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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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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昭寺门前

西藏在别处

--李公明

“噢,你又进藏了!”一个朋友说。

我被惯用的“进藏”触动了一把。似乎只有进藏与进京才能说“进”而不是“到”或“去”,“进”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色彩。“进京”往往是肩负着使命,旅游者只能说“到北京”;而“进藏”则是香客与驴友的共同语汇,它强调的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从一种生态进入另一种生态。商人和官员较少出差到西藏(不是“进藏”),因为他们基本上只需要在同一个世界里努力。虔诚的人和闲散的人则需要以对另一种世界的向往来满足心灵的追求,因此,只有虔诚和闲散才是“进藏”的理由。

实际上我并不闲散,是在浮生中的偷闲。无论何时,“进藏”是我无法拒绝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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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鞑靼西藏旅行记》中的拉萨桑耶寺

四月不是残酷的季节,是东喜马拉雅山系雪线闪烁光芒的季节。在朋友的急切召唤下,我的第四次进藏是一次闪电般的雪域驾车考察活动——以西藏山南地区的泽当-错那为中心。当然,最后还是经拉萨踏上归程。当我驾车进入拉萨市区,无法掩饰的是我的失望与惊恐:西藏在别处! 只有在拉萨大昭寺门前,而且只能在深夜无人,深夜中的地面光洁如镜,是最后的信仰在顽强揩拭着百年西藏。但百步之外就是大昭寺广场前的华丽大街,拉萨的香榭丽舍大道,拉萨的苏荷,后拉萨时代的好莱坞剧照。
当然,看待圣城拉萨的角度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甚至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人用另类的眼光看待拉萨。法国的古伯蔡神父于一八四六年一月来到拉萨,在他眼中的拉萨更像是一个商业贸易的中心,而不仅仅是一个朝圣进香的圣地。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所描绘的拉萨城是混杂着朝圣者与商人的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叫喊、争论、推搡,“每个人都热情地从事买卖”(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四九六页)。相比之下,在一九○○年八月来到拉萨的俄国东方学者、地理学家崔比科夫认为,拉萨生活的前提是宗教与行政,然后才是商业贸易(《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二四页)。百年过去,后拉萨时代的降临也真的是无法阻挡。敏锐地观察着西藏的变化和各种发展可能的美国当代学者M.C.戈德斯坦很关心的主题之一是进藏的人数,他说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到拉萨的旅游者每年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到了一九八六年,这个数字骤升至三万至四万人(《龙与雪狮: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四一二页)。而现在每年则是以数十万计,开通青藏铁路之后必定是以百万计,西藏的城镇化必将急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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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桑耶寺

七月是残酷的季节,是时间开始的季节。面对昂然高歌、呼啸而来的旅客列车,我无法想象西藏巨变的时间尺度又将换上什么计算单位—— “只争朝夕”的意思在这里就是只在旦夕之间。旦夕之间西藏就在别处了,前几天北京一位多次进藏的朋友对我说:“还去什么去,宁愿去别处!”她说其实自从八十年代逃离我们以后,西藏也开始逃离我们。我知道,路修通了,一切都逃离得更快、逃离得更远……

多年前我已去过泽当,泽当的现在也是华灯耀眼在各条宽阔的援藏大马路上,在欢迎宴会上也是一样的纸醉一样的灯红。多年前匆匆朝拜过的雍布拉康,多年前留下了遗憾、没有去成的桑耶寺,它们也经历着变化。在桑耶寺后面正在修建原来并不存在的桑耶镇,马路、政府大楼、商业街。桑耶寺只能惊怵地逃离。昌珠寺,相对矮小、逼仄的院子对面修出了一片有雄鹰展翅的广场,有大理石刻字和艺术工程的广场。昌珠寺只能惊怵地逃离。

