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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雪挥 房一盟: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作者:罗雪挥 房一盟

“经4班”亲历了光彩重生的80年代,从灿烂到终结。他们命中注定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反思者、受益者和负重者。

1984年的9月3日至5日,是清华大学校历规定的1984级新生报到时间。

刘小航在他第一次踏进清华校门前,还不曾说过一句普通话。他来自四川南充高级中学,那年高考的分数他至今还会脱口而出:553分,在南充地区名列前茅。到清华报到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新生报到的地点就设在清华学堂大门口,紧邻的大草坪尽头,便是古典庄严的清华大礼堂,刘小航觉得浓郁的文化气质与历史氛围刹那间就扑面而来,27年后,他对此还记忆犹新。

同样还不大会说普通话的熊伟文,来自湖南师范大学附中,是1984年长沙市高考的第二名。他和另一个也说不好普通话的湖南老乡蔡神元,一起结伴去游天安门、故宫,看到了那些从前只在画上才见过的风景,两个人都兴奋不已。

吴文学也几乎在同时离开了家乡、风景秀丽的四川乐山犍为县清溪镇,那里有一条名叫清溪的小河与贯穿四川大部的岷江相连,临近李白居住过的峨眉山。年轻的吴文学也由此出川,并与清溪渐行渐远。

来自北京实验中学的孙杰,则早在他的同班同学接触北京之前,已经近距离接触了清华。高中时代,来自清华大学的师哥师姐到北京实验中学做专业推广,孙杰就此心向往之。参加高考时,清华经管学院尚未正式启动,因而高考招生时的名称还叫做管理信息工程系。1984年,孙杰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该系在北京招收的11名学生之一。

就在他们进校后不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式建立。刘小航、熊伟文、吴文学、孙杰,成为了清华经管学院建院后第一批本科生。因为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他们所在的经管1984级,也被称作“经4班”。

那一年,他们都是18岁。

那一年的9月6日晚上,他们同时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在清华的西大操场上,举行了1984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学典礼。

他们因此而永久地成为清华历史的一部分。2011年的春天,清华大学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记者找到了《清华大学一览》,在1989年度的毕业生名录上,整齐地排着“经4班”34名同学。刘小航在最后一行倒数第三位,紧挨着他的是老乡吴文学,熊伟文排在第四行,孙杰排在第二行。排在最前面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右下角标注着一个小小的“女”字。而如今,这34个名字以及那些名字所代表的曾经年轻的脸孔,已经风流云散,游移在世界各地,从东方至西方,从北美到南美。

中国经济界的黄埔军校

清华大学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教育实践最早可以上溯到1926年建立的经济系。1927年,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归来,成为清华最年轻的经济系教授,并历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从青年时代起,陈岱孙就有“经济救国”的志向,希望运用所学的知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陈岱孙对西方经济学有精湛的研究,被誉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曾协助清华校长梅贻琦创造了清华历史上的全盛时代,也使得清华经济系名声鹊起。陈岱孙主持清华经济系期间,学生人数在清华众多院系中仅次于土木工程系。

无独有偶,大半个世纪以后,当乐山一中毕业的吴文学报考清华经济管理专业时,治国经邦的愿望依然在青年人的心中闪亮。他当时就抱有这样一个信念:战争时期要当将军,和平时期要当厂长经理,要改变四川家乡落后的局面,就要学习经济管理,而且一定要去中国一流的清华大学。

远在乐山,年轻的吴文学并不晓得,彼时的清华大学经济系,辉煌的陈岱孙时代已远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经济系被并入其他院校。陈岱孙也离开了自己终生热爱的清华园,改任北大经济系教授,钻研经济思想史,这成了当时能够保留一点西学思想的少数学科之一。

清华经济系的鼎盛已经成为往事,老清华的特质逐步被“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工程师的摇篮”所取代。在特殊年代,清华更成为历次运动的风口浪尖。

1979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清华大学才又设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式成立。陈岱孙被聘为首批名誉教授,他将经济管理称作是“最古老的行当,而最时新的职业。”

创建伊始的清华经管学院此时要接续的,不仅仅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弦歌不坠,还要适应急速扩大的改革人才培育需求。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吸引了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经济大潮。经济管理成为社会热门名词,与之相应,清华的经管专业也成为了热门专业。1984年,在所有入学的清华大学本科生中,“经4班”的平均入学成绩排全校第二名,全系第一名。

