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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昕采访王晓明:“人文精神”大讨论:迷茫中发出的第一声

“人文精神”大讨论:迷茫中发出的第一声

--关昕采访王晓明

1993年至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由圈内而至圈外,席卷了中国知识界。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一个迷茫、痛哭、困惑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审视自身,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开始。它所讨论的,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而王晓明,则是这一些讨论的“串联者”。

聊天制造媒体事件

《国家历史》:为什么要发起“人文精神”讨论?
 
王晓明:当时大家都很困惑,不知道怎么理解新的现实和它背后的历史运动。一部分人出国了,我的熟人朋友当中,出国与留下来的大约各占一半。出国的人大概认为在中国已经没办法再做事,留下来的人则觉得好像还可以做点事。我1990 和1991年两次去美国,都面临这个问题:留在美国还是回来?后来还是回来了。

那时候大学校园里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的。在华东师大,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组成了不同的小圈子,常常通宵达旦地聊天,像徐麟、崔宜明、胡河清、李劫、张宏,还有小说家格非,等等,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不用说,上海的其他大学:复旦、交大,等等,上海以外的北京、郑州、广州、南京、西安等地,都有类似的圈子,类似的讨论。

到1993、1994 年的时候,中国社会新的变化趋向,已经比较清楚,大家普遍有一种难以接受的感觉,不但是大学中人,不少作家,譬如张承志、韩少功、王安忆等等,其时也都有类似的感受。可以说,如何看待现实,在那时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中发生的。

不能说人文精神讨论是我发起的,这么大的讨论,怎么可能是哪一个人发起的呢?我编的那本《人文精神寻思录》的后记,就大致介绍过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我主要是做串联的工作,把不同圈子的讨论串联起来:譬如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我之前就只是见过,并不熟,是通过这次讨论才结识的。当然,大量的私下讨论当中,最后能形成文字、公开发表的,只是一小部分。
“人文精神”这个题目,是取自我与华东师大的几个朋友的一个讨论纪要,那个纪要的标题是《人文精神的废墟》,发在1993年的《上海文学》上,因为批评了几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这个纪要获得不少报纸的转载。其实,这只是这一场大讨论开始借助报刊公之于众了,讨论本身开始得还要早,还且有许多讨论并没有形诸文字。当然,1994 年在《读书》杂志连载5组以“人文精神”为总题的讨论,影响就更大了,参加的人也更多了。

《国家历史》:在“人文精神”讨论之前,有没有人发起别的讨论?

王晓明:1990-1992年间,陈平原、汪晖和王守常就发起过“学术规范讨论”。他们主要讨论“学术规范”问题,认为学问没有做好,是由于学术不规范导致的。但我觉得,所谓“学术规范”,只是一种说法,实质上,他们是要反省80年代知识分子的状况,而这个反省,简单来说,是被刺激出来的。1989年前后国际国内的局势,令知识界很受震动,有些人甚至感到幻灭。但从另一面来看,这震动和幻灭本身就说明知识界有很大的毛病。如果你真有洞察力,不应该那么吃惊、那么震动、那么幻灭的。那为什么80年代的知识界对后来发生的这些社会变动缺乏预见和洞察呢?你不能光把原因都推到外部条件去,一定还有知识界自身的原因。我理解他们办《学人》杂志,最重要的动力,是要反省8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为什么缺乏洞察力。当然,说缺乏洞察力是因为学术活动没有做规范,这只是一种便宜的说法。当时大家都知道,问题并不仅是学术规范,更不是什么注释不够。这是一种整体的思想上的反省,只是采取了当时比较安全的表述而已。

《国家历史》:你们的第一次私下讨论是在什么时候,当时讨论了什么问题?

王晓明:这个记不得了,那时候校园里的年轻人,只要是志趣相投的,几乎整天凑在一起聊天,什么都聊,前一句是国家大事,后一句可能就是“今天食堂的包子不错”,再下一句可能又会转回到什么理论问题上,随意而谈么,哪有那么正式的?我现在倒是很怀念那时候的那种简单的随意而谈的气氛。

《国家历史》: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公开讨论的?

王晓明:大概在1994 年春天,上海的一批人文学者经过互相了解,发现大家有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正好华东师范大学要开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会议,白天开会,晚上我们就约在一起,集中讨论一下。就在华东师大找了一个教室,大概坐了五六十人。在这之前,我写信把这事情告诉了当时的《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请他支持。他就和编辑吴彬来上海参加这一晚的讨论,他们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听,然后就回去了。但很快就写信来说,他们支持这个讨论,准备在《读书》上发表系列的讨论稿。就是根据这个信,我们在上海分了好几组,分别讨论,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陆续寄去《读书》发表。可以说,《读书》杂志对这个讨论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国家历史》:关于“人文精神”,当时你们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王晓明: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

为什么精神状况这么差?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两手空空,自己没有基本的确信。没有基本的确信,精神立场就东倒西歪。

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走出这种恶化的状态,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的努力。作为开端,当时公开发表上述意见的这些人就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精神,一种关怀人在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在自己内心培植和发展价值追求,并且努力在生活中实践这个追求的精神。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不断生长的、日益丰富的过程。这种人文精神的追求是每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的,甚至靠这些“不同”所形成的丰富性来推动。

《国家历史》:你们的讨论公开发表后,引起了什么反响?

