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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鹏:一个人 一条船 一座城

一个人 一条船 一座城

--作者:何晓鹏

把轮船开进川江,驶到重庆,不仅是立德乐冒险生涯的目标,也是西方国家梦寐以求的打开西南通商口岸的途径。正是这个英国人和他的轮船,彻底改变了一个城市的面貌,也将外界的气息沿江而上引入四川。


从湖北宜昌沿长江上溯,至四川宜宾,这段长达1045公里的长江江段被称为川江,经它,天府四川得以与外界往来。坐拥三峡的川江是世界上最为复杂险恶的航道,千百年来,临江而居的人们,靠与水搏命来换得一点生存的资本。王定邦就是其中之一。

1878年,王定邦37岁,这个湖北出生的放牛娃经过20年苦练,打造了自己在川江上驾船的金字招牌。这一年初春,清政府为了帮助英轮“彝陵”入宜昌,悬榜招聘领江员。王定邦揭了榜。雇用他的是一个叫阿绮波德.立德乐的英国人。

在王定邦的帮助下,“彝陵”轮成为从汉口至宜昌的第一艘轮船,这改变了立德乐的冒险生涯。令王定邦无法料到的是,同时被改变的,还有川江上20万纤夫、船公以及4000万四川生民的命运轨迹。

征途

人类对冒险的痴迷在“大航海时代”表露无遗。几百年时间里,为追寻一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所描绘的“黄金国度”,欧洲的探险家们几乎游历了整个世界,世界也因此而发生巨大改变。于冒险中获益的国家率先进入世界近代文明,延续数千年的东方繁荣至此开始被超越,尽管一些强大且封闭的国家,如中国,直到“大航海时代”濒于尾声时才受到这种新文明的冲击,但却易筋动骨、深入骨髓。

立德乐是受这种冒险文明熏陶的英国少年。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具有一切优秀冒险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精明、勇敢,敢于创造也能抓住每一个机遇。1859年,这个生于曼彻斯特的19岁小伙子开始了他的冒险征途。行动之前,他为自己设立了明确目标——中国。

立德乐先在香港一家洋行里作茶叶品鉴师,以寻找机会进入这个广阔而神秘国度的深处。1860年,当太平天国的军队把战火烧到“冒险者的乐园”——上海时,立德乐认为机会来了。他只身跑到上海,参加了“华尔洋枪队”,与太平军交锋。之后,他还乔扮商人,到东部各省刺探太平军情报,历经九死一生。在景德镇他险些被瓷工打死;在安徽,他被太平军抓获,差点被砍头;在汉口,他被吊打至晕厥。因此,清政府授予立德乐从三品的游击官衔,身着蟒袍、头顶花翎。功成名就的立德乐,娶了英国官员欧根纳的女儿为妻,两人定居上海,开设立德乐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成为上海有名的富商。

幸福生活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终点。但立德乐不甘于作一个安享平静生活的商人。于是,他踮足西望,开始寻找新的人生方向……

四川神女

从太空俯览,中国就像一张被风沙磨砺得干涸龟裂的脸。在这粗砾与斑驳的最深处,有一个形如蚌状温润丰腴的所在,她被藏在中国腹地,环绕其外的,是如持戟卫士般的无尽山恋,这就是绰约如神女的中国四川。西方国家早已对其觊觎多时。英国《泰晤士报》曾如此把她引荐给他的国民,“中国四川省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在英商会发给英外交部的备忘录中则强调,“要使对华贸易扩张,除非汉口以上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以便中国最富足勤勉的四川省可以直接与欧洲交通”。

这个发现让冒险家们激动无比。这些嗜险者就像喜新的男人,永远对未揭开的裙裾感兴趣。但要揭开四川的裙裾,得先解开裙上的扣子。这颗扣子就是重庆。

作为西南地区的重镇、长江上游的商贸中心,重庆的商贸腹地十分广阔。正因此,重庆的发展变化必然对其所辐射区域的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实际上,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已开始把重庆作为染指目标。1861年,一批冒险家乘帆船入川,但只行至奉节;1872年,法国冒险家杜皮士从越南入川收集资料;1874年,英法美三国商船欲携货物入川销售,在夔关被扣……一系列扣开四川大门的尝试均遭挫折。直到1876年,英国借使馆翻译马嘉里在云南身亡一事,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从而得到在渝驻居的权利。但对英方梦寐以求的重庆开埠要求,中方以川江险恶,轮船难行为由加以拒绝,但应允“待轮船能上驶时,再行议办”。于是,把轮船开进川江,驶到重庆,成为西方冒险者们的目标。

开埠

《烟台条约》是上帝赐予立德乐的恩典。与那些心思单纯的冒险家们不同,立德乐看到,把轮船开到重庆不但可以实现自己宿愿,更可以升级为政治活动,成为一件具有历史效应的事件。

他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计划。条约签订不久,他购置了“彝陵”轮,并在王定邦的帮助下进行了汉宜初航。之后他开始经营汉宜航运,以累积进入川江的资金和行船经验。
 
1883年2月,他携妻子以游历为名探查川江航道,历时四十天抵达重庆,并据此写出被视为西方探秘中国代表作之一的《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经此一行,立德乐确认轮船驶抵重庆完全可行。他在给英国驻北京代办欧格纳的信中说:“只要操纵灵便,吃水不超过现行帆船而马力强大的轮船,便能开进川江。”

