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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艾禾:生根:直把他乡作故乡

生根:直把他乡作故乡

--主笔:黄艾禾

经历300年的辛勤开垦与相互交融,来自湖广等十余省的移民终于在天府之地重造出新四川,他们也融合繁衍成为泱泱数千万的新四川人。


范文承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吃力地用全拼输入着一个个汉字。时不时,他要停下来,用造字功能拼出一个字库中没有的生僻字。这位60岁的退休商业美术设计师,已经这样吭吭哧哧地工作了好几个月,将他们范氏家族几百年来传下来的一份族谱录入电脑,以便再次修订。

“一天只能做两页,很慢”,范文承说。而这份族谱,上一次修订是1989年,分上下两册,400多页。

这份《范氏族谱》,记录着范氏入川始祖范端雅自乾隆六年(1741年)率五个儿子从广东来四川谋生,及其第四子范璧(字对扬)的创业历程与遗训,入川范氏子孙的命名排行、历代世系,各代子孙的生卒年月,功名职业。“到我这辈,已是第十九世”,范文承说。

范氏家族本是生活在广东的客家人。《范氏族谱》中记载,清乾隆年间,因连年饥荒,家里穷困,难以度日,范端雅于是召集家人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我听说西蜀是天府之国,我们又何必在这里留恋故土呢?于是范端雅率领五个儿子,“空身入川”,赤手空拳到四川闯天下。

实际上,他们来四川已经晚了。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从康熙七年(1668年)就开始了,那一年,清廷批准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奏折,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进川垦荒。到了乾隆六年,这个移民过程已经进行了近百年,可以说,方便垦植的地方已经都被别人占完了。

入川的范氏父子先是到了泸州附近的叙永。他们已经占不到荒地,只能租别人的田来种,披星戴月地苦干。第二年,范璧的五弟娶了媳妇,第三年。即乾隆八年,范璧返回广东老家接来妻子和两位嫂嫂。到了入川的第六年,范家人决定再次迁移,这回他们往西走到了华阳县,也就是今天的成都东郊龙潭寺一带,安顿下来,世代繁衍,到今天已经是有4000余口的大家族。

落脚:遍寻生根之地

范氏家族的迁徙经历,在入川移民中相当典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的作者陈世松,对四川的这段移民史有过深入研究。他说,移民大都从东边湖北那边走“峡路”(即沿长江)进来,也有从南边贵州上来的。他们来了以后先是在川东重庆附近聚集,然后再迁移。一路沿嘉陵江往北,一路就往西边走。一次迁移到位的比较少,往往先暂居,再接着走,有的甚至要迁三次,在移民学上就称为“蛙跳”。

在许多县志的记载或移民族谱中,入川始祖们选择落脚地,常常带有传奇色彩。广东一位叫做周元光的移民,于乾隆六年6月启程,经贵州到了四川隆昌,路过一条杨家河时,取碗舀水一不小心把碗落到水里。他们认为这是天意,于是就不走了。

不过,陈世松认为,更多的移民选择落脚点都不是这么随意的。“清初的移民实际是在明代和元末移民的基础上进行的。很多都是在那边有一定的亲缘或是地缘关系。”陈世松说。比如原籍湖南安化的谌氏家族在三台县的落籍过程,前后经历了从康熙三十七年到乾隆十五年50多年时间,一共来了三批数十口人谌家的人,最终都聚居在了三台县的南路地区,这“与家族中最先迁川的谌益吉、谌益珍,在当地建立了可观的基业有直接的关系”,陈叙述道。

另一位康熙年间就开始上川的广东客家人钟宏予,他的经历曾被写成口述体的《入川履历》。他走到简阳的时候,看到“山高富厚,层峦耸翠”,便不想走了。他在一个卖香蜡的铺子里喝茶,遇到一个人,一问是同宗。那人说,我租了一大片山,种不完,看你与我同姓,不然分你一半种吧?钟宏予就这样落下脚来。落脚后,第一件事便是过年。离开家乡三年了,从没有好好过个年,这回,他蒸上家乡的黄糕,穿上结婚时的新衣,祭祖,与邻居同贺新年。

雍正四年,钟宏予听说广东大旱,思乡心切回家探亲。见到母亲,他细细讲自己入川的情形,全家人都来听,母亲“极快(乐)”。他再回四川时,奉母命带走了弟弟。

到了乾隆三年的时候,钟宏予在四川已经发了家。一天他忽然觉得心惊眼跳,想到母亲年已80高龄,决定再回家探母。到家一看,母亲已经于两天前过世了。悲痛之下,他办过丧事,带着原先留在这里的四儿子,回川继续创业去了。

