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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喆平: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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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作者:谢喆平

世人大多已忘记清华曾是文理全科的综合性大学。更想象不到的是,政治学系居然曾经是清华最大的系。1926年,清华第九次教职员会通过赵元任“本校学程以学系为单位”提议,共成立17个系。当时政治学系是第一大系--学生29人、教授4人。而哲学系只有赵元任一位教授,一年后他赴美,政治学系急派金岳霖支援,才免了该系关门的尴尬。

2006年,96岁的清华1928级校友叶叶琴,捐出100万加元设立专项教育基金。她是清华招收的首批10名女生之一,也是政治学系第一位女生。然而,政治学系已不复存在,她只好把基金设在了公共管理学院。

1948年9月23日,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在南京召开。81名院士中有3位政治学者,其中的钱端升与萧公权既是清华学子,也都曾是清华政治学系的教员。

对历史而言,60年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对淹没一个只存在了26年的学术单位来说,足够。尽管政治学的目的本是“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福利”(叶叶琴《百岁自述》),但政治学“这是所有学问中最难的一门,它涉及当权者的根本,无时无处不受它的制约,尤其在中国,以权统帅一切的政治的国家,对于一个无权的学者来说是如何困难了”(《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

此外,中国传统对“政术”的偏重,以为政术就是政治学的全部内容,大约也是这一“高危”学科生存艰难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就其大体言之,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

乱世建系

19世纪末,政治学在西方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倡的国家学说、三权分立、民主、自由等观念,经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译介到国内。1901-1904年,中国翻印出版了西方政治教科书66种;1903年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设立政治堂,课程中就有政治学,之后成立的大学大都设有政治学系。政治学的传入时机,正好是中国寻求建立现代国家的时刻。

辛亥革命之后,北京政局走马灯似的变换--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辫子军入京、曹锟贿选总统。1919年,国民党成立。1921年,共产党成立--当年,留日归国的李大钊就任北大政治学教授,讲授“现代政治”“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美英等八国和北洋政府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在美的留学生们也积极参与。

当时还只是留美学堂的清华,并没有成立政治学系,只有余日宣和魁格雷(Harold S.Quigley)两名政治教员教课。按教务长张彭春的话说,余日宣是一个参与意识极强的清华少壮派,富有“政治性味”--余早年留美,兄长余日章是主持蒋介石宋美龄婚礼的著名教会领袖、辛亥武昌革命军的军歌谱曲者。

课堂教学之外,清华师生曾赴众议院旁听议案讨论,参访观摩政府运作,考察市内重大事件发生地点。1923年6月,余日宣和魁格雷带领21名学生晋见总统黎元洪,黎勉励说:“诸君既有国学根底,又有游美机会,将来截长补短,定可为祖国尽一份力量,行将见诸君握中国大权矣”。满怀建设国家壮志的清华师生,彼时,对中国现实政治的了解与期待,非常理想主义--欧美共和制是他们心中的强盛中国图景。

由于清华师生报国心切,清华改制之初,政治学系便已确定。1922年,余日宣当选华员公会主席,魁格雷为美国教员会主席。不久成立校务调查委员会,余日宣任会长,1923年他再兼西学部史地政治组分科会议主席、学校课程委员会委员。1925年,清华十人校务委员会为校中最高权力机关,余日宣仍在其中。

此外,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唐悦良,是1910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也是庚款第一个学政治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归国之初,他也曾在清华教授政治课程,更是清华庚款委员会的常务董事,这大约也是政治学系设立的另一重要因素。

1926年4月,清华教授会选举产生各系主任,余日宣成为政治学系第一任系主任。教员有钱端升(哈佛大学博士)、刘师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金岳霖(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和郑麐。后来又有苏尚骥和全程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杨光泩(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到任,还聘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第一任主任、后来的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克尔文教授授课一年。

总体而言,当时的清华政治学与政治学国际主流基本同步。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材等方面深受美国影响,共开课27门,包括国际公法在内--这是今天很多政治学系都达不到的水平。师生们憧憬的是,以中国政治为研究内容,建设一流的系科,贡献国家。但他们显然没有料到,中国的政治现实距离美式政治现实甚是遥远--当年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古德诺(美国政治学会第一任会长),为袁世凯设计宪法不成功的一幕,其实是有预警意义的样本。

