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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霞丹:“敲砂罐”

“敲砂罐”

--作者:杨霞丹

我在四川武胜县中心镇长大。青少年时代,亲眼目睹了四次“敲砂罐”的过程。武胜的方言,把人的脑袋叫“砂罐”,“敲砂罐”就是“杀头”。

第一次:“砰”的一声大响,我眼前一黑……

小时候,特别怕“死”,怕“鬼”。听到谁家死了人,就吓得不敢从“死了人”的街上走。远远看见木匠铺里“装死人”的棺材,腿肚子就打颤颤。

大概是1955年前后,我才七、八岁。有一天,听院子里的大人们摆龙门阵,说镇上要“敲砂罐”了。据说要被“敲”的是一个“历史反革命”,解放前屠杀了很多“岳(岳池县)武(武胜县)起义”的游击队员,还在重庆渣滓洞屠杀了很多共产党。解放后在农村躲藏了好几年,最近被政府抓住。

大人们说的话我似懂非懂,但看她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眼眨眉毛动的样子,就像在说过年看大戏一样的兴奋。我没有看见过真枪,更没有看见过“敲砂罐”,便央求妈妈带我去看稀奇。她答应了。

那时我不懂什么是“历史”,更不懂什么叫“历史反革命”,只晓得世界上有“好人”和“坏蛋”。那个要被“敲砂罐”的坏蛋,据说杀了那么多好人,他一定长得像“鬼”一样可怕。想到我将亲眼看见“鬼”一样的“坏蛋”被枪打死,心里也莫名兴奋起来,兴奋之中还夹杂有几分害怕。

那一天终于到了。小镇上的大人们,很早就出城,走两里多路,到西门官山上的中学集合。

那里黑压压地站了半操场的人。有的大人手上还举着写有标语的小三角纸旗旗,纸旗的颜色有绿的有黄的有白的。操场边上,有一些腰杆上栓着皮带、背着长枪的人走来走去。我听大人们说,“官山”就是祖祖辈辈集中埋死人的地方。西门官山是连成一片的几座小山坡,到处都是坟堆堆,有的坟上长满了青草,有的坟上垒起的土还是新鲜的。

“敲砂罐”之前要开公判大会。又瘦又小的我站在大人堆里,才他们一半高,看不见开会的台子,也听不清台子上的人说什么,更不敢一个人走出队伍上前去看。听见周围的大人小声地说:“快看!快看!五花大绑的,押上去了!”个子矮的大人就踮起脚尖尖伸长颈子往前看。“听听,法官宣判了!”“要插标子了!” ……我心里紧张得咚咚咚地跳,全身发抖,紧紧拉着我妈的手不敢松开。我妈悄悄骂我:“怕什么怕?又不是敲你!喊你莫来你偏要跟倒来!”

有人拿着铁皮广播筒筒大声地吼:“把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康某押赴刑场,立即执行!”周围的大人们也举起三角旗旗高喊口号,震得我耳朵里轰轰轰地响。有人叫“枪响了!”“砰”的一声大响,我眼前一黑,就啥子都不晓得了。

也不知道过了好久,也许只是一小会儿,我睁开眼睛一看,斜躺在我妈怀里。我妈的大拇指甲重重地掐着我的上嘴皮。好多年以后我才晓得,妈掐的那个地方叫“人中”。站在我妈面前的几个婆婆七嘴八舌地说:“看这个妹崽儿这么丁点大,只怕是有心脏病哟!你看她都遭吓傻了,脸上卡白,嘴皮子上点血色都没得……”

会场上的人,早都跑到官山的一个大土坑边去看被敲了“砂罐”的死人去了。看够了的就一群一伙地回家。等我精神好一点了,妈就拉着我跟在婆婆们的后面慢吞慢吞地往那边走。

还隔老远,一股血腥味随风飘过来,臭得人想呕吐。婆婆们拿手绢捂住鼻子,一边叫嚷“天呐!血腥臭熏死人了哟!熏死人了哟!”一边“呸!呸!呸!”地吐口水。妈不敢带我走近去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死人,极想看死了的人像个什么样子,又害怕看,特别怕看死人的脸 ,生怕万一那个坏蛋没有被打死,他又爬起来怎么办?

我躲在我妈身后,探出头来,远远地望见土坑坑里,一个穿黑衣服黑裤子的人像头死猪一样侧趴着,后脑勺被打得稀烂,周围的黄泥巴土上是白花花的脑髓和红殷殷的血,死人背后那块长长的、黑字上打了红叉叉的尖脑壳纸牌牌上也糊着血和脑髓。还有几个胆子大的男娃儿拣起石子瓦片去砸那个死人。 (我读中学后才发现,我们女生宿舍“卓娅楼” 就在敲砂罐那个土坑坑的侧边。)  
                      
回家的路上,我听见有个老汉儿说:“嘿!哪个龟儿子脚杆长,才跑得快哟,就把捆死人的棕索索解起走了。”又有个老汉儿接口道:“哪个喊你不跑快点嘛?敲砂罐的棕索索拿回去牵猪儿,猪儿格外肯吃,要长得肥冬冬的哟!”

