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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一个村庄的向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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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东北大炕

一个村庄的向北之路

--作者:王 刚

    一个传统村庄不断向北的离乡背井之路,也是它身后的那个帝国江河日下、由盛到衰的失控史。

迁移是变态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东人周德新和他的弟弟周德纯,飘洋过海,一路向北,来到辽东半岛。他们期望着在这里开拓新的生活。对于这对兄弟来说,前面的天地,充满一切可能,有广袤的土地、黄金和他们想要的一切。

    但是兄弟俩上岸后,眼前却是赤地千里和荒无人烟,自唐朝薛仁贵征东以后这里一直就是猛禽走兽的世界。后来,老大周德新向他的后代们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说,一开始他们兄弟就后悔了,但是已经没有回去的可能了。第一天夜里,他们就失去一个一起从船上下来的山东弟兄,据说是被狼叼走的。和他们一起从船上下来的山东人究竟有多少至今已不可考,但最后生存繁衍下来的唯有这哥俩。

    兄弟俩身后是一块经营了几千年的拥挤土地,那里安土重迁,安贫乐道,坚守儒家传统,更是孔子的故乡。那块土地古称为鲁,意即器内有鱼。而周氏兄弟之前的生活从来就和渔无关,那里还是典型的农耕社会,靠天吃饭,坚持“七十二行,庄稼为王”的传统。

    他们最终艰难地留了下来,四周是渤海湾送来的湿冷海风。他们生活在荒郊野外,开荒种田、驾船打渔、自给自足。

    这一年,就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旅顺口,清政府正式设水师营屯兵,同时奖励移民垦荒以供养水师。在民间奖励移民垦荒,每人一个月给一半口粮,开垦耕地一垧,给种子6升,每百户农民借给耕牛20头。

    为了开发辽南,早在清顺治十年(1651年),政府就颁行了对移民十分优惠的《辽东招民垦荒则例》。 条例中规定:凡能够招到100人丁来辽东的,不管其过去从事何业,也不管其身份是官是民,一律“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对招来的移民,全部编入旗籍,计民授田,发给耕牛和种子。

    即便如此,跨海开荒的山东人起初依旧有限。周氏兄弟应该是其中最早的一拨。

    山东人是传统的,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述的那样,在传统中国里“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对山东的农民来说,只要有一线生机,他们决不愿抛离故土,远走他乡。

    哲学家刻塞令考察山东农村的时候,曾对中国人这种安土重迁的生活态度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这里的人,无论生死,都轻易不肯离开祖遗的田地一步。照他们的行动看来,正彷佛是人属于土,并非是土属于人;他们无论人口怎样增多,总是居留原处;至于他们唯一的自存方法,就是利用他们继续加勤的工作,来苛索自然所赐的吝啬的礼物;等到死后,他们就同入他们的母胎——土地,而更永久性地继续住在那里,所以这些祖遗的土地,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历史,更就是他们的备忘录。”

    也许,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只是描绘了一个常态下的乡土中国。当农民们离乡背井求助郊野,不断地把迁移当作唯一选择的时候,并不是传统“乡土中国”的变异,而是其身后帝国的日益消沉和趋于失控。

    山东从来都是个农业大省,到了康熙朝,这里又成了一个农业大省,人口超过100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周德新带着弟弟从山东蓬莱门楼村走出来的时候,他们身后的农村正在变得危机四伏。

    那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起来,大量田产归入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宦之手,农民多数沦为佃农。

    据《清实录》记载,为此,康熙皇帝曾经4次到过他们那里,对此谙熟。他指出,山东省与别的省不同,田野里劳动的百姓,大多是给有地产的人家佃种。丰收年景,尚能维持;一遇灾荒,佃户遭殃。

    尤其是在蓬莱,当地隶属登州府,本来就是山多地少。当时,山东省人均耕地有7亩,而在蓬莱,人均耕地已经不足4亩。

    如果不是渴望温饱,周氏兄弟也不会跨海北上。

    自周氏兄弟之后,山东农民的向北之路由点及面,从人多地少的登州府,到土地肥沃的鲁中平原,再到自古富庶的鲁南。山东的农民为人类学者创造了一个壮举。他们仿佛突然抛弃了安土重迁的传统,开始不断的流迁。直至1949年,期间的二百余年,也是山东人不断向北的流迁史。据统计,此间踏上东北背井离乡的山东人,陆续有2500万之众。“可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从表面看,只是那些农民们不断地向北,再向北,丢弃历史的一个简单过程。而其背后确是一个帝国不得不面对的消沉史。

