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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书彬:海峡边的“寡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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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黄拱成 他在台湾等了39年又11个月,终于回家与妻子团圆。何书彬摄

海峡边的“寡妇村”

--作者:何书彬

    1950年那一场“兵灾”,让福建省东山岛铜钵村成为了“寡妇村”,夫妻、母子,从此被人为地分割在海峡两岸,隔海遥望。1987年,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从当年12月20日起,“壮丁”们才陆续回到家乡。

东山“兵灾”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杜甫诗中“拉壮丁”的情形。当年黄拱成读到这首诗时,没有想到诗中所言的情形会活生生地降在自己身上。

    那一年,是“民国38年”,黄拱成29岁。从汕头南华大学毕业后,为了在兵荒马乱之中求得一个安稳,他回到家乡福建省东山岛铜钵村教书,并娶同的林美桃为妻。

    那一年的5月10日凌晨2时,梦中的黄拱成突然被门外响亮的敲锣声惊醒,有个声音在大叫着“集合集合!查户口了!”

    黄拱成一家顿时紧张起来。要不要出门呢?黄拱成选择了闭门躲避。这时,败退中的国民党已经包围了整个铜钵村,此时的解放军已经打到距离东山岛咫尺之遥的云霄县。国民党士兵将集合起来的村民用刺刀团团围住,从中挑出青壮年当壮丁拉走。

     “士兵还挨家挨户地搜查,有村民藏在草间里,刺刀就生生地扎进去,把里面的人逼出来”,长期致力于整理这段历史的黄镇国说。

    躲在家里的黄拱成不能幸免,他被强行带出。一夜之间,当时只有200多人家的铜钵村有147人被拉壮丁”,其中年幼者只有17岁,年长者已有55岁,91人已婚。

    此时的黄拱国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孩子正在妻子林美桃的肚子里。

    一夜之间,村里剩下的全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了。“壮丁”们被拉上驶往台湾的兵舰,海边站满了呼天抢地的家属。从广东逃荒来到铜钵村的吴阿银哭昏在海边,手里还攥着凑给丈夫谢老王的一钱金子。

    铜钵村从此成了“寡妇村”。

    遭此横祸的并不仅仅只有铜钵村。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0年5月11日,东山岛共有3945人被抓兵去台,而当时全岛总人口才6万人。但是,黄镇国说,只有铜钵村的变故是发生在一夜之间,造成的伤痕也最深。

    三年后的1953年7月16日,国民党军又大举进攻东山岛,这是国共两军在大陆的最后一场激战。经历了生离死别‘拉壮丁’的东山人冒死支援前线,取得了东山保卫战的胜利”,黄镇国说。但是,这次战斗又让93名东山人被抓往台湾。

    从此,分割海峡两岸的东山夫妻们开始了漫长的守望。这些“抓壮丁”事件,被称为“兵灾”。

“敌伪家属”

    一片悲伤笼罩了铜钵村。黄镇国说,当时铜钵村是“三日不见炊烟”,还有更艰难的日子还等待着“守活寡”的女人们。

    丈夫谢老王被抓走时,吴阿银才27岁,养育三个孩子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大女儿5岁,二女儿才2岁,还有一个老三,在肚子里才5个月。

    老三出生了,是个男孩,这让劫后余生的吴阿银找到了一丝安慰和希望。可是,这孩子却在出生后18天就不幸夭折。

    吴阿银一直哭,几乎要把眼睛都哭瞎了。从此她变得沉默寡言,只是整天推磨和杵臼,夜夜劳作到天亮。

    如今吴阿银用过的这幅石磨和石臼就摆放在“寡妇村”展览馆里。

    村民沈锦菊的丈夫也也没有逃过这场浩劫。在苦等的日子里,每年的中秋节,沈锦菊都要在饭桌上摆好丈夫的一幅碗筷。

    家里少了“顶梁柱”,铜钵村日常的劳作也变了模样。“寡妇村”地处海岛边缘,历史上就缺水,戽斗就是村民把池塘里的水戽进田里灌溉的一种农具。这是重体力劳动,非要两个人合作不可。两个人分站池塘两岸,各自抓住桶绳,把戽桶荡入水中,再一起用力,将桶里的水提上岸倒进水渠。可是男人被抓走了,“寡妇村”的妇女在无奈之中就发明了“单人戽桶”。她们将一根扁担牢牢插在对岸,系上绳子代替丈夫,自己执另一端的绳子,咬紧牙关艰难地戽起一桶桶水来。这个时候,她们往往还是身怀六甲或背上背着小孩。