清华经管学院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熊伟文介绍,当年清华经管学院成立时有一个说法,要做中国经济界的“黄埔军校”,“经4班”的同学们天然地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在中国经济史上开风气之先。

只是,对于年轻的清华经管学院而言,当时无论是经管师资的匹配还是专业课程的设置,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老师们有些是北大的,有些则是从清华其它院系调来的。孙杰表示,当时大部分同学都不是太清楚,这个专业到底要学什么。他回忆,当时的专业基础课是数学、管理、计算机,专业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最关键的职业定位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还没有雏形,而整个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时期,许多理论问题都尚未突破禁区,同学们的学习中有不少困惑。

不过,宝山深处,当然会有别样收获。接受采访的“经4班”同学,大都提到了当时印象最深的课程之一,便是由清华邢家鲤老师教授的《工业生产过程概论》。

邢家鲤于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曾被选派到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学习,1955年毕业后回清华工作。他是清华大学在“文革”劫难中最早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之一,但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邢家鲤的学生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思维系统而严谨,行为规范得有点古板的人,“擦黑板时永远的自左到右,自右到左,再自左到右,循环往复,决不重复,决不浪费一点体力:通过对最简单问题的处理,默默渗透着自己的教学理念。”他被“经4班”同学尊称为邢大爷,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有精深独到的研究与阐释,对产业经济的常识与规范信手拈来,课堂上气场十足,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成为大家交相传抄的名句。

吴文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当年学习《工业生产过程概论》的成果。他曾经下到煤矿实地调研,邢家鲤当年为“经4班”勾画的整体性的工业思维框架,令他很快找到了工作的感觉。吴文学如今还慨叹,听了邢老师的课,让人觉得到了清华没有白走一趟。刘小航则回忆:“当年课堂上,真是想抓住每一粒空气,生怕漏掉邢老师讲的东西。”虽然邢家鲤不久就被调离,他仍是包括“经4班”在内的清华学生们最为尊敬的老师之一。

从留美的陈岱孙时代,到留苏的邢家鲤风格,清华的经济管理教育走到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分水岭。偏重实用的工科教育极为深刻地影响了“经4班”。熊伟文形容:“我们和北大的套路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有非常明显的清华特色。比如说机械制图,文科院系一般不会想到去开这样的课程。我们还到车间去实习,学习车工、钳工。”吴文学则将当时的学习状况形容为“大杂烩”:“我们要比MBA学得细,经济学学得特别深,数学按照清华最高的A类要求,我到工厂去,都能绘出图纸来。”大家一致公认,特殊的清华模式为他们后来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当时,有人把清华经管学院比喻为“鸭子专业”,意思是说,鸭子会跑,但跑得不如羚羊快;鸭子会飞,但不能像鸟飞得那么高;鸭子还会游泳,但游得没有海豚快。但鸭子有鸭子的长处,“海陆空”无所不能。

熊伟文至今为此感恩,他认为,要管理好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不是算账,而是要理解一个企业的运作,特别是理解技术和工业流程。“经4班”后来有好几个同学自己开了工厂,就是因为对技术有亲切感和驾驭感,没有心理障碍。

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批学生,“经4班”的幸运之处,还在于他们遇到了一位特立独行的院长:锐意改革的朱镕基。1984年,刚刚组建的清华经管学院聘请清华校友,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第一任院长、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朱镕基并不直接给“经4班”上课。但熊伟文告诉记者,朱镕基院长的影响力,更多在于让同学们能够有一种高度感。

2001年7月,在“经4班”毕业12年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辞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他作为院长的名言,被经管学院的很多人铭记:“我用一只手把你们从社会上接进来,在学校里培养好,再用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社会中去。”
                       
思潮“井喷”的年代

“1984年,在最好的年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打开,都是新的,都是未知的,清华园接纳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和期待。”这是第一任“经4班”班长、后来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方方,于2009年为《清华校友通讯》所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经4班”进入清华校园的时候,恰好赶上了80年代的巅峰。1984年的中国呈现出了经济、思想、文化思潮井喷的状态,成为80年代的标志年份。

“非常非常幸运!”接受记者采访时语调始终和缓的熊伟文,一旦涉及80年代,语气便有了明显的起伏。他认为,1984级是最幸运的一代,“那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清华校园里,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历史,每天都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在提升。”

