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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志:1958—1960:洪湖有个李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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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年轻时的李金玉

 

1958—1960:洪湖有个李金玉

--作者:白伟志

    在三年困难时期,湖北洪湖的人口增长率反而出现高增长。民间传说,这里没有饿死一个人。“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
   
    公元1960年,农历庚子年,经历过那年的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记忆中必定磨灭不去的有一个词:饥饿。

    仅河南信阳一地,据其官方志载,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便达50万人之多。距离信阳不远的湖北荆州地区,据《荆州地区志》记载,1960年死亡人数达115844人,远高于往年5、6万人的平均死亡人数。然而,也就在荆州地区,却有这么一个县,在其他地方人口增长率普遍趋近于零甚至负增长的时候,人口增长率却达到15.52‰。用民间的话说——这里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个县就是洪湖县。

    为什么会如此?作家朱健国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

寻找李金玉

     “李金玉?不晓得!”面对询问,洪湖一位刘姓的出租车司机茫然说,出生于70年代末的他显得有些腼腆,“你到乡下去问问吧,那里老人多,说不定有认识他的。”

    在洪湖的石码头镇。一位老人在晒太阳,看到有人上前攀谈,老人连连摆手拒绝。直到听到“李金玉”三个字时,老人突然转过头来,眼睛突然泛出灼灼光华:“李金玉?当然晓得!好人呐!好人呐!”

    老人名叫周文勤,89岁,1956年担任石码头公社新路大队队长,一当就是20年。在周文勤的记忆中,就是在自己刚刚当上队长的那几年,有一个“个子大些,脸有点胖”的南下干部常来检查工作,这个人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说话慢,一句句搞得清白,声音大,我们一听都懂了。”旁边的人都叫他李书记。后来周文勤知道,这个人就是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

    这位李书记作风简朴,平易近人。他下乡时就住老乡家里,“在老乡家里吃饭,要多给别人一点粮票。”

    李金玉的这种廉洁作风也给陈汉梅留下了深刻印象。陈汉梅,75岁,曾任洪湖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常年跟随李金玉下乡工作:“我们下乡到群众中吃饭,都是要给钱的。我和他在石码头乡一个廖姓农民家里的草屋子里住了2个月。草棚里只能搁两个窄铺,下面码两块砖头,两层竹帘子垫起来,都是自己带的被絮。”

    在周文勤和陈汉梅的回忆中,李金玉的形象一点一点清晰起来。这个“身高大约一米七,面色白净,待人说话老笑眯眯的,没有一点架子”的李书记不但清正廉洁,人也非常有才华。“李金玉自幼家境优越,上过私塾,也上过新式中学,文采口才都相当好。他作报告简明扼要,声音洪亮,特别会讲。洪湖的干部最喜欢听他的报告,听时一连几个小时,鸦雀无声。”陈汉梅回忆说。

     “三年困难时期,李金玉应邀在武大作报告。武大的那都是学者,都是高材生,都是有名的人,听了他的报告后,全场热烈鼓掌,都说这个县委书记不错,讲得好。”
如果说,李金玉仅仅是一个“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的话,那并不会显得有多少特别之处,按照陈汉梅的话说,“那一代的县委书记大都比较廉政,生活作风比较艰苦,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所形成的,并不是个别现象。”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李金玉从大时代的背景中脱颖而出?

装满坛坛罐罐

     1955年,李金玉调任洪湖县委书记。

    就在一年前,荆州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因为要保卫下游的武汉,洪湖县被定为泄洪区,结果全境被淹,全县数十万百姓在干部们的组织带领下四处逃难。李金玉来到洪湖,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时任洪湖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的韩耀辉回忆说,当时湖北省有人提议,干脆在洪湖直接搞合作社,不要搞千家万户了。这个提议在当时得到很多领导干部的赞同。也是在同一年,5月5日,毛泽东约见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强调说:“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

    然而,洪湖县委居然坚决反对搞合作社。李金玉直言不讳:“要搞合作社,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思想觉悟,那是空话!”李金玉得到了当时荆州地委书记孟筱澎的支持,加上水灾之后百废待兴,合作社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从1955年开始,洪湖的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到了1957年,洪湖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5256万公斤,比1949年刚解放时增加了40%。“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全县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17.7%,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11.3%。1956年洪湖第一所中学成立、洪湖师范学院也正式开学……

    一切都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李金玉的长子李树棠依旧记得,在1958年之前,洪湖的学校伙食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学校吃伙食,3块8一个月,一个礼拜吃一顿野鸭,吃一次鱼块,吃一次红烧肉,这三餐必须有。”不仅在学校如此,“野鸭、鱼、虾,还有藕、莲蓬、菱角,在街上卖的,都一堆一堆的,那真是多!在街上到处是卖这些的,放学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是。”