那么来吧,让一切该来的都来吧!—— 让电信垄断公司巍峨的玻璃幕墙来吧,让现代性的商业银行巨厦来吧,让昭朗如日的超豪华洗浴中心与夜总会来吧,还有什么是羞于呈现的呢?!让一切的欲望之火在雪域上燃烧得更为通红吧,但愿早一点尘埃落定,面对繁华可以凭吊废墟。

我们还是穿越了雅布香波雪山,下探到中印东部边境的深沟急流,拜识了同样急切变化的门巴族。有所安慰的是,冰川上还是有风雪弥漫,沟壑中还是有花香鸟语。我们的车队像一把垂直切割了三千米的刀,在极短促的时间之线上,在转瞬间急促转换着自然风光与文化追询。山上山下,雪里雪外,感觉中是在苦苦追赶着那个急速逃离的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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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读唐卡

到达泽当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去桑耶寺。沿雅鲁藏布江溯流而上的时候,小船上有藏民展开一幅唐卡,同行中来自北京的藏族专家以藏语和他们交流着对这幅唐卡的看法。在开阔的江面上读佛画,好像是有一点感悟。身边江面开阔,水流缓慢,山南雅鲁藏布江河段是“雅鲁藏布”名称的起源地,“藏布”是“赞普”的转音。置身江上,自然会想到西藏高原的水资源利用问题。资料显示,目前西藏高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还不到百分之一,远低于全国百分之十八的平均水平;整个西藏还有一百多万人(接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还没用上电。据估计,到二○三○年西藏人口将达到四百五十万,用电缺口更大。一方面是利用开发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旱涝灾害频繁,尤其是洪涝灾害仍是目前西藏高原较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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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耶寺中的老者

桑耶寺位于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始建于公元七七九年吐蕃王朝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桑耶寺, 藏文意为“无边寺”、“超出意想寺”、“不可想象寺”。站在这大门外,你是无法想象那里面所包容的世界:它据说是仿照古印度婆罗王朝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为蓝本而建,全寺的建筑完全按照佛经中的大千世界布局—— 中央为世界中心须弥山,由一座藏、汉、天竺三种风格的三层“邬孜大殿”为代表;大殿南北又建太阳、月亮两殿,象征宇宙中的日、月双轮;邬孜大殿四个角上分别建有红、白、绿、黑四座佛塔,代表四大天王;大殿四周还均匀分布着四大殿和八小殿,表示四方咸海中的四大部洲和八小洲;寺庙建筑群的外围是一道圆形的围墙所环绕,象征着世界外围的铁围山。

这些都是古典诗人下酒的佳肴啊:有天空、唐朝和吐蕃,有须弥山和周围的十二部洲;更有公共知识分子们可以相濡以沫的学术江湖:在这里出现了藏区第一批学术精英(七名藏族贵族青年在印度高僧寂护的主持下成为“觉士”),第一次实现了“佛、法、僧”的紧密携手。它被称为西藏的第一座佛教寺院,实际上它就是西藏神圣的根。西藏形而上的根原来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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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西藏旅行记》中描绘的藏人

然而,正如任何神圣的事业都会有它的阴影,寺庙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与人生命运很值得我们关注。社会经济中的大量财富与生命中宝贵时光的奉献,长途朝圣路上近乎自我摧残的苦行,在种种宗教土木工程中的艰辛与伤残,极其繁复的各种宗教仪式、活动中对经济的消耗,所有这些都在神圣祭坛的帷幕后一刻不停地发生着,整个西藏一直把自己投入到宗教这一神圣、巨大的信仰搅拌机中搅拌。有人统计:在达赖时期,西藏每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都用于宗教方面;在今天,藏人每年的收入也约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西藏僧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十八世纪大约是百分之十三,在二十世纪前期的四川德格藏区竟高达百分之三十三;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统计,正式出家的僧侣达到西藏总人口百分之二,在某些小区域会达到当地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而且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僧侣脱离生产劳动,但寺庙的经济收入不菲,而且在今天除了信众捐献之外,还多了不少票房收入、景点拍摄收入等进账。

