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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褚:一位英国记者的西部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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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看到了新中国》扉页

一位英国记者的西部往事

--作者:郑褚

    在今天,新西兰路易.艾黎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广为人知,可是他的朋友和伙伴乔治.霍格(George.Alwin.Hogg)却显得默默无闻。投资4000万,周润发主演的好莱坞电影《黄石的孩子》即将把霍格搬上银幕,不过银幕上的霍格传奇和真实的霍格并不是一回事。

记者霍格

    1938年初,23岁的乔治.霍格跟随他的姨妈,老牌和平主义者缪丽尔.莱斯特一起来到上海。一年前他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并在英国一家银行获得一个职位。上海只是霍格毕业旅行的普通一站,此前他已经游历了美国和东京。

    在缪丽尔.莱斯特的上一次旅行中,她在印度和甘地有过一番友好的交往。按计划,霍格将在上海逗留两天时间,然后回到日本,和姨妈一起乘船绕过中国大陆,再次前往印度。

    但在上海的短暂逗留改变了霍格的一生。从后来他的朋友路易.艾黎披露的日记看来,这位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橄榄球队队长对和平的热忱丝毫不亚于他的姨妈。来到上海几天之后,霍格告诉莱斯特:“对不起,姑姑,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此后他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英国。

    霍格没有在日记和信件中太多描述自己的心理活动,我们也无从知道是什么激发了他对中国的强烈感情。他在上海只作了短暂逗留,很快应聘成为美国合众社(后来与美国国际社合并,成立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简称UPI)驻上海特约记者,他开始学习中文,并起程前往当时抗战的中心——汉口采访。

    汉口并非霍格的终点站,当时的西方战地记者以采访到延安的“老红军”为荣,到汉口以后,霍格也选择了继续西进,并在史沫特莱等人的帮助下对延安进行了采访。回到汉口,日本人发现了他,将他驱逐到东京并要求他回英国,不过霍格又取道朝鲜回到了华北。

    这一切都发生在1938年。年底的时候,霍格溜过封锁线进入了河北的游击区,路上他差点死于伤寒,幸好偶遇的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将他带去宋家庄的医院治疗。凯瑟琳.霍尔当时在冀西安国县一所教会医院工作,她危险的业余活动是向华北农村的抗日游击队偷运药品。

    病愈的霍格则继续他的中国抗战观察。他取道定县至曲阳,进入了当时共产党主持下的“晋察冀边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从郑太铁路一路西进,最后到达陕西宝鸡。

    在这里,霍格找到了他在中国的真正使命。

霍格校长

    孙必栋认识霍格已经是1942年的事情。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霍格拍摄了那张可能是在中国唯一的单人照片,这张照片是为他的书配的作者图片,照片里他穿着大工装裤和毛衣,手插在裤兜里,面带微笑。孙必栋说霍格的鼻子不像别的西方人那么大,所以人们都认为霍格比别的西方人更为英俊。

    孙必栋是陕西旬邑人,由于家境贫穷,他来到在陕西凤县北部一个叫双石铺的小村庄。这里开办了一所“培黎学校”,不仅可以免费上学,还能解决吃饭问题。而当时的霍格是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教务长。

    提到培黎学校,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创办者,“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4月,埃德加.斯诺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发起这一组织,主要从事安排难民、生产军需和民用品,简称“工合”——英文直译是“一起工作”。到1941年工合分支组织已发展到3000多个,成为支援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当时的国民政府也给工合一些补贴,但更主要的资金来源要靠路易.艾黎四处游说。

    在1938年的那次延安之行中,霍格与路易.艾黎成了朋友,在对太行山八路军的采访中他们第二次相逢。霍格到宝鸡以后也加入了工合,并和艾黎一起收养了4名聂姓孤儿,他们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在华北敌后打游击战。

    陕西双石铺的培黎学校是1942年建立的。在各地建立“培黎学校”也是工合的任务之一,这些学校收养当地的贫穷子弟和战争孤儿,并为工合企业培养技术人才。1942年年底霍格来到双石铺,担任这所培黎学校的教务长。这所学校的规矩是,教师没有工资,只得到生活费。

    在霍格刚刚到培黎学校的日子里,他仍然经常出去采访。1943年,霍格接到了美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里特尔-布朗公司的出版合同,他的书稿《黄河观察》更名为《我看到了新中国》在伦敦和波士顿出版。这本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帮助中国赢得了国际同情。霍格打算写第二部,不过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完成。因为他当了校长,学校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占用了他的时间。之前这所学校已经换过8位校长,他们都是外国人,学校只有60多名学生,但他们既有孙必栋这样的西北农村孩子,也有不少从沿海地区逃难出来的富家子弟,将这些学生真正融合到一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霍格采用英国公立学校的规则管理他们。孩子们黎明起床,在冰河中游泳,然后用含硫的油膏擦身治疗疥疮和虱子。孙必栋印象里,艾黎似乎更富于浪漫色彩,而霍格则是一个严谨务实的“管家”。培黎学校经费有限,每年只能供养一定数量的孩子,因此一些成绩较差的孩子则可能会被淘汰,请他们回工合的工厂做工养活自己,而这种令人伤心的事情总是让霍格来做。1942年年底霍格找到孙必栋,神情严肃地告诉他,他的成绩是班上倒数第三名,可能得回到他入学之前工作的纺织车间。孙必栋向他保证,自己成绩不好是因为刚刚入学,只要再给他一个学期让他调整过来,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霍格同意给他一个机会。第二天霍格又来找他,说只要他有这个决心,他可以进行单独辅导。