1984年,对于“经4班”一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而言,再没有比“未来”更加激动人心的诱惑了。就在他们入学的这一年,“未来学”开始大流行:《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和《中国大趋势》出版。前者由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撰写,描述了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转变的图景;后者由改革风云人物温元凯撰写,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认为这是中国的大趋势。而在1983年出版,1984年不断加印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正是这场未来思潮的始作俑者。托夫勒预言诸如跨国企业的盛行,电脑的普及与在家工作,核心家庭的瓦解等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想象力。

那是一场真正的思想盛宴。与社会革新并举的,还有文化知识界的百花齐放。“经4班”学生一踏进大学校门,迎接他们的便是精神上的暴风骤雨。一波又一波的思潮,此后便一直贯穿在他们的清华记忆中。同是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开始陆续出版,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开始公映。在这一年引进的西方著作还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译本,随即引发了知识界的弗洛伊德热;而同年被引进出版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则在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据说后者当年曾和舒婷的《双桅船》一起,被当做礼物在恋人们之间送来送去。

“经济学、哲学,西方、东方,思想、文化,很多地方都在开放。人们都特别敢想。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时代。”熊伟文回忆。

刘小航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在清华、北大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讲座,他告诉记者,当时大家刚刚从比较封闭的状态走出来,关于思想文化领域,讨论的“敏感”东西特别多,思想启蒙的氛围无所不在。

曾经在1985年担任过“经4班”班长的孙杰坦率地总结,“我们这一级,也不是很成熟,接受了很多东西,可是消化理解的远远不够。但这些思潮对我们的确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身为清华经管专业的学生,“经4班”当年讨论最深入的话题,还是和中国国情及改革息息相关。譬如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怎样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熊伟文告诉记者,其实当初他们报考的管理信息工程系,其名称本身便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这代表了当时的整体思路,即计划经济的大方向没有错,只是实行计划的手段能力不够,特别是计算能力不够。倘若能够借助计算机,有了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便能够把计划做得更好,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形势下,看上去美好的初衷面临着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时大家争论非常厉害。今天回头来看,当时有很多对的地方,也有很多错的地方。”熊伟文以“恰同学少年”,比喻“经4班”同学当年以天下为己任的革新气魄。

彼时诸如深圳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备受“经4班”同学关注。王海霞在《豪气干云的经4班》一文中描述,当年“经4班”宿舍里,南北两派的辩论也很热闹,“北方派说:‘北京大城市发达,天津第二大城市也发达,四川落后,浙江简直就是暴发户’,南方派同学当然不服,就引经据典论证:‘北京在宋代还是充军的地方,南方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快”等等。’”

宿舍卧谈的喧哗声终于惹得备考研究生的其他年级同学起身反对,甚至反映到经管学院,结果“经4班”还被院里通报批评,班级记过。一位同学忿忿不平,曰:“虎入平阳遭犬欺”,另一同学接口道:“他日下山食尔肉”,然后年轻气盛,就把大字报贴出去了。
                       
八十年代之子

“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多年后,作家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总结。她描述80年代的理想主义特征:“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

“经0班”班主任,当年曾经教过“经4班”运筹学的程佳慧老师,至今对“经4班”如数家珍。她对当时经管学院的班级做了总结,认为班有班风,比如“经5班”总是埋头学习英语,毕业后一大半人出国,而“经4班”总是特别热闹,程佳慧用“很能折腾”来形容,因为每个人都很有志向,有个性的人特别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程佳慧举例,“经4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家学习都很努力,但班里出国的人相对较少,“都觉得自己的根基应该在中国。”

其实早在“经4班”入学之前,1981年12月,中国内地的第一次托福考试,就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同时开考。1989年,“经4班”毕业离校的时候,中国的托福热早已经如火如荼。

担任过最后一任班长的吴文学解释“经4班”扎根本土的怪现象,“当时班里没人琢磨出国,都在探讨国家改革,那会儿都比较想做点事情。”