    村民林金全被抓到台湾后,通过海外亲友辗转给家里寄来一封家信和十几元钱,信中说,一定寻机会还乡团圆。老母亲沈阿婆接到信后高兴得只掉眼泪,马上和林金全守寡的嫂子商量,用儿子寄来的钱买了一头小猪崽,好等儿子回来拜谢天公。

    一年过去了,小猪长得又肥又壮,可是不见儿子林金全回来,老母亲急得到处烧香拜佛。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小猪已成了老猪,乡亲们都劝说把它宰了,不然太可惜了。“固执”的老母亲不肯,非要等儿子回来,直到有一天,老猪在一阵嗷嗷大叫之后,把头搁在门槛上死了。婆媳俩抱头大哭,三天不吃不喝。但是沈阿婆没有罢休,她又买回了一头小猪继续饲养。第二只小猪养到第七年时,沈阿婆去世了,此时的林金全仍未归来。

    但是历史再次给这些乡亲开了个沉重“玩笑”——近四千“壮丁”被拉走,使得东山县全县去台家属占全县总人数的1/3,战后他们却背上了“敌伪家属”的“称号”。他们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下却成了“罪人”,处处受到歧视。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冒着政治风险,几经请示,并在县委讨论决定:改“敌伪家属”为“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相待,困难户予以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此举使得许多去台家属躲过了政治运动的袭击。

“信使”黄镇国

     1999年,位于铜钵村村口的“寡妇村”展览馆建成并开馆。现年57岁的黄镇国是展览馆长。

    此外,黄镇国还是铜钵村所属的康美镇文化站站长。但在当地,他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一支笔连接海峡两岸乡亲的“信使”角色。

     “保守估计,我已经代笔800多封家信了”,黄镇国说。在海峡两岸还没有对话的时候,这些帮“寡妇”们写的家书要寄到台湾可不容易。要先在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找到乡亲,把信从福建东山寄到东南亚,然后由当地乡亲换上一个新信封,再转寄到台湾去。

    黄镇国说,这种走民间途径的寄信方式叫做“侨批”。东山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东到澎湖列岛仅98海里,到高雄也只有110海里,但是,通过“侨批”的方式寄信,一封信要多走几十倍的距离才能到达海峡对岸。

     “要写信的人太多了,要把信写好,就得用心写”,黄镇国说。很多时候,找他写信的乡亲都“排起了队”。因为他从小即跟随村里的老私塾先生学习,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特别能理解乡亲们的心情。并且,当时人们与海外乡亲的书信往来,还多习惯用文言体裁。

    对于为宝兰阿婆代写“绝笔”的事情,黄镇国记得很清楚。

     1950年,宝兰阿婆的独生子黄建忠才17岁,就被“拉壮丁”拉去了台湾。

宝兰阿婆在独生子被抓去台湾20年无音信的情况下,为续香火将本为建忠定亲的童养媳改认干女儿招亲入赘。1975年秋天,黄建忠的父亲黄阿九老人在不知儿子生死的绝望中去世。
 
     1980年冬天的一天,人们看到宝兰阿婆突然像变了个人,她逢人都说同一句话:“你知道吗?我那个忠仔坐小龟仔车(轿车)回来啦!不骗你,真的回来啦……”当年年底,宝兰阿婆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将黄镇国唤到病床前。

老人要给儿子建忠写最后一封信:“你告诉忠仔,就说阿妈等囝回来相见面……已经等了30年,等不来……”

     1987年,海峡开放探亲后,当年被“拉壮丁”的人们陆续回到铜钵村,但黄建忠却迟迟不回。为什么呢?黄镇国推测:莫非是因为其父母均已去世,家乡只剩下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黄镇国又为其妹代笔,把断绝的联系再度连接起来。从两人的书文往来中,黄镇国感到,一样爱写诗文的黄建忠与家乡的距离在渐渐拉近。