其时,中国的三大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都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才是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可以说,自清朝末年到1920年代,革命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题词。虽然不断有各式各样的学说出现,在现实政治中,军阀混战和政党纷争从未停顿。政党皆举起革命大旗,并以各自立场和意识形态来诠释革命,不惜将对方逼入绝地。

1927年,占领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人逮捕,施以绞刑。1926年,国民党蒋介石率军开始北伐。4月,蒋介石在上海进行“清党”,大批共产党人被杀;12月,共产党人在广州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府,张太雷身亡--他曾是1923年蒋介石率领的赴苏俄考察军事的代表团的三成员之一。

稍后在清华任教23年的辛亥老将张奚若,显然对当时的政局另有一种认识,1927年为他的老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拉斯基教授《共产主义》一书所写的书评中,开篇即说“共产党人的可怕,自前数月湘鄂扰乱及最近广州大焚杀后,是人人都明白的了”。而拉斯基此书,几乎是当时西方学术界第一本研究共产主义的著作。

当时,左翼教授拉斯基(1893-1950)在欧美政治学界名声日隆,他在美讲学时倾倒了一批留美的中国学子,张奚若和罗隆基等人专程从纽约赶去伦敦听课。拉氏的中国弟子,还有徐志摩、储安平、杭立武、吴恩裕、龚祥瑞等人,听过他课的,还有朱自清、金岳霖等人。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学子--甚至有约瑟夫·肯尼迪和杰克·肯尼迪兄弟(美国第35任总统),为了追随拉斯基而选择LSE。“当我抱着一大堆书本和稿件从他的写字间出来时,等在门外排长队的各国学者,不分年龄都向我表示羡慕。”(《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

当时,LSE的另一名学者哈耶克,寂寂无名。

北伐前后

1927年底,清华校长曹云祥辞职,北京政府外交部以严鹤龄代理;不及三月以奉系温应星代之。1928年6月,北伐胜利,清华转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温应星辞职,外交部派余日宣代理校长。但一周之后,蒋介石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任命31岁的罗家伦为清华校长。

作为留美学生,曾在华盛顿会议外围发挥过作用的罗家伦,意气风发地进入清华,打算将之建成为党国服务的学校。他庞大的改革计划被校董事会断然否决之后,便打定主意,要把清华的主管权从外交部挪到教育部。通过走上层路线,罗家伦如愿以偿--董事会被废除,清华划归教育部。与北洋政府和外交部关系密切的余日宣,自然更为罗家伦“革命”的对象。

清华政治学系迎来了中国政治现实对它的第一次撞击--38岁的余日宣遭到了学生评议会的点名批评。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在日记中记载“昨夜学生开全体大会通过欢迎罗家伦校长议案,又通过驱逐余日宣(政治教授)、杨光弼、赵学海(均化学教授)、戴志骞(图书馆主任)、虞振镛(农科教授)等五人。夜深十二时全体学生游行唱口号至此五人家,请其即日离校,罪名为把持校务,阻碍清华发展。”学生在幼子刚刚出生的余宅外游行喊口号,余当即表态“我本无意老死于此”。事后,罗家伦致信余日宣,先是客气一番,末了写“既然另有高就,不便挽留”。

余离开后,罗家伦请来革命战友吴之椿接替。这个哈佛出身的湖北学者,曾任职广州政府外交部,在收回武汉租界运动中居功至伟,并陪同过宋庆龄和邓演达访苏。罗家伦一年后被罗隆基等清华学子驱逐后,吴之椿也辞职而去。

这期间,现实形势已经开始影响清华政治系。为了躲避奉系军阀张作霖,钱端升离开了清华,加入了南京政府并兼职中央大学教授;杨光泩也选择进入南京政府外交部。

十年发展

1931年,吴之椿离开后,31岁的浦薛凤(哈佛硕士)接任系主任。他是余日宣的学生,也是余亲自聘请的,只是没报到,恩师就离职了。浦接余职,也算不辱师命。

浦薛凤是清华辛酉级(1921级)毕业生,他和同级的罗隆基、闻一多、何浩若,是老师眼里的四个得意门生。辛酉级的罗隆基、浦薛凤、吴国桢,稍后的林同济(1926年)等人留美都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他们的选择,与余日宣等人的政治学启蒙,以及国家积贫积弱的处境密切相关。