我可能真的被吓傻了,回到家一想起那浓臭的血腥味就吃不下饭,几个晚上都梦见血糊糊的“鬼”,被吓得惊乍乍地叫唤。我爸埋怨我妈不该带我去看“敲砂罐”。而大人们说的“只怕有心脏病”的话则在我的小心眼里留下了浓黑浓黑的阴影。

第二次:他突然一边挣扎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起来

几年过后,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在同一个地方,又“敲”了一个姓彭的教书匠的“砂罐”。

那天, 参加公判会的有好多中小学的老师和一些中学生。我长大了几岁,读中学了,个子长高了,胆子也大了一点点。有了第一次看“敲砂罐”却没有看清楚的经历,这次就特别站在离台子较近的地方,可以看清楚犯人惨白惨白的脸。

这个姓彭的是中心镇河对面一个农村小学的教师,犯的是强奸女学生罪,手段特别恶毒残忍。法官宣读的彭犯罪行激起了公愤,台下响起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声和叫骂声,我看见几个婆婆大娘叫骂得唾沫横飞。

公判大会的过程和我小时候经历的差不多。使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当站在审判台子边被五花大绑着的彭犯被插“标子”时,他突然一边挣扎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起来:“×××!我在鬼门关等你!”扭着他胳臂的一个兵急忙用毛巾堵他的嘴。可是,这句话很多人都听到了。彭犯还在拼命挣扎。那几个高高大大的兵像拖死猪一样拖着他往山坡上一路急跑,很快,大家就听见了枪声。

我没有听清楚彭犯喊的那个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喊的是哪个。后来我从了解内情的老师们私下里议论的情况猜测,他喊的大概是他们学校校长的名字。彭犯肯定认为是校长检举揭发了他。怀着好奇心,我就特别注意去“认”那个校长。

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数十张揭发“校长”的大字报中,也列有一条“强奸女学生”的罪状。有一天我看见“校长”阴沉着脸看揭发他的大字报,看完了吓得脸青面黑,埋着头像一条丧家犬惊惊惶惶地溜走了。后来“校长”被群众批斗了几次,就过关了,并没有被公安局抓去。看来大字报上揭发的那条罪状查无实据。

现在回过头去想,教师队伍里固然混进去了彭犯之类的衣冠禽兽,但是在那个年代,小镇上的人没有经过什么大场合,一些捕风捉影的“生活作风”问题就可以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臭不可闻,整得没法做人。怪不得“强奸幼女”这条十恶不赦的罪行就很容易被一些人作为攻击对立面的“杀手锏”了。

第三次:死刑犯的嘴巴是用绳子勒着的

第三次,是七十年代初。我在川北西充县县城的一个饭馆里端盘子。一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男老乡,和一个在几十里外的公社小学教书的女老乡耍朋友。公安局要在女老乡的公社枪毙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是一个在当地组织反革命组织,妄图搞反革命暴动的元凶。男老乡邀我同去。我在两个老乡之间当了一回“电灯泡”。

公安局几辆大卡车满载着兵,枪毙一完就开回县城。我搭乘在最后的一辆车上,车上的人全都站着。一来车上只有我一个女的,二来,我对站得笔挺的一脸肃杀之气的公安兵充满了敬畏,回去的几十里路上都不敢和他们说一句话。最好笑的是尿急憋得肚子痛都不好意思、也不敢要求停一下车让我下去方便。

这一次“敲砂罐”,在公社中学大操场上的公判大会戒备森严,且进行得很快,开会、宣判、枪毙,一、二十分钟就完了。男老乡悄悄告诉我,枪毙这种反革命组织性质的罪犯,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要警惕反动组织的同伙“劫杀场”。

曾经有第二次看敲砂罐时听见犯人大喊大叫的经历,那天我就想,这是个反革命组织的头头,他如果反动气焰嚣张,临死前要喊反动口号……?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特别注意到,死刑犯的嘴巴是用绳子勒着的。

第四次:一切就和我童年看到的差不多

1974年,我在端盘子的西充县城看见的第四次“敲砂罐”是最特别的。一是距离特别近,二是枪毙的是一个女犯,所以把时间记得比较清楚。

那年春天,不知怎么的,四面八方的农民,都到一个离县城四、五十里路远的偏僻小山沟“求神水”。大家传说,那小山沟里有一个仙娘范大仙,她的手指头在装满水的碗里划几下,就成了包治百病、把死人都医得活的“神水”。一传十,十传千,说得活灵活现,闹得沸沸扬扬,远远近近的提着瓶瓶罐罐去“求神水”的人越来越多了。单是从县城过路,到我端盘子的国营饭店歇歇脚,随身带几两大米换干饭吃的农民就比平时多了好多倍。

