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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兴:上四川去

上四川去

--作者:杜兴

两三百年前,一个谋求生存、改变命运的强烈呼声,流传于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上四川”,这改变的不仅仅是移民们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更有整个四川的命运。


1720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一个叫钟宏予的农民,面临一生最重要的抉择。

他的祖父是个仗义疏财的乡绅,“应酬日繁”,“仁者不富”,家资消耗很快。

在“地狭人稠”的闽粤,有限的田产是不会生长的蛋糕,子孙越多,能分得的块头越小。到了钟宏予这一辈,有三个弟弟的他,不到四十岁就生了四个儿子,并且,又赶上“时粤大饥”,钟家日渐萧条。

在年迈的母亲看来,坐在屋子里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得走出去。身为长子,钟宏予理应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族人公认他“志洁行方”;比之弟弟们,他家里的人多——也就意味着,他家有外出谋生的富余人丁,以及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于是,这一年,母亲三次命令他:上四川去!

此前22年,也就是1698年,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一个叫汤万景的农民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后人描述,汤“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他将求生的目光投向了四川。

四川——时间再往前,康熙九年(1670年),什邡知县李若璋到任时,看见“人民稀少,景物荒凉,蜀中止草屋数椽,城窟存虎豹之迹”;康熙十九年(1680年),乐至知县王大贵任职时仍“无官舍,寄居城西关外报国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南溪知县王大骐就任时,“目击凋残,心焉凄恻”……类似记载在四川地方志里俯拾皆是。这些从京师来的官员很难相信,诗书中的天府之国,现实里竟如此残败。

其实,早从元朝灭宋的战争开始,四川的繁荣就开始衰萎。明末清初,永宁土司、张献忠、清军、“摇黄”、吴三桂等势力,为争夺成都、争夺四川拼死砍杀,直杀得巴蜀之地“靡有孑遗”,加之自然灾害和瘟疫,许多州县“十室九空”,耕地大量荒芜,不仅有“虎食人”的现象,更有“人相食”的记录。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户籍清理结果表明,四川总人口仅约8万人,而纳税的人丁额仅1.6万,与东南省区的一个县相当,以至于需要从外省拨银支持四川地方财政。

战乱还未平定,清政府就招徕本籍逃散人口回四川垦荒,但收效微乎其微。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巡抚张德地请求朝廷扩大招垦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入川。此后,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政策,除了宣布“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之外,还准许移民子弟以平等资格参加科考。

广袤土地以及强大的政策引力,与外省困苦百姓谋生的冲动交织,清朝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开始了。由于入川的人口中,毗邻巴蜀的湖广(湖南、湖北)人占大多数,后来的历史学者将这场延续一百余年的省际大迁徙称为“湖广填四川”。

处于长江上游、雄踞西部的四川,对于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来说,自然需要“上”去。如同钟宏予和汤万景面临的抉择那样,两三百年前,流传这些地方的谋求生存、改变命运的最强呼声之一,便是“上四川去!”

启程之前

长乐县有一个周氏家族,其12世祖遵公,曾经在明朝万历年间做四川大竹知县,卸任回到家乡后,“面传佳话于梓里”,大肆宣传四川的肥美。受这一信息的影响,周家族人“无不闻而羡慕之”,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周家28个成员先后上川,分别定居四川27个府州县。

不知道钟母是否也听过这段“佳话”。事实上,像周遵公一样,因从政、经商、从军或者逃荒,不少外省人到过四川。到了清初,当人们谋求生存往外拓展的时候,先辈们的经历成了可靠的抉择依据。

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则谕旨分析了移民上川的原因,一是风传四川“矿土本宽,米多贱价”;其二,又有一些“包揽棍徒”,“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
无论是先辈的启发,还是掮客的鼓动,都只是间接信息。一些家庭为求稳妥甚至派人亲往四川考察。福建人魏成美就是其中一个。康熙年间,他带着弟弟游遍了川西平原上富饶的温江、新繁、什邡等地,看见那里“田肥美、民殷富”,“心志不觉大悦”,而在内江县的治地汉安,他参观了三百多个手工作坊之后,“心志尤觉怦怦有动”。于是,“遂不惮艰险,仍与弟回闽,携家来川”。

美好的前景似乎就在眼前,可是,让一个安土重迁的农民,下定决心离开亲友和故土并非易事。一首客家情歌表达了情人的悲欢:“情郎一心上四川,坐上盐船去建安。宁舍金银千千万,怎舍情郎离开我。”

