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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志:一个学生领袖的歧路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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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罗家伦

 

 

一个学生领袖的歧路彷徨

--作者:白伟志

1919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这一天风清云淡、温度宜人。古老的帝都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北京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携亲带友踏青郊外。

京郊门头沟妙峰山上一年一度的庙会照旧举行,摩肩擦踵的善男信女中,站着一个神情落寞的外国人,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这个外国人叫芮恩施,美国驻华大使,这是他来到中国的第六个年头。六年的时光,他渐渐爱上了这个古老的国家,绞尽脑汁、竭尽所能想将其拉上时代的轨道,结果却不得不和这个国家一起迎来最为惨淡惆怅的时刻。

巴黎和会的决议传到了他的办公桌上,列强出卖了中国,威尔逊出卖了挚友。芮恩施出离愤怒,与威尔逊绝交,并宣布辞职,但这改变不了任何结果。

自然的春天已经来临,而人心则继续沉沦在黑暗阴冷之中。一方面,沉重的历史与文明,已无法给予这个民族曾经丰厚的自信心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将这个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军阀们,也面临着极为尴尬扫兴的局面:以战胜国之名,承战败国之实。总之,1919年春天的中国,显得黯淡、沉闷、毫无生机、令人绝望。
  
芮恩施并不知道,也就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星期天,在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门口,一群学生正在到处找他;他更无法知道,就是这群学生,将掀起一场“创造历史的运动”,如同一道闪电,划裂历史厚重的幕布,在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时期,刻下意味深长的印痕。

“弄潮儿”

汇集于东交民巷的学生大约三千余人,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代表他们与外国使馆交涉的学生领袖之一,是时年22岁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罗家伦。

罗家伦出生于江西一个书香之家,其父做过前清的知县,恪守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又颇为开明进步。受父亲的影响,18岁的罗家伦便发出“今日何日,独非中国处惊涛骇浪之中,而我学生枕戈待旦之时耶?”之呐喊。他进入北大后,与高年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为莫逆之交,一起创办了当年北大最著名的社团之一“新潮社”和与《新青年》齐名的杂志《新潮》。

在时人看来,《新潮》比《新青年》更加离经叛道,“《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第一期一经出版便告售罄,复印到三版竟卖了一万三千本,以后每期销量都保持在一万五千本左右,这对于一本学生杂志来讲,简直不可思议。青年罗家伦发出豪言:“我们何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他更是大胆宣称:“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了!”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以至于20年后,在延安的窑洞中,毛泽东还不无伤感地对美国记者斯诺提起他:“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认出一些……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鼓动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不利中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会、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时向全国各报馆、团体发出电报,以求声援。这项决议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响应。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2日,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命令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约。北大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北大学生。5月3日晚7时,各校学生代表一千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举行。

作为三名学生总代表之一,罗家伦一夜未眠。次日早10点,就当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于是在短短十五分钟内,罗家伦一气呵成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两万份拿到街头去散发,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点半,天安门广场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北京《晨报》记者目睹了广场上人群如潮、旗帜如海的盛况: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大会主席段锡朋宣布开会后,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台下掌声雷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一个小时后,三千学生晃动着小旗、呐喊着口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了。

大游行

“这是一个将要创造历史的运动……那天早晨他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学生们继续向其他使馆进发,在即将到达日本使馆的时候,他们被拦住了。北洋政府派来的军警,以及使馆区的巡捕封锁了东交民巷,禁止学生继续前进。青年们愤怒了,“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满腔的悲愤、长时间的对峙和等待,让这些年轻人渐渐忘记了临行前有条不紊的计划,他们开始泄气并躁动不安。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嗅到了这种不安的因子,老师胡适离京之前的嘱咐言犹在耳:“随机应变,适可而止。”黑黝黝的枪口对准学生,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发流血冲突,而他和罗家伦等人的本意,只是想使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岂能让它酿成暴力的风潮”。