远望着一座座宏伟的寺庙,诗人和艺术家可以赞美灵魂与美感,我的心里有不少感想……

从泽当去雍布拉康,出城不远的公路在山脚刚一拐弯,眼前忽然闪出一片绿色的田原,田原上一座孤独的城堡立在山巅。雍布拉康所在的扎西次日山并不高,雍布拉康在藏语中就是“母鹿后腿上的宫殿”的意思。“母鹿”也会有这般昂然不凡的气势?雍布拉康据传说建于公元前二世纪,是西藏最早的建筑,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皇家宫殿。这可以看做是西藏的政治之根吗?整个建筑分为两部分,前面是一幢多层建筑,后部是一座方形高层碉堡望楼——据说文成公主入藏的第一个夏天在此居住。不知公主当年在塔楼向四周望去,可也是我们今天眼中所见?

从泽当到错那县城要翻过雅拉香布雪山,要翻过两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山口。在这之前是山与山之间的锦绣田原,那里有据说是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个藏民聚居的村庄。这又是西藏的另一支根脉,形而下的物质生产之根。

农田过后是山地牧场,牛羊的背影之后就是雪山。在不经意之间,掠过我们眼前的就是西藏的全部生存形态。法国学者石泰安认为,这里存在的是双重形态:高山牧场和田园,牧业和农业。他还细致地分析了季节、土地、河流、植被等自然系统与部族、权力、职业等社会系统在这双重形态之间的变异、融合与冲突。(见其《西藏的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九页、第一三四—一三六页)在山南雅垄河流域,这种双重形态的聚集与划分都同样的分明,使我们得以在短短几小时内从春天走向冬天,从田野青翠走向冰天雪地。

亚堆扎拉山口海拔五千零二十五米,已是一片风雪茫茫。车队在风雪盘山路上小心翼翼地前行,很快又翻过雪布达拉山口,海拔五千一百零五米。在雪域高原,这些雪线上的山口太普通、太平凡了,但是,最不平凡的冰峰到了跟前实际上也无非这样。我们很看重每一座雪峰和每一条雪线,在冰川雪峰上闪烁的任何一缕霞光都会吸引我们前往。

在经过由雪山和峡谷构成的隆子县境之后,进入错那县。“错那”在藏语中的含义是“湖的前面”。湖在藏人心目中很是圣洁。在我们的镜头中,西藏的湖永远无法离开一团团的白云,永远是如镜面般的湖水,以致我们会埋怨它们太像舞台上画的布景。错那的北面有很多湖泊,蜿蜒的山路在湖泊间穿行。拿日雍错湖之后是羊错湖,呀吧错湖,是群山的环抱中的一面面明镜。西藏的湖总是那么湛蓝、安详、圣洁,但在四月底雪线未退的时候,一泓碧湖在冰雪茫茫中只剩下一只明眸。圣湖是西藏神奇的图腾之一,在冰雪中收缩的圣湖更有灵异之气。面对神湖,可能很少人会想到青藏高原上的湖泊正在扩张泛滥的问题。 随着全球变暖和冰川融化,青藏的湖泊湖面上升、面积扩张的问题日益严重。据有关资料,近年来羊卓雍错湖面上升强烈。二○○四年就上升了一点五米,淹没了六个乡的部分草场,至今上升趋势仍在延续;与羊卓雍错邻近的普莫雍湖的上涨也对牧区的民房、草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不得不在该湖东面挖渠导流。类似情况也在西藏各地湖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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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西藏旅行记》中的插图