在民国的黄金十年中,清华政治系也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时期。当时,从南开大学聘来了萧公权(康奈尔大学博士)、刚回国的陈之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和王化成(芝加哥大学博士)。此前的1929年秋,与李大钊同龄的张奚若(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离开中央大学加入清华。1930年,钱端升也从中央大学重新回到母校清华。1934年,曾任职内政部的浙江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沈乃正加入清华。中国外交史和欧洲19世纪史课程由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讲--他在美国留学主修的是政治史。一时间,人才济济。1932年,全国已有近三十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杭立武(1904-1991)倡议创立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之发起,始于去夏(注:1931年夏)。时愚在中央大学,初与政治系同事陶希圣、吴颂皋、刘师舜、梅思平、杨公达诸君言,皆表赞同。会暑期各地友人过京者,如张奚若、周鲠生、高一涵、皮皓白诸君等,与谈此事,感乐观速成,促即正式发起。经即通函各地,征求发起人,未匝月而京沪平津武汉青岛广州各校络绎赞同者,五十余人。足征政治研究学者之组织学会,实久具此需要,偶经提倡,竟群谋裣同也……以东北事起,继以沪案发生,迟滞数月,至本年三月底,选举始告竣事。当选定周鲠生、高一涵、张奚若、梅思平、萧公权、刘师舜诸君及愚等七人,继续进行。遂于七月十三日在京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决议于九月一日召集全体发起人,开成立大会于南京,此本会筹备成立之经过也。”(杭立武《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刍言》)

中国政治学会举行成立大会时,到会者45人,中国政治学界精英尽数出场。周鯁生、浦薛凤、钱端升、王世杰及杭立武担任常务理事。国民政府显然很重视这一学会:“犹忆一九三六年夏初,政治学会开会时,蒋委员长邀请全体出席会员,予被安排坐在主人近旁。午宴后委员长致辞欢迎并征询意见。予随即起立,谓当今国步艰难,任何政治问题,宜宽大容忍,心平气和,以谋消除异见,力谋团结,好比人身疮患,总宜敷药治疗,不动手术。总之,万不得已之步骤,能求避免最好……蒋委员长闻言,微笑颔首并环顾会场,连声称说‘好,好,好’。”(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

就与权力的距离来说,相比戴季陶(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曾任主任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系,李大钊、陶希圣(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和王世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曾任教的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以及身在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时远在北平郊外的清华政治学系,具有更多学术色彩,与现实政治一直保持距离--它也确实从不聘政界要人任教。

实际上,1915年,北京曾设立了学术俱乐部性质的中华政治学会,其英文刊物《中国社会与政治评论》是当时国际一流刊物,清华政治学教师几乎都是会员。193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法科研究所并包括政治学部的,只有清华、北大和燕京三家,招生的则只有清华--标准甚至比西方还要严格。由于严格,政治学部没有一个研究生能在规定的最低期限(两年内)完成学习与研究--即使成绩极为优异的邵循恪,也三年才毕业,其他的人,甚至花了四年、五年。

中美、中英庚款留学考试,是当时的两大公费留学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厦门大学仅化学家卢嘉锡一人被录取;武汉大学只两人考中,其中一人是发展经济学鼻祖张培刚)。在先后举办的六届留美考试和八届留英考试中,政法类名额大多由清华政治学系学生考取。当时,国民政府注重理工等应用学科,政治类留学名额极少。以庚款留美考试为例(1933年录取25人,1934年20人,1935年30人,1936年18人,1940年17人,1943年32人),只有前四届设有政治学名额,且偏重应用性的公共行政、公务员任用或社会立法等,结果全部为清华政治学系毕业生考取,第一届是徐义生、第二届曾炳钧、第三届龚祥瑞、第四届林良桐、王铁崖。

