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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兴:叶圣陶:一个小城青年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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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一个小城青年的苦闷

--作者:杜兴

1912年2月12日清晨,18岁的叶圣陶离开在悬桥巷的家,前往草桥中学。

又是一个晴天。阳光越过巷角的高墙,铺在石板路上,巷子干净而明亮。平江河畔的雪已经融化。上月底,曾飘过一场数年未见的大雪,此后十多天,苏州城一直晴空寥廓。

下雪那天,吃毕晚餐,叶圣陶在灯下摊开《革命军》,从头到尾诵读了一遍。“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邹容的呼喊,犹如龙泉宝剑的夜鸣之声,让他“有力”,久久不能入眠。

革命确实发生了。在过去的大半年里,学校停课,战事频传。他看报,交谈,参与民团维持治安,他的期待、兴奋、狂喜、失落、愤怒、思考,无一不与革命息息相关。

但他今日出门,既不是“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也不是办报纸、写文章,开启民智,激励革命;而是去草桥中学等待几位同学,然后一同去民政署报到,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理想

就在半月前,1月28日,叶圣陶参加了草桥中学的毕业典礼。袁希洛校长在致辞中说:经营和改造当今之中国,确实非常艰难,但是掌握一个国家发展趋势的,是“中等社会人”,“君等由中学毕业入社会,自必进入中产社会,可不勉之”。

鼓掌的学生中,有叶圣陶的终身好友顾颉刚。改造国家,救亡图存,求得“文明之幸福与快乐”,是过去五年中,他们所受教育的主旨。多年之后,顾颉刚仍然难忘1910年夏天,袁希洛“脱冠立于赤日”演讲的情景--顾和同学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校长的头发早已剃去,发辫系在帽子上。

袁希洛是清末秀才,后去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1910年归国不久,担任草桥中学校长。当时,新式学堂流行军国民教育。袁希洛模仿秋瑾在大通学堂的做法,想把学生训练成为革命军队。他向抚台衙门借了五十枝新毛瑟枪,请武备学堂毕业生魏旭东担任教员,在王废基训练(王废基在草桥中学东南,旧平江府治,元末明初为张士诚的皇府,太平天国时为季王的宝殿,后遭兵燹惨劫,成为废墟,苏州人称它叫做“王府基”或“王废基”)。

学生们两人共用一支枪,训练队列、跑步、冲锋、埋伏等。开始每日训练一两个小时,后来逐渐增加到三四个小时。除军事训练外,体育也是学生们必修的课程,主要科目有体操和远足。远足是学生们最喜爱的。一路上完全是正规军队的模样:掮枪,束子弹带,还向军营借了粮食袋和水瓶;有“军法部”,各级小队长;步伐、归队、散队、吃饭、早起、夜眠都听军号。

这些训练让叶圣陶和顾颉刚受益。顾颉刚从小体弱多病,“不知人间有体育之事”,但几年训练下来,他的身体素质大为好转,简直与幼时判若两人。叶圣陶也是从小“体孱”,军国民教育不仅锻炼了他的体质,也让他开始养成务实的品质。

对这些十几岁的少年而言,军国民教育的意义绝不限于身体锻炼。跑步、冲锋、射击、露营、远足、吹号、唱军歌,这种带有浪漫意味的教育方式,点燃了青春热情,让他们领略到生命绽放之初的美丽与激越。宣扬救亡图存、自尊自信的民族主义也是国民教育的题旨。当燃烧的青春激情遇上炽热的民族情感,人生的图景仿佛被一下子拉远、拉长,更为开阔、壮美。

有一天,在山中远足,叶圣陶带领大家唱起《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唱着唱着,他只觉“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

这绚烂的青春之光,显然与暮霭沉沉的老大帝国格格不入。他们,是新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崭新一代。这个新时代,后来有历史学者称之为“后甲午”时代。如果将出生时间仅仅限定在1893年至1895年,可以发现,这代人中有叶圣陶、顾颉刚、梁漱溟、晏阳初、金岳霖、蒋廷黻、林语堂、冯友兰、邹韬奋……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其中名气最大的那位叫毛泽东。1894年10月28日,叶圣陶出生之时,甲午战争的硝烟正浓。这场彻底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战争将彻底改变他和这代人的命运。