饭店本来就是一个传播小道消息的公共场所。每天,我们就听那些“求神水”回来的男男女女眉飞色舞地吹牛。他们说,去“求神水”的人山人海,周围几个县,甚至百多里路远的地方都有人闻风而去。人太多了,根本连范大仙的影子都见不着。前几天去的人把那个生产队井里、田里、堰塘里的水都舀干了。后去的人求不到“神水”,就求“神药”,范大仙家周围几片山坡的庄稼、树叶叶、草根根都被扯光了。甚至有的人连泥巴都要包一包走。“心诚”的人要拿钱“敬拜大仙”,范大仙家的竹篱笆墙缝缝就被5元、10元的大票子塞满了。顺便说一句,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21元。

这股迷信风潮闹了大概一个来月,就被政府迅速地平息了。当然,范大仙光是搞封建迷信活动还不一定被判死罪。判她死刑是因为她杀死了两个人。据说她收了30多个徒男徒女。那天,她挑选了一对18岁的金童玉女,“恩准”他们跟随她一起“升天”。晚上,金童玉女净了身,赤条条并排躺在大仙的床上,安安静静地等着升天。大仙在隔壁厨房里把切菜刀磨得霍霍响,然后举着利刀走到床边,像切西瓜一样轻松麻利地切下了他们的脑袋。

第二天早上,同院子的人看见范大仙血淋淋地趴在门口,吓得大惊失色,急忙报案。范大仙杀了金童玉女后挥刀自杀,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或者说是没有勇气)完全割断自己的脖子,还在苟延残喘。她喘息着对去抓她的人说:“行……行……善事,给我……补……补一刀,我的……金童玉女……还在天上等……等我呐……”。

范大仙杀人的事成了小城的特大新闻,被人们渲染得云里雾里,鲜血淋漓。可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那两个金童玉女也是凡胎肉体,18岁的青春年华,就像干柴烈火,赤条条地躺在一起就不动“凡心”?听见范大仙磨刀霍霍,他们就不感到危险,还不逃跑??被杀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求生的本能,不夺刀、挣扎、反抗、呼救?

可是公安局老乡证实了一部分传言是真的。他还说公安局把范大仙弄到医院去抢救,可是她拒绝吃药,拒绝打针,拒绝输液,甚至连续几天绝食,连牛奶都不喝一口。

牛奶在当时可是连婴幼儿都难得喝到的高级营养品呐!我说:“这种杀人犯,早晚要遭敲砂罐的,不如趁早给她一枪,还花那么多钱抢救她干啥?”老乡对我如此“法盲”嗤之以鼻,他说:“她是绝顶的反面教材呀!枪毙一个人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嗦?复杂得很,还要调查取证审讯……,好多好多程序,要判了死刑才能枪毙嘛!”

范大仙被判了死刑。据说她几次被提审的时候都满不在乎,还装神弄鬼地给公安干警“看相”,指着这一个说“你有福相”,指着那一个说是被“妖魔缠身”,还口口声声地叫嚷:“快点!你们搞快点嘛!我的金童玉女都在天上等了我几个月了……”。

枪毙范大仙那一天,大半个县城都戒了严。几乎全城的成年人都集中到中学的大操场去参加公判大会了。那两天,就要在县城枪毙范大仙的事成了小城居民议论纷纷的兴奋点,但是谁也猜不准“杀场”会选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饭店就在戒严区内,但我们并没有停业。饭店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顾客。大街上也空荡荡的,没有一个行人。我们两三个服务员站在店堂门口听电喇叭播放的大会实况。忽然,电喇叭里传来一阵阵口号声,根据前三回的经验,我晓得“快了!快了!”

突然,一辆大卡车风驰电掣般从右边大马路开到我们店堂门口,轰地一声在一丈多远处停下。一个插了标子的女犯人,被几个全副武装的彪小伙提着 “呼”地从车上跳下,瘫软得像一团稀泥巴,脚都没点地,就像被抓小鸡一样提着一路急跑。穿过街对面10多米长的小巷子,就是河坝。“乒”的一声枪响,震得我耳根子发麻。这一切神速得像是发生在一秒钟之内。我的心脏来不及狂跳,来不及捂住胸口,来不及张大嘴巴,来不及一声惊叫,甚至来不及眨一眨眼睛,就这样近距离地目睹了范大仙被“敲砂罐”。

七、八分钟后,潮水般的人群从会场那边涌到河坝上来,挤着嚷着去看死人,争着抢着解捆死人的棕索索去牵猪儿,大喊大叫“血腥臭熏死人呐!”胆子大的男娃子拣起石子瓦片去砸血糊糊的尸体……一切就和我童年看到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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