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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霖:吴宓在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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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岁的吴宓

吴宓在大连

--作者:王雨霖

吴宓(一八九四——一九七八),字雨僧,陕西泾阳人。一九一六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一九二一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并与同仁创办《学衡》杂志,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新人文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二四年八月前往沈阳,应聘为东北大学教授,十月应满蒙文化协会邀请到大连讲学,时年三十一岁。  

当时的大连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一九二一年七月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组建了满蒙文化协会,又名中日文化协会,本部在大连,机关刊物为日文月刊《满蒙》、中文月刊《东北文化月报》。《满蒙》一九二○年九月创刊,主编中沟新一。《东北文化月报》一九二二年四月创刊,主编先后为平林芳胜、杨成能、中沟新一。

满蒙文化协会自一九二一年开始邀请学者来大连讲学,一九二四年七月曾邀请胡适来讲授《革命后民国思想之变迁》,一九二七年六月请陈垣演讲《唐代渤海国论》(《辽东诗坛》第三十八号有报道,题为《陈垣氏谈话会》)。一九二三年八月开始举办“满蒙文化讲演会”,共举办四次,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满蒙文化讲演会”邀请了吴宓。据《满蒙》第六卷第七号记录,十月十八日举行第一场演讲,由日本陆军三等主计正山田久太郎演讲《奉直交战地带的人文地理》;第二场请东北大学教授吴宓演讲《人文主义论》;第三场是由北京满铁公所黄子明演讲《支那社会事情》。《满蒙》第六卷第十月号记载:“十八日在本协会大礼堂举办了第二回文化讲座。奉天省顾问岩间德也氏主讲《支那革命史论》(中国革命史论),东北大学英学部主任吴密博士主讲《人文主义论》。”文化讲座是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固不待言,尽管客观上也有益于文化传播。

wu2.jpg右图:殖民时期的大连

吴宓受聘于东北大学并能到大连讲学,时任《东北文化月报》主编的杨成能起了主要作用。《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第二四八页)“民国十二年”:

江苏人杨成能,字橐吾,在大连市,任日本南满铁道会社附设之东北文化协会职员。其职务,在编撰《东北文化月报》(须鼓吹“中日亲善”)。今春以书来,表示极赞同《学衡》杂志,愿在东北为宣传、推销(杨君旋撰文《论中国欲求进步必先养成多数悃无华埋头职务之人才说》,刊登《学衡》中),由是通信。暑假中,杨君函言:沈阳(当时犹称奉天省,省会曰奉天城)东北大学,校长由省长王永江(儒者,亦贤明之大吏)兼任,今年新聘汪兆(字悉,奉天省复县人。留学美国Michgan大学,新毕业回国)为文法科学长(即后来之院长),即是实际之校长。汪君热心爱国,锐意欲将东北大学办好。由杨君得知且极赞同《学衡》杂志,故特求宓为举荐文法科各系之教授人才云云。

《吴宓日记》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八日:

下午,杨成能君来,约予赴大连满蒙文化协会演讲。而汪君以须禀商校长(即省长)为言。此校教员请假极不易也。杨成能君谈颇久。

杨成能,字橐吾,号新诚,江苏武进人,生于一八七七年,卒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九一八年来沈阳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一九二二年三月应邀到大连,主编《东北文化月报》,一九二七年七月回沈阳,曾任省政府秘书。政论及文学作品散见《东北文化月报》、《满蒙》、《辽东诗坛》等刊物。译著有《北海道拓殖概观》、《满洲发达史》、《东北开发史》等。吴宓记忆的杨文刊登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学衡》第五十二期,题目稍异,原作《欲救中国当速养成悃无华埋头执务之人才说》。此前两个月,《学衡》第五十期还发表杨成能的《学识与技能》。早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学衡》第二十七期就转载了《东北文化月报》上杨成能的《戒纵侈以救乱亡论》,吴宓特意加上了编者按:

按《东北文化月报》系大连纪伊町满蒙文化协会所编辑发行,该会系日本人所创设,以提倡中日亲善,又“于满蒙及东俄地方殖产兴业及其他文化开发上为必要之调查研究”为主要之宗旨。杨君成能受聘为此报总编辑。于兹二载,借彼机关,自抒谠论,本爱国伤时之意,为中肯入里之言。而此篇尤直指吾国今日社会病源所在,故特录之,以概其余。杨君于诗文亦赋新意而多佳制,兹不及录。编者识。

来而不往非礼也,四个月后,杨成能就在自己主编的《东北文化月报》第二卷第七号转载了刊于《学衡》上的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也有编者按:

