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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江:“洗澡”:革命大学来了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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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南下干部

“洗澡”:革命大学来了年轻人

作者:李远江

严格说来,曲传成其实算不得什么知识分子,只上过中学的他顶多算是个有点文化的青年人。他原是山东安丘县汽车站的一名普通员工,过着按部就班的小职员生活。然而,上级的一纸调令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是在1950年5月,他先是被安排到胶东区干部学校学习,接着又接到任务去刚成立不久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学校人事干部非常严肃地告诉他:“由于革命需要,学业结束以后,你们很可能不回山东了,要去支援新解放区的革命工作。”曲传成对这所学校一无所知,便问学校在哪里,对方说在江苏苏州,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不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我去。”

到革大去

事实上,在革命年代,即使自己不愿意,曲传成也无法改变这个决定。刚刚结束的全体学员大会上,学校负责人特别强调同志们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每个同学都应该做到党叫你到哪里,你就要到哪里,不能与党讨价还价。既然曲传成欣然接受组织安排,学校领导也省去了做思想工作的麻烦。其他同学也一样纷纷表示接受组织安排,一个千余人组成的南下干部队伍就这样闪电般的组建起来了。

临行前,学校给全体学员放了几天假,让大家回家与亲人道别。回到家里,曲传成故作轻松地告诉父母,我就要到江南去学习了,让他们不用牵挂。然而临走的时候,忐忑不安的母亲悄悄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曲传成终于说了实话:“很难说了。有可能就牺牲在江南,永远回不了家了!”事实上,这一别确实成了他与父母的永诀。

回家道别的同学都按时返回了学校,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千余名南下干部整队出发,先步行百余里,来到胶济铁路上的兰村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向南方进发。

曲传成记得很清楚,当列车呼啸着飞驰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时,往日歌声不断、嬉戏玩闹的同学们却异常安静。很少人说话或是走动,大家整齐地坐着,或扭头看车窗外飞快掠过的风景,或双手抱胸低头遐思。几乎所有的人都和曲传成一样,既不忍离开故乡,又对遥远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曲传成将要入学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创立刚刚一年。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短短几日之内相继解放了包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在内的江南广大地区,上海已成为一座孤城。尽管上海外围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国民党空军也不时地狂轰滥炸,却无法阻挡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此时,解放军总前委会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已经进驻距上海200公里的江苏丹阳,沪宁铁路沿线挤满了解放军部队和党政机关,准备随时接管大上海。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的新丰镇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目的就是为新解放区培养青年干部并改造旧知识分子。

5月28日,上海解放。华东革大全部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整训,于7月初开赴上海,暂借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复兴中学等校舍,于8月中旬完成第一期招生任务。按计划,第一期学员的培训时间为6个月,必修课目包括:1、教育方针;2、改造学习;3、革命人生观;4、知识分子问题;5、社会发展史;6、中国革命基本问题;7、新民主主义政策;8、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但是,解放战争的推进速度大大超过了中共中央的预期,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东南、中南和西南的许多大城市和广大农村。为了尽快建立新政权,巩固解放战争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急需大批受过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青年干部。于是,第一期的教学计划一再提前,结果只进行了不到两个月的培训就分配工作。其中540余人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另有540余人奔赴东北参加经济建设,2000余人前往浙江农村参加农村解放运动,其余1300多人则就地参加华东地区的各种工作。而就是这短期培训的1000多名青年干部,在上海解放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期结业后,华东革大迁往苏州,随即开始第二期招生工作。严格说来,包括曲传成在内的第二期学员才是最早接受系统培训的华东革大学生。

思想问题

列车经过两天一宿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停在了苏州火车站,曲传成报到后被分配到二部第8班。

和其他革命大学一样,华东革命大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刚一入学,学校就宣布了第一条纪律:不得独自一人上街。这多少让梦想畅游人间天堂——苏州的曲传成有点失望。不过很快,他就明白,这条纪律并不是为了限制学生的行动自由,而是为了保证其生命安全。

当时,苏州解放不久,国民党逃跑时留下的潜伏特务和旧社会的黑恶势力尚未清除,社会秩序确实相当混乱。那时革命干部实行供给制,食宿服装都由学校提供,每人每月发给两万元津贴(相当于新币两元),仅够买点生活日用品。因此,曲传成也难得有机会出去逛街,半年时间里只出去过两次。事实上,紧张的学习也让他无暇顾及游玩了。

第二期的教学计划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造学习”,主要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第二阶段学习《社会发展史》。为配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要求,临时增设了整风课程。第三阶段学习“形势与任务”,分为三个单元: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农村土地改革和学习总结。第四阶段民主鉴定,分配工作。