“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对我们影响很深。”孙杰告诉记者。刘小航回忆,当年他曾被孙杰拉入了一个由清华学生自办的“理达”公司。就是“理想达到”的意思。虽然起初“理达”公司的成立,不过是高年级同学找到孙杰帮忙的结果,只做产品推销,偶然也帮人做做咨询。但彼时根本没有真正公司的运营,没有注册,当然也没有纳税,孙杰表示,当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除了办公司、勤工俭学,参加社会调研也是“经4班”与社会接地气的重要途径。王海霞在《豪气干云的经4班》一文中记录了一段传奇。大二时,吴文学和方方决定步行去张家口调研。他们就沿着铁路线走,计划步行去,坐火车回,历时7天。每人身上只带了30块钱,白天只吃干粮,到了晚上就找地方借宿。出发第三天,他们翻过了八达岭,进入了河北西拨子村。村支书得知他们是学经济管理的,就求助说:“我们村子很穷,你们是清华的高才生,能不能帮我们谋划谋划呀?”由于西拨子村邻近官厅水库,吴文学和方方一合计,给对方出了一个好主意:“你们不如养鸭子,北京烤鸭火得很,卖鸭子很能赚钱。”结果村支书听了,徐徐回答:“我们试过,可是官厅水库的水太凉,鸭子不生蛋。”第一次给人“做咨询”,结果不到十分钟就遭遇惨败。

二十多年后,北京的烤鸭依然火爆,吴文学和方方也早已经在商海中身经百战,却再也不能够让时光倒流,回到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怀揣着30块钱人民币,怀着一腔热忱,一口气徒步走到西拨子村村口的年代。

那些只属于青葱岁月的真挚友情,成就了“经4班”荡气回肠的集体记忆。80年代,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最后的纯真年代。毕业前的那个元旦,“经4班”举办“盛大”聚餐会,其实就是每人做一个菜,在食堂聚餐。同学们邀请了陈小悦老师参加,以班长吴文学主陪,终于把陈小悦灌醉了。陈小悦不让大家搀扶,非要自己回家不可。清华校园里有不少明渠,担心老师的安全,孙杰一路长跑,一直尾随在陈小悦的自行车后面,暗地里将他安全护送回家。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们1984级的同学,绝大部分生肖是属马的(1966年)。属马的人是劳碌命,人们常说。我们这一级,的确从生下来就没闲着,我们跟随社会的变革而曲变的二阶导数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中最大的一段。”

2009年,方方在回忆文章中总结,他回顾了“经4班”所特有的经历: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出生;在“学工学农学军,批林批孔批邓”的口号中认字学歌;在中学时听到了科学的春天和包产到户,在大学时开始思考未来,入学流行托夫勒,毕业流行托福……

“经4班”集体赶上和承受的,其实远不止这戏剧性的20年。1989年,在经历了5年刻骨铭心的清华生涯后,“经4班”毕业了。每个人后来所面对的,是变化更为急剧,价值观翻天覆地的又一个20年。

命运总是阴差阳错。孙杰至今还记得当初报考管理信息工程,该专业的直接培养目标是要为国家各大部委信息中心提供管理人才。而临到1989年毕业时,国家大机构减少了接收毕业生的数量,相比清华经管学院其它年级,“经4班”投身民企和自行创业的人数最多。

孙杰告诉记者:“我们班最大的特点,就是毕业后很少有去大机关和大企业的,去的也马上下放到基层。”孙杰本人一毕业就创业。他将人事档案放在了北京海淀开发区人事局,去了那里一家由清华化工系学长牵头搞的一家企业,研发化纤无纺布。孙杰负责该公司的调度和运营管理。但实际上公司运行起来,每个人都得成为多面手。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孙杰依然坚持自己当年离开体制的做法,并且选择了一个目前在国内还相对超前的行业,从事生物制药产品衍生品的研发推广。鉴于国内药物审批过程太过漫长,孙杰当机立断,迅速转向了药用化妆品市场,推出了柏薇诗精华素系列,不仅推向了专业美容院,还拓展到零售连锁药店。

刘小航也是“经4班”最早创业的同学之一。“我一工作就不是体制内。”刘小航告诉记者。1989年7月9日,刘小航带着自己的档案,直奔深圳。他找到了一家新加坡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刚出校门的他还不谙世事,又是清华的毕业生,想法还很天真。本来宿舍里应该住三个人,他径直向老板提出只住两个人。公司不解决深圳户口,后来刘小航和一拨年轻人集体找到了蛇口工业区管理部门,这才算真正在深圳落下脚。
 
1991年,毕业一年多后,刘小航义无反顾地走上创业道路,从专业软件开发入手,同时组装各式兼容电脑,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如今,刘小航已经拿到了新加坡绿卡,他工作生活的圈子依旧锁定在深圳,其名下已经有两个公司,分别是深圳精石真空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美渲新材料公司。他的工作日因而分成了两部分,上午在美渲,下午到精石。