泾阳吴雨僧先生湛深国故,嗣游新大陆,益炯然于世界文学演进之渊源。比年主讲东南大学,有所主张,多发表于《学衡》杂志,皆斟酌新旧,贯穿中西,绝非泛泛骛新或守旧者所能望其项背,此篇登《学衡》第十五期中,鄙人心折之余,仅以介绍同好,庶使津迷(逮)学海者,得所指针焉。橐吾识。

《东北文化月报》还转载《学衡》上吴宓两篇翻译文章:《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第五卷第六号)、《中国欧洲文化交通史略》(第五卷第十一号)。《东北文化月报》发表了许多吴宓的诗,未见有人提及。第三卷第九号:《八月十一晚偕缪景高三君奉天小河沿凝香榭茗坐听曲》、《八月十二日晨梦醒偶成》;第三卷第十二号第四卷第一号合卷:《中秋前夕即景书怀》、《甲子中秋忆甲寅此夕旧作诗词感赋》、《中秋后二日梦醒枕上作》、《答庞君俊成都并步原韵》、《春日感事(丙辰年旧作八首录五)》;第五卷第四号:《感怀(七月九日)》、《天津谒柳翼谋先生即席呈赠(八月十三日)》、《赋赠碧柳兼送入秦(九月三日)》、《九月十四夜梦醒枕上作》、《阳历除夕宿陈宅有怀伯澜姑丈用柳翼谋先生宿外家感赋诗韵》、《阴历正月十五夜宿陈宅感赋并怀伯澜姑丈》;第五卷第八号:《清华园荷花池畔行吟三月十二日先一日辞去研究院主任职》;第五卷第十号:《游崇效寺和翼谋先生》。其中只有《感怀(七月九日)》、《阴历正月十五夜宿陈宅感赋并怀伯澜姑丈》、《清华园荷花池畔行吟三月十二日先一日辞去研究院主任职》、《游崇效寺和翼谋先生》四首发表在《学衡》里,其他则见于《吴宓日记》,惟有《中秋后二日梦醒枕上作》一首他处未见,或可珍视。
吴宓应邀来连演讲一事,当地报纸、杂志多有报道。《泰东日报》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第二版大连新闻头条《中华青年会之文化讲演大会  东北大学教授吴缪两先生  本星期日午后七时半》:

东北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出身文学博士吴雨僧先生及同大学教授文学大家缪赞虞先生,学贯中西,名动欧美。前在东南大学充当教授,时与同志多人组织学衡社。恭酌于美国大哲学家白璧德氏人文主义之说,欲于中国近日新文化派及国故派两潮流之外,开辟第三途径,以指示近日青年学修之正路。其宣传之刷印品曰《学衡》杂志。今岁其同志多有应欧美大学之聘,充任汉学教授者,而吴缪诸先生则于暑假后应东北大学之约,移砚北来,担任教授,是我东省学界之幸福也。满蒙文化协会闻两先生于东洋文化前途为大有关系之人物,故特开文化讲座,请两先生莅坛讲演。大连中华青年会趁此机会,亦约两先生于阳历十月十九日星期日午后七时半在伏见台该会馆开讲演大会,已蒙两先生复示,慨然允许。现青年会正在筹备一切,谅届时必有一番盛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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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泰东日报》刊登东北大学教授吴密博士演讲消息

《泰东日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中文日报,一九○八年创办于大连,总编傅立鱼。大连中华青年会,一九二○年七月成立,会长傅立鱼,会刊为《新文化》(后改称《青年翼》)。《新文化》也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十月十三日,东北大学教授吴雨僧、缪赞虞两先生,应满蒙文化协会邀请,来连讲演。本会预备开欢迎会及文学讲演大会。”《泰东日报》中提到的缪赞虞就是缪凤林。缪凤林(一八九九——一九五九),字赞虞,浙江富阳人。一九一九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国文史地部,一九二三年毕业,由吴宓推荐,任东北大学讲师。后来任江苏省国立图书馆印行部主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教授、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主办《史学杂志》,协办《国风》杂志,著作有《中国通史纲要》、《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文化》等。杨成能和缪凤林私交也很好,《东北文化月报》有杨橐吾赠缪凤林两首诗:“偕缪赞虞景幼南两居士赴释迦生日纪念会讲演夜深始归车经商埠美国领事馆附近绿阴蔽空电灯照之翠蕤明澈如春林着霜并有花香暗袭不如其为丁香玫瑰也”(第三卷第五号),“东北大学东洋哲学讲师缪赞虞居士凤林于乙丑腊月十五日在金陵内学院与吕莹女士行结婚礼喜简飞来日思奉贺乃以旧历岁阑顿于人事未能握笔光阴荏苒瞬届元宵大学行将始业不可再待乃勉成四截句亟亟付邮以博双粲”(第五卷第四号),第四卷第五号还刊登了缪凤林的论文《中国民族西来辨》(后又发表于《学衡》第三十七期)。