    于是,1715年。这个简单的年份,对于周氏兄弟是个去与留的抉择;对于“乡土中国”的山东人来说是个向北求索的开始;而对于那个古老的帝国,无疑是个转折。

向北之路

    这是公元1715年的中国。从数目字上看,这个帝国的一切指标正迅速地向上飙升。正在成为伏尔泰赞誉中“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农业上,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人丁数已达2462万,这只是纳税男丁的数目,实际的人口已然过亿,这其中山东的人口占到了十分之一。第二年,政府又宣布取消了新增人口的人头税。这个帝国第一次感受到了人口的压力。

    从手工业看,当时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这个帝国开始安于一切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在南京,这个著名的丝织产地,已经有了上万的产业工人,山东济宁已经初具百货聚集地的规模,“客商货物,必投行家。”至19世纪初,全世界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占了六个。

    在国际流通市场上,中国人唯一认可的货币——白银,相当于现在的美元,是绝对的硬通货。由于茶叶已经成为欧洲人无法替代的时髦奢侈品,大把的白银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

    源于这个古老帝国一向习惯万事不求人的自给自足,之后的很多年,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几乎耗尽了他们的白银储备。

    从任何角度审视,171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正是一片大好,而且如果不出意外还会越来越好。

    而这一年,仿佛也是另一个起点。山东农民的日常生活水平并没有持续越来越好,而是自此逐年下降。

    根据周氏家谱的记载,康熙五十四年,旅顺设水师营,屯兵500,为的是护卫京畿。官府招垦移民,供养水师,只接受青壮年男丁。当时登、莱二府响应的移民颇多,由于此二地,山多地少,人烟稠密。周氏兄弟所在的蓬莱县,“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大家都觉得上东北,吃饭不费事,就都走了。

    当时,山东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万,平原地区人均占有耕地为7亩,维持生活尚可。

    但就在10年后,进入雍正朝,政府在山东开始实施“摊丁入亩”,取消人头收税、以土地为唯一税基,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开垦,自此彻底旋开了人口激增的阀门。在之后40年的时间里,这片土地上的人口激增了1倍多,达到了2500万。而耕地的增量却少得可怜。到了1766年,山东省的人均耕地已不足4亩,仅够温饱,靠天吃饭的农民已是命悬一线。

    中国人口激增的这40年,也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前期准备的40年。

    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纺纱工人进入苏杭,他们每日可以手工产纱五六两,高的可达十两。

    5年后,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00年后,我们知道了它的意义。

乡村斜阳

    1715年,周氏兄弟在旅顺口上岸,选择了一个看上去平静的避风港安家。自此开荒种地,驾船打渔,生活迅速自给自足起来,不几年,兄弟两个先后娶了媳妇。

    此地因之得名周家崴子。崴子在东北土话里,即为避风港。

    崴子前有条小河,每到下雨的时候,海水涨潮,河泽里就满是鱼。刚来的时候,当地还有一些零星的朝鲜人,都是当年唐朝征东以后,留下的老弱病残。那些人在这里平静地生活着,与世无争,俨然一个世外桃源。

    当地土著有句名谚,棒打蟑螂,瓢舀鱼,野鸡飞到汤锅里。足以见得当时这个地方的富足。

    周氏兄弟人丁兴旺,之后还为这里带来了养蚕技术,周家崴子一副关内山东乡村男耕女织的传统经济图景。

    与周家崴子隔海相望的山东蓬莱门楼村,是周氏兄弟的老家。当时全村耕地仅有2000多亩,人均2亩多,已经达到危险的边缘。

    蓬莱自古地下蕴藏金矿,当地官民主张招商开矿,但遭到了朝廷的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

    开矿求商的要求被彻底遏制,农民们只有不断地在土地上精耕细作寻求最大的所得。到了1799年,中国的耕地已经超过了10亿亩 ,粮食产量则增至2040亿斤。当时,根据马戛尔尼使团的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已经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全国人口已经达到了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这其中山东人省的人口也超过了3000万。

    那时候蓬莱门楼村的主要作物还是小麦和花生。种地就靠一头毛驴积攒的土肥。一亩地一年收成100多斤。

    小麦自己留着,花生拿着去集市换回些生活的必需品。当时村里去赶集,都是在烟台。一般都是晚上赶着小毛驴装两麻袋花生,往烟台走,80里地,一昼夜一个来回。

    登州府由于土地不宜,植棉业始终不发达,但民间纺织却相当普遍。农民们从集市上换回鲁南平原的廉价棉花,收获完结的时候,小的老的都去织布,家家户户都有织机。虽然集市上同样有成匹的土布,但这里的农民更愿意相信自家手工。这种家庭制造的,笨重而结实的土布,一般能够经受两三年的穿用,当时城里已经有了英国人的洋布,但根本没有任何市场。