“我们队伍退出巷口,绕道到其他主要大街去游行一下,散发散发传单,就各自回校去!”已是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向同学们大声喊着,可是情势已经不是他能掌控了……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已经失去理智的学生们便蜂拥着由崇文门内大街转向东长安街,进入米市大街,向赵家楼胡同涌去……

暴力与分歧

就在5月3日晚上北大举行千人大会的时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西花厅里,也在进行着一场秘密会议。

“游行,不过是喊几句口号,散发一些传单,发表一通演说,能惩治卖国贼吗?要惩治,就要来真的,让他们知道民众是不好惹的。”发言的是该校数理部学生,湖南人匡互生。

这里的学生在为应该采取游行还是暴力的方式而争论,而持暴力论最坚定的,便是这个匡互生:“我们没有大炮,有这双拳头,可以打死他几个卖国贼。”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血钟不响,民众是不可能从酣梦中醒来对媚外的政府示威的”,所以要“作一度流血大牺牲”。

为了敲响这“血钟”,匡互生和几个死党已经秘密做好了详尽的准备,诸如调查曹、章、陆的行迹以及住址门牌号码,弄到三人的照片等等。出发之前,他们就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安的念头。”

因此,当游行的学生受阻于使馆区时,他们又转向赵家楼,并且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就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了。

当匡互生“纵步跃上右边小窗户……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打开后,并且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汽油和火柴,点燃第一把火时,学生们完全陷入了某种疯狂的状态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控制住他们无边的怒火和发泄的快感了。”

据说,当匡互生准备点火的时候,大会主席段锡朋一把扭住他:“放火,我负不了责任!”

“谁要你负责?你也负不了责!”匡互生甩开他,毅然决然地点着了火苗。

这个细节实际反映了学生领袖间思想的决裂,也许是从这一刻起,原本看上去有着共同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们,开始选择自己的方向,向左或者向右。

“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女儿的房子里许多香水,都一棰一棰的打碎在地上……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境,罗家伦五味杂陈,眼前的一切与他的预想是多么遥远。

而在另一边,学生们正在痛殴未能及时逃走的章宗祥,“……用手中的小旗杆向着他面孔上乱打横敲,而那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学生,就只能权借皮蛋做武器,向……头上打中了几十百把个皮蛋……”。

罗家伦悄然退出赵家楼,回到北大的宿舍里睡觉去了,若干年后他给出的理由是“实在疲倦极了”;傅斯年也回去了,他已经是心如死灰,更加上“一个浙江籍姓陶的学生打了他一拳”,彻底伤透了他的心,从此宣布退出,与运动再无瓜葛。到了五点三刻,“看热闹的学生只有几十百把人了”。

命运的分野

“由于学生们的行动,商人们也和学生联合起来了。在巴黎和会作出山东问题的决议前后,中国发现了自己的力量。”美国人芮恩施毫不吝啬赞扬之词。

的确,“五四运动”在彼时的中国一石掀起千层浪,由北向南,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中国人的热情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

“向左转”的学运领袖,诸如张国焘、许德珩、邓中夏、罗章龙、闻一多等,积极投身于学运、工运等活动中,成为后来居上的“弄潮儿”。

然而此名词的缔造者,罗家伦,却在短短一年之后,对其作了彻底的否定:“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他“向右转”的标志。与他一起“向右转”的还有段锡朋、杨振声、梁实秋等人。令人意外的是,匡互生竟然也表达了对运动的无比失望:“七月后纯洁之民群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出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亦颇知应付之方,旧调不可复谈矣。”

1920年5月,在胡适的安排下,罗家伦与段锡朋等五人由实业家穆藕初资助,赴美留学。随着道途的渐行渐远,先前的朋友彻底反目,闻一多说:“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许德珩更直接骂他们被收买了,“回国后甘心附逆,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走狗”。

几乎是在罗家伦离开北京的同时,另一个年轻人也将离开北京,“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当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半年之后,毛泽东在北京就不愿再待下去了。”

若干年后,这个当初置身事外的湖南农村青年,实现了罗家伦当年“俄国革命是世界新潮”的预言,并且对罗家伦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做出了盖棺定论的评价:“‘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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