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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江:一万里茶路 两百年常家

一万里茶路  两百年常家

--作者:李远江

    山西榆次常家,以财取天下之抱负,逐利四海之气概,制茗于武夷山,扎庄于恰克图,拓开万里茶路,经销蒙俄北欧,绵延二百余年,遂成富甲海内之晋商巨贾,中国对俄贸易之第一世家。常家的经商史,就是一部高度浓缩的清代对俄贸易史。而常家开辟的万里茶路和汉唐的“丝绸之路”一样,是我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公元1681年,太原去往张家口的漫漫长路上,一位操着山西榆次口音的青年男子穿行在“走东口”的商旅中间。他衣着简朴,肩上搭着一条中间开缝的褡裢,山西人称之为“捎马”,里面是几件换洗衣物、六枚铜钱和一方摇筒,再没旁的行李。一路上,他总是留意观察沿途的商贸情况,不时地和商帮的掌柜和伙计们搭搭讪,向他们了解关外的情况,请教经商的知识。

    他叫常威,是榆次常家的第八代。此时的他,虽然连去往张家口的盘缠都没有,但是他很快就将步入商界,并且开辟一个兴盛二百余年的商业王朝。

一肩捎马闯天下

    常威的家乡在榆次县车辋村。公元1500年左右,他的八世祖常仲林从太谷县迁到这里,起初只能给本村刘姓的大户牧羊,后来娶了刘姓婢女为妻,从此落地生根。

    车辋村位于晋中谷地,土地肥沃,很适合农业生产。

    明代就已兴起的太谷商人经常从车辋一带经过,他们的财富传奇时时传入车辋人的耳朵,使车辋村的年轻人对经商充满了向往,而常威就是其中最不安分的一个。

    张家口俗称“东口”,它北接蒙古草原,南通北京、太原,是北方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常威只身来到张家口,刚开始本钱小,只能肩挑背扛做一些小买卖。

    为了迎合蒙古贵族,张家口的大商户贩卖的多是茶叶、丝绸、瓷器和江南细布之类的高档商品,本小利薄的常威根本做不了这些。但颇有商业头脑的他,经过细致的调查发现,身处苦寒之地的蒙古牧民对粗棉布有着很大的需求。而自己的家乡榆次正好盛产一种“大布”,这种布纱支较粗,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价格还比较便宜,非常适合牧民的要求。常威便集中力量贩运榆次大布,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历经十几年磨难,常威开起了一间铺面,名叫“常布铺”。此时,清王朝平定了葛尔丹叛乱,逐渐放松了对蒙古地区的商贸限制。常威抓住时机,深入牧区,使榆次大布很快占领了蒙古市场。

    1728年,常威创立了日后赫赫有名的商号“大德玉”,后来由三子常万达继承。1740年,常威回乡养老,又创立了“大德常”,交给老成持重的长子常万玘。

开辟万里茶路

    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一股强烈而持久的“中国热”席卷整个欧洲,喝茶成为欧洲的时尚。一时间欧洲对茶叶的需求急度膨胀,贩运茶叶成为欧洲商人获取暴利的重要途径。面对茶叶贸易的丰厚利润,俄罗斯人早已垂涎三尺,他们渴望打开一条通向中国的茶叶贸易通道。

    1727年,在俄罗斯的再三请求下,清政府同意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过境买卖,定于恰克图、尼布楚二处。中俄互市的开放,为常氏家族开辟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

    此时,常万达才九岁,还在私塾念书。常威带着大儿子常万玘,北上恰克图,开始了最初的对俄贸易。但此时的恰克图互市很不规范,中俄贸易规模很小。1730年,双方贸易总额仅仅1万卢布,折合白银不过四千两。新开辟的商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沿途还不时有蒙古和俄国匪盗出没,因此很多商家都无心经营下去。

    乾隆初年,常威去世,老成持重的常万玘选择了比较平稳的国内贸易,而年轻气盛的常万达则抱着放手一搏的心态选择了对外贸易。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种业务分割恐怕也谈不上是对常万达的照顾。

    兄弟分家后,常万达便一心扑在了对俄贸易上。他曾陪着大哥常万玘南下武夷山,找到了茶叶的主产地。不久,常万达疏通了户部的关系,拿到了“双龙红帖”的官商凭证。此后每年初春,常万达都会与其他晋商前往崇安收购茶叶。