虽然政治学系的课程多为对西方政治科学知识的传授,但探讨如何使西方的学问适应中国的需要,是学者们的首要思考。对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的体系化,则是清华政治学者的重要贡献。“近世欧美学者辄轻视中国政治思想。例如雅勒(Janet)、邓宁(Dunning)诸君,或谓中国无政治思想,或谓其浅陋零碎不足观。……吾人推其相轻之由,似不外乎两端。(一)异邦学者于我之文字学术、典章制度,不易有亲切之体会。其所闻知者大半得之于辗转译述。误解难免,阙漏必多。而遽加论断,岂能中肯。(二)西人治学,甚重方法。古希腊以来,学术分科,已成风气。著书立说,尤贵系统。而“爱智”既夙为治学之主旨,政治学者乃能超越时地,不求功利,作纯理论、纯科学之研讨。……重实际而不尚玄理,此中国政治思想最显著之特点也。……就其大体言之,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中国政治思想之第二特点为多因袭,少创造。”(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

萧公权在清华任教的讲义,抗战时在四川整理为七十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将中国自周代以来的政治思想首次进行了全面梳理。钱端升和沈乃正理论与实践并重,希望以完善公务员制度来造就强盛的中国,浦薛凤这一时期的思考奠定了他的“政治五因素说”。西洋政治思想史由张奚若讲授,他上课生动活泼,但课下布置的八十多篇阅读书目吓倒不少学生。1936年秋天,只有八名学生选修他的课,结果四人不及格,一人吃了零分。

所谓民国“黄金十年”,其实风波不断。1930年在蒋冯阎李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11月7日,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宪法、发行了货币、设计了国旗,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国民政府随即发动了五次围剿,共产党失利之后,开始长征。毛泽东在1927-1931年间,完成了一系列精彩的田野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宁冈、永新两县调查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

对政治学界而言,并非对本国问题和基层政治不重视。当时,专门请浙江大学聘来沈乃正在清华教两门课:《市政府》《市政》,他曾请浙江兰溪和江宁两个模范县的县长到清华介绍情况,公共行政是系里的研究重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苏区进行政治学田野调查几乎不可能,何况“自国共分裂以后,国民党愚民以逞封锁消息”(《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关于共产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思想进行研究与介绍。许多学者对讲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和讲曾国藩家训的蒋介石,持同样的质疑态度。

虽然政治事件不断,但清华仍为师生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不但住房宽敞,甚至连热水和暖气都有供应。更何况周遭是一流的同事、一流的学生。对于这一段教授生涯,蒋廷黻晚年曾对陈之迈说:“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萧功权评价说“几近于理想”,浦薛凤则终生怀念“弦歌不辍”的清华时光。俞国华晚年回忆说“在我脑海中,永远留着难以忘却的清华园生活:美丽的校园,宏伟的建筑,优良的仪器,丰富的藏书,成千成百的同学浓重向学的风尚,夏夜漫步校园,冬天踏雪上课,一幕幕的情景,重复在脑海中。……终觉得清华园的生活最为愉快,也是最值得留念的一段。”

物质条件并未消磨师生的问学生涯,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求学报国之心。这十年中,教学相长,政治学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物,比如张汇文(中央大学教授)、姜书阁(民国财政部副部长)、唐明照(联合国副秘书长)、王铁崖(国际法院大法官)、俞国华(世界银行副执行董事、台湾地区“行政院院长”)等。

教与学之外,政治学系师生对公共事件也积极发表意见,对胡适与蒋廷黻1932年创办的《独立评论》贡献了大量稿件。胡适曾这样评价陈之迈“之迈今年才28岁,他是文笔思想都不坏,是今日学政治学的人之中的一个天才”。1934年,钱端升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发表大量尖锐时评,被迫再度离开清华。1936年,张奚若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抗日文章惹恼了华北当局,导致《独立评论》被查封。

抗战·西南联大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邀请全国各界名流举行国事谈话,被邀请者二百余人,浦薛凤、张奚若、钱端升等人名列其中。现实政治对清华政治学系一次大的冲击即将到来--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在昆明共组“西南联大”,除了张奚若留下担任西南联大系教授会主席,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几乎全部离校从政,战前那种专心学问的时光也不复再来。

