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刊物《看历史》(原《国家历史》) 》第三期 2007年10月下
分类:

刘鸿图 口述 江菲记录整理:刘长春: 一个人的奥运会

刘长春: 一个人的奥运会

--刘鸿图 口述 江菲记录整理

1932年7月1日,张学良在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捐赠8000大洋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为运动员,体育教师宋君复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刘长春因此成为中国参加奥运的第一人。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刘长春?奥运归来之后,刘长春的生活又是如何?

1958年我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所以我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年轻时的历史。我们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猜出一二。1972年海城地震时,房子动得很厉害,可父亲却说:“这个地震不大,当年我在东京,地震时从床上滚下来了。”我就问:“你到过东京吗?”他说:“去过。”后来才知道,那是1930年,他代表中国去参加第9届远东运动会。还有一次看电视演西游记,他说:“这个猴子很厉害,印度人就崇拜猴子,每家都供一只猴子。”我又问:“难道你去过印度?”他说去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参加第11届奥运会时,途经印度。

我父亲没有很正经地和我们谈过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情况。在我们脑海里,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父亲在中国体育界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可至于如何了不起,我们都不知道。他参加奥运会的真实情况,主要是我父亲去逝后,1984年中国参加第23届奥运会,通过媒体报道,我才知道父亲曾经一个人代表中国参加了1932在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

光着脚丫奠定基础

我父亲1909年出生在大连市小平岛河口村。我爷爷非常穷,15岁当学徒做鞋,出徒之后就到大连城里工作。我和奶奶生活在农村。我父亲春天就在山上跑,冬天就在结冰的菜地上滑冰,夏天就在海里游泳,从小就培养了对运动的热爱,体格也锻炼得非常好。

父亲10岁时,我奶奶去世,爷爷就把父亲接到城里一个公学堂去读书。当时爷爷的家在大连火车站一带,离学校有10里地,父亲每天早上就跑步到学校,放学再跑回家。父亲在书里曾经写过:虽然爷爷家是做鞋的,但他只能在一年里的重大节日才能得到一双新鞋。为了省鞋,也为了省去因为要鞋给父亲和后妈添的麻烦,他有时候就光脚跑,光脚踢球。这样长年累月的无意识运动,练出了父亲跑步的速度。

父亲那时候跑步上学还常常无意识地变速跑,有劲儿了就跑得快些,没劲儿了就跑得慢些。这种变速跑对短跑运动员的训练是非常有益的。因此父亲在小学四年级时(1923年)就代表学校参加大连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当时14岁的父亲百米成绩是11秒8,这个成绩比许多高中生都快。等到小学毕业后,百米成绩已达到了11秒。就这样,他在大连成了有名的跑得快,得了个外号叫“兔子腿儿”。

1927年10月,东北大学足球队到大连比赛,有人向队长推荐刘长春。足球队长见了我父亲后就向当时的领队张学铭(编者注:张学良的弟弟)报告。张学铭于是就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到东北大学念书。

当收到东北大学的邀请时,父亲非常高兴。那时我父亲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里经济拮据退学,之后就和我母亲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孩子。因此我母亲是希望父亲能够找份工作养家糊口,父亲怕得不到同意,就骗我妈妈,说要去外地找工作赚钱。我妈妈很高兴,还给父亲做了新衣服新鞋。就这样,我父亲在1928年春天到了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非常重视体育,体育系云集了当时国内许多著名的体育学教授,比如郝更生、宋君复等留美回国的教授。他们对我父亲很感兴趣,给予很多科学的训练,我父亲在这种氛围里成绩提高得也非常快。

1928年暑假,东北大学田径队到哈尔滨集训,我父亲也一同前往。在集训过程中,父亲参加了一个小型的中俄田径赛。以前哈尔滨的运动队和俄国人比赛都是输,但这次东北大学和俄国人的比赛却获胜了,当地老百姓都非常高兴。我父亲跑4×400米接力最后一棒时,接棒时比俄国人落后50米,最后冲刺时落下俄国人50米,这不仅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也使我父亲出了名。