    一位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农民的这种严谨颇为吃惊,他说,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是在中国可以看到每个富裕的农家都有一架织机,这是值得注意的。生产者所费的虽只是原料的价值,但付出的却是所有农闲的时间。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乡村富裕农家的表现。在鸦片战争前夕,这只是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最后一抹斜阳。

    18世纪末,英国领事在商务报告书中说,起初,洋布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民间并不喜用”。但到了后来,情形迥非从前。洋布价钱日益低廉,中国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货物,比他们自己的手工劳作便宜得多。及至后来,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衣土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了。

    起先,这种贸易还是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到了1782年,英国人的鸦片运到了中国,这种均衡自此被打破。

战争移民

    1840年,周氏兄弟的后代已经在旅顺繁衍了三代,人丁兴旺,人口已达60人。

    以他们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那一年,他们千年耕作的方式基本没有任何变化,村里人均粮食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它为中国塞进了合法的鸦片,更重要是,为洋货带来了占领中国市场的条约保护。

    不久,山东烟台开埠。根据《天津条约》规定,洋货在口岸缴纳2.5%的子口税即可畅通无碍,“至于民间土货,则逢关纳税,遇卡完厘”。这就使本已脆弱的土布在竞争中尽失优势,并导致耕、织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分离,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民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了。

    蓬莱门楼村距离烟台80里,最先受到冲击的即是这里。烟台开埠后,鲁南的棉花全部销往了江浙,集市洋布充斥,质优价廉。自家的织机自此瘫痪,女人们自此无所事事,奔向土地。

    烟台开埠10年,蓬莱门楼村农民的生活出现转折,家里已经不是男人去耕地,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

    正如翟克所论述的:中国农民缺乏耕地,因此一家之生活实不容易维持,幸而中国的农民生活程度低下,而农民兼有副业,如织布、纺纱与养蚕都可以增加农民之收入,使他们得以维持其生活,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农村后,就把中国农民的原有副业掠夺了,于是农民就入不敷出。农村被无形中破坏了,大家不绝逃亡,农民离村尤重。

    另谋生路的山东人走向哪里,当时门楼村里流传民谚,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往南走没有乡土基础,只有不断北上。根据池子华的《中国流民史》,1840年,山东的田赋率普遍高于东北南部4倍左右。地租,东北一般在土地收益的三分之一到七分之一。而山东的地租一般都在土地收益的一半左右。山东的粮价也大约比奉天贵五分之一。由于东北田税、地租、粮价皆低,致使“山东流民闻风而至者不可抑遏”。

    如果说自然经济的解体对流民产生一种推力,那么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发展,则对流民的向心流动产生一种拉力。

    1843年,清政府决定加强辽东半岛海防建设,大招移民。

    之后的40年,与蓬莱隔海相望的旅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

    1879年,清政府决定建旅顺军港和加强旅顺口、大连湾的海防。同时,在旅顺北八里修建龙引泉水源,使旅顺成为中国第一个有自来水的城市。

    清末,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发旅顺口,并将大连湾地区纳入辽东沿海防御区加以“固边”。围绕海防建设,又出现一次移民活动。这次移民尽管规模不大,却是旅顺移民史上带有选择性的,移民素质最高的一次移民。由于修建炮台工事和旅顺大坞,急需一批技术工人,清政府旅顺工程局便从山东威海、天津等地招募来一批能工巧匠,其中有木工匠、泥瓦匠、铁匠、建筑师、机械手等。他们大多有一技之长,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智商高,头脑灵活。这些技术工人很快成为旅顺大坞建设和旅顺至大连湾36余座炮台建设的技术骨干,由清政府发给工资,成为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

灾荒

    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滔滔黄水一路北折,夺山东大清河道入渤海。一切外力的因素都没有这块土地的自行崩溃给当地农民造成的伤害大。

    铜瓦厢以东数百里的黄河河道自此断流,原本穿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河决之后,黄水将口门刷宽达七八十丈,一夜之间,黄水北泻,豫、鲁、直三省的许多地区顿被殃及。

    这次黄河改道,受灾最重的还是山东省。1855年9月2日,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造成颗粒无收的村庄有1821个,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灾情八分者有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记。