1887年,立德乐筹集一万英镑组建川江轮船公司,并于英国定制一艘马力更强船体更轻的轮船,名为“固陵”,准备入川。该计划获得英国朝野大力支持。《泰晤士报》评论,他的行动将使“七千万人口的贸易送上门来”,从而让英国货物“直运到深入一千五百哩的亚洲心脏地带”。在英国政府照会下,清廷晓谕沿江州府,命“水陆各营妥为保护”。未料消息传开,立即引起了宜渝间依赖木船为生的百万人民的强烈不满。

自汉唐以来,川江便成为四川与外界交通的主要通路。这造就了川江上传统木船运输的兴旺。至19世纪80年代,宜渝江线上,各类船只约有六七千艘,沿江船户以及纤夫、艄公多达20余万人,连同家属和川江上赖以为生者,总计百万人之众。他们深知,一旦川江通轮,他们的生计将面临巨大威胁。于是,对立德乐的冒险计划,沿江百姓、行帮、及至秘密社团均声称将以死相抵。这最终迫使清廷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双方达成协议,英轮十年内不入川江,作为补偿,清政府以白银十二万两购买立德乐的“固陵”轮和相关设施,并于1890年3月31日签订条款,开重庆为通商口岸。次年3月1日,重庆海关设立,正式开埠。

尽管立德乐的计划未能如愿,但英国期待已久的重庆开埠目的终于达到,其势力延伸到长江上游最后一个贸易港口。继英国之后,日、法、美、德也相继取得了在重庆开埠通商及派遣领事等特权。重庆这颗扣子终于被解开,整个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毫无遮掩地呈现于西方国家面前。他们以重庆为据点,开始染指整个西南中国。

今天的历史学家更能看清楚一百年前重庆开埠的意义。滚滚而来的西方工业产品从上海运抵重庆,向整个西南地区流淌。重庆开埠之前,四川同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是向国内其他省份输出大米、食盐及一些土特产品,又从江浙、湖北输入原棉、土布,所谓“川米易苏布,衣食各有惬”。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也有洋货入川,但规模很小,影响有限。

重庆开埠之后,洋货大量涌入,尤其是廉价的机制棉织品及棉纱的倾销,使四川传统的耕织结合的家庭经济备受冲击,从而导致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分离。同时,生丝、山货等商品的出口数量迅速上升,也改变着四川农业的种植结构;为了适应进出口贸易,一些新兴经济实体如公司、工厂开始出现。在这过程中,传统的商帮组织也开始为商会、新式会馆所代替,金融体系也由票号、钱庄升级为银行,金融资本开始渗入新兴的工业领域。传统的社会阶层也随之开始出现新的分化,民族企业家和新式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新式教育及新的思想观念开始在四川大地上广泛传播。

在这个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过程中,四川开始缓慢步入近代文明社会。

遂愿

当时光之轮转到1898年时,重庆已成长为一个以商品集散地和贸易转口为特色的西南大都市。在这秀美如蚌中珍珠的城市,不但可以见到中国人开的工厂、商行,还可以见到很多洋人的字号,其中位于重庆南岸下陕西街的立德乐洋行则是最早在重庆开设的洋行。

如今,立德乐的生意已涵盖航运、煤矿、制造、出口加工及进出口贸易。尽管它们为立德乐带来了数不清的财富,但他似乎并不开心。十年前“固陵”轮的出售让这位冒险家耿耿于怀,他公开埋怨英国政府,认为是英国政府对中国闭关自守主义的迁就使他轮船入川计划搁浅。

十年光阴丝毫没有消磨立德乐的志愿。在此期间,他曾花巨资聘请英国人蒲南田率测量队勘察宜渝水道,绘制航线图,并沿江装设标杆、浮标,炸毁江中险滩暗礁。蒲南田据此写下的《川江水道》一书,迄今仍是重庆航运学校的教材。为了准备入川用的轮船,立德乐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与妻子的首饰。终于,继“固陵”之后,他重新打造了一艘轻便机动轮船,并命名为“利川”。

1898年2月14日,是年,立德乐已经58岁,他的妻子已是53岁。这天一早,两人登上了“利川”号,立德乐自任船长、轮机长,驾驶“利川”离开了宜昌。经过20余日的艰险行进,终于于3月8日驶抵距重庆5公里处的唐家沱。这20日的航行中,“利川”号曾触礁漏洞,曾多次搁浅,曾雇用几百纤夫沿江拉纤,曾多次被船户围堵、袭击……但最终,“利川”号挨过了三峡,进入了这片神女佑护之地。

在唐家沱,立德乐和妻子休整了一夜,从19岁迈出国门,立德乐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几乎是在英国的两倍,我们无法揣测这个老人在面对即将实现的愿望,内心作何感想,也许他还有新的愿望产生,但随着他的轮船的抵达,“大航海时代”的余波已经拍打至中国灵魂的最深处,冒险时代结束了,而四川只是刚刚开始。

1898年3月9日清晨,“利川”号鸣笛起锚,向江霭浸润中的重庆驶去,秀美山城将迎来她第一位坐轮船来访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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