1929年春天,张学良又举办了第14届华北运动会,我父亲参加了以东北大学为主力的辽宁队,夺得了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项冠军。这使我父亲名声大震,张学良也非常高兴。为了使运动员的眼界更开阔,张学良决心要搞一次国际比赛。当时听说日本和德国参加第9届奥运会的运动员路过中国,邀请他们的田径队到东北大学来进行比赛,这就是1929年10月的“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张学良在德国特制了刻有他头像的怀表,作为冠军的奖品,并出资26万大洋修建了一个当时亚洲一流的运动场。这就是现在沈阳体育学院里的“汉卿体育场”。

在这次运动会上,我父亲获得了100米、200米第二名,第一名都被德国人夺走了。但因为战胜了日本人,张学良仍然非常高兴,当场就决定:以后每个月给刘长春生活补贴30大洋。

“良心尚在,热血尚流”

就在这次运动会上,张学良发现了德国运动员步起。他打算聘步起为东北大学体育系教练。为此,张学良许下丰厚的待遇:月薪800大洋,配备一辆专车、一辆马车、一个司机、两个车夫,提供一幢小楼,并把步起的未婚妻从德国接到中国来。

步起一共训练了我父亲两年,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这两年的训练,使我父亲无论从短跑技术还是眼界都得到很大提高。父亲原来是“踏步式”跑步,步起则训练他转变为比较先进的“摆动式”跑步。另外,我父亲起跑技术并不好——百米起跑是不能发令枪一响就挺胸抬头向前跑的,必须是借着起跑那个蹬力,身体按一定的角度向前冲。为了改变我父亲原来挺胸的时机,步起就准备了一根竹竿,摆成一定的角度,压着我父亲,告诉他跑到什么程度才能完全挺胸抬头。

在这种训练下,父亲的运动成绩提高得很快。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他连夺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项冠军。以前父亲的名气只是在东北,这次运动会后他成了全国名人,为了褒奖父亲的好成绩,杭州当局特地将当地一条通向田径场的道路命名为“长春路”。
连续获得如此多的好成绩,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我父亲配合步起教练,利用涉外法权,把东北大学的二三十名女学生转移到当时沈阳的教会医院,希望一旦战争爆发能给予保护。

9月20日,张学良发出命令:“时局危急,立即停课迁校,疏散入关。”我父亲就打算在进京途中先回大连看看。没想到,9月21日到大连后,第二天一早日本宪兵就到家里来,说:“希望刘先生到我们办公室里去坐坐。”我父亲去后,日本那个小官儿也很客气,说:“刘先生,您这次回来一切都好吗?您主要回来主要干什么啊?”父亲就说:“这次回来主要是探亲,之后还要到北平去。”那个日本官儿就说:“希望刘先生好好在大连,不要到处乱走,我们可能随时都要找你。”

父亲回家后就发现,家门口已经有很多密探。虽然不知道日本人找他到底要干什么,父亲仍果断地和母亲说,这事不好,我必须立即走。母亲回娘家借了70大洋,托人买了船票。恰好,第二天下午,有个同学来家看我父亲,我父亲就和他把衣服对换,然后嘱咐那个同学在灯光下窗户前来回走,自己借机逃了出来。

1932年5月21日,大连《泰东日报》登出:“世界运动会,新国家派选手参加。”这个“世界运动会”,就是奥运会,“新国家”,就是伪满洲国的自称。5月30日,这份报纸再次刊载消息:“‘满洲国’已决定派刘长春参加‘世界运动会’。”同时参加的,还有另外一名800米运动员于希渭。
我父亲并没有看到这份报纸,但消息传得很快。同学们都骂我父亲:对不起张校长,对不起东北同胞,是特务、汉奸、卖国贼。我父亲也很气愤,他先在北平的《体育周报》上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之后又对天津《大公报》发出声明:“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州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日本的报道不仅引起中国人的愤怒,也启发了中国很多体育界的爱国人士:为什么中国不派人去?于是很多人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这个建议。但当时的政府回复:考虑经济拮据,运动员幼稚,不参加此次奥运会,派驻举办国附近国家的大使前往观摩。这个回复无法使京津两地爱国人士满意。当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总干事王正廷、董事张伯苓就商量,我们一定要派人去,不派运动员,也要派观察员去。许多人仍觉得这样做不行,于是东北大学体育系教授郝更生亲自找王正廷、张伯苓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派运动员。派谁?就是刘长春、于希渭。”
当时已经离奥运会开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于是王正廷决定:不再召开全国体协总会讨论,先由他本人决定,之后再补开大会;经费由郝更生去募捐。郝更生便向张学良求助。张学良听后非常振奋,他一个人就捐了8000大洋。

