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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瀚口述 周海滨整理:杨虎城:等待平反

杨虎城:等待平反

--杨瀚口述 周海滨整理

作为杨虎城之孙,杨瀚两次赴美看望张学良,但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一直避谈杨虎城。而他致书国民党要求为杨虎城平反,也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回应。


2010年10月,杨瀚,抗日名将杨虎城的孙子,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研究的祖父和西安事变。

这位《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是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

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

张学良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杨拯民是祖父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父亲。张闾蘅曾告诉记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闾蘅和我的父亲,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上了。父亲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父亲带来亲笔题词:“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结束幽禁生活。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人选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我第一次去见张学良是礼貌性拜访,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父亲去世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

那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我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我是祖父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

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我有点始料不及,为何这个与祖父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见到我时,如此平静?

第二年,我再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我到他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可是他依然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他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变呢?我很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两次去美国看他,没想到他那么平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我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我感觉他觉得祖父的事情有点不堪回首,所以不愿意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祖父被害有点惋惜;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称,受祖父影响比较大。

蒋介石设计诱捕杨虎城

蒋介石诱捕祖父的主要原因是“与共党勾搭,疑返陕”。

祖父在欧洲时,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二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这是非常机密的事件,但却被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不让祖父回国的决定,让宋子文把祖父弄回来。当初,祖父确实是想从苏联进陕西。此外,郭增恺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接近蒋介石的近臣们中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将杨的这一秘密打算转告给了蒋介石。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被斯大林送给了蒋(郭增恺之女郭达仁口述,郭增恺曾是宋子文幕僚、杨虎城高级参议,转引自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祖父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1937年9月下旬,祖父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获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接到这封电报后,祖父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10月6日,祖父又接到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祖父去苏联假道回国的计划。

但祖父本人决定马上启程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对于祖父的回国过程,我进行了细致地研究。

1937年11月26日凌晨,祖父一行乘坐的“冉拉保底号”抵达香港,岸上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

第二天,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祖父。宋子文见到祖父时,表现得十分热情,还搬到祖父下榻的半岛酒店同住,与之畅谈。

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祖父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祖父的,是由宋子文转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祖父去南昌的行程。当时祖父决定部下王根僧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

1937年11月30日上午11时30分,祖父乘坐的飞机起飞,下午飞抵长沙。祖父按照事先安排住进六国饭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戴笠根本不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祖父去武昌找他。无奈,当晚12时20分祖父又乘粤汉火车从长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后,祖父乘坐火车抵达武昌车站。第二天,祖父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

在机场的时候,戴笠以飞机只能乘三个人为由,只让祖父一人上飞机。后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飞机。戴笠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不想把事情弄僵,怕祖父因此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戴笠在执行逮捕祖父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后,被转移到距离市区三十华里的梅岭别墅(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监禁十二年

1938年1月14日,祖父的第三位夫人谢葆真携子拯中,到达南昌。结果一到南昌,他们都失去了自由。戴笠将他们秘密关押在市里的一处居所,半年后才让他们与祖父相聚。

1938年秋,祖父由长沙移至益阳桃花仓,直到冬天国民党从武汉撤退时,祖父一家又被解往贵州息烽的“玄天洞”,从此结束了“软禁”,开始了正式的囚禁生活。

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钟乳石大山洞,原来里面有一座道观。特务们看中此处后,赶走了道士,停了香火。因为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戴笠还亲自上山察看一番,修好供特务和宪兵住的房屋后,就将祖父移送过去了。

祖父与家人在洞前只能看到不大的一片天。祖父住的房屋,都装有栅栏,室外活动,也有一定的时间,不可以随意出入。

白天,祖父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十几步远的一个山嘴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一到夜间,便不准他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他在贵州关了八年,一个排的宪兵和一个二十多人的特务队,日夜在那儿看守,这比对张学良的关注度高得多。后来到了重庆,这批人又全部跟着到了重庆。

1938年10月,戴笠亲赴贵州视察对张学良和祖父的关押情况后,给蒋介石发电报:

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戴笠
生于八日离渝往息烽晤虎城,修文访汉卿,各处警备颇密。
张杨情况就表现观,杨仍好谈外交及政治;张则兴致所致对政治也多议论,张之情绪较佳,杨不免苦闷,而杨妻近似稍患神经但无妨。

对于看守祖父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1940年戴笠又亲自往息烽布置一番,便衣特务看守更加严密。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人们都很高兴。祖父也希望抗战胜利以及八年的时间能够减少蒋介石对他的仇恨,给他自由。当时就连一些特务也都这样认为,因此对祖父的态度也有改善。

1946年春天,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表面上不反对,但是暗地里赶忙下令杀了罗世文、车耀先,同时对中共谎称早已处决了;张学良被秘密押送到台湾;祖父一家和两位副官也被移到重庆特区的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继续关押。

这时,祖父对自由的希望全失,情绪很低落。在1947年,因为关押而精神失常的谢葆真含恨去世。在长期的迫害下,我祖父情绪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不久就病倒了。

