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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喻原:我的两张大字报

我的两张大字报

--作者:毛喻原
 
一九七九年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虽然极左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散。这一年七月一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新的《选举法》,点燃了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虽然这种参与在开始可能仍显稚嫩。

进大学不到半年,我和莫斯就感到彻底失望,大学和我们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上了不到半年的课,接触了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认识了与我们同窗的同学,领教了我们的教材,以及学校的生活管理和教学制度,反正,读书不到半年,学校给我们的种种感受最后就只形成了一个印象:原来,我们的大学只具有表面上的形式意义,而没有实质上的任何内容。

那时的大学不准谈恋爱,尽管我们很年轻很想谈;那时的大学上每一堂课都必须点名,尽管我们对很多课丝毫没有兴趣,也根本不想去上;那时的大学也不能随便转系、换专业,尽管我们对我们所学的专业几乎是深恶痛绝。那时,不准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而准干能干的事情又太少太少。反正,大学的生活让我们感到极不自由,感到苦闷、压抑、无聊,甚至绝望。

初识许杰

197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各高等院校仿佛突然之间就掀起了一场民主选举运动。重庆市北碚区(我们大学的所在地)也提出第一次公选区人民代表的政府倡议。

当时很多人都真心实意、不由自主地卷了进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他们都以一种极其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次选举。尤其在青年大学生当中。他们常对人说,前不久北京不是才召开了科学大会、文艺大会吗?整个科学界、文艺界不正沉浸在祖国科学春天、艺术春天即将来临的那种欢庆与喜悦之中吗?种种迹象都表明,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乐观,去激动。

但我和莫斯不这么看,与那些乐观主义者比起来,我们算是十足的悲观主义者。有些东西不是说你形式上有了,内容就自然能够副实。打个比方说,尽管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演的《天鹅湖》和北京蓝天幼儿歌舞团演的《天鹅湖》都叫芭蕾舞,但这两种芭蕾舞绝对不是一回事。

开初,我们最多持一种观望态度。但最终我们为什么又卷进去了呢?我想,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们想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自己给自己开个玩笑;二是我们偶然认识了农经系的一位小伙子,名叫许杰。

许杰这小子很有意思,年纪不大(应该是高中应届毕业生直接考入大学的),一表人才,个头大概一米七八,皮肤白皙,梳一头中等偏长的黑发,发型蓬松而规整,发色油亮。小子前额微凸,天庭饱满,两条粗浓的眉毛下长着一对清澈的大眼睛,眼神给人的感觉既单纯又诚恳,既聪慧又青春,活脱脱一个“小美男”的风度和模样。当然,最令我们惊讶不已的还是这家伙的思想深度和政治觉悟。就这两点而言,我们认为,那些和他一样大的同龄人是根本无法与他相比的。

说来有点凑巧,我们与许杰相识,还真富有那么一点戏剧性。

一天下午下课后没什么事,我和莫斯到操场附近去看那些竞选者发表的竞选宣言,这些宣言是抄写成大字报的形式被固定在两头系于桉树的绳子上的,沿着我们回宿舍的过道满满一长串,一眼望去,甚是壮观。我们一边遛达,一边浏览。记得那些宣言五花八门,各个系的都有,还有学生会、团委和学校工会的,真可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看得人眼花缭乱。大多数宣言,我们都看得拽瞌打睡,觉得无聊,如同嚼蜡,它们不是显得故作的一本正经,就是显得过分的老生常谈。要么激奋得来毫无理由,要么稚嫩得来令人害怕。

看了半天,都没有看到一张我们能够认同和满意的。但正当我们准备打退堂鼓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惊喜,在那些众多的竞选宣言中我们突然发现了比较特殊的一张。说它特殊是因为与其它宣言相比,它明显具有以下几点:1、它用的是一种淡蓝色的书写纸,而其它用的都是清一色的白纸,这种差异可以说一目了然;2、篇幅特别短小,所有陈述没有超过一页纸;3、文字言简意赅,条理十分清楚,显得干净利落;4、字体潇洒飘逸,一手功夫了得的微草行楷,与其它那些“竞选书法”比起来,真可谓独占鳌头,鹤立鸡群;5、它的竞选主张。当然,在所有这些不同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它的内容。

记得这篇竞选宣言的标题是“我的竞选主张”,赫然几个大字,很是吸引人的目光。内容不外是以下这些:“真正的选举……不是皮影戏,而是一次顺应民心,表达群意的公正操练和民主演绎……”最后的落款是:农经系78级二班学生许杰,男生宿舍2号楼118寝室。当然,精彩的陈述还远远不止这些。但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

我和莫斯看了这篇宣言后,几乎不约而同,内心都有所触动,都对它产生了兴趣。当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发表宣言的那个人:“这许杰究竟是何许人也?”