    培黎学校几乎没有固定的经费,有钱寄来的时候霍格要去宝鸡的工合办事处领取。到那里取钱很不容易,需要骑自行车翻越秦岭,走100公里山路。有一次霍格去取钱,回来的路上经过草粮驿地区时,他看见前面有一伙人,喊叫着要他站住,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土匪或逃兵,他们不仅抢劫而且常常杀人,霍格高声呼喊着拼命蹬车前进,居然幸运地冲破了他们的包围。

    在培黎学校的时候霍格的中国话已经说得很流利,而且很喜欢唱中国歌,每一个见过霍格的培黎学校学生都还记得霍格唱歌的事情。他拿小本子收集很多甘肃民歌和在难民中间流传的别的省的民歌,每周星期六的晚上学校都举行“娱乐会”,学生就让霍格表演唱歌,并且一直叫他“再来一个”不让他停下来,最后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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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聂荣臻与霍格合影 1935年5月

霍格的长征和终点

    1944年,一个学生向艾黎写信,告诉他国民党来学校招了一批“秀才兵”。当时他跑到学校后山找霍格商量怎么办,发现霍格在僻静处独自流泪。

    这一年,培黎学校面临的威胁似乎越来越多。陕西的国民党政府认为培黎学校有赤化嫌疑,打算对学校进行审查,随后凤县本地政府对培黎也变得不友好。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日本人很快将向西推进,从陕西进入四川,双石铺将很快成为日占区。

    艾黎和霍格商量,把全校师生往西边的甘肃转移以避开日军将要开辟的横贯中国的占领区。艾黎在兰州的工合组织建立过一所学校,可是现在这所学校的校长担心得罪政府,不愿意收留双石铺的孩子们,只愿意为他们提供暂时的落脚之地。艾黎和霍格认为,为了避开战乱,学校不妨再偏僻一些。秋天结束的时候,艾黎在甘肃山丹县城租到了房子,叫霍格为学校打点行李准备上路。

    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山丹是一座半荒废的小城,位于河西走廊上的干旱地区,从双石铺到兰州有七百公里,从兰州到山丹还有四百六十公里,而且这一路还要翻过两个海拔三千多米的山口。

    1944年11月28日,霍格一行带着六十多个迁往山丹的孩子们上路了,他们租了一辆卡车和十多架马车,这些马车每架需要4,5匹骡马来拉,能运两吨左右的东西。优先运送的物资包括一台车床、一部卡车发动机、两部小型柴油发动机、一台纺机、两台织机。此外,食物、书籍、苹果树、山羊都要占用马车的很多位置。还有一台巨大的高斯纺纱机。艾黎认为假如兰州和陕西被日军占领,这大概就是西北高原唯一的高斯纺机了,于是它被拆成了十五箱零件,需要4,5架马车来装。霍格带领制图班的学生在拆卸的同时一边绘制草图,否则在山丹没有人能再把它组装起来。

    除了一些最年幼的孩子,人们很多时候都必须步行。在这个20年来最寒冷的冬天,他们像是一群跋涉在冰天雪地中的乞丐。在冰雪覆盖的路上他们经常大声唱歌来振奋精神。从陕南到陇西是一个愈见寒冷和凋敝的旅程。到兰州之前这一路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一个孩子死在了冰雪覆盖的路上,翻越高山的时候,有两辆马车和拉车的骡子一起滑下悬崖,不过他们终于到了兰州。

    在兰州,霍格租到六辆老式“奔驰”柴油发动机卡车来代替马车继续前进。由于这些卡车太旧了,于是又租了一辆“道奇”汽油发动机卡车来照顾它们。早上启程的时候,常常需要道奇汽车拉着第一辆启动装置失效的卡车直到它发动起来,然后又去拉第二辆。一路上它还要帮助经常掉队和抛锚的车辆。

    1945年3月,霍格带领已经精疲力竭、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孩子们结束了他们的长征,在山丹县城附近的一座古庙安身下来,开始重建学校。霍格在日记里说,他计划一年内完成重建。日记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我很吃惊的看到旗子仍在旗杆上飘扬。后来有人告诉我,因德国人投降,连着升旗三天。好消息,但还没有详细消息。”

    霍格没有来得及看到重建的学校,他的中国使命在四个月之后就结束了。学生们在重建学校的过程中修了一个篮球场。霍格打篮球时伤了脚趾,他的脚太大了,在穿当地人穿的麻鞋时总是把大脚趾伸在外面,而他对一切伤病总是很不在意。