他们尚在襁褓之中,甲午之败已将旧帝国推上了改革的单向道。器物之利终归有限,中体西用已到尽头,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他们的童年记忆里,肯定有父辈们或民间流传的戊戌年的“百日维新”的故事,也有庚子年北京城的洋鬼子和那场大火。到了读书年龄,他们已不必像父辈那样,整日背诵四书五经,梦想着金榜题名,入仕为官。他们要学习的不再是“子曰”“诗云”,而是“声”“光”“电”“化”,是英语、日语、音乐、美术。他们以飞快的速度,吸收着西方的知识和学说,“民权”“宪政”“华盛顿”“欧罗巴”……成为他们的口头禅。读报也逐渐成为他们的爱好,梁启超、林纾、苏曼殊、邹容成为他们的偶像,“棉铁主义” “宪政内阁”“民权革命”“实业救国”成为他们谈论的新名词。

就这样,他们与旧帝制渐行渐远。与父辈们相比,他们与旧体制的决裂更为自然、坚决。对喜爱读书的叶圣陶和顾颉刚而言,他们的理想不再是入仕为官,而是远离那个肮脏的旧体制,像他们所尊崇的于右任先生那样,创一家报馆,激荡文字,唤醒民众,拯救中国。

激情

从辛亥年八月,即阳历1911年9月开始,事态就有些不寻常。这一月,叶圣陶多次听到袁希洛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告诫学生,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主政者已不足恃,国家的希望在于你们这些少年人,你们要切记“宦途不可入,虚荣不可慕”,要振作精神,力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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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的秋雨致使水灾肆虐,秋收将近绝望。在这个月的报纸上,叶圣陶经常看到各地的掠米抢薪暴动。更大的事情发生在四川,争执已久的铁路国有事件,在这个月演变为暴力流血。得知“成都血案”的消息,他愤怒异常,在日记中写道:“要知此不良之政府,此万恶之政府,此犬羊之政府,断乎其不可恃矣!”此时,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个他如此憎恶的政府,马上将迎来它葬身之日。

事态发展之快的确超出众人的想象。就在下个月的10月12日,下课后的叶圣陶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武昌已为革党所据,新军亦起而响应,推黎元洪为首领,则协统也。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这条消息让他无比振奋:“武昌据天下上游,可以直捣金陵,北通燕赵。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望之望之。”

从这天开始,学习不再是叶圣陶和他的同学们的生活中心,他们每日“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上海的报纸,每天下午一点左右运抵苏州。于是,下午两点时分,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高腿长的少年急匆匆奔出草桥中学,前往附近的宫桂巷芳阁茶馆买当日的报纸。这位少年就是顾颉刚。他受同学之托,发挥其走路快的优势,在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内买回报纸,然后在教室内高声宣读、讨论。课余时间,他们就在观前街茶楼或家里读报,主要是《申报》《民立报》和《天铎报》。这些报纸大都不遗余力地盛赞革命,极力鼓吹革命军之所向披靡。

自此,革命的进展和战事的胜负日日牵动着这群少年的心,他们为革命军的胜利欢欣鼓舞,也为革命军的困境担忧焦虑。

10月20日,几家报纸对战况的报道各不相同,不知革命军是否获胜,叶圣陶忧心忡忡,以至“上堂受课亦若充耳而未有所闻”。次日,得知革命党胜利之消息,学生们在课堂上即暗语相告,喜形于色。“是课毕,同级人出以告众同学,则顿闻至响至宏之欢呼发于自习室中,是真爽快欢乐哉。”

10月28日,得知杭州兵起事,回家后“心中思潮起伏,欲读书而不能矣。”在叶圣陶这段时期的日记中,此类描写屡屡出现。这种每天茶楼和学堂里靠阅读“纸上革命进程”而产生的高峰情绪体验,是很多青年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主要经历。

11月5日,苏州“光复”后,叶圣陶和顾颉刚参与学团和巷团,背着枪列队出巡,以维持地方治安。这也算是为革命“务了实事”,让他们颇为自豪。也有个别同学赴上海参加学生军。1109-3.jpg

但对多数青年学生来说,辛亥革命终究是“纸上的革命”。恰恰是因为不见现实之残酷,不知流血之痛苦,“纸上的革命”往往更加理想化,更能激发年轻人的憧憬和激情。就连从小就“喜欢钻故纸堆”的顾颉刚,也“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打算放弃研习了五六年的国学,准备投身革命,拯救中国。14年后,他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我们这一辈人在这时候太敢作奢侈的希望了,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地重新造过,种族革命之后连着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当然要连着社会革命,从此可以知道无政府无金钱的境界了。”

叶圣陶又何尝不是如此?就在1911年12月20日,他还修书一封致《天铎报》主编李叔同先生。他认为革命所遇之重重阻力,中国所遇之重重困境,其根源在于人心。当今时代,“固执者尚其大半,无定者亦非少数,似此任之不顾,终难构成此大民主国。”因此,他请求李先生以“文豪”之身份振臂高呼,提倡人心之改革。

