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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华蕾:新一军,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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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孙立人将军在新一军公墓前

 

 

新一军,魂兮归来

--作者:周华蕾

    1947年9月8日,广州。在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落成祭礼上,孙立人站在纪念塔下,平静而缓慢地说:我站在墓前,遥望西南,十分怀念那些印缅阵亡的袍泽。他们英容雄姿,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时时在怀念他们,我永远在哀悼他们。

    60年后,那些亡魂的袍泽们说:“不为他们修复公墓,我们于心不忍。”

    1990年11月19日,台中,一位在家种了半辈子玫瑰花的老人过世了。葬礼上,自动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一位辅仁大学的老教授说,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

    这位老人便是“十大抗日将领”之一的孙立人,人称“东方的隆美尔”。在抗日战争中,他曾率领新一军远征印缅,成为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1955年,孙立人因被怀疑策动“兵变”,被蒋介石勒令迁至台中。

    他被软禁在台中市向上路一段18号的庭院里,一去就是33年。

    逢年过节,孙立人都会默默来到神龛前,为死去的部下们焚香烧纸。临终前,他尚有两个心愿:一是回安徽老家探望父母坟冢;一是待他“百年”之后,归葬广州马头岗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与战士们“同冢长眠”。

城中村里的新一军公墓

     2006年,广州白云山下。

    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1947年9月落成,占地4万平方米,坐落于今天的濂泉路、广园东路一带。公墓倚山面南,当年,孙立人曾三次乘坐军用飞机盘旋广州上空,觅得这一具典型风水格局的“宝地”。

    年深日久,公墓已经残存无几。据学者卢洁峰考证,如今仅墓门、纪功亭和纪念塔尚存,它们以“三点一线”的姿态,散落在这片城中村里,不复可辨。

    纪功亭正处于改造中,铁门紧锁着。这里将改建为永久市场,纪功亭作为文物,将用玻璃保护起来。

    八车道的广园中路把纪念塔隔离在某单位用地里。门岗一边带路一边说,很少有人来这里扫墓,“一般一个月会有一次吧,也就是老革命来献献花,激动一下”。

    去年清明节,枯寂了60载的公墓生平第二次被献上花圈。40多位年逾七十的“老战士”从全国各地、加拿大和美国赶来,自动组成一个致敬团,于4月2日抵达广州,集体给阵亡将士和孙立人将军敬礼。老战士中间,有的已身患癌症;有的颤巍巍拄着拐杖,由子女搀扶着;有的为了两天的广州一聚,奢侈地花上整年积蓄。

    访问团里有一位特殊人物,孙立人将军的义子、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化学荣誉教授揭钧先生。20年前,为给孙立人洗冤,他带头与台湾当局交涉,并最终使孙立人在1988年获得自由,但他也因此被限制重返台湾。

     2006年4月3日,老兵们站在2米多宽的过道上,队列整齐,神情凝重。当年的“娃娃兵”揭钧以特有的方式向阵亡将士致礼:这位头发花白、身形瘦长的七旬老翁含泪伏下身,一连做了50多个俯卧撑。按照新一军军规,每个军人每天要做100个俯卧撑。

    老兵们注视着纪念塔,静默无语。他们想起六十多年前,那些坐着大卡车,唱着军歌浩浩荡荡向西南挺进的日子。

     “印度人的手,英国人的屁股和中国人的尸首”

     “满腹诗书不如上阵杀敌。”在兵荒马乱的1940年,抱着这样的决心,20岁的张富麟离开师范学校,一个人来到重庆参军,成为孙立人领导的38师中的一名通讯文员。
那时云南一带传唱着一首忧伤的《难民曲》:日本鬼子的大炮,轰坏了我们的家,枪杀了爸爸呐,吓跑了亲爱的妈妈……

     1942年1月20日,占领泰国的日军入侵英国殖民地缅甸,直逼滇西,意欲切断滇缅公路这一中国抗战的“输血管”,从而由后方夹击中国,打到重庆,彻底灭亡中国。中国政府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组织十万大军陆续奔赴缅甸战场。

     1942年4月18日夜,缅甸仁安羌。白天43摄氏度的余温还没有退却。英国斯高特师长陷入越来越深的绝望。他已经两天没喝水了,救援迟迟不来。7000名英军被日军围困在“501高地”与“502高地”这两座小山间,犹如瓮中之鳖。38师接到英国的求救信号,英军指挥官斯利姆说,“不能等到明天了,部队已经两天两夜不进粮水,马上就要投降了。”

    在敌人数量未知的情况下,38师113团决定在第二天5点拂晓攻击。战争风暴降临的前夜,没有人能睡得着。4月19日清晨4:30,沉睡的天空被信号弹映红。团长刘放吾立即下令——“开始攻击,强渡平墙河!”