单刀赴会

1932年7月1日,张学良亲自宣布了刘长春代表中国赴美参加第10届奥运会的消息。我父亲7月2日离京,7月4日到达上海。此时消息早已传到上海,因此父亲得到热烈的欢迎,记者采访不断,宴会不断。他到运动场上训练,很多人都围在边上看,估计和现在看刘翔差不多。有一个叫福克斯的电影公司还为他拍了训练的纪录片,可惜后来公司失火片子烧毁了。

7月8日,父亲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上海一家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着我父亲穿着关公的衣服,拿着关公大刀,站在一条小破船上,形容我父亲“单刀赴会”。现在想起来,泱泱大国,四万万人,只有一个人去参加,确实很凄惨。但这也体现了“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这样一个体育盛会,没有中国,我想海外华人是非常难过的。

父亲7月29日到达洛杉矶,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的口号就是“中国人来了”。下船后,我父亲坐一辆敞篷汽车,由警察骑摩托车开道。汽车开到一个中华商会大楼里,当地华人送给我父亲一个特制的金盾,取典“桃园三结义”。我父亲也非常感动,决心要跑出好成绩。
开幕式上,我父亲作为惟一的运动员,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帜走在前面,后面是沈嗣良,再后面就是为了壮声势临时拼凑的四人队伍,除了教练宋君复外,还有留美学生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和美籍人士、上海西青体育主任托平。

我父亲后来和我说过:什么时候中国能派一支强大的队伍参加奥运会,那样运动员的胆子也能大些。

到达洛杉矶后的第三天,就是100米短跑的预赛。当时父亲的日记这样记载:七时醒,八时半早膳,谈谈说说,看看报纸,十一时半又是午饭,下午一时乘车抵运动场,先在外边“预备场”上练习,即返休息室。

因为时间太紧,在船上二十多天,到达后又有各种应酬,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恢复和适应性训练,所以比赛的结果并不理想。我看过中央电视台放过一个纪录片,前50米我父亲一直都是第一,但是到了后来,体力就跟不上了,最后只得了小组第5名。实际上按我父亲10秒8的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当时的世界前10名。

在离开上海时,他曾经说过:这次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绝不辜负全国同胞的嘱托,当尽全力拼搏。比赛失利后,他的心情很苦恼,觉得自己辜负了全国同胞的嘱托。但是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的斗志,他觉得自己还应该好好锻炼,争取更好的成绩。

比赛失利后,父亲主要是观摩各种比赛,学习外国运动员的技术。虽然他预赛就被淘汰,但主办方还是邀请他参加冠军聚餐会,表示非常重视这个一人代表中国参赛的运动员。他和宋君复还受邀参加了当地举办的一场世界青年辩论大会,并由宋君复在会场上用英文演讲,向大家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得到了在场各国青年的同情和支持。我父亲后来说,他们的演讲发表后,与会的日本代表就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1932年8月下旬,我父亲坐船回国,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四年之后,我父亲又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因为和第一次相比,第二次似乎没有第一次意义那么大,所以就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用我父亲的话说,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就是一场“闹剧”。

当时国民党政府决定要参加第11届奥运会,因此临行前在国内组织选拔赛。我父亲说那个选拔赛就是“乌烟瘴气”,拉关系啊,走后门啊,送礼啊,请客啊,送钱啊……我父亲非常反感,他认为这是政府的腐败导致了运动员的腐败。 66名运动员的代表队,加上官员和观摩员,有一百多人,非常庞大。

从上海出发,28天后到达德国。因为是那样一种方式选拔出来的运动员,最后一块奖牌也没拿到。我父亲因为肌肉拉伤,比赛成绩也不好。最惨的是,比赛结束后,没有钱了,运动员回不了国。足球队好些,可以搞足球比赛,靠卖门票赚钱;官员呢,比赛完都去玩儿去了,也不管运动员。我父亲后来说,他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不知晚上住在哪儿。最终靠当地华侨的资助,外加卖掉了带去的大米,才狼狈地回了国。