回到寝室后,我们聊了半天有关竞选的事。最后,产生了一整套想法,并决定去找许杰谈谈。

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去了许杰的宿舍,推门便问:“许杰住这里吗?”

听到我们的问话,只见里面靠窗右边的下铺“刷”地一声直愣愣站起一个小伙子,随口应道:“我就是,什么事?”

刚一看到他时,我心里有些发怵,甚至有几分失望。他看上去嫩生生的,明显与我们有一种年龄、知识、背景上的差异。我担心我们之间无法沟通,难以取得思想上的共识。但这种疑虑很快就打消了。

接着,我们坐下来,作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说明来意。我们对他说:“昨天看了你的竞选宣言,很是认同。”问他:“那张宣言是你自己写的吗?”他不断点头,表示肯定。

我记得我们问了他许多问题。小伙子激情洋溢,侃侃而谈,弄得我和莫斯一愣一愣的,所吐之言既让我们惊诧,又让我们暗喜,因为他的想法完全与我们不谋而合。我们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天才,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惊喜。于是,我和莫斯几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小子。

他说他并不想真正参加竞选,只想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表达他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应该表达的观点。

听他这么一说,我和莫斯都啧啧赞叹。于是,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或者说一整套完整的策划方案)告诉了他。

我们对他说,我们想为他成立一个竞选班子,由他来做竞选人,由我们统一安排有关竞选的一切工作。一切事情我们都不出场,只是在幕后精心地策划与运作。此外,我们还提出,以后我们所写的所有文章都署他的名,所有活动都以他的名义来进行。我们想把学校的竞选活动推向一个又一个的小高潮,直至一个最大高潮的来临,然后见好就收,戛然而止,不作任何解释。

听我们这么一说,许杰也真的来劲了。几乎没有半点迟疑,马上就表示完全赞同我们的主张。
接下来的事情就非常刺激和过瘾了,并且成绩卓著,效果甚佳。我和莫斯负责草拟、撰写所有的文案(包括新的竞选大纲、许杰的讲演稿、每期墙报、专刊所用的文章、诗歌、绘画作品等)。其他人则分别负责组织、场地落实、购买纸笔、墨水、广告颜料、寻找帮手(比如抄写文章、张贴大字报、收集反馈意见)等工作。

“B52计划”

第一期竞选墙报贴出来,立刻就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效果(为了以示区别,我们规定:凡许杰竞选班子的文章一律用淡蓝色的纸来书写)。可以说在所有学生当中马上炸开了锅,立刻成了人们最热烈谈论的首选话题。之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墙报的出刊规模,文章种类繁多,涉及到了各种主题,可能有一种所谓的规模效应吧;另外,文章的标题取得好,内容显示了相当的学识深度和理论修养:既有宏观的理性前瞻,也有朴素的现实剖析;既有抽象的理论思辨,也有当下的利益诉求。

我记得这一期就有不少以如下标题来命名的篇什,比如:“为什么花园的‘忠魂’老是不散?”(指的是学校正门进去的池塘与主教学楼之间那块斜坡花园里用冬青来修剪而成的“忠”字,这显然是疯狂年代的极左遗留物),“为什么学生不能再多借3本书?”(因为学校明文规定学生每人只能借7本。),“让我们爱上孔夫子和柏拉图”之类的文章。

这些文章全都署名为许杰。一时间,学校哗然了。一夜之间,许杰几乎就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明星人物。 “许杰是谁?”“谁是许杰?”之类的声音便在整个校园里此起彼伏,如绕梁之声不绝于耳。