吴文学远离了清溪古镇,甚至远离了四川。毕业时,为了能够留在北京,吴文学放弃了到四川人事局工作的机会,走进了能为他解决户口的北京地毯厂。他同时放弃的,也是一份安逸和闲散的生活。清溪渔唱永远成为了梦境。吴文学现任北京电子控股公司副总经理,这是一家国有企业,拥有多家上市公司。

熊伟文毕业后留在了清华,进入了技术经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1992年,他到底还是赶上了出国的班车,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本来应该先攻读硕士,但是当时的研究生部主任看到了熊伟文在清华5年的成绩单,发现他已经修完了数量众多的专业课程,特别是数学,认为他有资格直升博士。熊伟文于1997年博士毕业,一开始在美国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后来该公司被花旗集团并购,熊伟文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花旗集团。如今,他的职位是高级副总裁。而当年在“经4班”与熊伟文同宿舍的吴雨生,则恰恰是熊伟文在花旗集团的“领导”,担任执行副总裁。

至今与部分同学保持联系的老师程佳慧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经4班”的欣赏,她告诉记者,“经4班”与之前的“经3班”和之后的“经5班”相比,生活跌宕起伏比较大,几乎每个人都动荡得很厉害。程佳慧一再强调,“经4班”的“孩子们”性格都比较坚强,大家最终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做得很出色。程佳慧至今还记得刘小航创业时的第一台机器,“我去看过,都是破铁片子。”

孙杰总结“经4班”现象,他认为这与大家在清华所受的全面工科素质教育相关,孙杰告诉记者:“当每个人职业转型的时候,基础越宽广、越深厚,则对转型越有利。”

2009年,在清华大学98年校庆之际,“经4班”部分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校友论坛,题为《危机之下的选择》,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趣的职业组合出现在台上,令学弟学妹们很难相信,他们起初学习的竟是同一个专业。

长亭外,清华梦

“清华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改变,谁也不想改变。”在越洋电话的那一头,熊伟文描述自己的清华情结。

采访行进在达拉斯的晚上,北京的清晨,时差交错,时光也交错。熊伟文还记得1989年,“经4班”在火车站送别,哭声一片。为人豪迈的湖南人蔡神元当时大喝,有什么好流泪的,都到这个时代了。以后想见面坐上飞机就见了。

蔡神元毕业后回到湖南家乡,分配到岳阳市工商银行。2010年,蔡神元调任湖南湘江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纯属巧合,该公司大力扶持的项目,就包括湖南的航空产业。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经4班”还是那么心齐,大家想聚的时候,一下能聚二十多个人。1999年,刘小航参加了“经4班”毕业十周年聚会。他最强烈的感觉是,不管时光过去多少年,“经4班”的老同学们在一起时,还是马上就恢复到了过去在“经4班”的样子,容易害羞的还是永远那么害羞,不会说话的还是不会说话,虽然其实他可能早已经在单位里口若悬河。

刘小航也觉得,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是参加深圳校友活动,和一大帮老师及老同学聚在一起,是刘小航感觉最放松,也是最放得开的时刻。他喜欢那种把经济、功利都排除在外的清爽感觉,这是80年代的后遗症,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上曾经做过悲观的描述:“2000年以后的中国,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80年代可爱的一面荡然无存。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但是“经4班”那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却一面在变化中求存,一面保留着与功利时代格格不入的个人风格,从采访的细枝末节中就能够感受得到:接到记者通过达拉斯校友会转发的采访函件,熊伟文第一时间回复了电邮,并约定了越洋电话采访的时间。而且很细心地照顾到时差,选择了一个最为平衡的时间点。尽管工作繁忙,他们还是抽空接受了访问,使得记者得以完成对“经4班”一份并非完整,然而典型的80年代清华学人的观察。

经历了毕业二十多年的拼搏奋斗后,动荡的“经4班”开始由绚烂归于平静。人到中年,虽然仍要处理人生各个阶段的酸甜苦辣,但是“人生下半场”的主题,显然已经与上半场换了座次。刘小航如今已经不再仅仅关注账面上的数字增长,而是关心自己在信仰方面、价值观方面,不断地变化与自我调整。他告诉记者,深圳的清华校友们相聚时,“我们经常在聊,到底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刘小航的答案是要研究一些与你的工作没关系,但对别人、对社会有价值的议题,“活得健康愉快”,刘小航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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