1948年秋,祖父患了严重的胆结石,住院做手术。在祖父生病住院期间,保密局都有电报向蒋介石报告病情,这些电报也都保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住院期间有位医生姓张,在给祖父治病时偷偷地把从报纸上看到父亲在延安的消息告诉了祖父;祖父也把戴笠他们的几次劝降,要他承认错误就可获得释放的事告诉了张医生。

在李宗仁代行总统后,曾在1949年1月24日指示顾祝同释放拘押的张学良和祖父。但蒋介石坚决反对释放。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把祖父先转到贵阳。徐远举在劝杨转移时,祖父曾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

后请来了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劝祖父转移,周养浩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就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于是祖父就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专机转往贵阳,又在贵阳的麒麟洞住了近七个月。

周养浩就是蒋介石屠杀的执行者,当时是毛人凤到重庆传达蒋介石命令,要处决祖父。执行以两个人为主,一个是徐远举,一个是周养浩。周养浩还亲自到贵州,说服祖父到重庆。本来祖父关押在贵州,但在贵州暴露了。麒麟洞是贵阳市的一个自然公园,本身地点就很引人注目,祖父在此被关六个月后,当地一些人就知道祖父在贵州了。蒋介石要杀祖父,而且要秘密杀害,如果在贵州杀了祖父,不免让人认为是政府行为,但在转移中杀了,就可以说成是被土匪杀了或是被共产党杀了。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亲自从广州飞抵重庆召开会议,决定了要在重庆把祖父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人秘密杀掉。

为什么杀害杨虎城

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交警旅长何龙庆的公馆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开会,密谋杀害祖父等人的计划;同时布置周养浩到贵阳,负责将祖父一行押回重庆。

9月1日,周养浩到贵阳麒麟洞,骗祖父到重庆晋见蒋介石,然后转押台湾。对特务们这一举动,祖父也是心怀疑惑,但他没想到蒋介石要杀害他。当他离开贵州,刚到重庆,连坐都没坐,进了屋子就被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执行屠杀令的除了高层知道(徐远举、毛人凤 、周养浩),刽子手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杀的是个姓杨的。这些人大部分没有和祖父接触过,只有祖父在贵州关押的队长张鹄知道被害者是谁。

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1968年接受审讯时交待:“1949年,李宗仁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在磁器口。我立即将杨虎城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避风,再运回重庆将其杀害。”

9月6日,特务乘车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打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11时许,祖父和儿子拯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祖父走在最前面,二十出头但头发已花白佝偻着背的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

特务杨进兴、熊祥、王少山等人一齐拥上去,把祖父双手一拢,用手巾把嘴塞起来,在腰间先刺了一刀,当时拯中在侧边房子里。他们杀了祖父后跟着用同样的方法杀了他的儿子,接着又用同样的办法杀了祖父的秘书。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再杀小孩。据杨进兴的口供,杨拯中在被杀害时喊了一声“打倒法西斯”。

小萝卜头宋振中(宋绮云之子)和祖父九岁的女儿也一同殉难。宋振中先是被特务杨钦典卡住脖子,后是被特务杨进兴刺中脊椎。祖父最小的女儿杨拯国在狱中出生,陪伴了父亲九年的监牢生涯后,死于特务之手,她的遗骸至今没有找到。

凶手们在祖父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祖父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

这时是1949年9月6日午夜,56岁的杨虎城,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国、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等八人遇害。

他们把祖父杀害得神不知鬼不觉。所以蒋介石在刚到台湾时的宣传里,讲在重庆撤退时祖父被土匪杀了,但后来就不这么说了。

在我看来,蒋介石杀祖父多少有点报了他十三年前被扣在西安的大仇的意思。后来,毛人凤对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沈醉:《杨虎城将军被囚和被惨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17页)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杀祖父不杀张学良呢?因为祖父知道西安事变的详细过程,西安事变是祖父策划的;同时,祖父始终不低头,蒋介石也不想祖父和苏联人有联系。

祖父是9月6号被杀的。9月27号,蒋介石在台湾给毛人凤和吴越祥一人奖励了一万一千大洋,为他们处理大陆事务有功。这里面包含不包含祖父的这个事件,不得而知。

两函连战和马英九为祖父平反

2005年5月,我致信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我在信中说:“一个忠党爱国的老党员,国家的二级上将,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就这样被秘密处决,殃及子女部属,岂有天理?岂能为党纪国法所容?”在信的最后,我写道:“您应为杨虎城同志平反昭雪。”

信函发出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

同年11月,我接到时任台湾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的回函。张荣恭没有回应“平反”一说,而是在信中透露一个消息来安慰我们。他在信中说:“杨虎城将军的签名与照片在本党中央公开展示,乃六十年来之首次,应系今年(2005年)国共正式和解后的新发展。”

2005年7月,马英九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同年8月正式就任。

2005年12月29日,我从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处得知,连战先生卸任国民党主席时没有将信函转给马英九继续处理,但马英九从相关渠道得知我写信一事,提出了两点疑问。