    也就是说,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就达7161个。那时候,山东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如果每个村庄按200户人家、每户5口人统计,山东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难民就逾700万人。

    这受灾的700万山东人几乎都瞬间涌向了东北,一时间达到了山东人闯关东的第一个人流顶峰。

    根据《周氏家谱》记载,那时候,山东蓬莱门楼村的人几乎走尽。村子里留下的唯有老人和寡妇。有能耐的年轻人走得越北,都跑到了海参崴,没能耐的就去奉天、辽阳。

    改道之前,黄河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也是清军防守的重点。捻军在黄河以南的苏北肆虐,对于黄河以北的山东无法染指。改道后,捻军北进再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山东遂成为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

    之后,山东响马四起,成了土匪和灾荒的世界。

殖民地

    与山东隔渤海相望的辽东,虽没有饥荒,却处于刀兵之中。

    1897年,沙俄率领军舰闯入旅顺口。第二年,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顺口、大连湾和修筑南满铁路的无理要求。同年3月27日,清政府与沙俄在北京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从此,旅大沦为沙俄统治达7年之久。

    沙俄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在大连地区建立“关东州”,以旅顺口为首府,实行总督制。

    898年9月,沙俄开始修筑旅顺至哈尔滨铁路——中东铁路。同时开始在大连建港。

    1899年7月3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达里尼港”为自由港。并决定在该港附近建设一个城市,城市的名字称“达里尼”(俄语意为远方的),即如今的大连。

    中东铁路和大连港的建设,需要大批劳工,这些人只有在临近的山东招募。

    据沙俄民政部1901年的调查统计,当年旅顺总人口29240人,其中中国人18580人,其中包括招募来的民工五千多人,俄国人8632人。

    1904年2月8日,日本人突袭旅顺口,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两军争夺旅顺口的战争,长达5个多月,到1905年1月2日,以俄军失败而告终。之后,开始了日本统治大连的时期,前后40年之久。

    日本在大连取代沙俄以后,一方面进行以掠夺资源为主的经济建设,一方面大批招募劳工。直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胶东更成为日本人掠夺劳工资源的通道。

到了1907年,东三省人口已达1445万人。满清统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移民,增加人口是抵御侵略的有效“实边”手段。
    清政府最后的那几年,从山东到大连的渤海上再度热闹起来,每年大约有100万的关内人通过海陆或者陆路涌向关外,达到了闯关东人流的最高年份。

    据1904 年4 月8 日《北华捷报》的报道:“旅行中最令人注意的事,为步行到北方去寻找工作的大批苦力。其中很多是往满洲去的。我们当中最老的一位旅行家,在这条道上来往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在他的记忆中从未见过这样多的人步行流徙。本报记者曾耐心地数过两次,其结果如下:三十五分钟之内走过了二百七十人;又二十分钟内走过了二百一十人。这两个数目是在不同的两天分别数的,可以作为每天旅行人数的一个合理的平均数。”

海南丢 
 
    到了1938年,抚顺的周家崴子村已经有60户人家,400口人,周姓占到了80%。

    一路向北,山东人经济上的危机得以解除,但在文化上却遭遇了断裂。

    周氏兄弟的后代已经不把自己当山东人了,他们越往北走口音越硬,他们的第十代孙有些甚至走到了大兴安岭,根据家谱记载,此去一年多后,他们的口音就变了。

    但是他们也没法拿自己当东北人对待。南下的东北人把他们当海南人,即渤海之南。北上的山东老乡把他们当北蛮子。

    他们处于关内、关外的夹缝之间,口音不硬不软,处境不尴不尬,这也是他们300年后依旧保持周姓聚居的原因。

    再到后来,南来北往的人给了他们一个确定的称谓,海南丢。意即从渤海南边过来,丢失的后代。

    日子久了,这个起先贬义的称谓,已经成了周家后代怎么也甩不掉的记号。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给丢失的自己找个确定的记号成了这个乡村的老人唯一的夙愿。

    他们不断地跨海寻亲,找到了蓬莱门楼村,甚至找到了自己最初的远祖。

    在他们的家谱中这么记载,明朝洪武的时候,山东人口凋零,当地倭寇猖獗,为了屯边,朝廷先后两次把山西洪洞农民迁入这里。当时不服从不行,几乎是被押解来到了山东。到了山东沿着海岸驻扎下来,一住就是800多年。到了清朝,人口日益增多,日子吃紧,有些能耐的,就跨海来到了这里。

    那一年,正是1715年,周氏兄弟飘洋过海,一路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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