母亲三次命令钟宏予上川,但他“哭泣不忍别”,母亲只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母命你上川不去,倘我儿孙都像邻家饥饿涂地,我纵饿不倒,亦会气倒,你若不放心,留你第四子珘服劳,遗一角田土,又有三个胞弟照料。为何我多活几年?你都不去?”说到这个份上,钟宏予只好答应马上准备。

上四川去,不是说走就走的,移民需要提供已入川亲戚的姓名、田产等信息,经核实后,当地官府才发给“路票”。很多移民在四川并无亲戚,再则“路票”办理过程又很长。一位官员在一份奏折中叹息道:申请路票者,不过“百之一二”而已。

一旦上路,就意味着可能终生与亲友诀别,所以闽粤移民尤其是客家人,往往会在行囊里装进一些“特殊物品”:族谱,祖骸和画像。长乐县东门外南门田桂花树下,一个叫曾顺裔的人,就背着祖母朱氏的骨骸入川。

远距离迁移最重要的准备,是凑齐路费。有的召集族人集资,有的变卖田地房产,而钟家“无从储备”。儿子怯怯地问,没有盘缠,怎么办?钟宏予回答说,“走在丰熟地方,自可积钱。”

1698年,汤万景经过抉择之后,“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亲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 1720年,钟宏予携带三个儿子,和堂兄弟一行15人,拜别祖宗、母亲和其他族人,踏上了入川之路。

咸蛋和扁担

漫漫旅途,最理想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当然是骑马乘车,但这样的入川方式只有极少人能享受。对于大多数没有马匹的移民,要想徒步将家庭成员中的老弱病残携带入川,只有靠肩挑背驮了。农家常用的翘扁担,以及竹箩筐、竹椅子,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

钟宏予的老乡,广东长乐县的李文元和妻子张氏,带着双亲和两个幼子上川,“行路维艰”,两个幼子由张氏的胞兄挑着走,他对路人开玩笑说,“我肩日月矣”。这样肩挑日月的景象,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经常可见。

扁担最主要还是用来挑运行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长乐的另一个老乡,年仅20岁的戴焕祥,每日肩挑80多斤的行李,走了整整两个月才入川。

“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这是从麻城入川的郑家家谱上的记载的实例,事实上,这也是移民路途饮食的普遍写照。

从湖南上川的农民汤万景,其后人说他,“沿途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咸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其实,关于“盐蛋的传说”的四川民间广为流传。

清代有个叫严如熤的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深入川鄂陕边界的深山老林踏访,他看见移民往往“取石支锅,拾柴做饭”,三块石头支一口锅,便能填饱肚皮。晚上住宿也舍不得住客栈,碰到寺庙、岩洞、密林,便胡乱应付一夜,有时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借宿,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行李上路。几个月来日日如此,夜夜皆然,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著名四川作家李劼人,祖籍湖北黄陂县,其八世祖先李述明于清初上川,沿途靠贩卖布匹兼行医赚路费。而对于没有特殊技能,仅靠一身力气过日子的普通农民来说,只有帮助别人肩挑背驮,打工干活,维持路上生计。

有的移民身无分文、进退两难,甚至不得不将幼子、胞弟卖掉。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人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同入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行囊告罄”,无奈,余彰汝只有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换得几十两银子,走到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环视身边可卖之物,只剩下一把破伞了。
钟宏予一行人走到湖南浏阳时,他的路费便用完了。有人提议,大伙都停下来,等他筹款。“切勿切勿”,钟宏予咬牙说,“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

事实上,除了少量的商贾大族之外,大多数的移民,与困窘的钟宏予并无两样。对于移民途中的艰辛,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则谕旨作了推测性的描述:“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求救无门,不相率而为匪类,势必为沟中之瘠矣。”

钟宏予没有跟随大队伍前行。他有一个舅舅,早年移居浏阳,见面后,舅舅提出借他路费。可钟宏予说,“甥上川万里迢遥,顺则回粤省母,可还舅钱;不顺则不知下落。舅虽慷慨,甥恐无还,冥中受害,万不敢用。”他看出当地的人“皆游手好闲”,“若果能出力,无有不挣钱者”。