    在强大的“四七”迫击炮支援下,经过12小时激战,尸体堆积如山。敌人伤亡惨重,全线动摇。“这场胜仗是用勇气换来的。”老兵们说,“在你死我活的阵地争夺战、肉搏战中,指战员们是把自身的体力和战力都发挥到了最大的极限了。”

    仁安羌战役,孙立人的部队入缅不到一个月,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包括英国路透社在内的各国记者一致认为:这是近百年来中、英、日军队在同一时间、同一战场所做的第一次较量,结果中国军队赢得胜利。

    新38师收复仁安羌,本期待友军的支援,准备对敌军进一步打击。但由于英军“弃缅保印”的战略,中英联军已呈大崩溃局势。38师保护缅甸的任务变成了阻击敌人并掩护已丧失战斗力的英军撤退至印度。第38师忍饥挨饿苦行数日,终于跨过阿拉干山脉整齐划一地进入印度奎龙村,沿途收容了一两千英缅军的残兵败将和越南难民。

    第一次缅战后,十万中国远征军骤减近六万,多系饿死、病死,有诗云,“一万忠烈死疆场,五万冤魂葬深山”。戴安澜将军也在此役中伤重不治而亡。据西南联大毕业生、38师的翻译官梁家佑回忆,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兵说,他们看到的总是“印度人的手(举手投降)、英国人的屁股(逃生)和中国人的尸首”。

“这不是战斗,是屠杀”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抢占,中国惟一的“输血管”被切断。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如同一个大楔子,从南面插在英属印度和中国间。美国开辟了一条飞越喜马拉雅的“驼峰航线”,冒着风险向中国西部空投物资。但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辟一条突破日军封锁的道路。

    反攻缅甸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驻印部队合并为新一军,下辖新38师和新22师,敦厚的郑洞国任军长,孙立人被升为副军长。

     1943年3月,第38师前往缅北地区开山辟路,消灭盘踞其间的日军,掩护美国筑路。这是一项可怕的任务:重返野人山。在泥泞的丛林山地行军,即便驮山炮的骡马也无法行走,重型炮械都需要士兵扛抬。

    驻扎此地的日军是赫赫有名的第18师团。它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一直以来攻无不克,号称“丛林战之王”。而孙立人的第38师则是刚刚组建,初出茅庐。

    于邦,北通新背洋,南向胡康河谷,是双方必争之地。孙立人率领114团在前线争夺数月之久,于1944年除夕的前夜,完全占领了于邦。112团的炮兵连连长丁涤勋至今记忆犹新,当攻下于邦,渡过大龙河以后,沿途的树枝挂满了日军溃逃途中留下的小纸条,上面字迹歪斜:“中国官兵们,请不要再追了,孟关再见!”

     38师继续向孟关和密支那方向追剿。孟关是胡康地区的心脏,地形复杂,山连水,水连山。孙立人深入前线督战的同时,蓄起胡须,立下誓言,“不攻下孟关,不剃胡子”。在孙立人的指挥下,新38师作战英勇,神出鬼没,常打胜仗,逼得日军节节败退、闻风丧胆。

    密支那攻坚战是最苦、最长的一仗。战士们在过膝的泥水中奋战,日军拼死抵抗,局势僵持不下。自5月18日史迪威派美国空军大规模空降偷袭密支那,一直到8月1日深夜,由104个中国人组成的“敢死队”与正面部队同时发动进攻,连续激战81天之久,日军终于全线崩溃。

    梁家佑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密支那,日军被围困,弹尽粮绝,水上少将看着丸山大佐把伤员和随军女人用木筏全部带走后,日本兵自杀成群,结果一个俘虏也没留下。

    日军在仰光电台强作镇定:“支那军思乡心切,其气甚锐!”