当时满铁在大连创办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也简略地报道了吴缪演讲事:“十月十八日午后一时文化协会在旅顺博物馆举办讲演会。演讲会内容如下:东北大学哲学博士教授吴密氏讲《人文主义论》,奉天东北大学教授缪凤林氏讲《唯识》。翻译是满蒙文化协会主事都甲文雄。”
《泰东日报》上的报道吴宓一定是看了又看,《吴宓日记》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大连满蒙文化协会,日本人所设也。《东北文化月报》,该会所出也。该报总编辑杨成能君(橐吾)介绍予至会中演说,并约缪君同往。予以杨君夙为同道,径允之,题为《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其后因见其中颇有傀儡标榜、热闹逢迎之意味,又因缪君演讲事中经波折,而大连及本城报纸所载此段新闻,于予等之志行地位,未能确道所以,而捏造履历(如文学博士等),誉过其实,知者见讥,闻者怀惭,心殊不快,又不能不如约前往。后遇此类事,当慎之于始也。

吴宓所谓“捏造博士履历”确有其事。不过这类浮夸不实之词,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吴宓不满之余,想来也会暗自欣幸的。抱怨报纸未能确切指出“予等之志行地位”,似乎过于看重新闻记者,也太重视自己了。一介书生的吴宓,政治嗅觉当然说不上灵敏,但也体察出“傀儡逢迎”的意味,尽管犹豫寡决、反复无常是吴宓的个性。《泰东日报》发这则消息是十月十五日,而《吴宓日记》却记在了十月十四日中。这如果不是《吴宓日记》整理的错误,那就证明吴宓的日记是事后追记的。看来日记上的日期并不具有绝对真实性。

此次演讲“繁文缛节”、“言论自由”,更引起吴宓不快。《吴宓日记》十月十六日:

上午满蒙文化协会奉天支部职员王祖尧君来晤,谈赴大连演讲之行程。尚有一事,甚使予不快,而深悔不应允诺前往大连演讲者,则校中之干涉也。杨君第一次来邀予时,已先请之于学长汪君,得其允许。汪君继往请之于省长(校长),亦得其允许。予已嫌其小题大做矣。而近日(三四日之前)汪君函杨君,索取满蒙文化协会正式邀请讲演之公函(该公函系直达东北大学者),谓须上之省长备案。及公函至,汪君又作一呈,同上之省长。呈中语气有“查该教员等品学端正,决不至于题外发言,合行奉请钧座核准给假前往”云云。又将予之演题及其内容,作一说略,同上呈。始于昨夕奉批准予前往。亦可谓繁文缛节。言论自由,学士资格,剥夺尽矣!独怪彼综理全省政务者,琐细如此,何其劳不惮烦哉!

吴宓在殖民地还希求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权力,书生气十足。在中国国民大革命时期,校方可能担心吴宓演讲时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大概就是所谓“题外发言”,所以要做“政审”。而之所以要“繁文缛节”,也许是当时革命形势的一个折射。
尽管如此,吴宓还是乘上北上的列车前往旅大了。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七日,吴宓日记:

午后,预备演讲节略。晚八时,满蒙文化协会奉天支部主事都甲文雄君来。其人居中国二十余年,言语行动,与吾国人无异,而于中国内情至为熟悉。此次该会派都甲君陪伴予等前往。所有途中各事及大小费用,均由都甲君以会中公款开支。是晚,都甲君以汽车来,予及缪君同之共乘。先至日租界淀町七番地都甲君宅中(亦即协会支部所在),茶叙。九时半,登南满铁路头等火车,即开行。车中卧具一切具备。其华美舒适,较之美国之头等火车(Pallman)有过之无不及矣。十一时,在车中寝。

自从应承演讲两个月以来,“预备演讲”在吴宓日记只出现一次。这当然说明演讲者于人文主义早烂熟于心,或许也证明吴宓做正经事的草率敷衍。吴宓的两番感叹也值得注意和思量:日本的头脑“于中国内情至为熟悉”,日本的用具“华美舒适过于美国”。
第二天:

晨八时半,至周水子站,换乘赴旅顺之火车。大连中华青年会副会长阎纫韬(稻农)君接候于此。十时半,抵旅顺。满蒙文化协会旅顺支部职员日人某君迎于车站。同乘马车至大和旅馆休息。杨成能君及协会之理事平林芳胜君均在馆迎候。先进早餐,次往参观旅顺工科大学(日人经营),规模宏大,机器设备极丰。回旅馆,进午餐。次往参观师范学校(日人所立,但学生皆中国人)。男女同校,而分别部居。二处皆由校长或庶务长带领参观,说明详尽。下午三时,至博物馆。听众已集,先由杨成能君登台介绍。次,予讲《人文主义论》,缪君讲《从学到教》,均用国语,而由都甲君口译为日语(听众日人约五分之二)。四时半,偕众人乘火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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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旅顺工科大学