离开错那县城就是陡峭蜿蜒的湿地盘山公路。从错那县城向西行驶到门巴族聚居的勒布乡仅四十多公里的路程,但要垂直穿越高山冰川和森林峡谷。海拔落差近两千米,向下的急弯很多,车上的人常会有下临无地的惊恐感。眼前所见,焦褐的山石然后是灌木植被,越往下走,植被就越丰富、越高大茂密,最后就进入中印边陲勒布沟的原始森林区。满眼野花,野菊花和野杜鹃,树丛掩映下的勒布沟溪水蜿蜒向南。勒布,在藏语里是“美好地方”的意思,这一路所见的自然景色可以作为印证。

在麻玛乡,有一座建在南北大路边一大块岩石堆上的破旧房子,只有杂草和灌木庇护着它,显得荒凉和孤寂。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一九五九年出走印度时曾在这座房子住宿过。过了勒布办事处,在一处巨大的崖壁上隐约显现着一组“图像”,当地人说这里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经过的地方。相传唐僧就是取道勒布乡到印度的,因为这里是距离印度最近的路程。这组“图像”似乎是自然风蚀而成,因而没有人说得清楚是谁刻上去的。藏民对唐僧十分敬仰,图像的周围供献着一条条白色的哈达。往前是更为崎岖的山路,汽车极为艰难地开到半山腰,过了勒布沟上正在修建的一座简易木桥就不能往前走了。这里已经是目前实际上的中印边境线。

第二天我们去看另一处边境,它位于错那县浪波乡的中印边境。中印边境目前有争议地区总面积为十二点五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九万平方公里。错那县的这一段就是中印边境东段的一部分,实控线大致和“麦克马洪线”差不多。印度多年前就在这段印方实控区设立了“阿鲁纳恰尔邦”,这里的森林和水利资源很丰富,森林资源占到了西藏的百分之四十。而且,被占去的达旺地区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故乡。站在这条“界河”边上,我们和对岸的两名印度兵友好地互扔礼品,而我站立的地方正是一九六二年时我军的前沿战壕。战争来复去,仍旧还是守着这条荒草萋萋的战壕。我知道在我国出版的地图上,这条边界应该往前推进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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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巴族的老房子

西藏的门巴族恐怕还不是太为人们所了解,但门巴族的变化已经堪称日新月异。“门巴”是藏语的汉文音译,“门”指的是西藏东南部的门隅地区,“巴”是人的意思。“门巴”即门隅地方的人。藏族对居住在这里的人,亦称门巴。各地的门巴族,由于居住地域不同,还有不同的自称。一九六四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门巴族为单一民族,统称门巴(罗马字母拼写Monba)。据二○○○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门巴族人口数为八千九百二十三人。门巴族使用门巴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但各地门巴的方言差别较大。门巴人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藏文。有一位中国社科院的语言学专家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三年先后两次来到这个地方调查门巴语和珞巴语,写了一部《门巴、珞巴和人的语言》。他叫欧阳觉亚,是我们广东人,五十年代初从中山大学毕业的。和藏人一样,门巴人普遍信仰喇嘛教。但是当地干部告诉我们,现在门巴人的宗教信仰已经不强烈了,甚至说他们信仰别的什么了。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之一是错那县勒布沟。据介绍,勒布下辖基巴、贡日、麻玛、勒乡四个门巴民族聚居的乡,总人口六百四十三人(其中门巴族五百七十四人,藏族六十九人),总面积六百平方公里。勒布办事处是行政管理机构的驻地,旁边有小学、小商店、邮电所、小饭馆等,也有驻军部队。据资料称,门巴族男女都喜欢穿红色氆氇(一种羊毛织物长袍),戴褐顶桔黄边、前面留有缺口的小帽或黑牦毡帽,脚上穿牛皮软底筒靴。妇女喜欢在腰间系上白围裙,戴上手镯、戒指、珠串、耳环等装饰物。我们看到的门巴人的装扮有些大体上也是这样,但也有很多已是把民族传统服装与西装、汉装、运动装混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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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巴族妇女