    此时新一军士气大振,所有将士的口号是:“打到东京去!”

    新一军的攻击速度与强大的战斗力,终令日军难以抵抗,原本势均力敌的会战演变成了中国军人对日军的大扫荡。八莫、南坎战役结束后,日军惊魂未定,大叫:“这不是战斗,是屠杀!”

    根据凤凰卫视报道的数据,第二次入缅战争,新一军歼灭日军48000人,阵亡18000人,取得了缅北战场的全面胜利。

    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几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那些年村民都管山泉叫“红河”。直到近年,滇西一带的村民挖地盖房时,还能掘到中国远征军穿着草鞋的尸骨。

     1945年1月27日,中国滇西作战军、中国缅北作战军及盟军会师于芒友。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完全贯通,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取得完全胜利。

自1942年4月入缅到1945年4月3日止,中国远征军整整三载浴血奋战,以两倍于敌人的伤亡代价,终获“惨胜”。

     “我们师是在缅甸惟一没有打败仗的部队!”说起这段往事,38师老兵们的情绪高亢依然。

仗打到哪里,公墓修到哪里

     1945年1月,史迪威公路(即中印公路)通车。《大公报》驻军记者吕德润随军前行的前夜,到伊洛瓦底江边的一所木屋向孙立人道别。屋子里只有孙将军孤身一人,和一条猎狗。

    吕德润问孙立人是否有需要捎带的国内物件。 孙立人沉思片刻说:“如果你方便时看昆明街头有没有卖冥钞的,如碰上就请你代我买一些回来。”吕德润乍一听“冥钞”两个字没回过神来。

     “冥钞就是上坟时烧的纸钱。”孙立人苦笑道,“并不是我迷信,只是我实在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去祭奠那些为国牺牲的将士们。”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断断续续说完这句话,将头别过去。

    吕德润事后回忆道:“我采访过不少中外将领,像孙将军这样重感情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孙立人的部队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仗打到哪里,就把公墓修到哪里。当年,从密支那到腊戍及卡萨十余城市都建立了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碑。

    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1945年6月,带着缅甸俘获的大象和日军俘虏,新一军回家了。同行的还有上万阵亡将士的骨冢,一如孙立人的承诺,“招魂随旆,同返中原,永享春秋,长安窗梦”。

     1945年9月16日,广州受降典礼一结束,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立即着手筹备建筑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公墓选址广州白云山马头岗上,因为“广州是一个抗击侵略者的城市,马头岗附近有72烈士、廖仲恺、朱执信诸位先生的墓园”。

    公墓费用未动用国民政府一分钱,由新一军全体官兵自愿捐献。孙立人命令600名日军战俘“以流汗报流血”,“以慰先烈于九泉”。据王伯惠等老战士回忆,新一军用一个工兵连,每天从战俘营,押解600名战俘到沙河工地,工兵连的战士站在工地四面负责警戒,“修建公墓的日本战俘很老实,工作很认真,中午自己做饭”。

    两年后,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落成,蔚为壮观。

    一块青石纪念碑居于纪念塔正面,刻有孙立人的手书隶体,“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

    纪念塔中央驻守着一只铜鹰,它是新一军的军魂,以射杀日寇的炮弹壳熔铸而成。铜鹰重逾千斤,守护着二万七千名烈士的骨冢。

     1947年9月8日,公墓落成祭礼上,两千多人身着墨绿色的军装、臂戴黑纱。孙立人站在纪念塔下,如同一棵笔直的松树,瘦削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平静而缓慢地说:“我站在墓前,遥望西南,十分怀念那些印缅阵亡的袍泽。他们英容雄姿,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时时在怀念他们,我永远在哀悼他们。”

    老兵回忆说,当哀乐奏起的时候,留守墓园的3只缅甸大象竟像也被悲伤的情绪所感染,一连数声吼叫。沉闷的人群里,响起了低泣声。

    时间似沙河的溪流缓缓淌过墓园。六十年过去,清澈的沙河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眼下广州的下水道和臭水沟。

“一群被遗忘的人”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穆旦写在1945年的诗,竟一语成谶。

    解放后,新一军散落天涯,墓园渐渐荒芜,无人问津。

    正当中国抗日阵亡将士的公墓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的时候,日本却在缅北建起了日军阵亡将士公墓,他们甚至给每一匹阵亡的战马竖立了纪念碑。数年前就已看过该公墓的张富麟说:“看了之后岂止难受,简直气得要骂爹骂娘!”