钟宏予曾这样描述过他理想居住地的三条标准:一是“莫居闹市”,二是“又莫太远”,三是有利于“他日完粮过税,考试下场”。离城市不远不近,还要便于交税和科举,这是为以后的发展着想,无论要经商还是读书从政。

也有的人半途回去了。区域史专家兼作家孙晓芬在《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中曾记录过一个现居自贡市的郑氏家族的故事:清初时,郑家祖先从湖广上川,插占的土地多得种不完。后来,他总觉得生活上不习惯,思念家乡,就返回湖广老家了。再到后来,湖广人在四川发了财的消息源源传来,这位郑公又动了心再次入川,但这回已无土地可插占,只好租别人的地种了。

从葛健雄主编、曹树基执笔的《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移民们落地生根的过程。在川东,从各县的县志记载来看,移民以湖广籍为主。特别是处在长江沿岸的大宁、云阳和丰都三县,提到移民都没提到过湖广以外的省份,而在江北远离长江的地带,非湖广籍的移民的记录就很多。曹树基写道:这说明“清代前期的大移民潮中,湖广移民捷足先登,首先占据离长江最近的地点垦殖,后来的其他省移民遂逐渐向长江腹地进发,由此形成湖广人据江,外省人北上的局面。”而到了川中和川西,湖广籍的移民比例就逐步降低,从在川东的70-80%,降到了在川西的30-33%,而广东、江西等其他省份的移民比例均相应上升。

清初,政府采取的是鼓励移民的政策。康熙十年时,清廷批准川湖总督的主张,放宽招民授官的标准,原来招来700名移民就可升官,现在300名就可以了,而且原来规定是三年“起科”(按亩纳税),现在给延长到五年,宣布各省贫民携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取得合法的开垦权、居住权和落户权。

不料这个政策刚推行三年,就赶上“三藩之乱”。当时叛乱的吴三桂由云贵进军湖南,占据四川,外省移民们的入川垦荒随之被打断,一断就是8年。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息叛乱后的康熙再次下诏在四川实施“招民叙议”。这次的优惠政策更宽,到康熙中后期时,开荒田地“起科”的年限延长为10年,移民运动发展得声势浩大。

到了雍正年间,随着移民的日益增多,政府对移民不再一律接纳,需要有原籍的官员开具证明。到了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记录下来的入川移民数量已经很少。一般而言,人们所说的清初“湖广填四川”,集中在从康熙七年始到乾隆四十一年止,前后共一百余年。
 
就这样,各路移民们,从鄂、赣、湘、粤、闽等各省各县各村出发,汇进川东,漫向川西。一百年间,涓涓细流合成汪洋,终填满四川。

圈地:从荆棘中劈出家园

第一批来到四川的移民,看到的情形是蓬蒿千里。一个曾经繁荣富足,人口达五六百万的省份,只剩下数十万人口,人烟凋敝,老虎甚至敢到成都城里伤人。康熙二十二年时,一位入川主考的官员方象瑛还有“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的记述。

移民先祖们只能从荆棘中辟出家园。陈世松记录过一个三台县移民口口相传的故事:在三台县南段石乡5村,有一所老房子,是清初移民从刺笆林中砍出来的。当移民们打开这座老房子的大门时,发现房中东倒西歪尽是倒毙的死人。那是明末战祸带来瘟疫的见证。

这时的移民们,只要在荒地上插上竹条树枝,土地就是自己的了。那是实实在在开荒:水田里有一尺多的鲤鱼,老死了也没人捉,茅屋外常传来野兽的吼叫声。

占了地后,只需要把地牒上报官府,“官不问其地方数十里,百里,署券而已”。有的移民“插占”的土地大得惊人,比如在新繁县,县志有记载说有一族占田数千亩的。在中江县,一位名刘廷齐的移民占的土地大得“月余不能履其地”,只能趁打猎的时候去巡察一下。甚至有的荒山“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营业。”