    韩耀辉说,那时候李金玉鼓励农民搞副业,种瓜种菜、打鱼打野鸭子。周围市县不敢这么搞,就非常羡慕洪湖人,说洪湖人生活好。洪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在长江里,洪湖人旗子一摇,那些大船就靠过来了,换点好吃的,那时候一只鸡可以换一条呢子裤子。”

    洪湖当时的名气甚至超越了省界。李树棠还记得,当年在放学路上,看得到很多湖南来的小商小贩,在叫卖自编的竹器。周边地区诸如嘉鱼、赤壁来的人就更多了,集中在新堤附近的一条河边上交易,人山人海。“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

    洪湖在自己的小天地搞的“特殊化”,也引起了别人的关注。李树棠记得父亲曾跟自己讲过:“张平化(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向王仁忠(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告状,你们的李金玉把我们湖南人都拉到你们湖北去了。张平化说我这是‘三自一包’。”

    有一天,李树棠走在大街上,听到广播中传出父亲的声音,“当时是在开三级干部会,广播大喇叭,远近都听得见。就是说要老百姓把坛坛罐罐装满。因为粮食不够吃,就要自己存粮。还有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他也在大会上也讲过的,好像就是要大家闷头干,莫吭声。”

    现在已经很难估量,这个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坛坛罐罐装满”给洪湖人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几年的积累,洪湖的很多家庭很难熬过接下来的困难时刻。

大灾荒来了

     1958年到来了。

    《荆州地区志》记载:“1958年,全区开始农业生产“大跃进”……7月4日,地委提出要力争完成4万吨钢、36万吨铁的任务,全区上山办钢铁的劳动力达到了50万人……地、县成立伐木指挥部,组织3000多民工大规模采伐木材。”

    当时还是学生干部的李树棠在学校里带头炼钢炉。李金玉问儿子:“炼出多少来了?”李树棠不吭声,李金玉说了句“瞎胡闹”,就转身进屋了。

    另有一次,学校组织他们去石码头参观,说那里水稻亩产达到了19万斤。“我是干部,还举着旗子带着队伍去参观。我们那时候真高兴,还都感叹原来这是真的啊!”回来后,李树棠和父亲提起此事,李金玉回答:“你高兴个啥,那是20亩地的稻谷搞到一亩田里面去了!”

    “大跃进”和“浮夸风”开始对这个曾经为外界艳羡不已的鱼米之乡产生影响。粮食产量、渔业产量、棉产量持续下降,物价却一路上扬。1959年6月开始,因为饥饿患浮肿病人数大幅攀升,洪湖县危在旦夕。

    身为生产队长的周文勤对这样的变化最为敏感。“58年之前,生活感觉不困难,后来几年,我们这里就不大好,一个月差大概三四天粮食,群众可怜啊,没有吃的,去挖藕、挖野菜、莲蓬、菱角……吃这些野花式。”

    这个朴实的农民并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只是觉得奇怪,“粮食在禾场里还没晒干,下面公社里的干部就把它们收起跑了,把群众饿得死。粮食放在粮库里都烂了,他们把粮食收去的时候,上面还有水啊。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知道啊,烂了好多粮食!”

    周文勤不知道的事情,李金玉是知道的。此时,在荆州地委的通报中,周边县市已经出现大面积饿死人,死亡人数一度急剧攀升。李金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顶住压力,尽量将粮食留给民众。

    在采访中,记者和当年的洪湖县委副书记韩耀辉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当时的洪湖,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吗?”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洪湖气候还可以,没有受灾。主要是洪湖县委当时和上面领导发生了矛盾。”

     “是什么矛盾呢?”

     “上面要粮食要东西,李金玉说我先要解决洪湖自己人吃饭问题,这样就有了矛盾。”

     “为什么要跟洪湖要粮食?”