    茶叶在下梅村收购齐备,先用车马运送到河口(今江西铅山县),然后装船,走水路,经信江、鄱阳湖、逆长江至汉口,再沿汉水至襄樊,转唐河北上到河南赊店镇(今河南社旗县)卸船。登岸后,由马帮驮运北上,经洛阳,自孟津渡黄河,再经济源县,取道太行、王屋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穿越上党山区,进入晋中谷地,在祁县鲁村稍事休整,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整个行程4500多公里,因此也被称为“万里茶路”。

    1758年春天,常万达的驼队在前往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途中,遭遇了一场沙尘暴。狂风过后,沙丘位移,驼队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

    就在大家身陷绝境,一筹莫展的时刻,领队的雄驼突然挣脱缰绳,往西狂奔。常万达急忙追赶。一直追出三四里路,那雄驼突然停了下来,用鼻子嗅着沙土,然后用前蹄刨起沙来。凭借多年的经验,常万达断定这个地方一定有地下水。于是他拿来铁锹,拼命挖起来,一股清泉水涌了出来,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小水池,其形状就象一弯新月,常万达就给这池水起名为“月牙泉”。

    常万达发现这是一条离库仑最近的线路,最少可以节省5天的路程。后来,这条路线就成了常家从张家口到库伦的运茶专线。十几年后,雄驼死了,常万达将它埋葬在月牙泉边,并尊称它为“驼神”。

    正是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常万达不仅在恰克图站稳了脚跟,而且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晋商中的后起之秀。在他和其他山西商人的苦心经营下,恰克图的对外贸易由1730年的一万卢布,发展到嘉庆初年的800多万卢布。

    1785年,乾隆皇帝在乾清宫举办了隆重的“千叟宴”。这一年,68岁的常万达不仅受邀赴宴,还得到了皇帝赐给的鸠头拐杖,其商业成就可见一斑。

    1796年,78岁的常万达在车辋村常家大院寿终正寝。此时的大清帝国虽然歌舞依旧,却已是盛极而衰,渐渐衰落了。然而,常家的外贸事业还在常万达的子孙手中续写着新的传奇。

三怀十秉开创黄金时代

    常万达有三个儿子:常怀玗、常怀玠和常怀珮(编者注:因三兄弟辈份为怀,故称三怀)。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父亲一起经受了商业历练。

    随着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竞争变得越发激烈。为了提高茶叶质量,常怀玗兄弟在武夷山就地设厂,采收鲜茶,自行加工。经过精细加工的茶叶统一饰以“大德玉”的商标,使“大德玉”成为享誉俄罗斯和中国北方地区的茶叶品牌。

    常怀玗兄弟一共生了十个儿子(编者注:十兄弟辈份为秉,故称十秉),并且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商业智慧,成为北常(常万达的后代)外贸事业的中坚力量。

    常秉文(常怀玗长子)主持商务的时候,恰克图商贸进入全盛时期,为了进一步扩大茶源、降低经营成本,常秉文兄弟再度南下,在武夷山购买茶山,又从江西招募大批工人,形成了农工商一体的经营格局。

    “三怀十秉”,跨越乾、嘉、道、咸、同五个王朝,历时百年。北常在“大德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1826年新建“大升玉”,1840年增设“大泉玉”,1866年增设“大美玉”,加上后来成立的“独慎玉”,形成了五大联号进入俄国的格局。他们在国内又相继增设“大昌玉”、“大顺玉”、“三德玉”、“保和玉”、“泰和玉”等字号,合称北常“十大玉”。

    茶叶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北常各家日进斗金,也催生了规模宏大的常家大院。自1768年常怀珻(南常始祖常万玘之子)和1772年常万达买地之后,常家便开始大兴土木。北常“秉”字辈各建一座大院,形成了现存常家大院的基本规模。而这仅仅是整个常家建筑的五分之一,却已经堪称山西晋商建筑之最。

商儒互长

    到常家第十三世的时候,常家的商号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东伙分离”的改革:出资的股东和负责经营的掌柜、伙计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深宅大院的建成,各门大院相继开办家馆,重金聘请省内知名举人或拔贡为子弟授课,使常家子弟得以潜心向学,并逐步走上科举仕途或文化教育领域。

    1885年,第十三世的常立教中举,成为常氏家族第一位科举中第的举人。到十四世的时候,常家出了更多的举人。1903年,常麟书赴京赶考高中进士,他也是常家唯一的进士。

    这个时期,常氏家族有许多人在文学、艺术和教育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十二世的常龄博学广文,但屡试不中,后来潜心研究医学,不仅医术高明而且热心救助百姓,行医不计报酬。他有感于鸦片流毒,写下了“洋烟四戒”。其堂弟常恽更是将其推为家训,用以教育常家后人。正是因此家训,常家后人中鲜有因吸食鸦片而家道中落者,这在山西富商中实属罕见。