     “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柏杨在泰国一座中国印缅军公墓的石碑上留下文字。

     1950年元旦刚过,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派专机来台湾接孙立人,表示美方有意把他培植成为台湾“政权”领导人。但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孙立人将此阴谋原原本本转呈给蒋介石。他的忠诚也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1955年,蒋介石惟恐孙立人功高盖主,以“兵变”的罪名将他软禁台中。

    孙立人成为“张学良第二”,那些旧日僚属袍泽也遭连累,据李敖记载,“他们三十多年来,或魂归天上、或命丧法场、或坐穿牢底、或穷困潦倒”。113团团长刘放吾在台湾凤山卖煤球。终生服刑的旧属郭廷亮在假释台湾时,发生火车跳窗事故,“意外”身亡。

    那三十多年,孙立人被困在台中的“家”里,没有见过外人。生活窘迫的时候,靠种玫瑰花和养鸡下蛋支撑家庭。晴日里,他在园子里为玫瑰花施肥、剪枝、浇水。家人有时拿些花出去卖,人们管它们叫“将军玫瑰”。他一次次申请去美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以至结婚典礼,一次次被拒绝。

     1991年2月20日黄昏,冰心老人在《纪念孙立人将军》里追忆道:“本来应是三十三年峥嵘的岁月,却变成蹉跎的岁月,怎能不使人悲愤?”

    张德三原是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总队机枪连机枪手、排长,在缅北沙河战斗中受伤被遣散后,只身逃回腾冲,险些被当作汉奸枪毙。他的记忆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的任何情节,只是一遍又一遍给探访者演示打机枪的动作:“哒哒哒,这是三发……”。他没有食指,只好用中指演示扣动扳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富麟留居缅甸曼德勒,做了三十多年的华文教师。60多年来,张富麟再也没有回过祖国。现在靠家人在市场卖米和生姜为生。他自己也摆摊卖字,但从未有人买过他的字,在缅甸,没几个人会喜欢中国书法。他的家是一间竹子搭的小屋,四面透风。他期待有一天,中国抗日老战士、老同志能再一次穿上威武的军装,戴上军功勋章,在人们的欢呼下,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那段光辉的历史,成为辛酸的历史,憋在每个战士心底。新一军的传说替代了历史,在民间越传越奇。故事里,奉行人本主义的孙立人成为活埋1200名日军战俘的铁血将军, “吾军欲发扬,精诚团结无欺妄”的新一军军歌演绎为另一版本,“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2006年10月,当学者卢洁峰前往成都访问新一军老兵时,他们的发言像决堤的洪水,争先恐后自顾自地说起来,挡也挡不住。事后好几个老兵对她说:“痛快!说出来就痛快!”卢洁峰说:“我想,他们是被压抑得太久了,他们没有机会去表达,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听他们倾诉。”

    世界没有忘记新一军。1992年,仁安羌战役50周年纪念时,芝加哥卡尔登酒店大厅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紧紧握住刘放吾将军的手:“今天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美国总统布什也向其致函表示敬意。
 
 2005年9月3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作战的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9月4日,这次讲话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得到报纸的当天,新一军三十师老兵张孟轩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由于患了喉癌不能说话,就在纸上拼命写:“所有老战士都将被颁发纪念章,那也就是说,国家承认我们是抗日的了!”

“不为他们修复公墓,我们于心不忍”

    老兵们常常在梦里见到死去的战友。

     “他们为国家牺牲了,连尸首都带不回来,成了孤魂野鬼,叫我们活着的人怎能安生?”

     “我们一起参军的一个同学,就死在我身旁,一阵炮弹过后,他坐的地方就只有一个大坑了。”

     “连长死得好惨,一块弹片飞来,就把脑袋削去一半……”“不为他们修复公墓,我们于心不忍啊!”