    山丹没有医院,也缺医少药,霍格越来越不舒服,当地卫生站的人认为他感冒了。几天后艾黎去学校时看见霍格坐在凳子上,面前放着一个馒头和一碗已经冷掉的菜汤,一双手痛苦的托着下巴,眼巴巴地等着医生想出对策。直到第二天发生霍格第一次痉挛,人们才意识到他感染了破伤风。

    艾黎发了疯似的地赶往兰州寻找治疗破伤风的血清,山丹的孩子们也尽一切努力抢救他们的校长,甚至敲掉他的牙齿给他喂汤。

    剑桥大学已故教授,著名地质学家布赖恩.哈兰在霍格逝世前几天去看过他。哈兰说:“他强忍痛苦,在临终前表现得很平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安详地去世。木工班的孩子们忙了整整一夜为他赶制一副木头棺材。”

    霍格于1945年7月22日安葬,墓地就在县城南门外的小溪边,放在棺木里的还有一面校旗,培黎学校每一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名。下葬的时候学生们排着队,每个人在棺木上盖上一捧土。

    那是西北高原上一年里最好的季节,这里的一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干燥寒冷,风沙肆虐,但是在夏天里,这里也一样显得生机盎然,远处南山的高峰和山顶的冰柱像一串串水晶,在夏日的阳光照耀下晶莹明亮,林荫覆盖了霍格的坟墓和墓旁的溪流,溪流的水面泛着鳞光淙淙流去。学生常常在清凉的夏夜里走过霍格的墓前,他们在小溪里洗澡,衣服晾在霍格的墓碑和水泥坟头上。

    霍格的墓碑上刻着他所喜欢的英国从军诗人朱利安.格伦费尔写的一首诗。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后事

    艾黎没有再离开学校,他搬进霍格的屋子,留下来继续霍格的事业。1949年时,培黎的学生、教师、工人和家属达到了一千人之多。

    战争终于结束了,霍格收养的四个孤儿被送到东北与父母团聚。孙必栋和他的很多同学一起离开了培黎学校,他们成为甘肃最专业的技术工人。张魁元是一个河南农民家的孩子,他被派到重工业部门工作,后来他写下了离校的情景:“我在学校已经有十年了,我到擂台去向艾黎告别,在离他办公室还挺远的地方,我就听到了他在打字。我进去时,他高兴地和我打招呼。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用坚定的目光望着我的眼睛说:‘我希望你为新社会,为建设你的祖国努力工作’。我向他告别,我们再次握手,卡车缓缓地驶离了学校,许多学生都来为我们送行,向我们挥着手,呼喊着,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呵呵的。这时,我们心里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向他们挥手,直到离得很远很远。卡车加快了速度,穿过街道两旁的商店,出了城,上了公路。”

    1953年,因为山丹大地震,培黎学校迁往兰州,路易.艾黎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新西兰。1982年兰州的培黎学校40周年校庆的时候,艾黎回来参加了活动。他说当时建校的初衷是为农村培养人才,可是兰州的学校离农民太远了。甘肃省政府同意了他的建议,在山丹重新建立了一所“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 2005年兰州培黎学校和兰州师专合并成立兰州城市学院,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名为山丹培黎学校,这是中国仅存的最后一所培黎学校。

    霍格的墓碑和半身像毁于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八十年代新修的。1988年路易.艾黎也回到他的身边,艾黎的坟墓就在离霍格十米之外的地方。

    孙必栋已经80岁了,之前他多次向英国使馆寄信,澄清英国媒体对霍格的介绍中的一些错误。比如人们说霍格在双石铺曾经爱上一位姓任的姑娘,而这事实上没有发生。

    外国人没有忘记这位传奇记者,一部关于霍格的好莱坞电影《黄石的孩子》已经拍摄结束,在电影的网上介绍中写道:战争的裹挟、惊险的旅程、乱世的爱情,一起交织出一个真实的传奇:责任让无力者有力,爱心使悲观者前行。在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出现什么危险的景况中,一个异邦大男孩化身成为60多个中国孤儿的守护天神。

    这个故事的原型显然是来自霍格和他的孩子们从双石铺到山丹的艰苦历程,但如今孙必栋已经没有力气再去纠正什么了。他很少出门,甘肃寒冷漫长的冬天对他是个不小的考验,他的老校友高道南常常来他的家中坐坐。高道南是江苏人,也是躲避战祸来到工合的。战后他在兰州炼油厂工作直到退休,他家离孙必栋只有两站路。他们在一起收集报纸上所有关于霍格的资料,一起用放大镜看他们老朋友的事迹几十年后仍在流传。最近霍格收养的聂家四孤儿之一写了一本纪念霍格的书在九月份出版,而一位作者发现在1939年5月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在“抗日拥蒋大会”上讲话的美国合众社记者“郝乔治先生”就是霍格。

孙必栋说,他现在觉得这些补充包括虚构的也好,都是很好的。62年前霍格在他的怀中缓缓闭上了双眼,他现在还能想起那一幕。每一个关于霍格的新消息,都又让他不停地想起那一幕。在采访中他平静地对记者说,他离这一天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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