当时也有一幅漫画:一条船上,一群中国人抗着个大鸭蛋,讽刺那次比赛一块奖牌也没拿回来。

“体育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回国后,我父亲仍然作为一名业余运动员坚持训练,逢比赛便代表大连或辽宁参赛,直到1938年,因为肌肉拉伤,才彻底地退出运动场。此后,我父亲过着很艰难的生活,直到1949年,才重新回到体育领域,开始在大连理工大学(编者注:当时应为大连大学工学院,1950年独立为大连工学院)任田径队总教练,有时还担任裁判工作。

但遗憾的是,父亲当年参加奥运会的参赛证、代表证以及照片等,一部分是1938年父亲在湖南时,被一场大火烧掉了,还有一部分是文革时期我们自己烧掉了。文革时期,说自己出国参加过奥运会不像现在这么光荣,尤其还牵涉到和张学良的关系,所以到现在什么也没保留下来。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75年的第3届全国运动会。过去两届全运会我父亲都是受邀嘉宾,但按1975年情况看,我父亲认为这次不会邀请他了。于是,他就跟校方请示,希望能准假,让他自费到北京去参加这次全运会。

我父亲刚到火车站,大喇叭就喊:刘长春,刘长春,国家体委有人找。我父亲去到广播室,果然是国家体委的人送来一份邀请函:特邀刘长春到北京参加第3届全国运动会,请到国务院第X招待所报到。这次受邀参会我父亲还接到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名的请柬,请他参加国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国宴,但在那样一个时代,依然还能受到这样的待遇,这让他非常激动,也始终不能忘记。几个月后,周总理去世时,我父亲哭得非常伤心。

1979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正式恢复了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我父亲的名誉也恢复了,还陆续担任过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虽然不再当运动员了,但父亲始终保持着晨跑的习惯,每天都要锻炼,一直坚持到晚年因病住院的早晨。那时大概每天还要跑1000米,跑完之后还要做操。

体育是我父亲一生惟一的爱好,这已经是他的生活方式。晚年时,他每天下午都要拿着小板凳到运动场上看运动员训练,有时还忍不住要指导一下。看电视也最爱看体育节目,尤其是有中国运动员的比赛,看女排得冠军时,眼泪都掉下来了。

1982年我们已经知道中国要正式派代表团参加1984年的奥运会,我猜想他心里肯定想去看看,因为恰好又是在洛杉矶,又是第一次正式派队参加。但他从来没和我们说过,可能不太敢说,觉得有些自不量力。但是在1982年年底时,他多次跟我说过,他一定要去参加1983年在上海召开的第5届全运会。那时他身体已经有些不好了。后来有记者告诉我,父亲实际上已经被列入参加第23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观摩团的名单。

1983年3月,一天早晨跑步回来,我发现他满头大汗,脸色发青,觉得不对,马上送到医院。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去世了。住院期间他始终很乐观,认为自己的病能好,心中仍然希望去参加那一年的全运会,所以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

版权归《国家历史》所有,转载请与杂志编辑部联系
(Email:
gjls0799@163.com )

历史新闻 新闻历史 定价:人民币10元
目录
2012年1月刊
2011年12月刊
2011年11月刊
2011年10月刊
2011年9月刊
2011年8月刊
2011年7月刊
2011年6月刊
2011年5月刊
2011年4月刊
第四十五期 2010年8月
第四十四期 2010年7月
第四十三期 2010年6月
第四十二期 2010年5月
第三十九期 2010年2月
第三十八期 2010年1月
第三十七期 2009年12月
第三十六期 2009年11月
第三十五期 2009年10月
第三十四期 2009年9月
第三十三期 2009年8月
第三十二期 2009年7月
第三十期 2009年5月
第二十九期 2009年4月
第二十八期 2009年3月
第二十七期 2009年2月
第二十六期 2009年1月
第二十五期 2008年12月
第二十四期 2008年11月
第二十三期 2008年10月
第二十二期 2008年9月
第二十一期 2008年8月
第二十期 2008年7月下
第十九期 2008年7月上
第十八期 2008年6月下
第十七期 2008年6月上
第十六期 2008年5月下
第十五期 2008年5月上
第十四期 2008年4月下
第十三期 2008年4月上
第十二期 2008年3月下
第十一期 2008年3月上
第十期 2008年2月
第九期 2008年1月下
第八期 2008年1月上
第七期 2007年12月下
第六期 2007年12月上
第五期 2007年11月下
第四期 2007年11月上
第三期 2007年10月下
第二期 2007年10月上
第一期 2007年9月下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