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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艾禾:“三线”之子

“三线”之子

--主笔:黄艾禾

为在外敌来侵之际保留图存与反击的资本,从东北,从沿海,数百万人来到这里,在国家的腹地建立起工业大后方。数十年后,他们融化成为新一批的四川人。


双桥子,位于成都市区的东部。在这个面积达280多平方公里的大都市中,市区的二环路正好从双桥子穿过。公共汽车和小轿车川流不息,挤在车里匆匆奔波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到马路边的那群老年人。

他们与这个城市中的其他老年人没什么不同,衣着朴素,面带沧桑,只是——他们坚持讲着东北话。

他们都是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成发集团)的退休职工。今天他们要去春游,正在等车。在他们身后,成发集团的老厂房已经基本消失,只剩下厂部的一个大门口,门口上方已经换上“华润.二十四城”的房地产招牌;在他们前面,越过二环路,就是他们居住的宿舍区,密密麻麻的老式简陋楼群。他们更习惯称自己是“420厂”的人。

“原来我们厂下班的时候,几万人从厂门口走出来,穿过马路进宿舍区,交通都会堵塞”,诉说起当年的情形,他们平静的脸上闪现出些许光彩。试想一下,几万人,身穿蓝色工作服,不骑车,全部走路,从公路上涌过,何等地壮观。

420厂曾经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最辉煌时拥有两三万工人,加上家属就有10万人,当时的双桥子基本都是420厂的天下。如今,这个厂除了数千人搬到了新都,大部已经消失,厂房已被房地产商买下,宿舍区也在一块一块被卖出。能搬走的职工,迁向了成都城的各个角落,仍有一些没有搬走的人留在这里度过余生——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0年。

搬来一个东北城

420厂是1958年从沈阳迁来,主要产品是生产飞机发动机。

420,是他们的代号,这在过去的年代都是保密的。“我们那时通信,都要写‘77信箱’,”自420厂甫一建厂就来到这里的老职工彭远金说。

420厂迁至四川,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庞大的三线工厂计划的一部分。为什么要从沈阳迁厂?彭远金说,因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已经瞄准了我们厂,还轰炸过一次,厂子已经暴露了。转到四川时,先是叫新都机械厂。其实这厂是在双桥子,这样叫是为了保密。——谁想到,现在这个厂的新厂真搬到新都了。”

1958年的中苏决裂,使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在西部建设后方的战略问题。1964年美国军舰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冲突,爆发北部湾事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就是三线建设的起源。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项目,随之迁移的人口数百万。

四川是三线工厂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有人统计当年随三线工厂入川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有40万。这里面就包括了420厂的上万职工和他们的家属。

“我们是1958年坐火车来的,坐了三天三夜,”一位站在双桥子路边的420厂退休工人操着东北话说,“比我们更早来的人,还有坐船来的,先到大连,再坐船到重庆,再坐车,要走一个礼拜呢”。

这些东北人,带来了全套的东北家居用品以及东北的生活方式,有的人连腌酸菜的缸都运来了。在420厂区里长大的彭辉回忆说,小时候住的房子,都是木板铺地的东北式房子,走起来咚咚响,吃的都是馒头、包子这些面食,“我从小还在踩着小板凳时就会蒸馒头蒸花卷了,热腾腾的馒头,吃起来这个香啊,我至今还是爱吃面食”,彭辉说。厂区非常大,里面有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甚至721工人大学的全套学校,有医院有邮局有粮店有派出所,“除了没有火葬厂和刑场”。

生活是整齐划一的。彭辉还记得在院里洗衣房洗衣服的场景,那是一排水龙头和用水泥做的搓衣板,一排人都站在那里搓衣服。所有的人都讲普通话。“谁在这里讲四川话,那是被人看不起的”。实际上,他们也很少与本地的四川人打交道,虽然双桥子这个地方,离成都市中心不到十里路,但与420厂人们的心理距离遥远,他们如果去市中心一趟,会说“我进城去了”。彭辉今年41岁,现任成都电视台的编导,他说他的四川话还是工作以后才学起来的。

在那繁忙的日子里

彭辉的父亲彭远金是420厂最早的元老,他来到这个厂的时候,才17岁。说起来,彭远金实际是四川人,1956年,他看到沈阳有一所航空技术学校招生,“我听这个名字好,就报考了,结果考上了,来到沈阳。”在学校里,他遇到了他的同学黎人珍,后来,黎人珍成了他的妻子。

黎人珍也是四川人。她记得随着工厂从沈阳来四川,坐了一共四天的火车,他们航空技校的学生们编成了一个队,几百人只有两个卧铺,让女同志轮流去休息。黎人珍记得,车厢里挤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当时的双桥子还是一片乱坟岗荒地。下了火车,人们马上投入建厂劳动。“那时叫‘三边’政策,边施工边基建边生产”,在今天彭远金和黎人珍的记忆中,那个年代就是忙,“会战”一个接着一个,劳动竞赛搞得轰轰烈烈。彭远金是一线的工人,在车间里加班加点,黎人珍干的是统计、文书这一类文员工作,常常晚上就睡在办公室,最长的一次,有半年多没回宿舍。