     “当时钟祥、荆门这些地方都饿死人了,洪湖没有饿死人。”

     “上面开会要粮食,地委书记是薛坦,薛坦对我们说:‘我给你们磕头也可以、作揖也可以,只要你们给粮食。’洪湖县那时大概50万人吧。我说平均一个人你给我留下大概三十斤稻谷,剩下的我全部上交。薛坦说你洪湖不能这么搞,最多只给你们27斤。我说这样算下来,一个人一天才几两米?老的小的怎么办?还要生产啊!当时就僵在那里。”

     “我走了以后,李金玉接着在那里开会,他回来以后说不行啊又搞成27斤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没得办法。当时地委也确实难,没有粮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洪湖和地委就发生了矛盾。”

    这样的历史细节,周文勤当然也不会知道。但他知道,“洪湖受了灾,他(李金玉)把粮食不卖,卖了群众就要饿死。他跟上面走了霸的(叫板、对着干)。李书记说不管咋样都要把群众的坛坛罐罐装满。”

    顶住压力的李金玉熬过了最难的三年。这三年洪湖没有饿死一个人,人口增长率在其他地区趋于零的情况下,反而出现高增长。

批斗

    大灾荒刚刚过去,李金玉很快就因为自己的执拗付出了代价。

    《洪湖县志》是这样记载这段历史的: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在江陵召开社会主义教育万名干部大集训……认为中共洪湖县委已经“烂掉”,对县委书记李金玉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不仅仅是在三年困难事情的“抗命”,在1958年之前推行搞活经济的一些措施也成为李金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

    《荆州地区志》记载: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织对洪湖县新堤镇集贸市场进行调查,认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七大过错。10月7日,荆州地区社教总团成立……全面整顿以李金玉为首的洪湖县委。

    而韩耀辉等人,作为李金玉的同事和伙伴也一样受到牵连。《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记载: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组织的洪湖县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这次运动,前县委书记李金玉,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被错误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由此株连受重处分(指法办、戴帽、开除党籍、工作籍,留守查看、撤职、降职降薪)的国家干部有341人……

    史志上的粗线条描述,远远无法显示历史细节的复杂和残酷。简短的数段文字背后,则是个人和家庭遭受的沉痛苦难。

    韩耀辉回忆说:“县里开万人大会,所有干部都必须参加,揭发李金玉。把李金玉、徐伟留在大会上,叫他们交代问题。那叫小四清。真正四清在1966年,李金玉被人揭发,说他在洪湖搞独立王国,搞反党。我们几个人就被搞成反党集团了。洪湖的干部90%都搞下台了,大队书记都搞光了。李金玉就单独被关到一个牛棚里面,我跟马香魁被弄到了小岗农场种菜种瓜。徐伟、孙克惕他们在新堤劳动。我们后来都被弄到五七干校,我们不是干校成员,是建设劳动的,在小岗蔡家河。我是整整十年,老李是十五年。到1976年我才安排工作,中间我种过菜、卖过瓜,也当过社员老百姓。李金玉总是一个人,总和我们分开,上面说不能让你们反党集团在一起。”

    当年的县委副书记,同遭批判的徐伟,甚至至今都不愿回忆起当年的这段往事,面对采访要求,他托人捎话:“往事不堪回首,再回忆的话,只不过是将痛苦再重温一次,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而李金玉却恰恰在下放农村的那些年,心情反而舒畅许多。“他和老百姓关系好,老百姓知道这是李书记,所以没有人欺负他。县里的被下放的那些干部,不管离多远,都跑去看他。”李树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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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老年李金玉

劫后记忆

     1978年,李金玉56岁。全国范围内已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李金玉却发现自己处境颇为尴尬且荒诞,因为他居然“无反可平”。

    所谓“反党集团”,只是当时在大会上宣布,然后就开始批斗、下放,整个处理过程,无任何正式文件,也没有任何批示、签字,更没有让他看见过。

    这个老人1984年离休,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后半生。有关李金玉和洪湖的恩恩怨怨,史志上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痕迹。

    当年的一些老人保留下的记忆,也正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消亡。“他好得很,群众很多都念他的呀。我们这么大年纪的都知道,年轻的都不知道,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都不知道。整个石码头就我大一些,其他都死了。”89岁的周文勤是石码头镇仅存的接触过李金玉的基层生产队长。

    他一直念叨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文革期间,“七几年的时候,红卫兵斗他,老百姓就护着他,让他在大队里放牛,红卫兵没敢来。群众们都说,这样的好干部再也见不到了,他不贪污,要把群众搞好,大人小孩都喜欢他,所以我们要保护他。”

     2002年10月8日李金玉去世,悼词是这样叙述他的一生:

    李金玉,男,汉族,山东掖县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中共正式党员,生前系我局离休干部。李金玉同志一九四零年八月在山东省掖县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零年十月先后在荆门县、钟祥县任区长,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监利县委、洪湖县委任书记;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调至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后改名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任副处长。一九八四年四月离休,二零零二年十月八日上午十点二十一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岁。

    李树棠回忆说:“追悼会上,几个老人都到了,走不动的都让人搀着去了。听到这样的悼词,老人家们都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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