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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峰:点燃引线的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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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徐世昌

 

 

点燃引线的大总统

--作者:刘永峰

1919年5月4日中午,总统徐世昌正在中南海的总统府内为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国务总理钱能训、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交通总长曹汝霖也都作陪。酒宴上大家杯觥交错,一片欢声笑语。此时总统府里的电话声突然响起,电话里,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气呼呼地报告了北平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

然而,徐世昌对此并不意外。

鹬蚌相争

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就任伊始,他便宣称:“今我国民心中之所注意者,佥曰南北统一。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

当时国家南北割据、战祸累累、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举国上下都对这位北洋政府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总统抱有极大的希望,而他宣称的“偃武修文”政策及一再标榜的“文治主义”,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

但要完成这样的宏愿,对于这位手无实权的“文治总统”来说谈何容易!且不说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仅凭手握重兵的段祺瑞一句话,顷刻间就可让他位置不保。

 虽然徐世昌的总统之位全赖段祺瑞之力,但他并不喜欢做段的傀儡,其“偃武修文”的主张一开始就背离了段祺瑞企图武力征服全国的愿望。为了制衡段祺瑞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

也就在徐世昌稳步进行政治布局之时,“巴黎和会”的召开给他提供了一次“重新改造中国”的难得机会。欧战结束,美、英、法诸国并不希望一战期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独裁、南北对峙的中国,对他们更有好处。

而在徐世昌看来,日本一国独大,必将支持段祺瑞武力征服全国、恃威专权,而一个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以夷制夷”的局面,对他维持统治无疑是最为有利的。

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徐世昌给自己专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委员有熊希龄、朱启钤、孙宝琦、李盛铎、王宠惠等,也多为研究系中人。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徐世昌想以此来制衡段祺瑞势力对外交的控制。

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世昌欣然应允,并主动为其筹集旅费。

1919年春,梁启超抵达欧洲后,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他意外得知去年九月北京政府与日本订下的密约,原来段祺瑞为获得日本贷款,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于日本。那时徐世昌还未成为总统。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启超将此密约电报给徐世昌。

徐世昌收到电报后,考虑到当时山东问题正在交涉,英、法、美态度尚存变数,过早暴露于交涉不利,故将电报加以处理,转交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并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遂震惊。

报界驰援

作为手无实权的总统,徐世昌深知诉诸舆论,实行“国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发动全国学生商人,地方会议以及海外华侨等团体,连日雪片似地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去慰问、鼓励电报和信件。与此同时,包括《晨报》、《申报》等各大报纸每天都详细报导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这位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的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他曾说,“戊戌以来, 每次政治上变革之功, 咸归于报章鼓吹之力”,“报纸在社会上之权威, 俨有凌驾官吏之趋向”。

随即,作为徐世昌总统顾问的林长民,联合汪大燮、张謇等人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以此向北洋政府的亲日派施加压力,希望对中国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日,张謇等致信梁启超:“务肯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矣。”

在巴黎,梁启超提前获知消息:4月30日,美、英、法三国将议定,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获悉噩耗,深感问题紧迫。4月24日,梁启超急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两总长,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抵制卖国条款。

5月1日,林长民经徐世昌同意,立即通过外交协会致电巴黎,希望中国全权代表不签字。随即国民外交协会成员连夜起草三份文件,进行抗争。首先,致电巴黎和会四国首席代笔威尔逊等人:“德国在山东所攫得之权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不承认加害中国人民的密约,若以强力压迫我国,四万万人誓以全力抵抗,并诉诸世界之舆论!”同时林长民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中国代表陆征祥等人说:“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望诸公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随后,林长民满怀激愤写下《外交警告国民书》,于5月2日在《晨报》上发表。文章称:“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该文刊发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斗争, 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收到7000多封国内警告电。

发动学界

如果外交失败,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承认,就意味着段祺瑞实现独裁指日可待,那么徐世昌一切“偃武修文”、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总统之位也将难保。徐世昌心里明白,现在政府已不可靠,“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只有靠学生了。”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的话,那么徐世昌此时则有意点燃了这根引线。