在曲传成的记忆中,一开始的理论学习还比较“轻松而快乐”。主要是小组集体学习、讨论和听报告。只要领会学习内容,讨论时愿意发言就发言,不愿发言就不发言,加上供给制下衣食无忧,同学们过得非常开心。课余时间同学们喜欢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海阔天空谈天说地。男生们特别喜欢打篮球,经常打比赛,引得场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加油。然而,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整风阶段的到来一下子扫光了学员们往日的欢乐。学校领导定下了整风的基本原则:不谈工作中的成绩,只谈缺点和错误,公开的隐蔽的都要谈。不仅如此,还要谈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思想、言论、行动和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问题。具体到每个人,都必须先写出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书面材料,然后在小组会上宣读并接受同学的批评指正,最终达到自己满意小组通过为止。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求每个人遵守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风细雨的批评方法。被批评的同志则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诚恳接受批评帮助。按学校的要求每个学员都必须通过书面检查。

这时候,一些工作较长的老同志往往要经过一二十次的检查批评才能过关。曲传成看到他们“明显地饭吃少了,考虑问题的时间多了,个个都瘦了一圈”,却不曾预料到接下来自己也要面对同样的境况。

有一天,校部的工作人员找到曲传成,问他准备检查哪些问题。曲传成回答说还没考虑好,正在准备。对方提醒道:“你的检查中,应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你在山东干校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才决定来革大学习;二是你说过我们新干部、新党员错误和缺点不多,是吗?”曲传成承认是说过这样的话,于是对方接着说:“这两个问题在你身上是主要问题。我问你,来革大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建设新中国的本领呢?还是来游山玩水的呢?新干部、新党员就没有缺点、错误了吗?你还没有认真的检查就说少,对吗?”随即要求曲传成好好检查,挖挖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并责成其在小组会上第一个作检查。

在今天看来,这种谈话无疑带有无限上纲上线的倾向。但在当时,却是人人信奉的思想哲学——不干干净净地清除思想污点,如何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干部。但曲传成一开始却并没有将这种“思想洗澡”当成大事。

在随后的小组检查中,曲传成作了初次检查,他认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自己小学课本里读来的,当时也是随口一说,并无深意,感到问题不大。结果在小组会上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同学们认为这是避重就轻,认识不深刻,没有往思想的深处找原因查问题,检查自然也没法通过。

此后,曲传成一次又一次做检查,同学们一次又一次指出其不足与缺点,一次比一次要求严,提出的问题和批评也一次比一次尖锐深刻。好在同学们都遵守整风原则,在批评时始终坚持和风细雨,从不搞人身攻击,更不搞武斗,即使如此曲传成每次都会被批得汗流浃背。经过同学们的耐心“启发”,曲传成终于意识到,“自己随口说出的话,事实上反映的是自己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革命的人生观问题,是能否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大问题”。直到他已经完完全全否定了旧我时,他的检查才算勉强过了关。

政治教育

事实上,除了严肃的学习任务,革大的学员们还可以享受一下难得的文娱生活。

早在曲传成入学前两月,来自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二期学生已经入学。入学不久,学校领导请来上海沪剧团,在学校广场的临时舞台上演出了革命戏剧《赤叶河》,主要讲述老解放区翻身农民自由幸福的生活以及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

到了学习中期,学校领导专门抽调部分革大文工团员分派到各班,帮助大家排练歌舞。经过精心准备,二期同学在刚落成的大草棚内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京剧《小苍山》和少数民族的《鄂伦春舞》,在每个节目的间歇,同学们齐声歌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一切自然成了二期同学终生难忘的红色记忆。

临近结业的时候,结合《土地改革法》的学习,学校文工团专门排演了歌剧《白毛女》。演出在苏州最大的开明戏院举行,剧场内座无虚席。半个多世纪以后,三部22班的老学员李昉回顾这段往事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三场演出,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文娱活动”,更是意义深远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

除此之外,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为原型的教学片《思想问题》在各地开始热映。故事中一群身份各异的学员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到华东革大,有的学员积极要求走革命路线,有的学员则坚持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还有的学员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蓄意破坏学校的教学活动,彼此之间冲突不断。但最后经过思想改造,这些人最终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在本部二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华东革大还招收了一批特殊的学员,他们被安排在“政治研究院”单独学习,到政治研究院来学习的大多数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也有原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教育界知名人士包括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著名昆虫学家邹树文等人。

与曲传成这样的青年学生不同,这批老知识分子大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彻底接受一种新理论的指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曾经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过,与在华东革大学习的老人们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回忆说,在政治研究院“除了自学、讨论,还要当众做思想检查,大家来批判。”即便如此,这些老知识分子也很难像年轻人那样容易被改造,“人的思想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了,好比语言,家乡话说了二十多年,忽然让改成另外一种语言,即便勉强去做,也很难彻底改变。”

但总体来说,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这些老知识分子最终陆续“过关”,只是过去的社会职务被调整了,陈裕光放弃了金陵大学的校长职务,金陵大学也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南京大学;章益被送到了山东师范学院做了一名心理学教授;欧元怀也不再担任大夏大学校长,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成为华东师范大学;邹树文被送到南京担任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成为专门研究昆虫的守陵人。

而和曲传成一同毕业的1000多名年轻人们则要幸运多了,1950年10月下旬,他们满怀着“救百姓于水火”的革命豪情,乘专列前往安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之中,成为了“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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