彭远金的技术出众,他做出的产品常常成为样板让别人参观,而黎人珍就是解说员的角色。“人家那时就说我们是一对儿”,黎人珍笑道。1965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那一年我最忙,近视眼的度数长了400度”。黎人珍今天的近视度数高达2000度,几乎就是盲了。

彭远金本来有一双好眼睛,但是有一次在维修机床时,一粒铁砂从里面飞出正打在左眼上,虽然厂里把他送到了上海治疗,但还是没保住左眼。更糟糕的是,后来那只好的右眼也被带坏了。

但即使是这样,彭远金仍然整天泡在工作里。在彭辉的记忆中,父母在那个年代里星期天从来不在家,永远都是在加班。就这样,靠着自己的勤奋、吃苦和技术精湛,彭远金干成了全国劳模。

除了繁忙劳碌,黎人珍对那个年代的另一个深刻记忆是挨饿。她清楚地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自己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有18斤。“当时是,一线的工人比如钳工37斤,磨工35斤,二线人员比如保管员,是30斤,而我们机关工作人员,本来国家规定是23斤,厂里又给抽了一部分照顾食量特别大的工人,结果我们只有18斤。到星期天我就不吃饭了。躺在床上,光喝水,睡觉。到了星期一,早上吃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一两。今天我们每月吃18斤或许还吃不了呢,可是那时肚子里没有油水,18斤怎么够?常常是人走到食堂还没吃呢,就晕倒了。”

到了1964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吃不饱的日子一去不返,420厂的日子越来越景气。“我们的工资也比地方上高一些,比如地方上一个办事员的工资是每月34元,我们就是38块1。那时候成都人找对象专门找我们厂的。”

张宪民,曾在另一家生产电子元件的军工715厂干过12年。当年为进这个厂,只能让母亲提前退休他来顶班。他记得军工企业最辉煌时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有一个生产电子管的776厂,工人的福利非常好,连劳保服装都发毛料的西服,当年月工资高达六七百元,而成都一般工人的收入当时只有一两百元。

当上十一大党代表

1978年,是彭远金一生中辉煌的高峰,那一年他成了中共十一大的党代表。

事先彭远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被选为党代表的事。市委组织部来通知他的时候,他正穿着背心短裤在车间里干活,后来长袖衣服都是叫人送来的。

他回忆道:“在市里等了两三天,不让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儿,电话也不准打,厂里通知家里说出差了。等到省里其他代表和西藏代表团到了,一起乘专机去北京。记得在一个军用机场下的飞机,然后,先点名,再上专车,一路上,从机场到宾馆,到处是军警岗哨。”

“我们不得随意出门,管得很严。不过走到哪里都有水果,有吃的。直到会议结束后,把我们拉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专门接待我们一晚上,每人发张票,可以买些便宜又好的东西。我买了瓶酒,一斤毛线,(毛线到今天都舍不得用呢,黎人珍插话说)。我们还到十三陵游览了一次,也是把其他游客清场,专门给代表用。记得是到地下宫殿看了一下,穿棉衣进去的,里面很冷。我们还瞻仰了毛主席遗容,那时的纪念堂还没公开开放。”

从北京回来后,彭远金成了大英雄。“厂书记亲自到成都机场去接机,厂里的职工排成两排,从牛市口排到双桥子的厂门口,应该有两公里吧,夹道欢迎。军工企业有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这是第一个。”

黎人珍回忆说,“我那时已经是厂工会主席,在全厂最大的16号楼会议室里迎接,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我看着他戴着大红花,上台传达会议精神。那时我们老大也在欢迎队伍中,老二是鼓号队的,在打鼓,我们全家都在现场。”那一天,彭远金是420厂10万工人、家属的中心。

“当时你是不是觉得特别自豪?”记者问黎人珍。

“啊呀,他也很激动,一上台,话都讲错了。把陈云说成陈伯达。把我气得脚都跺起……”

一切停止在了20年前

420厂的好日子大约到1980年代的中期就不行了。彭远金回忆说,1983年,已经是总厂不管分厂,分厂不管车间,各个单位要自己找米下锅了。

那时的彭远金已经是车间主任,他骑辆自行车到处跑,找活干。“我管他叫丐帮帮主。车间里几百人要吃饭啊,”黎人珍说。

420厂转产的民用产品曾经名噪一时。“1987年时,我们的双燕电冰箱,冰箱票是400元一张,还要托人才能搞到,买冰箱要先坐小板凳排一个通宵。结果,后来质量出了问题被曝光,最后产品还是垮了。”