面临各种艰难险阻,移民们的进取欲望让人惊叹。雍正十一年(1733年)九月九日,广东龙川县一批结队而行的移民,遭到官府阻拦,他们在一份《往川人民告贴》中称,“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家立业,发迹兴旺,各带盘缠,携带妻子地下兄弟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近来不知和故,官府要把绝我们生路,不许前去。……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若到江西隔省拦阻我们,我等腰拼死齐拌一死。……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晚年的钟宏予没有说自己的“心肠”,只是淡淡地交代,住在舅舅家的两间空房里,他“遂奋力斩荆披棘”,当了三年樵夫,“珠积寸累”,才凑够途中所需的盘缠,于雍正元年(1723)年,带着家人从浏阳继续西行。

上川之路

钟宏予是怎样从广东长乐到湖南浏阳的,从浏阳上川的路线如何,总共走了多长的路,后人已无从得知确切数据。在钟氏族谱中,有的地方说他“苦经驿路三千”,有说“以七千里之遥,迁居蜀简”,还有说“八千道路迢迢”。

事实上,由于上川的始发地、目的地不同,行进路线也各有差别。但历史学者们研究分析,南方各省移民上川,普遍走水路和陆地两条主要途径:水路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上到夔门;陆路由闽粤入江西,取道湖北、湖南或贵州入川。

从宋代开始,长江水路正式设水驿,历元、明两代,长江水路驿站的设置和管理日趋完善。早在元末明初,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迁移浪潮,移民大多出自于湖北,尤其是鄂东北的黄州府和麻城县一带地方,他们过荆门至宜昌入三峡,溯江到夔门。到了清初,两湖移民,包括部分江西移民,入川时也多取这条传统的水路,如清人所说,“楚人入川者,必由二水(长江、汉江)溯流而上”。

由鄂西进入四川,是传统的川鄂交通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小道,是从湖北房县、竹山顺着堵水西行,越大巴山,沿大宁河南下而入夔州。清人严如熤,在川鄂陕边界的深山老林见到的“流民”,就是从条道入川的移民。

移民到了湘西之后,或者取道与之接壤的鄂湘黔结合部的各种路径,向川东迁移;或者经沅州这个枢纽,进入贵州西部,由遵义北上,进入川黔大道。到遵义后又有两个选择:一条直接北上,经过桐梓、綦江进入永川一带,另一条路线是经过习水、赤水到泸州。

虽然关于钟宏予的上川之路的记载非常粗略,不过,他的长乐老乡,一个叫曾顺裔的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家迁徙到四川资州后,其6世孙曾建章撰写《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资州程途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曾顺裔的上川路线:

长乐县——嘉应州(150里)——平远县(150里)——筠门岭(150里)(江西界)——会昌县(150水程)——赣州府(240里)——泰和县(160里)——吉安府(140里起旱)——分宜县(180里)——袁州府(80里)——萍乡里(100里水程)——湘潭(240里)(湖南界)——长沙(120里)——沅江(180里)——常德府(180里起旱)——慈利县(280里)——永定县(180里)——来凤县(360里)(湖北界)——黔江县(180里四川界)——玉山镇(180里)——彭水县(300里水程)——羊角嘴(300里)——涪州(300里起旱)——永川县(150里)——荣昌县(120里)——隆昌县(120里)——内江县(120里)——资州(现资中县,90里)

曾顺裔沿途共跨越6省,是名副其实的跨省大迁徙,途中经过的主要州县地名共29个,其中水站14个、陆站15个。诚如《程途记》的末尾声明,“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入蜀时,栉风沐雨,步履治所经者也。今(悉)数而出之,以见山川悠远,祖步艰难云。”许多移民的族谱证明,这条路线,正是闽、粤、赣、湘等南方移民上川的主要通道之一。

从浏阳出发后,钟宏予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抵达当夜,只能借宿在碾坊石墩上。三年的艰辛旅途终于熬过去了,这一年除夕,钟宏予特地蒸了一笼广东老家的点心——黄粄,并郑重地穿上完婚时父亲送他的衣帽,祭祀祖先。

据载,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仅有9万人口,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已达到948.9万,饱受战争荼毒的巴蜀之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背影,集镇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一些新的物种、工具也被带来了四川,五方杂处的社会与融合造就了新四川人。持续一百多年的移民潮,后来由于四川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以及政府的控制,乾隆中期之后便开始消退了。

到了乾隆中期,迁居简州的钟宏予通过“三次买业”,逐渐繁衍为拥有六房子孙的“巨族”。为了“追宗荐祖”,这个家族在钟本人的带领下,先后三次开展口述家史的活动,后人将其整理成《入川履历》存入家谱。

“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汤万景的一个后人,在1947年,曾如此描写先祖入川后的垦荒情形。他的名字叫汤道耕,笔名艾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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