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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志: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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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1年3月24日,公安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瑞卿作镇压反革命的动员报告。

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作者:白伟志

对于杭州人姚承霖来说,1951年多少有些意外。此前,他是上海龙华机场担任外事交往的负责人,隶属上海市公安局外交管理科,能讲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看起来前途无量。此后,他成为一名被镇反的阶下囚,从此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那一年他26岁,老旧的照片上看得出那是一个儒雅、秀气、风华正茂的青年。此后,他经历了劳改、治淮、修铁路、下放、平反……而今,这位已经85岁的耄耋老人经常提及公安系统的一位领导对他的评价:“老姚文化程度最高,工作能力最强,但是吃的苦头也最多。”而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

意外

1949年之前,姚承霖为了贴补家计,曾担任过一个杨姓国民党军官女儿的英文家教,不想却虏获了这个16岁少女的芳心。虽然只是这个姑娘的一厢情愿,但却给姚承霖后来的苦难埋下了伏笔。1949年,杨姓军官独身去了台湾,留下妻女在上海,靠收房租为生。

解放初期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持续轰炸,特别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发电厂的轰炸,使整个上海电力供应陷于瘫痪,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工业雪上加霜,许多工厂停产甚至倒闭,这直接导致大批工人失业。

一天,杨姓少女去收房租,房客们哀求她能缓收一段时间,待找到新工作再补上,但迎来的却是小姑娘干净利落的几个耳光。

没过几天,姚承霖就被昔日的同事客气地请到了公安局,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杨姓少女和她的母亲都在里面接受审问。此时他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杨姓少女被房客告到了公安局,罪行是“勾结人民解放军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人民解放军”,指的就是他(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管辖,警务人员制服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就这样,姚承霖莫名其妙便被送往位于虹口区提篮桥附近的监狱里关押了起来。那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被关押后的几天,公安局的一个领导召集大会,向同事们说到:“外交管理科的姚承霖,工作能力蛮强,也蛮负责任,但是你们晓得他是什么人吗?今天我告诉你们,他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现在他在上海设立电台、招揽特务,和舟山群岛有密切关系,和蒋经国也有密切关系!”

“同事们听了都怕了,老姚怎么是这么一个人……”老人苦笑着回忆,一时之间,他们很难将这个平日里勤勤恳恳的老实人与印象中那些阴险狡诈、无恶不作的“反革命”特务等同起来。

事实上,解放后的上海确实进入了多事之秋,“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一方面,由于新旧政权交替而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与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特别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就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就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达70多起。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持续轰炸,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四处造谣,说什么“轰炸全因共产党”,“国民党回来了,已经在浦东登陆”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达顶点,台湾更是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从海外向大陆渗透,意图颠覆中共政权。

一时之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张。但姚承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尽管解放前他和国民党有过一些来往,也都是工作上的需要,自己属于专业的技术人员,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正是因为看到了国民党的种种问题,他在1949年才毅然决定留下。

因为在同事之中口碑好,工作能力强且作风清廉,姚承霖也很快被新政权继续留用。而解放后的历次审查,他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今,自己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特务”呢?

镇反

姚承霖并不明白,此时的上海滩早已经是风起云涌。由于一开始对镇反运动并不积极,上海市委的领导已经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他说: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与此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千载一时之机”,所以两天后,他便亲自主持通过了“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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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1年4月20日--30日,沈阳,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工人积极绘制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宣传画。

在历史学教授杨奎松看来,“‘双十’镇反,并不是突然的举动,镇压反革命是新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时机来到了”;而“基于过去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然而与毛泽东下决心乘抗美援朝战争发动“镇反”运动,一劳永逸地扫除内部隐患,根绝国民党特务隐藏的社会基础的最初设想不同,中共中央发动“镇反”运动之时,“华东以及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显然相信,上海这时无论社会治安,还是国民党颠覆的危险性,都已在有效的控制之中。他们这时明显地还在关心如何进一步建立执法机关执法,以及司法机关审判的规范,树立新政权的良好形象,和使整个政府行政迅速走上法制轨道的问题”。

正因如此,在“双十”指示下达后,上海接连三个月没有任何行动,毛泽东对此似乎并不满意,他在1951年1月下旬致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紧接着,他又再三督促上海加大镇反步伐,并对其“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令五申之后,上海市委终于做出了积极反应,3月15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关4000,管3000。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轰轰烈烈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上海滩展开了。

劳改

姚承霖永远记得1951年4月的一天,审判长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里谈话的情形。

“他说姚承霖,你的情况我们调查过了,你确确实实是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特务组织,什么都没有的。不过你思想上有这种想法,你也讲过解放初期工资低,生活困难。我们现在要教育你几天,那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再叫你回到原单位去。”