5月2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蔡元培召集北大各班班长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转告在座学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做出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 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

当天,在总统府,徐世昌的外交委员会已决议拒绝签约,汪大燮、林长民将致电代表团拒签电稿送呈徐世昌总统,徐阅后交给国务院准备拍发。不料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林长民有位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连夜将消息透露给林长民,林当即又向汪大燮汇报。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急,5月3日凌晨,他匆忙去找蔡元培。

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当天上午,他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东堂子胡同的家中人流如梭。他再三嘱咐,在行动时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落下口实。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

五四运动

5月4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晨报》记录了那个上午的情景:“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纷纷由东西各方云集而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离开校门时,受到了教育部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的阻拦,队伍经过一番周折才冲破阻扰,向着天安门出发。

早早到达天安门的其他学校学生,则向过往的人群演讲、宣传、发布传单,又有大量群众不断地向天安门前集聚。一位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代表向记者透露了当天的安排:“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贴,表示我们的意思。”

当时,得知消息的教育部代表及负责治安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也来到天安门红墙边,劝说学生回校。学生代表“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的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车而去。”

而3000多名学生则高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合约”等口号,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行去。

而被万千学生民众骂作“卖国贼”的曹、陆、章三人,这时正在总统府内享用午宴,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一起为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正当杯觥交错之际,徐世昌接到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电话,报告说学生前往使馆区游行示威,请示如何处理。徐世昌指示:“不要动武,要文明对待。”徐世昌的“文明对待”固然有袒护学生的意思,其实这场示威又何尝不是自己的主意呢?从步军统领李长泰的劝说看,他最顾虑的只不过是不要引起国际纠纷罢了。

到达使馆区的学生,也确实如事先计划的,向美、英、法、意各国公使递交说贴,“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直到此时,游行还一直很平和,当局担心的国际争端也始终未发生。如果说之前的一切都还在徐世昌的意料之中的话,那么此后的一些细节,及群众运动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则使得情况急转直下,完全超出徐世昌对这场运动的预想。

由于是星期日,各国公使并不办公,恳请列强“维护公理”的说帖没有被接收。游行队伍想申请通过使馆区,到一街之外的日本使馆门前示威,始终未得到允许,3000多名游行学生被堵在狭隘的东交民巷西口。

而在使馆界“鹄立两小时之久”、被烈日晒得焦躁不安的3000多名青年,很容易被使馆区“骄横的巡捕”、“狰狞的兵营”激发出耻辱的情绪。又“东交民巷这种‘国中之国’,本身就是主权丧失的表征”。所以这3000多名热血沸腾的青年诉说公理的要求受挫之后,愤怒的情绪可想而知。

而此时队伍中不知谁泄愤地喊了一句“到赵家楼去示威”,顿时所有人的情绪为之一振。曾为北京学联代表的熊梦飞在《忆亡友匡互生》一文中,这样写到那时的情形:“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

而身在总统府的徐世昌,依然以保守的态度来猜测这群学生的举动。他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是青年学生也许会到曹汝霖官邸示威。宴会结束后,曹汝霖虽然听道了满街高喊的口号,却没有觉察到任何危险,照样起身回家。为避免意外,徐世昌命令吴炳湘派三四十名警察前往保护,并一再叮嘱:“勿要携带枪支警棍,要文明对待!”

事实上,当时谁都无法预测这群愤怒的人群会有怎样的行动。就像将要决堤的洪流,当时负责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等人,恐发生意外想要劝阻时,“却亦毫无效力了”……

“文明对待”

徐世昌点燃了“五四”的引线,但这团大火却慢慢烧到了自己身上。

火烧赵家楼,拳打章宗祥。但那天下午的火苗只是一个开始,一场更大的风暴才刚刚来临。

当日晚上,钱能训召集全体阁员,商讨对策。段祺瑞因曹、陆、章“意外”受辱,力主严惩肇事学生。段芝贵更是叫嚷:“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能再容一日如此学风。”于是有人建议参加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各校长一律免职,以示惩诫。教育总长傅增湘严辞拒绝,他们退一步要求罢免北大校长蔡元培,傅增湘也表示反对。在对学生游行活动在处理意见上,北洋政府高层分作两派:段祺瑞一派主张严厉镇压,而徐世昌得知学生纵火打人后,而非常恼火,却还是拂逆了段祺瑞的意见,想缓和处理。