马英九向邵铭煌提出:一、杨虎城到欧洲访问,为什么突然回国?馆藏档案中有没有明确记载?二、1949年,蒋介石是否曾下令杀害杨虎城?并让邵铭煌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查阅相关档案。

但是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并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

2006年1月19日,我致信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希望中国国民党将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的事情做好、做彻底(贵党应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做出评价;对被非法长期监禁,遭到残杀并殃及子女的行为做出交代与道歉)。”

这封信发出至今,马英九及国民党一直没有回复。但是,关于他提出的那两个问题的答案,我正在逐渐在找,并不断有发现。

但是,在我看来,马英九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首先,祖父的被害,无疑是蒋介石下令的。因为祖父被关押期间,蒋介石非常关心他的关押。开始是军统局,后来是保密局。在军统局的时候,戴笠给蒋介石都有单独的电报报告关押祖父的情况,电报我都找得到。戴笠死后,军统局改组叫保密局,保密局仍然给蒋介石专报对祖父的关押情况。1947年,祖父得胆结石做手术,在住院期间,保密局给蒋介石打了三份电报,连体温、手术情况及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都给蒋介石有专报。现在从台湾公布的和我发现的情况来看,足以说明蒋介石对祖父的关注。

这与蒋介石是否下令杀害祖父有直接关系,对这么一个人,他最后的处理,保密局不可能不给蒋介石通报。就连祖父发烧多少度、体温多少都要报告给蒋介石,这个会不报吗?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曾专门召开一个会议,不允许执行李宗仁的释放张学良和祖父的命令。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的宣传,开始讲祖父是在重庆撤退时被土匪杀了。不过,现在不这样说了,说是被下面的人擅自杀掉的,可下面的人和祖父无怨无仇,而且9月6日重庆是很稳定的,因为解放军还没有入川呢,所以根本不存在混乱局面和大撤退,他的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杨虎城入党之谜

我祖父在家里生活是很简单的,初次见面会觉得他很深沉、寡言少语、不善言辞,但和家人在一起很风趣,也很细心,他在吃饺子喝饺子汤时,总说“饺子汤比肉香”。

我祖父做事考虑很细致,他果断、敢于下决定,不爱财。他有自己的价值观,他自己把自己牺牲了,推动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他当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知道日本第一个侵略对象就是中国。所以在“九一八”事变第五天,他就公开强烈的第一个发表了自己的抗日想法;在“一?二八”抗战期间,因为当时不允许资助十九路军,他参加不了,就把武器悄悄捐了。

他的价值观和共产党的价值观一致。守西安,共产党参加他的部队,他和共产党是作为朋友来相处的。

祖父只有一次提出加入中共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正式实现。这次会议,祖父派代表参加,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热情接待。

此次,孙中山为祖父正式办理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手续。杨虎城成为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和捍卫者。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破坏。祖父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祖父是农民出身,所以他知道农民的所求,当时蒋介石采取大屠杀的办法,他非常不赞同。那时候,他认为共产党还是比较革命的,所以在那时候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1928年1月9日,中共中央收到一份发自中共河南省委的报告。

河南省委认为,“杨之倾向我们,投机的成分很多,在其中做工作的同志,多没有按着党的政策去做,如没有发展下层组织和当地工农运动等等,特约在该军中做工作的负责同志详加讨论,结果定出比前更加详细的工作方针决议,督促去执行。”

那时候讲阶级成分,军阀不能入党,所以就这一条理由没有入成党。当时中共河南省委有人不相信杨虎城的革命性,认为祖父投机的成分很多,所以拒绝了杨虎城的入党要求。一方面不信任杨虎城,而另一方面却要求杨虎城的部队起义,由此,杨虎城与中共皖北特委(当时属河南省委领导)意见发生了分歧。

1928年,祖父到达日本。当年10月9日,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杨虎城的具体情况及其真诚态度,特函复中共东京市委,同意接收杨虎城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当信送到日本的时候,祖父已回到上海。东京支部派人追到上海通知杨虎城时,祖父因有了自己的思想,明确表示他不入党。应该说他接受共产党的价值观,但不接受共产党的组织观。

谢葆真不是共产党员

祖父在个人生活上是很严肃的,但他一生结过三次婚,有过三位夫人。每位夫人都对他和他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第一位夫人叫罗佩兰,是四川人,也是我的亲祖母,是我祖父自己看上的,她是一直跟着祖父在部队转战各地。

陕西人还有个习惯,就是媳妇不外娶;曾祖母不满意,就给祖父娶了第二个夫人张惠兰,她就在家照顾老人,到我父亲5岁的时候,祖母去世了,就交给二祖母照顾,也是一直和祖母一起生活的;后来他认识了谢葆真,就结婚了。虽然是娶了三位夫人,但一家人一直相处和睦。

谢葆真不像外界传言说的是共产党员,她只是14岁曾经入过共青团,15岁就与我祖父结婚了,后来去看望祖父而被扣押,被捕后不久就神经失常了,1947年2月8日,她在狱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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