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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兴:“打鸡血”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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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鸡血”往事

--作者:杜兴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五年后,他回忆这次“当众表演”时说,“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医生的亲身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从下午1时开始,四十多人让俞注射了鸡血,奇迹立刻显现:“有的频频咳嗽,注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这已经不是俞第一次打鸡血。在过去几年里,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而“大跃进”的到来,更让他觉得有了“攻关”的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看似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于安徽南陵的俞昌时,有一份红彤彤的革命简历。19岁时,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转为中共党员。“五卅运动”期间,他活跃在上海学联和总工会。1926年底,回南陵创立中共南陵特支并担任书记,在南(陵)芜(湖)一带领导农民运动,还曾在武昌被捕入狱。

据俞昌时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的他,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竟在42℃以上,又测了好多只,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在中医传统文献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俞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

1950年代初,中国各地学习、推行苏联的“组织疗法”,把人体的某些组织,如皮肤、肝、脑、胎盘等作为注射液,或将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看。他从一只公鸡的身上抽了1.5cc血,注射进左臂三角肌,结果“一点也没有感觉——不痛,不痒,不胀”。其后一两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发现奇迹”,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

“于是,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又打到别人身上。”俞的试验对象,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一个大腿发炎的农民,一个患阴道癌的妇女,“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社论,肯定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4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在这场报告中,周恩来强调,“……计划规模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潜力已经挖完了,计划指标再不能够超过了。在生产和建设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俞昌时的机会来了,藉着大搞“技术革命”的东风,1959年6月,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他开始在职工中试验,“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的确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卫生局认为需要进一步实践,经过时任区委书记李梅生同意,组成包括俞在内的研究小组,设置实验室。

后来风卷中国的“鸡血疗法”,便肇始于此时。被纳入研究小组的俞昌时激情满怀,准备大干一场。

试验

研究小组首先进行动物实验,“初步印象”是,鲜鸡血有血清反应,但比马血清弱。半年之后,“就在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开始了临床应用”。到1962年为止,共治疗1320多人。
 
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数为发热反应。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愈、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两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况。但报告特别强调,“经急救恢复”。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试用15000多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俞昌时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使鸡血的研究机构工作停顿。而制鸡血粉,“不仅大大失去疗效,且仍有反应,而且制造繁复,成本高昂,正与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据俞自述,从1959年搞鸡血起,他坚持每隔一两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时每天注射,毫无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可以达到‘有病可以治愈,无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还童”。他还让爱人以及一些老友试用,“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他统计,自己5年来亲身注射鸡血的疗效至少有24种,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痊愈,而且精神健忘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仅以对妇科月经过多的疗效,可以达到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在俞的自述中,“鸡血疗法”当时也得到了“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前进的人士”一致“公认”。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固有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
而且,俞昌时并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而是“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称,不愿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的俞昌时,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打着“技术革命”的旗号,俞昌时听不进任何劝阻。“陈中伟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我也会做,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
 
报告称,俞还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夸大疗效的宣传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俞的宣传资料,鲜鸡血疗法被说成“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鲜丹神药”。在俞散发的材料中,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在他印制于1964年8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其宣传方式与现今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几乎如出一辙。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求医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人来沪了解求治,情况相当混乱”。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说。

禁止与质疑

坚持打了几年鸡血后,俞昌时“老是感到我的力气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总想试试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又有些同事们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到,如果真的话,我想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由于雄鸡好斗!”

1964年,一肚子怨气的俞昌时开始爆发。他在一份材料中诉说自己的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跑老远给病家注血,写鸡血材料,和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勉强支持供应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

“当此,党中央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和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时节,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出来,要求党和政府中心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他在这一年5月写道。

12月12日,俞昌时给卫生部写信,要求:早日组织中央鸡血研究会,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研究组,研究并临床应用。而同一天,俞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要求其组织人员,调查研究后大力支持并倡导“鸡血疗法”。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坚持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半月后,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对于卫生部的禁令,俞当然不服气。

10月5日,《武汉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刊载了一篇署名“红光”的文章,题目为”鲜鸡血注射真能医治百病吗?”副题为“鲜鸡血注射非但不是万灵药而且危险性很大”。 俞昌时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反驳。

“老实说,我当医生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听过这个方法”。针对红光的第一句话,俞反驳说:这句话看来很容易误会,以为红光同志的思想中一切未听说过的新事物,都是要不得的,那么毛主席最近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红光同志难道没有学过?

而红光文中所说请教老医生、查资料,俞反驳说:最近党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图书馆查资料,找老中医而不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甚至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还怎么能突破常规,有所前进呢?
 
对于红光提出要尊重“科学依据”,俞认为,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样,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

“医务界一般说安全第一,疗效第二,药理上看,反应超过5%就不能临床应用”。对于红光文中重申的这一常识,俞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旧框框,根据辩证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理论内经上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甚至举例说,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

俞昌时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将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实证明,俞的忧虑并非多余。

蔓延

2008年,北京收藏家赵庆伟得到一本《鸡血疗法》小册子,1967年7月由“小汤山革命造反大队”翻印。这本册子里提到,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

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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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世纪70年代,许多城市得到卫生院都有:替居民打鸡血针“的服务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回忆当时“打鸡血”盛况时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一个网名叫“金师爷”的北京市民回忆,1971前前后,到西双版纳插队两年的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权利,回家后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鸡叫给惊醒,“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养鸡只?”听父亲介绍后,他才知道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一个广泛流传的秘方是,白色、一点杂毛都没、叫声好听、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因为我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卫生员,所以街坊四邻听说我回京后就请我给他们打鸡血。”“金师爷”说,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能将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宣武医院了解情况,看见注射室门前排成长龙,人人怀抱公鸡等待注射,“这就增强了我为人们打鸡血的信心”。

“金师爷”先为邻居郭大爷打了鸡血,回到西双版纳后,“前后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还回忆,除了打鸡血外,他还用过当时流行的土法子,将一些中药蒸煮过滤后,“直接扎进病人屁股”。而不良反应,“怎么可能没有?那个时候,人们一是胆大,第二确实缺医少药”。

余音

直到2004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出版的《一万封信》里,还收录了一封“骗子”来信,此人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我改为穴位注射,在鸡心脏采血,每次采50,间隔一天再采,鸡不会死。”

1990年代,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到一九六六年春,“文化大革命”来了,这“秘方”,秋风扫落叶一般,“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遭了殃”。后来,许多人提到“打鸡血”一词的来源,都引自这篇文章。

桑晔写此文的由头,是三本宣扬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的书,其中一本附着录音磁带,据说那磁带已被大师“注功”,气已转换成磁;买回家塞进录音机一放,磁又转换成气,治癌,没癌治杂症和消灭“隐生癌细胞”。这篇题为《国人梦已醒?》文章发表于1992年4月。文末,桑晔说,“我想已经说得够多了;只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国人梦已醒’之后,醒了就练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可别真像那坏笑话所言: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中央大国,上帝说:‘为的是在我寂寞时看看他们在玩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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