这样的竞选墙报,我们前后出了好几期,几乎每一期都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另外,我们还搞了一个相当大的动作,专门策划了一期大型特刊。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政论、绘画一起上,弄成了一个各类文本交相辉映的“满汉全席”。我们还专门为这期特刊取了一个故作神秘的代号,名曰:“B52计划”,意思是 “地毯式轰炸”。此刊一反常态,没有弄成墙报的形式,而是把特刊内容用毛笔字抄写在对开的大纸上,然后用绳子连成长串,把它们系在操场附近的桉树上。远远望去,“一”字形排开,甚是壮观。

绝大多数文章是我和莫斯晚自习后在教室里的即兴之作。文章写好后,专门有人负责粘贴、牵挂,一般是在夜间进行。

第二天清早,人们猝不及防,还没有回过神来,一下子“B52景观”就呈现在他们眼前。全校沸腾了,大家像赶庙会一样前往朝拜、观瞻。

那段时间,只要许杰在公开场合一亮相,那情景就恰如今天的阿兰·德龙、汤姆·克鲁斯、周润发、莱昂纳多之流突然出现在追星族们的视野里,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喧哗与巨大的波动。我今天还记得许杰走在去寝室、教室或食堂的路上,那些女生在他背后交头接耳、指指戳戳、叽叽喳喳的样子;还记得她们以一种充满倾慕而爱恋、虔诚而胆怯的目光对许杰行回眸礼、送秋波的神情。我在想,当年的许杰不知迷倒过多少纯情少女,搅动过多少知性女子的芳心。

之后,我们又以许杰的名义举办过两场学生舞会(那应该是学校自文革后13年以来首次举办的学生舞会),安排过两次演讲。尽管演讲的地方光线暗淡,但气氛甚是热烈。演讲稿是我和莫斯敲定的。在许杰演讲的过程中,有好几次被听众热情的掌声打断。

经过一系列的活动,许杰的人气指数节节飙升,因为“他”的文章、他的演讲、他的表现、他的作为已经深深地赢得了人心,尤其是赢得了学校90%的女同胞的心。

可以说许杰的名声、口碑已达高峰,人们绝对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投票的前一天,许杰贴出了一张郑重其事的《退出竞选公告》。《公告》的文字不多,算得上简明扼要,大概是说:“我通过郑重的考虑,决定正式退出竞选,因为在我看来,真正称得上民主的选举不是此处的这样的选举,所以,我正式宣布退出。”

实际上,许杰的退出早在我们的安排之中,这是我们刚和许杰见面时就谈好了的,让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有悖情理,出人意料。我们所要的就是这种戏剧效果:突兀、怪诞、悖反。

“什么?”“为什么?”大家想了半天最终也没有闹清楚为什么。于是,在同学中间就流传有这样一种说法:“可能这小子突然神经短了路。”

两张大字报

在竞选期间,我背着许杰等人单独搞过一个“小动作”,这件事没有与他们商量和通报,是自己悄悄干的。想在大玩笑的基础上再开一个小玩笑。实际上是模仿了一回刘半农。

有一天,我去开水房打水,发现那一排水龙头的上方有一块空出的壁头,总觉得那地方就那么空着怪可惜的,应该放点什么东西在上面才是。于是,我灵机一动,头脑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想在那儿贴两张可能会非常好玩的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表达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篇极左,一篇极右),它们应该在时间上一前一后、在空间上平排并列在开水房空墙的上方,而且两篇文章都由我本人来撰写,但对外绝不声张,让它成为一个秘密。这想法非常诱人,太刺激了,一想到就浑身来劲。

当然,开始写的肯定是那篇极左的文章,但第一篇是虚枪,第二篇才是实弹。

我记得文章写好之后,是叫一个其他系的同学帮忙拿去贴在开水房墙上的(大约是午夜12点钟左右),自认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我们共青团员有话要说!”语气一本正经,其极左倾向甚至不在张春桥、姚文元之下。文章大体是这么说的:“同学们,请你们警惕!目前我们学校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我们平静的校园生活中掀起了一股暗流,搅起了一片沉渣……面对他们的做法,我们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一代大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让我们在这场考验人意志的斗争中有所作为,建功立勋吧……”最后的落款是: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文章贴出后,第二天一清早我趁打开水的时候“混”入了取水的人群,冒充打水,想看看大家对这张大字报究竟会作何反应。

人们不仅认真地看,而且热烈地评论,极端地诅咒。大家都说:“这人是不是病了?”“这年头竟然还有这样的家伙!”