    最早为公墓奔走的老兵是潘德辉。他毕业于黄埔军校,作为国民党的高级谍报人员,本受蒋介石委派来监视孙立人,但后来反成了孙立人的贴心人。他为这位落难将军深深折服:113团营长张琦阵亡四十多年,孙立人仍设法找到张琦的独生女张锦蓝,把她父亲荣获美国追赠的银星勋章交给她;得知齐学启将军在岳麓山下的坟冢年久失修,孙立人发起集资6000美元,委托旧部赴湘重修墓冢……孙立人的祖坟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挖掉了,再也无法找到,但他晚年最耿耿于怀的,是“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

    直到去世前,潘德辉仍在申请公墓修缮事宜。1994年,公墓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塔的两截青石纪念碑被找回,镶回纪念塔背面。

     2004年,广州市建委在规划书里表示,将拆除濂泉路附近的违章建筑,腾出空地用于修建绿化广场,以迎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但因故未能实施。

     2005年9月,新一军老兵们委托王伯惠和徐文两人起草一份给中央领导人的信,请求修复广州新一军公墓。信中写道,“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将士,都成了异域孤魂。在国内为他们所建的唯一的一座公墓,被破坏、毁灭。相比日本人要来华(在云南松山)为他们侵略中国的亡灵修建纪念碑的行动,我们痛心疾首!”

    国家信访部门很快回函:“向抗日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不久,广州市政府承诺老战士,修复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或将公墓迁至黄埔区长洲岛,或原址保护。

    但公墓原址重建牵涉面过广,阻力重重。其中,纪功亭和墓门的产权分属沙东市场承包者和有利服装城,二十多年来,商业圈的气候已占上风。紧贴纪念塔的恒富酒店则维系着几十名退休职工的生计,“酒店拆了,没有租金收入,谁来养活他们?”

    而老兵们不愿意仅仅按原貌重建一个微缩墓园。搬迁墓园建筑的难度又太大,残旧的墓身极可能在途中损坏,且按《国家文物保护法》,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属于不可移动文物。

    国际媒体纷纷把目光投向这座失修已久的墓园。继《亚洲周刊》对老兵特写后,2007年6月初,日本《朝日新闻》连续五天以大篇幅刊出新一军公墓专题报道《谁同日本打了仗?中国的老兵们》。10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新一军公墓修缮问题已经引发一场网上大论战。

    广州市政府也在积极协调各方面关系,希望尽快解决问题。这几年市政府、市文化局、省台办和市政协等曾多次前往公墓考察。负责公墓接待工作的刘志军很清楚地记得,就在今年7月的一个晚上,各单位先后来了四拨领导人视察,其中还包括广州副市长。

    刘志军说他打心底敬仰这些为国捐躯的老前辈,过去的年月里,人们曾因为无知做出了疯狂的举动,现在,大家都很爱惜这座纪念塔。“如果哪一天国家需要我们上战场,可能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战死沙场,埋到某个非亲非故的地方”,“每次看到它,就像看到我自己的墓。”

     2003年,台北动物园里86岁的“林旺爷爷”去世。它是留守过新一军公墓的最后一头大象。奔赴过印缅战场的老兵,到今年,最年轻的也有80岁了。他们还在一天天老去。

    丁涤勋,91岁,现住在湖南株洲一间没有锁的旧房子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联系海内外战友,为新一军整理了上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当安徽人民出版社寄给他1600元稿费,他坚决退回。2006年,一向身子骨硬朗的老人坐车时把两根脊椎颠折了,之后一直为车伤所累。现在,老人时常神情恍惚,身体也出现了各种毛病。难得精神好些,就在病榻上给卢洁峰写长长的信。他在最近一封信里写道:极此我一生的决心,是继承孙将军遗志严以律己并为孙和38师留史。

    梁家佑,85岁,他说:“我以为我们应该保证在有生之年达成一点成果。这个最低成果可不可以是:坚决放弃迁建墓园的计划,保留遗址现状,仅仅要回现存遗迹、遗址及通道的物权、地权,以及开放权、募款权。不要政府出一角钱、征一分地、迁一户民居、只消政府点个头。”
    广州已是深秋。公墓在凋零的季节静静地等待。偶尔刮过一阵风,吹得墓门墙头无名的野花瑟瑟发抖。过了年底,又是一年了。老兵们的心愿一如既往地坚决,他们寄望在不久的将来,待公墓修复后,他们能把暂厝台湾的孙立人墓,移葬在广州的白云山脚,马头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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