前祈祷。个别身体不好或者家里有灾难的,还要单独说些悄悄话,求得老把头的照应。祈祷后,大伙一块回去喝酒。头三杯酒不能喝,要一杯一杯地倒进林子里,算是敬老把头,然后才能端杯动筷子。

    淘金人,还大多信奉南海观音菩萨和关羽武圣。在东北一带的几个大金场,都有工人们集资修建的“关帝庙”。矿工们以“义”为核心,靠“义”来交往,对付大自然和恶劣势力。

    据说,因为山神忌讳女人不干净,所以金矿和淘金的河边往往是女人的禁地。关东最大最有名的金把头是韩边外,此人原名宪忠,后改名效忠,原籍山东。清道光年间随父亲来到东北桦甸的木其河子。韩通过种种手段占领了整个夹皮沟,人送绰号“韩边外”。韩就规定所有出金子的地方不许女人前往,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

    由于在山里活动,挖参的把头规定,所有动物、植物都有一种“别名”,这些名称表明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比如老虎叫山神爷,蛇叫钱串子,象征着发财、吉祥、有喜,行语中又称“练子”。

    木把到山里干活,不许随便说话,怕冲撞了“山神”。也不能随便吃东西,怕咬了“风水”。晚上睡觉一律头朝南,开山斧和各种工具要排齐,放在炕梢,鞋尖要冲着门外。

    木把们最重要的信奉,是木排在江上运行时的规矩。上排前,先要在排窝子里烧香,杀猪,供拜水王,即龙王。然后杀鸡,把鸡血滴进碗里喝血酒。一旦起排,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尤其是“翻”字。比如,吃鱼如果要翻过来,就说“划过来”。管筷子叫“顺子”。

    这些习俗对放排人有很重要的精神作用。当时,北流水从抚松放到吉林船厂,就要经过六六三十六个哨口,什么“抽水洞”、“老恶河”等,每一个都足以要人命。

    挖参的进山后,先找个地方搭“老爷庙”(把头庙),然后把头领着大伙齐刷刷地跪下,祭奠老把头,希望老把头能给一些“宝物”。一般的祭奠仪式是这样的:包上糖饺子供上,点香烧纸,“索拨棍”齐刷刷地排一遛,把头带头磕头,说:“老把头,俺们爷们就要进山了,求你保佑太太平平的;多拿棒槌多拿宝,回来杀猪买猪头,再来给你上供。”这时,弟兄们一起说:“上山挖棒槌,下山捡鹿角!”说完了,拍拍膝盖上的土,开始放山。

生存法则

    各种行帮混杂在东北,难免发生冲突,这时候,有枪有武力的匪帮,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地位,而那些以经济生产为目的的行帮,如木把、淘金、采参等,则成为“弱势群体”。

    匪帮最愿意光顾的是淘金客。淘金帮里,把头到小打(资质最浅的),都等着“分包”这一天。“分包”就是劳金,每人一份金沫子。手里有了金子,最犯愁的是如何带出去。当年,各个出金子的地方外围的路口、山口都有土匪把守。金把头要早点“下底”,摸好主要路口是哪位大爷负责,先打通关节,这叫“上疙瘩”。

    而大多数淘金人不愿意把自己辛苦淘来的金子白白送出去,就独闯“关卡”。有的把金子藏在猪肠子里,吞进肚子,等过了卡再便出来。有的藏在葫芦里,插进肛门。但不少淘金子却最后让金子“药死”,尸抛荒野,被人开膛破肚,从肠胃里翻扒金子。更有闯关东的淘金人,为了把金子带回老家,就宁愿死去,让其他弟兄把金子装在他的肚子里,再把他的尸体送回家乡。有一首歌谣唱道:“出了山海关,两眼泪涟涟;今日离家去淘金,何日才能把家还?一把金沙亮闪闪,得拿命来换。”

    但匪帮也并非逢人就抢,一些匪帮有严苛的规定。比如,喜丧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卦、鳏寡孤独、大车店、棺材铺等,是不可以抢的。民国初期,著名的马胡子、绿林报号“白马张”甚至曾亲自约束部下,要求不但不能对洋人动手,还要暗中保护,“免惹无谓的外交事件”,算得上是有“国际眼光”的土匪头目。

    匪帮之间,也严格按照江湖规矩相处,恩仇分明。每股土匪都有绿林“报号”,也就是对外的名号,土匪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所以哪怕一两个人的小匪帮也要有个报号。路上相遇,各股自报家门,是仇人,捉对厮杀;是友帮,相安无事。抢劫时,也向村民报号,一则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二则也借此扬名,吸引人前来投奔。

    一些大的匪帮,已非简单的靠抢劫为生,而是掌控地方,带有一定政权性质。东北沦陷期间,东北老金沟金矿一个叫王瑞义的人,报号“扫北”,此人当时掌握了鄂伦春游猎武装,和抗联、各路山林马贼以及日伪军警都有联系。他以信奉关帝为名,广泛结交各行任务,兼管皮货、烟土、黑枪、黑弹的走私,还开采沙金,成为老金沟矿乌拉嘎金沟的地方势力。

    正是在国家政权控制力下降甚至丧失的空档,各类行帮逐步坐大,而随着国家控制力的重新恢复,行帮们以及他们所生存的关东江湖则风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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