看到后来,出现了最精彩、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有个学生突然跳到搁水瓶的水泥台上,用钢笔在大字报旁边猛批。等他下来,我走近一看,原来上面写的是:“不要脸的家伙,你有种,今天就到我的寝室里来,让我们好生论理一番。老子要把你说得狗血淋头。”

紧接着当天晚上,我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紧挨着第一篇上下对齐贴在它的右边。这篇大字报的题目是:“哇,这些人的脑壳何其麻花,何其金刚!”文章的开头是这么写的:“呸!你们这受教而教育不良的畸形儿,真该把你们做成猪模狗样的活标本,装在福尔马林的瓶子里,扔在历史收藏的冷冻室,以告知后人,世界上曾有过这样的金刚脑袋,麻花脑壳,以提示来者,对一部分人而言,脑袋是多余的。因为这些人脑不思,头不想,状如皮影,动如木偶,生如僵尸,行如走肉。自己的思想要通过别人的嘴唇,本人的声音要借助人家的喉舌……那些人应该反思,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更长远的利益,你们的歪心是否可以重新归正?”最后的落款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

第二天一早,我仍混迹于打开水的人群中,发现围观的人围了好几层。只听人们在说:“好!”“好!”“真过瘾!”当然,更多的人则是在打听:“这是谁写的?”

这两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在谈论它,猜测它,成了竞选后期人们心中的一个谜。
我总认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知,只有我知,但接下来的一件事还是让我感到有些“虚火”。

一天,我们班的老大姐林泰碧(实际上并不老,几乎全校男生在背后都称她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路上碰到我,突然把我叫住,用一种神秘的口气悄悄对我说:“毛喻原儿,我问你一件事,但你不一定要回答我。我问你,开水房那两张大字报是不是你写的?”顿时,我心都紧了,脑袋里“哐”的一下爆发了一种无声的轰鸣。我故作镇静地对她说:“不是我写的。”并且反问道:“你怎么会认为是我写的呢?”她回答: “也许毫无道理,但当我看到文章后,根据文章的语气、谴词造句,以及它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思想倾向,我就猜想可能是你。但我又弄不实在,所以就随便问问。”我说;“不会,我怎么会去搞这种事情呢?”语气十分肯定。

林泰碧是院学生会的主席,她的关心让我感动。同时我也非常欣赏她身上那种福尔摩斯式的才能。

不止有愧

关于许杰,我还想补充两句。实际上我们对许杰是有愧的,总觉得对不起他老弟。由于我和莫斯的策划(或者说玩笑),才使许杰在学校期间成了一个明星式的风云人物。也因此学校把他分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县城工作。从学校毕业后我只见过他一面,而且这一面见得非常偶然,非常短暂,也非常遗憾,说来也极富戏剧性。

1986年(毕业已整整5年了),我在四川函大工作。一天午饭后,我骑车去办事,突然在骡马市十字路口的东南侧撞上了许杰。我们都不约而同紧急刹车,一滑溜便从单车上翻腾下来。之后,我们站在路边聊了起来,都说太高兴了,想不到会在这儿邂逅,真是不可思议。他告诉我他已调回了成都。可能是由于见面来得太突然,我们一时不知道究竟应该从何处说起,再加上这吵吵闹闹的路边也确实不是谈话的地方,所以,我们实际上没有谈上几分钟。只是分手前我和他约定:叫他当天晚上6点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们一起吃顿饭,然后好好摆下龙门阵。

但当我办完事回到办公室,王康就给我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回宿舍收拾行李直奔双流机场,他说帮我订了下午4点钟飞北京的航班,让我与他一道去北京上任,负责中国农民大学函授部的工作,我一下子蒙了。
这一走,又是近20年过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许杰。我相信,那晚他肯定去了交通局宿舍,扑了个空,甚至连一张留言的纸条都没有看到。我想象得出他那种失望的心情,并且不仅仅是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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