在小学的操场上进行了一场临时的舞蹈表演,以欢迎我们的到来。先前我从资料中已经知道门巴族诗人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的抒情诗歌,他的作品已翻译为各国文字,在世界文学史上留有他的印迹。他的情歌表现了道德责任与情欲的紧张冲突,在世界文学中这都是具有永恒魅力的主题。门巴人有热情奔放的酒歌,门巴语称“萨玛”;有忠贞诚挚的情歌,门巴语叫“森木能古鲁”——心中的歌的意思;还有起伏跌宕的叙事诗,门巴语叫“卓巴古鲁”——牧人之歌的意思。门巴人的民间舞蹈有宗教性质的,门巴语称“巴羌”,意为跳神舞。舞者在神灵面前歌之蹈之,目的是向神献媚,获得神灵的庇护和降福;也有习俗舞蹈,脱胎于宗教祭礼舞蹈。但是,在小学操场上的这场歌舞表演却不是这些节目,一位当地人翻译给我们听,她们的歌词大意是感谢×××、感谢×××,还有就是欢迎、欢迎。我不知道是因为安排者的原因还是某种实质性变化的原因,总之我感觉到了强烈的变异性,或者还可以由此杜撰出一个貌似民族文化学的概念:后民族歌舞文化。

门巴族因为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是海拔低而气温高的谷地,所以住的是干栏式的房子。住房的建材一般都是就地取材,用石块为主,以木头、竹子、草等作为辅助材料,既经济又实用。房屋多半是两层小楼,上层住人,下层关牲畜。屋外有晒台,用木板、石块或竹篱笆做墙。近年来,在政府资助下修建了不少门巴人的新房子,在进入了勒布地界的盘山路上俯瞰山谷,会看到许多天蓝色的屋顶,那些就是政府资助修建的新房。我们参观了一所门巴人的新民居,其豪华与现代化的程度,以及满室内装饰着政治领袖像、宣传画和明星大头像,均令人惊异不已。

异质性这个概念说来也真是含有悖论。本来像门巴文化这样的边缘文化相对于主流强势文化来说是充满了异质性,异质性是它的存在标识与价值之所在。但是门巴内部又产生了异质性,而且趋向于主流强势文化,从而消除自身体系的异质性。更关键的是,在趋于同质性的过程中,发展的概念是主导的价值判断,与之相应的是对于停滞与落后的价值批判。因而,当援藏干部骄傲地展示新建设的成就和宏伟蓝图的时候,无一例外地显示出同质性的价值判断。有专家指出:近年来西藏在城镇建设中对藏文化的保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城市风貌越来越与内地城镇趋同,这些问题在许多援藏工程项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在泽当看到的内地援藏建设的宽阔大道与现代化商业楼宇,就折射出这些问题。

同质性与异质性同样是一部西藏政治史的核心问题。自吐蕃时代以来,由于封闭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西藏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来临之前都是在同质性系统中发展。内地的社会革命、新中国的建立使西藏地方系统第一次面临了异质性问题。

正因为如此,青藏铁路的开通所产生的历史性意义难以估量。据报载,西藏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地发展铁路交通,一个以拉萨为中心的Y形铁路计划即将进入勘测阶段:从拉萨到日喀则和林芝,下一步再从日喀则通往中印边界亚东。毫无疑问,西藏的铁路时代已经全面降临,一方面是展示了西藏发展的全新进程,另一方面,西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将面临更多复杂的课题。

从拉萨起飞后不久就可以俯瞰雪山。眼下的就是东喜马拉雅山系的一段,一条中国和不丹、印度等邻国的国际性山系。或许它也属于人们所说的“藏南分水岭”,有甘巴拉山、雅拉香布雪山、唐木拉等山峰,山地高度一般在五千至五千二百米,少数高峰超过五千五百米,远低于大喜马拉雅山,它们构成了山南许多县的分界线。在文化的版图上,“西藏在哪里”的分界线问题在“发展”的时代列车的车轮下将会如何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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