5月6日,徐世昌发布的大总统命令显示了他的苦衷,迫于段祺瑞的压力,先以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词搪塞,而后将全部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吴炳湘,说“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务,呈候惩戒。”然而这一命令,不但警察不服,曹汝霖等人也极为不满。徐世昌只好又下一道命令:“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才,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性质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

这道命令一出,反对之声更加此起彼伏。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上海和平团体等声援爱国学生的电函接踵而至;正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的南北总代表唐绍仪和朱启钤也先后致电徐世昌,支持学生的爱国精神,请求对被捕之人从宽办理。

段祺瑞一派则频频向政府施加压力,紧接着蔡元培引咎辞职,教育总长傅增湘避走西山。

北大学生再次行动,以更大的声势发起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的斗争。他们一面上书教育部,一面通电全国,请求支援。5月12日,北大学生决定:如政府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

随后段祺瑞、王揖唐威胁说:“希望总统、总理采取措施,及早解决学潮问题。否则导致武力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徐世昌势如骑虎。为避免武力镇压,他不得不下令对学生严加管束。5月14日,徐世昌连下四道命令:一令北京警察等“认真防护、共维秩序”;二令告诫学生“持以镇静”,“毋得干预政治”;三令挽留蔡元培,以安学生之心。四令挽留陆宗舆,以安段祺瑞之心。在段祺瑞的坚持下,徐世昌于15日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由次长暂时代理,后又任用安福系要人田应璜继任。此消息一出,教育界顿时舆论大哗,认为安福系插手教育,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于是17日开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连续集合,一致反对任命。19日,北京25000多名学生实行总罢课,再次上书徐世昌,要求:拒签和约、惩办国贼、挽回傅蔡、释放被拘学生、谋求国内和平……

罢免曹、陆、章

此时,日本军舰纷纷驶泊天津、吴淞、青岛各埠,示威恫吓。徐世昌已到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段祺瑞及安福系在政府中占上风,徐世昌被迫下令号称“屠夫”的王怀庆取代“镇压学生不力”的李长泰为步军统领,政府中“文明对待”学生的呼声也随之式微。另一方面,这时爱国学潮却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曹、陆、章在举国一片的诛讨声中如坐针毡。

尤其6月3日后,各地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部分地方军阀在镇压群众运动的同时,也要求罢免曹、陆、章,以平息事态。5月底,直系军阀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要求北洋政府立即释放学生,收回青岛,对日抗战到底。不几日又“请罢免曹、陆、章,惩办国贼。”紧接着,徐世昌收到淞沪护军使皖系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的联名致电:“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

面对巨大的压力,部分军政要员感到继续维护曹、陆、章三人已得不偿失。于是,6月10,徐世昌“顺应民意”连发三道命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人“准免本职”。

总统辞职

尽管此举大快人心,但徐世昌却从此失去了政治上最重要的同盟者。

曹汝霖被免职后,段祺瑞怒气冲冲地来到团城看望曹汝霖,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这其中原因不仅仅是安福国会帮助徐当选总统那么简单,据曹汝霖回忆,“东海(徐世昌)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既要与南方和谈,亦非钱不办。”徐世昌听说之前段祺瑞“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圆之借款未竟。”段祺瑞下野,徐世昌想“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曾请曹汝霖就交通职后“尽力云云”。曹汝霖于是积极筹办,借得日款,“谁知后来招来恶果”……

徐世昌不仅没有帮助自己曾经的“同盟者”度过危机,与段祺瑞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不到一年时间,南北议和、巴黎和会相继失败,他一度踌躇满志的“文治”终是事与愿违。

在罢免曹、陆、章三人的次日,徐世昌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他在辞职咨文中说:“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颠踬。此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

当时的报纸或许更能看清徐世昌的处境:“以军事眼光观之,徐今无权无勇,惟闻该党仍将留徐为傀儡,以为对于骑墙各省作幌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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