    常龄的长孙常望春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文化人。他于1887年联络本家兄弟子侄成立了“韡华诗社”,不仅研习诗词歌赋还兼涉史事。诗社坚持14年之久,成员陆续增多,从十三世至十五世,前后有50余人参加。

    “韡华诗社”的成立使全族文学青年汇聚一堂,相互砥砺,不仅丰富了自身的精神生活,更促进了常氏家族由商业领域向文化领域的转变。诗社成员中产生了一位进士,四位举人,十五位贡生,在此后的教育、商业和政治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879年,喜好书法的常立方从太谷购得《石芸轩法帖》刻石,并四处搜罗名家碑刻,置于游廊之上,供全族子弟观赏临摹。在他的影响之下,常家诞生了杰出的书法家常赞春和常旭春,常家子弟以书画见长者更是不计其数。
经过三四代人的勤奋治学,常氏家族实现了由商业领域向文化领域的整体转移,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在晋商中独树一帜,成为真正的儒商之家。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国势迅速衰落。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无一例外的是以赔款告终。国库空虚的清王朝不得不大肆卖官鬻爵,向全国富商巨贾兜售官职。作为天下首富的山西商人就成了最主要的“捐输”对象,到同治年间晋商“前后捐输已经五六次,数逾千万”。常氏家族也通过捐输获得了无数的虚衔,前后受封者多达126人。

    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通往武夷山的茶路彻底断绝。失去茶源的常家遭受沉重打击。此时,主持商务的十二世常怿南下湘鄂、巴蜀寻访新的茶源。几经考察,选定了湘鄂交界的羊楼司、羊楼峒(今属湖北赤壁市)为新的茶叶基地。当地人尚无种茶历史,常家代为引种,聘请技师指导生产,并在当地设立工厂,终于建立了一个新的茶叶基地,常氏家族得以度过难关。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允许俄商在库仑等地自由贸易,还给予其免税的特权。

    1863年,俄商在茶叶集散和加工中心羊楼峒建立顺风茶厂,侵入常家苦心经营的大本营。俄商采用蒸汽机压制砖茶,每日产量可达80筐,废品率仅为5%,相比之下常家采用手工压制,每天的产出仅为60筐,废品率高达25%。俄商利用免税的特权和水路并运的优势,迅速扩大茶叶贸易的数量,从1865年的164.79万磅激增到1867年的865.95万磅。

    在俄商大举入侵的时候,清政府不但不扶持本国商人,还禁止晋商水路并运,同时课以重税,把茶叶贩运到张家口,晋商所交的税金高出俄商十倍。从此,晋商的茶叶贸易急剧衰落,1868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由120家下降到4家。

    在俄国茶商的排挤下,顽强的常家和其他晋商并没有退缩,而是选择勇敢地应战。他们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先后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1869年,晋商进军俄国第一年就输出茶叶11万担,与俄商贸易量持平。两年后,增至20万担,超出俄商一倍。

    常家和其他晋商在俄国大量采用赊销的办法与俄商竞争,这本身就存在极大的风险。1910年,恰克图5家俄商倒闭,亏欠16家华商60多万两货款,其中常家占31万多两。

    在茶叶贸易日渐窘迫的时候,常家开始涉足票号业务,并迅速成为后起之秀。光绪十一年(1885)十三世常立训将“大德玉”茶庄改组为票号,总号设在太谷城内。由于资金雄厚,经营有方,“大德玉”票号一度与“日升昌”、“蔚泰厚”等并居山西十大票号。光绪初年,常家的商号遍及大江南北,关内关外,最远达到俄国的莫斯科等地。

    有道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20世纪初,中俄政局连续动荡,常氏家族成了最大的受害者。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常家在关外的商号被兵匪抢劫一空,损失惨重。
次年,西伯利亚铁路通车,俄商改走海路经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转铁路运输茶叶,不仅便捷而且运费低廉,常家的茶叶贸易再受重创。铁路通车两年,经海参崴运入俄国的茶叶由20.53万担激增到79.82万担,而恰克图输俄的茶叶则由39.53万担,骤减为19.05万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内战中常家设在全国各地的商号再遭抢掠,损失惨重。清王朝覆灭,常家票号贷给僧格林沁王府的100多万两白银颗粒无收,其它满清贵族的贷款也基本上无法收回。

    1924年,蒙古在前苏联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常家在蒙古的全部财产被没收充公,其苦心经营二百余年的“万里茶路”从此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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