     1990年中秋,黄镇国写了一篇《中秋寄台宗兄黄建忠》:“岁月无情几度秋,月圆人缺何时休……世态风云惊多变,趁峡浪平好行舟”。

    不久,黄建忠就回乡探亲了。一到村里,他就立刻找到黄镇国,说:“我是被你那首诗追回来的。”并赠笔一支,上面刻着:“代笔功高”。

“壮丁”回家

    黄拱成说,他在台湾离开部队后,就一直在台北、台南等地教书,一直等待了39年又11个月,才回到家乡。在这些日子里,他一直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

    如今黄拱成86岁,林美桃81岁,老两口平静地生活在铜钵村一个小院子里。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老两口还在后院里养了许多花草,种了一小片地瓜。

    在台湾生活了半辈子,黄老先生有些习惯还是一时改不过来。谈话时他不断说起“民国38年”、民国88年”……林阿婆在一旁提醒:“你也不换算一下?”

    对于往事,黄老先生已不愿做太多追忆,只是想起当年的情景,依旧难以释怀:“(那些溃兵)比土匪还厉害。”

     1987年,台湾老兵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台湾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其中一名老兵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想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老兵回答,“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受到大陆方面的欢迎,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同年12月10日,铜钵村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幕。这一天,8名当年的“壮丁”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的1984年,黄文克老人就辗转多处回到了铜钵村老家,成了村里首个离台回乡者。

    黄文克回家后说:“那些年我想家想得都快要发疯了”,并说自己之所以能回家,都是老伴的功劳。这句话在当时感动了许多人,他老伴林素兰则说:“啥功劳不功劳的,我一心只是想,文克总有一天会回来。我能把儿女拉扯大,把家养好,他回来就更有福气了”。

    到1993年时,铜钵村去台乡亲已有97人回乡探亲,其中9人获准定居家乡。

    有的当日一别,即成永别。

     1984年,在台的吴三成从亲友处得知铜钵村的妻子依然健在,而且在家苦等着他,他高兴又激动,决意早日归乡。然而就在当年年底,他不幸被石头砸伤,含恨在台去世。临终前,他向一位老乡交代说,一定要把他的骨灰带回家乡。当在铜钵村等来丈夫的骨灰时,老阿婆潘多治天天都要到坟前大哭一番。

    林实座的妻子玉花在等待中不幸溺水身亡,其子担心父亲受不了打击,一直瞒着这件事。1990年春天,70岁的林实座终于在同乡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乡,进门就喊着妻子的名字,但没人答应。当他得知实情,顿时瘫倒在地……

    如今在铜钵村,团聚后并依然健在的老夫妻一共有两对,他们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黄拱成、林美桃以及谢老王、吴阿银。

“一家两制”

    黄镇国说,除了落叶归根和一别成永别,在铜钵村的夫妻团聚中,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一夫两妻”。

    黄镇国把这称为家庭上的“一国两制”。

    林秀春阿婆在几十年后再次看到当年被“拉壮丁”的丈夫阿和时,他是带了一名台湾太太“郭太太”回乡探亲的。

     “我是无情郎……”在分别后再次联系上后第一封信中,他向林秀春写道:“我也在盼,一年、三年、五年……慢慢地,我失望了,这无边无尽地等待何时有个尽头呢?”

    林招玉则从铜钵村去了台湾与丈夫黄韵奇团聚。临行前,她对前来送行的亲友说:“我为丈夫守了40年活寡,今天总算熬到头了。”

    此时的黄韵奇在台湾已经有了一个太太,姓朱,并育有两男两女。但是,请林招玉到台湾却是朱太太的主意,她俩平日在家以“小姨、大婆”互称。

    黄镇国说,按照东山县不成文的规定,对于在台湾已有新家室的去台人员,原则上就不准其回乡定居了。

    如今,“寡妇村”已经渐成历史,当年的91位“活寡妇”,依然健在的只剩下18人。

    有些参观过展览馆的人,会留下题词。曾有一位将军也来参观,黄镇国请他题词,将军不提笔,只是说了四个字:“这是内战。”

    铜钵村本村人则不喜欢别人叫“寡妇村”这个名字。但是参观过“寡妇村”展览馆的许多人都会告诉馆长黄镇国,这段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展览馆里还有去台人员蔡波的一些古体诗。他在寄居孤岛的四十多年里,写出了300多首诗歌。其中一篇是《一剪梅?悲身后》:“生于闽南殁于台,阴阳分开,杜鹃声哀。谁哭孤魂一痴狱,此情难移,谁奠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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