之后不久,四川发生过一轮贱价转让土地热。因为先来占地的人往往种不过来那么多地,他们就贱卖给后来的移民。雍正六年,清政府发现,四川的土地隐漏情况相当普遍,于是决定重新丈量土地,这也是开始“摊丁入亩”进行征税的先声。于是,那些占了田又耕作不了的农户,为少纳税,更想方设法把田转让出去。有的移民用一两银子就可换10亩地,甚至用拣别人扔掉的豆秸,筛出5升豆粒,也换了好几亩地。成都大面镇的“鸡公山”,是有人用一只公鸡换来的,并由此得名;原回水公社的“毡帽沟”,是清初姓龚的用毡帽从姓贾的手上换来的。

这种好日子后来的移民就享受不到了。有人后来总结各省来的移民性情不同,说广东来的客家人喜欢“住山不住坝”,其实那是因为平原坝子早已被先来的湖广人占完了。后到的移民,只能租田种或是转到山区。范氏父子定居的龙潭寺一带就已经进入丘陵地区。

到了乾隆年间入川的人,像范氏家族那样能发家的就不多了。范家到华阳落脚了后,一开始他们租一位李姓人家的田种。不久,范端雅病逝。凭着客家人特有的勤奋与吃苦耐劳,范璧很快从租田发展到买田,开始修房屋,建祠堂,兄弟们各置下田产,家道日益殷实起来,成为当地一大望族。在范氏族谱中,记录了范璧的妻子曾氏临终时对创业一生的总结:“自幼至老,无时休息,劳苦极矣。”

精耕细作,这是人多地少的广东及江西等省的历来传统。然而移民给四川带来的,还不只是刻苦劳作的精神。甘蔗、烟草等物种也是由广东移民引入,特别是甘蔗,“其壅资工值十倍于农”,“州人多以致富”。从沱江到长江一带的甘蔗种植带,至今仍是四川最主要的产糖区。至于来自闽粤的移民们带来的番薯和玉米,则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后来四川的人口爆炸。番薯和玉米可以种在比较贫瘠的山坡、丘陵,实际上使四川的土地垦殖率大大提高——许多原来不种粮食的土地也可以产粮了。

融合:五方杂处成“土著”

当土地资源被占完以后,先来者与后来者、土著居民与移民、不同省籍的移民之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陈世松的《大迁徙》一书中叙述了几个土、客之间的冲突的例子。有的,是土著人(明朝来的湖广人)驱赶移民,有的,是移民欺负土著。主要的矛盾焦点还是争夺土地。在蓬溪县的县志中就记载,一伙湖广移民“指荒占熟”,将土著的熟地说成荒地侵占,而官府因为每安插一户移民会得四两银子,就予以庇护,引得土著居民忿恨不已。

而土著们看到移民们把荒地已经开成熟地,因而来抢的事情也见诸记载。最极端的事例是康熙年间,灌县的土著地主们纠集起来抢地,武装人马一直开到成都附近,搞得成都居民人心惶惶,乃至惊动到朝廷调兵弹压。

康熙曾在一次“上谕”中谈道,我听说从陕西来四川的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来的人则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而曹树基认为,这并不表明陕西人就特别老实而湖广人就很狡诈。因为当时来自陕西的移民很少,他们不足以与四川土著抗衡,所以表现得相当安分,而湖广人,数量大大多于土著,后者显然处于劣势。因此,“在最初的对抗期过后,便是相互之间的通婚和融合。”

乾隆五十二年,范璧在去世前,口授下他的遗言,要求子孙们要好好继承祖业。“对扬公(范璧)老两口会经营,去世前已经有了几千亩土地。他做了一个规定,说所有田产属于所有的子孙,他没有分给任何一个儿子,全部做为祠堂公用。范家的人如果要耕种,也要租来种。当年我父亲就租过祠堂的田种,但是他不用交租子,租子拿来抵销他在祠堂里当‘值员’,管理一些杂务的工资。这些属于祠堂的土地出租后获得的收益,用来支付每年清明扫墓等等花销,还有,所有范家适龄儿童都要给助学金;所有进京赶考,出国留洋的,考取了都有奖励和资助;还有对鳏寡孤独者的救济等。”范文承介绍说。

此前,范家人特地派人回到广东老家,移来了祖先的部分骨骸,葬在宗族的墓地中。移民开始建立自己的宗族祠堂,陈世松认为,这是移民开始融入本地的一个标志。

“在学术界,有人认为移民到了一两百年后,大概到了清代中期,咸丰同治年间,应该移民已经基本上融合到本地之中了。这里应该有几个标志。”陈世松说。

“第一,家族开始出现分支,宗祠普遍起来了。因为修一个祠堂,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家族来修,而是有许多分支的一个宗族来修,这时候,完成了修谱牒,逐渐落地生根,与原乡关系淡化,开始独立,开始本土化了。”