“那时我连这么小的墨水瓶盖的活儿都接过。但是别人干这个成本可能一毛钱,我们干就两毛钱。机制不一样,成本高嘛。”

走进420厂留在今天的宿舍区,你会有种感觉,正如电影《24城记》的编剧翟永明所言,一切似乎都停在了20年前。单调破旧的楼房,密密麻麻挂满各色衣物的窗口,楼下一群群无所事事打麻将的中老年人。一位中年男子经营着一个小小的饺子摊,用他灵巧的擀面杖一下子就能同时擀出两张饺子皮。但是,他不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只承认自己是东北人。

420厂的下一代,许多人都进了420厂,彭辉说,这也是自己父母当年最大的希望。但是,彭辉更喜欢艺术文学,而不是工业技术。或许是看过了太多父母的辛苦,或许是因为这个天地太与外面隔绝,所以让人更向往外面的世界,彭辉说他从小就不想留在这个厂。

通过考学,彭辉出来了,然而,许多留在厂里的同学,现在都面临着下岗转型。40来岁的人,除了会开机床没其他技能,可以想象再就业有多难。“有一次我回420厂区,看到一个原来的同班女生,在班里还当过团支部书记的,现在开了个复印店,就在宿舍楼的一个楼梯下面……如果没有其他什么本事,就只能在这里自生自灭了。”彭辉说。

张宪民是在1991年离开715厂的。当时他看到了报纸上的一则成都市医药工业公司的招聘办公室主任的启事,决定去应聘。他母亲坚决反对他的决定,因为她觉得还是这种国营大厂最牢靠。“我走之前和之后,厂里还有一些人走,也有人下海。事实证明凡是走了的,都比留下的活得好。”

“唯一值得记忆的,就是这张照片”

今天在彭远金的家中,挂着那张十一大全体党代表的合影。这是一张长长的照片,在一千多人的合影中,彭远金指认着自己的位置。当年每个代表都得到了一张。从北京回来以后,他把照片交给了厂里,到了退休以后,他不留恋别的,只念叨这张照片。可是照片却再也找不到了。

“对他们来说什么珍贵?厂子没了,伤心啊,一把锄头一把汗水挖出来的这么大一个厂,房子也拆掉了,唯一值得记忆的,总结性的,就是这么张照片。”彭辉说。

彭辉决心把这张照片找回来。他通过在北京拍电视片的机会,找到过中央办公厅,甚至连当年的摄影师都找到了,可是照片还是找不到——1978年时,正是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开始改革开放,整个领导班子的换届,一切都比较匆忙混乱。后来,他终于通过朋友在宁波找到了另一位参加过十一大的代表,复制了这张照片,在父亲70大寿的那天,作为生日礼物展现在父亲面前。

“我看得出他很激动。他和我们一样,有什么兴奋都会本能压抑着,但是很明显,他手足无措。他都呆了。”彭辉说。

作为一个老党员,彭远金不愿发怨言。他只是说,觉得对不起车间里的老工人们,“他们当年干得太辛苦了。”

“唉,我们当年,没有奖金,没有报酬,可是人们也没有抱怨,是我们最好的时候……”夫妇俩沉浸在对当年的追忆中,总结着自己的一生。听得出,这几十年留给他们最深印象的,是这样几件事:当年建厂的艰苦;困难时期的饥饿;文革时间人们的相互批斗。

1996年时,国家计委三线办主任王春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三线地区仍有2000 多家大中型企业,数百万人口。今天,在成都,在重庆,在攀枝花……那些从星罗棋布于四川各地的封闭工业基地中走出的人们,仍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

1999年,彭远金夫妇退休时,他们的工资条上每人每月只有两三百元。现在他们可以每月领到一千余元的退休金。这对年过70的老人,今天住在离成都市区数十公里的温江的一所房子中度晚年。原来厂里分配的一套住房以25万元的价格卖了,现在这套住房是用10万元买的,剩下15万元,老两口留着作为自己余生的医疗养老钱。420厂许多老职工,在搬离了宿舍区以后,都这样四散到了成都的郊区,房子大了一些,老友却少了。这一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来到四川的工业移民,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融进了这个西南大都市中。

张宪民自己的儿子,后来上了医学院,现在在重庆当医生。张宪民知道的715厂的后代们,有的当了警察、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商场售货员、出租车司机,或是自己做生意。他们已经彻底地融进了成都,与这个年纪的成都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只是,张宪民说,“他们中没一个想继承父母职业进国企工厂”——如今,在这些已搬到郊县、转为民用品生产、规模也大大缩小的工厂里,充任主力的青年工人都是从外面招进来的。

在离双桥子不远的地方,成都市建了一处“成都工业文明博物馆”,利用一处旧厂房,将兴盛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成都东郊工业区的历史留存在这里,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在博物馆外,是老年人们的活动场,空中飘荡着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老歌;在展览室里,一台台机床和照片,凝聚着半个多世纪数以百万的人们与这个国家共同经历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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