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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玉隽 口述 关昕 记录整理:他为什么反对

他为什么反对

--丁玉隽 口述 关昕 记录整理

黄万里: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因反对三门峡工程成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后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丁玉隽: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黄万里的妻子,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

我的丈夫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黄炎培第三子,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相继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37年春学成归国。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1937年黄万里回国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此时正好是我们放春假的时候。先前我们每次回国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个同学是上海人,她很活跃,她说我们这次回去坐坐美国船,看看美国船的服务怎么样。我们就选了从美国经过横滨的船,而这艘船上正好坐着黄先生。

我们从东京坐火车到横滨上船。我们一群女孩子,和黄万里他们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男孩子就这样相遇了。

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我与黄先生之间相差6岁,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会经验,但对他没什么好的印象。我觉得我比他小那么多,他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诚恳,感情丰富,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放心。在船上度过两天一夜,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后来,他从南京下了火车,提着他的小箱子,拿着他的履历表,就来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记了,我觉得他是挺老成的一个人,但没有觉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还在念书,在女子学校也没有接触过男孩子,根本没想过要找一个男朋友。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我说,我又不是只给他留了地址,而是给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联系。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当时南京有一个单位接收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也在这个单位,黄先生就认识了我姐夫,通过我姐夫找到我们家里来。姐夫和姐姐正筹备结婚,我们大家经常凑在一块儿玩。父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黄炎培老先生知道后,找来一个朋友提亲。但那个人不敢跟我父亲说,怕被父亲回绝了,耽搁了几个月,后来黄老先生又找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来说。陈希豪与黄老先生有交情,挺仗义,父亲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打仗了,南京开始撤退。我就回不了日本了,也没有地方可念书。中国在战乱的时候,有女儿的都要赶快出嫁,免得麻烦。我那个时候无所谓,觉得黄先生挺老实的,比较靠得住。他喜欢比较自然、比较朴实的人。如果按照他当时的情况以及他的关系,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但他没有这种想法。

他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我们家也退到了庐山。当时黄万里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在战乱,婚礼很简单。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婚礼后,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可黄老先生舍不得,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然后他开着车,过了九江,但车开到长沙坏了,没法再修,就把车丢在了长沙。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我在武汉见到了黄老先生,他非常高兴,给我们做了很多去四川的准备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帮助我们办理的。从武汉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没有船了,我们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翻船。幸运的是,没走多久就碰到从南京来的家属逃难大船,我们丢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们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8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我们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黄先生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在那儿生的。

我们住在江边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台被轰炸过,我们住在三台县城一个银行行长的房子里,当时我和孩子们就在门旁边。房子对面的街上爆了一个小小的炸弹,幸好没有伤着人。如果炸弹再多投一个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后来,他们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弹留下的残渣。
在四川期间,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因此黄先生就组建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美国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去轰炸日本军。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工程人员各奔前程,黄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

水利部门先派他去江西,后来又派到甘肃做水利局长。我们刚到甘肃的时候特别不喜欢那里,后来住了一段时间,发现那地方很好,夏天很凉快,没有蚊子,有各种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儿大干了一场,把老部下都带过去了,做了好多工程。他二哥黄竞武在上海被害后(编辑注:黄竞武为黄炎培次子,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的父亲。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省主席对他很好,说你赶快走,不走要出问题。他就把我们送到上海。当时上海已经被解放军围攻,我们半夜下了飞机出不了机场,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后来我就在上海等到解放。他从甘肃辞职,去了香港,之后从香港到了上海。

反对“三门峡”工程

1949年,上海刚解放,东北农林部就到上海来招聘建设东北人员,黄万里去应聘了。我们8月份离开上海,9月18号到达沈阳。他在东北水利局做了一个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学。

在唐山,黄先生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黄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贪污”的罪名,黄先生对他说,“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但你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这话被工人听到后,黄万里遭告发,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1956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国水利》却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们当时开会的情况,包括他在会上的发言,第8期却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还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么批判他,他当时在会上怎么说的,都是历史事实摆在那里。

现在,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各种杂志、网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见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

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黄先生虽然在单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后照样干他的,看书、洗澡、出去遛达,这些遭遇不妨碍他,不影响他。

他被打为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里,又冷又饿。直到1960年才从工地撤回来。那时正是生活紧张的时候,我们住在清华解放前盖的新林园平房里,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种玉米、南瓜、各式各样的豆子,虽然以前没种过,但种得好极了。甚至到1964年的时候,还剩下几百斤老玉米,后来都喂鸡了。北大有几个男同学,每个礼拜都来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职工抢进去住了,一所房子住两家人,院子里盖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发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抄了我们家,没有抄到什么。8月24日,我被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却不让我回家,让我在办公室坐着。等我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红卫兵打得浑身是血。后来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我把这条子送到国务院接待室去。几天后,上面派人来清华宣布,不准打人。

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血吸虫疫区,后来有些人得了血吸虫病。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1970年6月的一天,黄万里中暑了,发高烧,但两个头头折磨他,说,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1971年,我们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黄万里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他身体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四人帮”垮台后,他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他已经退休,实际上应该是离休的。

1949年10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算离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参加过招聘团,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那时起就享有供给制,没有工资。但清华没有管他这一段历史,改为退休了。当时小女儿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国。走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应该是离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华还是给他办了退休手续。我回来说不对,让他们去调查,他们调查了一年多,没有结果。

后来当过清华校长、以前在东北农林局管水利的刘达说,你们不要调查了,我知道黄万里什么时候到的东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应该算离休。清华才停止调查,给他改为离休。离休是一种政治待遇,还有工资差别,离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费医疗,离休是可以全部报销的,这一点很重要,要不是离休待遇,后来他五次手术,连工资都不够。

虽然离休了,但黄先生仍然要上课,要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论文。没有别的意图,不是说他上课,要给他加工资。解放前他就是二级工程师(教授),而他去世的时候还是二级工程师,这些他不计较。但这是资历的问题,一直是二级工程师,那你这个人几十年干了什么?

当时,学校让他申请带博士。他说我有资格带博士,我不用申请,要考虑我的资历,考虑我的学识,你们认为我能带博士,那就应该聘请我,而不是我来申请。他不申请,但学校有关方面说,假如你不申请的话,就不能带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带博士。

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红色领带、戴着黑色领巾。他觉得讲课不容易,要穿得整齐,才能提高学生注意力。他坚持站着讲课,自己写板书。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万里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但19日开始发高烧,没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诚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这本书写了很多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黄万里)他写东西,年月日肯定是要写上的。这是他一贯的习惯,也是他父亲黄炎培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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