王晓明:这个讨论很快就变成为一个“媒体事件”,国内的报刊广泛地报道,国外有些报纸(例如日本)也做出反应。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我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这为文章的发表提供了传播平台。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1996年的时候,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到这个时候,这个讨论基本接近尾声,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在这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记得当时有人告诉我,说上海陕西南路靠近淮海路的一家商店开张,商店经理照例要说一些套话,其中居然也有“发扬人文精神”这样的话。人文精神竟迅速成为这样一个套话,可见当时的流行之广了。

当代社会思想史上的重要标志

《国家历史》:对“人文精神”讨论,当时的批评意见是什么?

王晓明:批评的意见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批评认为:你们这些人如此集中地提倡一种精神的倾向,并且根据这种精神倾向激烈地批评各种社会现象,这妨碍了文化的多元化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专制主义,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恐怖”。还有人进一步分析,这种提倡会导致一种不适当的道德强制。另外还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开始进入消费时代,进入后现代社会,各个方面都在转型,这个时候提倡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是犯了一种启蒙的毛病,是一种过时的文化冒险主义。更有人说,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发泄对改革、对现实的不满,企图否定现实。第二种批评意见是比较学理化的,认为人文精神的讨论不错,但是讨论的题目太大。什么是人文精神说不清,而且把许多问题都放在人文精神这个题目下来谈,缺乏对具体的、制度方面的思考,应该把制度问题和人文精神问题结合在一起谈。我个人觉得这是富有远见的、建设性的批评。

当时,对这些批评的反应也很激烈,双方唇枪舌剑、剑拔弩张。当然,更多的人是理解这个讨论的意义,在这个前提下把自己不同的理解放进去,这样的意见是大多数,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我这里就不多谈了。

《国家历史》:“人文精神”讨论之后有没有类似的讨论?1998年前后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不是就是它的延续?
王晓明:我是不赞成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来概括1990年代中晚期的知识界的论争的,因为被划在两边的人中间,分别都有极大的差别。当然,1990年代中晚期的知识界的论争的范围更大,有些问题的分歧也表现得更尖锐、更深刻,所以,恐怕不能说它是之前的什么讨论的延续。
《国家历史》:那“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究竟是什么?

王晓明:大概是在1998 年,《上海文学》上有过一次关于“市场意识形态”的讨论,那可以说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之一。话题是围绕“成功人士”这个流行符号展开的,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半张脸的神话》,就是讲这个的。“成功人士”这个概念最早是蔡翔先生提出来的,他有一篇短文,谈到“成功人士”这个符号,后来我就把他这个说法拿来进一步讨论,还到大学里去演讲。

《上海文学》上的这个新的讨论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大家当时的一个比较强烈的感觉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快速形成。我们当时在《上海文学》上讨论的,就是这个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后来我编了一本书,书名叫《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其中的不少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我现在做的“文化研究”的课题,也是要分析: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它与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在哪儿等等。

《国家历史》:整个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体现,就是现代化。但1992年,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现代化也包括市场经济。现代化真的来了,为什么知识分子又不满意了?
王晓明: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并不是1992年才开始的,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叫商品经济而已。但那个时候经济改革与其他改革大致同步,那时进行的是比较全面的改革。1992年以后,改革向纵深发展,其范围早已超越市场。

《国家历史》:中国知识界什么时候开始分化为“知而不言是一种罪”与“躲进小楼成一统”的?

王晓明:粗略区分的话,实际上读书人从来就有两种,一种是只做学问的,一种是还要关怀社会、要对社会发言的。一般说的知识分子,往往指后一种人,他要从他的知识立场出发来讨论社会问题。如果讲知识分子的分化,那应该是指由于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形成的分化,而不是在要不要讨论社会问题这一点上的分化。

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基本上没有太大分歧。分歧是在90年代形成的,这个分歧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就是在“人文精神”讨论中,这也构成了“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意义。而分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怎么看待改革,怎么看待改革的现实,怎么看待市场经济,或者说,怎么看待“现代化”。

《国家历史》: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却不知道“人文精神”。

王晓明:当时,参与讨论的所有人,我想大概都明白大家究竟是在谈什么。但是,今天的年轻人确实不知道了,隔膜。这个隔膜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另外一个是媒体。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发生在十年以前的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不光对“人文精神”讨论这样的事,别的更实在的事情也不知道。就是文史哲专业的学生,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学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办这样一个历史杂志,真是很有必要的。

现代社会里,什么样的人是最好的消费者?就是那种把新产品当作最好的东西,尽快用新产品来替换旧产品的人。如果一个人有记忆,他就会回过头来算总账:我这样不断更新是不是有毛病啊?有历史记忆的人,的确不容易被当代的东西、流行的东西忽悠。

《国家历史》: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如何看“人文精神”讨论?

王晓明:总的来说,虽然这场讨论影响的范围很大,但讨论的水平并不高。原因有两个:第一,从自身来看,当时发起这个讨论的人,和参加这个讨论的人(包括我自己),对很多事情想得都还不是很清楚。随着两年的讨论逐渐深入,很多问题才慢慢想明白的。第二,有很多非学术的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当时有很多的意气用事,很多的借题发挥……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把一个问题讨论好,确实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后来的有些讨论变质了:不是仔细去听对方的看法,而是一味要在论战当中压过对方,这样的风气一起,特别是一些人身攻击的发生,暴露了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条件的恶劣。

虽然“人文精神”讨论在整体上不够深入,它在客观上却成为当代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第一,这场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变动、迷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开始。第二,这个讨论打破了1980 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只有一个集体声音的不正常状态。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讨论凸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十年过去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一点都没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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