数日之后,两位好友还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欲为实现同胞之“绝对的平等”和“绝对的自由”而奋斗。那时,还是民国元年元月21号而已,新时代的幕布刚刚拉开。

苦闷

革命确如燎原之火,燃遍九州。叶圣陶也曾踌躇满志,想要改造社会,建设国家,凭借革命的洪流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窘迫命运。如今革命初成,民国建立,他的个人际遇并没有丝毫转机。

去年年底,家中困窘到极致。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又无数十金之储蓄,大人为人作嫁,亦仅敷衣食。今年水患,农田收租减色,又且征军饷于田亩。我家所入定致不敷。就目前观之,竟将致不能举火。大人日夜忧叹,谓将冻饿及身也。”这让他无限惶恐,但又无能为力。家中已无值钱之物可当,也不知可向何人借贷。

这年冬天,年轻的叶圣陶开始明白贫穷“足以抑人”。这段日子里,他心情极为落寞,在赠给好友顾颉刚的诗中感慨道:“我欲向天一诉恨,风云时势负斯人”。

风云时势似乎也曾给他提供过机会。因苏州没有像样的报纸,军政府在1911年9月聘了张昭汉女士(默君)到苏州办《大汉报》,宣传革命。一直以办报为夙愿的叶圣陶便伙同顾颉刚,请愿到报馆中当编辑。无人介绍,他们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自荐书。结果大失所望,他们只得到一张回执。

苏州报界无机会,因家中困窘,没有盘缠,上海报馆提供的机会他也无法抓住。无奈之下,他与几个同学联名求助于袁希洛校长。于是,1912年2月12日,18岁的叶圣陶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或许他也曾想安安分分地做一名小学教员,如袁希洛先生所望,进入中产社会,既无冻馁之忧,亦可以教育改造人心,进而改造社会和国家。然而,就像一年前那样,时势变化之快让他猝不及防。

清帝的退位消息,对叶圣陶没有多大影响。在他看来,这是必然趋势。他所关注的只是要实现众人平等,反对优待退位的皇帝。几天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仿佛一盆冰水,劈头盖脑地浇灭了他对民国的希望。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灰烬,乃其结果则为不三不四之和议,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

一开始,他还经常参加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的活动。后来,支部党员们似乎逐渐失去了往日活力,更有甚者,开始在支部内打情骂俏。对中国社会党一直抱有很大激情的顾颉刚开始意兴阑珊。他也很少参加社会党的活动。这年九月,黎元洪下令逮捕中国社会党领导人江亢虎。叶圣陶愤然写道:“时事仓皇,妖魔昼现,……(黎元洪)此贼不杀,害将无穷……人物类多如此,可叹。”

苏州城并不太平。这年3月27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兵劫。是夜,千余名士兵连放排枪,将闾门马路及上塘街、下塘街、山塘街、南壕街各商铺及民家尽行抢完,寸草不留。毕后又在各处放火,延烧竟夜,至清晨尚未熄灭。昔日车水马龙、十里楼台的闾门马路,一夜间变为废墟。面对凄惨景象,人心、政治、阶级……凡此种种,都让他感到厌倦。“余本热心人,乃欲作厌世观矣。”

工作也让他颇为郁闷。这个18岁的少年并不适合与小孩子打交道,对于那些天性顽劣的孩子,他只能训斥或不理,无法加以引导,这让他觉得未尽职。小学教员的工作并不轻松,那些访友、读报、观园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课程太多的时日,他甚至无暇回家吃饭。这样繁忙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感到充实,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国家满目疮痍,他却在一天天地耗着日子,空口白话,既不能像战士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像商人那样经营实业。总之,一切都是空虚的,像这个乱糟糟的时代一样,找不到出路。

他越来越讨厌上课。“上课越觉无精神”“到校上课殊视为畏途”“勉力敷衍”“如坐针毯,时思引去”,再后来,甚至达到了“见诸生如见鬼魔”的程度。“阅世几月,已觉曩时所抱无穷之希望渐就消磨。希望虚悬而不达,徒增苦楚耳,为之一叹。”

事实上,这样的苦闷生活,在他成为小学教员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1912年2月12日,那天晚上,与几个同为小学教员的同学聊天,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初志断不在小学”,未来“未可限量”。 不知道叶圣陶在孤身一人走回寂静的悬桥巷时,想到这点,会不会觉得有些落寞和无奈。直到十多年之后,1923年,他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才真正找到人生的“第一职业”--编辑。

主要参考资料:

叶圣陶:《辛亥革命前后--日记摘抄》;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顾潮:《顾颉刚年谱》;顾颉刚:《十四年前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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