“我当时想,审判长都这样讲了,我肯定不会判刑的。”姚承霖说。但是到了第二天开庭后,他如遭雷击:审判长当庭宣布,姚承霖因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一个多月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这条自古以来便是“四渎”之一的害河牵动着他的心,两岸受灾难民的惨状让他数度流泪,他下令“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

于是在淮河两岸,一场轰轰烈烈地治淮工程隆重展开。热火朝天的工人中,也包括姚承霖在内的一批劳改犯人。

在去往治淮劳改的路上,管理干部对姚承霖讲,三年之内治理好淮河,全部都叫回家。“你们来的时候是铁笼子送来的,走得时候淮河人民锣鼓喧天送你们回去”。姚承霖回忆说,“大家听了这话,信心高涨,干活特别卖力。”在治淮大军的齐心努力下,短短两三年内,一批水利工程顺利完工,而这些工程,在1954年特大洪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姚承霖并未等到返回上海的机会,而是在一年之后被转移到苏北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住在草棚里,每天的任务便是开荒。姚承霖在这里结交了两个好朋友,睡在他左边的叫魏风光,是在印度留学归来的博士;右边的叫韩文义,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两个人同样也是运动中被劳改,但却没有具体罪行。“真正的反革命特务早都枪毙了,留下来的连判无期的都没有。”

这两个老大哥懂好几国语言,姚承霖跟着他们学习俄文,日子倒也过得平静自在。直到有一天,劳改队的干部转给他一封信。干部说这信治淮的时候就寄到了,“一直没给我”。                                  
信是妻子写来的,她说“承霖,你离开我们的时候,儿子才两岁多,天天跟我要爸爸。我说你爸爸在公安局办公,他说人家爸爸办公下班都会回来,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可怜孩子天天盼望你回家。不知道你哪天才能回来?”

妻子写信的意图是要和姚承霖离婚,狱友劝他说,“镇压反革命时候,办理离婚的人法院门口排队挤破头,交通都堵了。” 姚承霖心里明白,这怪不得妻子,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不给安排工作的,毕竟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婚,这样的人多了。

姚承霖最终给妻子回信:“为了你和儿女,找个适当的人嫁了吧。家里东西我全不要了,统统都给你。”1955年,已经服刑四年的姚承霖被发配到内蒙古,参与了新中国另一项重大工程——包兰铁路的建设。这条横贯西北沙漠地带的干线,有着重大的战略和经济意义。“每天就是开山、挖土方、修铁路”,已经一无所有的姚承霖,还有两年就要刑满了,但彼时的他,内心已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家。

“57年刑满后,我还是政治犯,但是有工资了……什么都干过,工程队、开荒、种田……”。就这样,这个在江南秀美山水中长大的男人,拿着25块人民币的工资,在空旷苦寒的蒙古高原,渡过了人生中最为黯淡无光的二十多年。

平反岁月

1980年的一天,姚承霖突然被叫到领导的办公室,那位领导指着桌上的水果,态度温和地让他吃。接着告诉他,“老姚啊,你的帽子摘掉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了……过去不是我们要那么对你,是上面政策规定的……”。

历经近30年的等待,姚承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但他却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失而复得的自由来得过于苦涩,他还是决定先去北京看看,去看看故宫、天安门,还有毛主席纪念堂……

在回上海的路途上,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30多年未见的亲人不知道见面该是怎样的感觉。但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他才发现这30年流逝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同样也有亲情。妻子早已改嫁多年,亲生孩子由于多年未见对他没什么感情,而更深深刺痛他的,是亲妹妹的埋怨:“你回来干什么?人家农民工人都是光荣的,你个反革命……丢人现眼……”。姚承霖终于明白,即使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难摆脱别人的傲慢与偏见。

无奈之下,老人找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时任上海总工会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嘘感慨,最后,在傅老的帮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了邮局的邮件打包场工作,每月工资200块人民币。

就这样,无声无息中,邮局打包场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外表沧桑、干活勤勉却沉默寡言的老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在乎他。直到1987年中秋节这天,打包场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官,一人拎着一包月饼,指名要找姚承霖。

“场长吓坏了,说姚承霖不得了啊!”老人笑着回忆。三十多年后,姚承霖终于重新回到了他的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对我说,知道我心里委屈,想不通。让我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跟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三个人比……你姚承霖怎么说也曾是国民党的人吧……”姚承霖说这些道理自己早就明白。

但不少时间,他还是会对着窗外沉思。这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桥的一户普通一居,房内的设施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靠窗的写字桌上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而房屋正面的墙壁上方,悬挂着象征公安系统巨大荣誉的蓝盾勋章。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在喃喃自语:“我们一起去内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后来回来的可能就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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