抗战前后,清华教授入政府者不少,最为知名的是蒋廷黻。其实,在美国念博士时,蒋廷黻本想学政治学,但因其过于理论化而专攻政治史:“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倒是深获我心。在过去不分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适例”。(蒋廷黻《回忆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关于外交和内政的大量文章,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三次召见他咨询意见。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后,请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以没有经验为由推辞,但蒋介石说:“不工作永远得不到经验。”

蒋廷黻入阁的消息传出以后,坊间议论纷纷。胡适送给他两人共同的挚友丁文江的诗“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期望他“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后来,蒋廷黻曾以“泉清”为笔名。蒋廷黻的看法是:“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而言,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他晚年这样剖析当年心境:“我之离开清华,并不是由于失望,而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局势日渐恶化,对日抗战已不可避免,因而应政府号召参加抗战实义不容辞。”

曾两次拒绝从政邀请的政治学系主任浦薛凤,始终未曾忘怀年少即有的“良相佐国”之志--留洋念了再多的洋书,中国学人骨子里还是很中国。1939年3月,他决定接受邀请,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因爱国心切,应国家召,以学者身份从政。”他当时以为“大抵系属短期性质,及俟服务告一段落,多数仍回大学执教研究与著述。”

未从政的学者,也以其他方式为抗战献策。1938年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200人名单中,西南联大教授有10人,其中有政治学系的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张忠抜。钱端升主持《今日评论》,汇集了新生代的学术领袖。他认为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呼吁开明的一党专政,希望当权者在失去“天命”之前进行改革(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清华毕业生林同济等人创办《战国策》杂志,以尼采哲学为指导,号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被称为“战国策派”。

然而,抗战的节节败退与时局的发展,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感沮丧。1941年3月,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被不耐烦的蒋介石按铃打断,他愤然离席。国民参政会后来给他寄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干脆直接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1944年,他在演讲中公开指出,蒋介石修订新宪法的建议,除了欺骗外国人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留在西南联大的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等人,态度本就激进,在昆明的困窘艰难与重庆的权力奢华反衬下,对反腐和抗战失利的双重失望,原本的改良思想逐渐产生动摇。李公朴与闻一多的被暗杀,使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

张奚若曾经对毕业班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当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

选择与结局

抗战后回到北平的清华年轻学子,既对民国“黄金十年”并无生活印象,也没有师长们因留洋而产生的对自由主义欧美的钟情。在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度失望中,年轻人和教授们一起,对气息清新的共产党满怀憧憬。此时的清华,逐渐成了“小解放区”,真心实意地等着迎接一个崭新中国的诞生。在吴晗等人介绍下,张奚若曾经打算拜访延安,连棉袍都已做好。

抗战后回到北平的清华,恢复了政治学系,但许多教员都未到职:林侔圣因参与联合国创建而留在纽约,甘介侯因政治活动繁忙而放弃教职;甚至张奚若也因政治活动和搬家而未能履行职责。1948年终于聘回在武大任教的曾炳钧担任系主任,他去北大请来王铁崖兼课。但他万没料到,这是政治学系的最后一抹亮色--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院校,文科院系悉数调出,政治学系被撤销。他的同班同学王赣愚,则经历自己担任系主任的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被撤销。

虽然革命只是政治的一种形态,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几同于革命。视革命只为研究内容之一的政治学系,其命运浮沉,便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事。

1950年,曾影响了中国一代政治学者的拉斯基教授抑郁离世,他的影响力随着他的去世也便沉寂了。而他当年的同事哈耶克,活到了1992年,目睹了大作《通往奴役之路》在全世界的刊行。

1979-1984,历经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终于出版。编纂过程中,钱端升等一代学人汇聚一堂,在他们牵头与推动下,政治学学科在1980年代得到恢复。时任该卷责任编辑的张遵修,正是清华政治学系最后一届毕业生。

如今,当年的教员墓木已拱,清华园里风景依旧。新回来了几位留美政治学人任教,包括以《民主的细节》一书赢得盛名的刘瑜。在曾经的大树坑中新种同一品种,但它究竟能长成什么样子,实在是来日方长--当年与欧美几乎同时起步的清华政治学系,85年后在学问的道路上再出发,历史的轮回就是如此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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