“第二个标志,是地方性的组织,比如会馆,已经开始发挥地方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而且作用越来越显著。”

陈世松认为:一般移民来了以后,最初是靠家庭的血缘关系凝聚,然后渐渐组成有地缘关系的会馆。“最初是广东人修广东的,陕西人修陕西的,福建人修福建的。一开始是为寄托对家乡的思念,聚集乡亲,后来就转型成地方自治的一种社会组织。这时地方政府只管到某一层,再下边就通过每一个会馆,通过会馆的‘客长’把每个地方来的人约束起来。有什么公共事务,比如要修路,要防盗防火等,都是通过客长把利益协调好。省籍移民间发生的冲突,靠他们之间来调节。”

“第三个标志,是应对当时的一些外来冲击,比如太平天国、白莲教等等,让各省籍的移民开始一致对付农民军了。比如我就在我们家的族谱上看到,咸丰年间四川发生‘李(润河)蓝(大顺)起义,当时本来各家族间联系很少,李、蓝在川中一打,各方马上组织团练,官和民也开始靠拢,大敌当前一致对外了。应该也算是一个标志。”

“从人口学上说,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成为主体时,移民社会就让位于本土社会或叫土著社会了。这叫做‘在地化’”。

而曹树基认为,大约至嘉庆年间,四川省内不同省籍人之间冲突就基本消弥了。

清朝中期,成都流行过一首十分著名的《竹枝词》:“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开始走向融合的鲜明写照。而到民国时期,《双流县志》有这样的描述:“清初招徕,大抵楚黄之人为多,次则粤东,次则由闽、由赣、由陕,服贾于此,以长子孙,今皆土著矣,风俗已无差异焉”。

新四川人

在清朝末期,四川的会馆走向了衰落。“到那时,四川的地方社会、行政组织都建立起来了。政府又要求成立商会,管理行帮,这时会馆原来的行政职能和商业职能都弱化了。会馆这些功能的弱化,就说明这里变成土著社会了。”陈世松说。因此,会馆历史的结束,也是各省移民彻底融入四川的一个必然。

经过移民们与本省土著一百余年的励精图治,四川又一次重生。到了乾隆四十一年,据曹树基估计,移民及其后裔加上土著居民(包括战后返乡的),四川全省的人口从清初的50万已经发展到1000万。这种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惊人的,在清末年间,四川的人口已经达到4000-5000万人,实际上又人满为患了。

“这次移民对四川人的性格改变肯定起了很大作用,”陈世松说。“原来说川西人尚文。但经过这次移民后,川西出了很多大将,像杨遇春、岳钟琪,都是移民后裔。”

“移民可能对巴蜀文化带来一些改变,但是基本的文化模式没变。哪怕是人已经换了。因为地理环境对人的文化的根本影响没有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决定了人只能这样。湖广人来了还是这样,该治水要治水,该种田还种田。原来福建人长于经商,安定下来后也不愿出去了。在四川的历史上,只有秦代那次移民,是连文化模式都改变了。秦之前,巴蜀和中原文化是不一样的,秦代以后这里与中原一样了。汉代以下,基本还是沿着中原文化。可能隋唐时,进来的移民精英文化多些,而明清时的湖广移民,平民文化色彩重些,但是对四川都没有基本的改变。”在陈世松的眼里,尽管有了清代“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换血,但四川仍是四川,川人的性格基本没变。

在这个中国当年的第一人口大省,人们都讲四川话,都自认是四川人,只有在过年、祭祀之时,才会重温一下三百年前祖先们从各个省份来到填四川的创业史。

60岁的范文承,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还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而他的儿子只能听懂,已经不会说了。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三,是范璧的生日,范家都会举族前往入川始祖们的墓前祭祀,用的还都是老礼:三跪九拜,摆上供品,颂扬祖先,宣读祖训及向祖宗的承诺。今年的祭祀仪式,来了400多人,坐满了60桌,向公交公司租用了五辆大客车。

虽然范氏在四川的宗亲有4000人,但只来400人,也够主持者忙得不亦乐乎了。在一个正在飞速朝着现代化城市化迈进的社会,维护一个数百年传下来的家族传统典仪,并不是件容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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