吴宓一行绕道先到旅顺,目的是演讲,而两个人统共讲了不足一时半,可以想见讲演怕不如导游的“说明详尽”。旅顺工科大学,一九○九年五月开办,一九四五年八月停办,现址为海军某医院。现在旅顺可没有什么大学校。旅顺博物馆,一九一七年四月由日本人创办,至今还在,值得参观。
傍晚吴宓一行抵达大连——

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君(别号西河,安徽六安)及青年会职员张洪五、赵庆桂、汪楚翘等诸君接于车站。都甲君先赴旅馆,予等即乘傅君之汽车,至泰华楼菜馆,赴傅立鱼、杨成能二君之请宴。座客二十余人,已集,皆本埠商界学界主要人物(中有谢逸棠(名俊谦)君,陕西安康人)。九时半,傅君、杨君仍以汽车送予等二人至大和旅馆二一六号房宿。该旅馆西式,整洁宏大,不让美国之旅馆也。

大连中华青年会对吴宓来大连演讲尤其重视。据《青年翼》:“十月十八日东北大学教授吴缪两先生,午后五点四十五分,由旅顺来大连,本会同人赴站迎迓。”又“十月二十一日东北大学吴缪两教授,今朝八时返奉,本会同人赴站欢送。”会长傅立鱼更是全程陪同。傅立鱼(一八八二——一九四五)湖北英山县人(吴宓写做安徽六安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躲避袁世凯的迫害,一九一二年逃到大连,任《泰东日报》总编辑。一九二○年创办大连中华青年会。曾任大连市役所议员、满铁嘱托等职。吴宓下榻的大和旅馆,现在叫大连宾馆,今天依然是来宾理想的住宿地。
吴宓到来,《泰东日报》十月十九日第二版大连新闻《发起欢迎两教授》又做了报道:“此次来连讲演吴雨僧、缪赞虞两东北大学教授于昨晚车已经抵连。华商公议会、文化协会两机关,为欢迎两教授起见,特发起二十日午后六时于泰华楼开一欢迎会。有志加入者,即向该两机关报名可也。”
抵连后,吴缪二人依然先游后讲。十九日上午由杨成能陪同逛街,第一次品尝了日本料理。下午——

仍由杨君陪予等二人,游观书店。其中书籍杂志之多,实可惊。如Dante“Paradise”,Carlyle“Essays”,Goethe“Werther”,均有日文译本。且知吾国新文化派之书籍杂志,多抄袭日本也。

假如今天吴宓故地重游,那只会惊讶书店书籍杂志之少了。光凭走马看担上之花,吴宓就得出新文化多抄袭日本,足见其对新文化的成见梗胸塞腹。

从书店走出,他们又游“曹洞宗某寺”,“游所谓老虎滩者”。傍晚回来后,“都甲君为予等略知日本风俗起见,议移居辽东旅馆之别馆,乃纯粹之日本式上等旅馆(席地坐卧,纯用日语,颇不自由)”。客人来宣讲西洋的人文主义,主人要让客人感受东洋风俗,这或许也算两种文明冲突吧。辽东旅馆三十年后改名为大连饭店,今天已被拆除。
晚上七时——

青年会干事张、赵、汪诸君以汽车来接。乃即赴伏见台中华青年会会所,其中并有会中所办之小学校一所。傅君登台介绍。予讲《青年修养(道德)之标准》,缪君讲《人道》。听众除小学校学生外,皆中国人。约十时,傅君仍以汽车送予等回辽东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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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青年翼》第三卷第十二号书影(记录了吴宓演讲的大意)

中华青年会会刊《青年翼》第三卷第十二号(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在《中华青年会会务记事》里记录了吴宓演讲的大意:

十月十九日午后七时半在本会大教室开文学讲演大会,听者约五百人。先由傅立鱼会长致介绍词,次由吴雨僧先生讲演,题目为《青年修养之标准》。大致谓中国现在之社会,泯棼已极,犹如人得重病,神经瞀乱,急须医治。求得名医,可以早就痊可。名医不易求,只好就往昔之有类似此种病状者,视其由某医生治疗奏效,取其方案,求其药饵,以医治之,庶乎容易收功。周末泯棼,似乎今日,孔子、孟子、杨子、墨子皆当时之医生也,各人苦心焦思,诊察当时病状,开立方案,从事治疗。吾人就当时方案中比较看来,要以孔孟之方为佳。欧洲大战虽平,淆混亦达极点,气象与中国今日相同。医治之方,亦须征之往古,上溯希腊衰亡时期,略同周末,而当时有力之医生,则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德三氏之方案为佳。吾人考今昔病状之异同,以为方案药物之增减,或可比独出心裁者,稍奏万一之效。故修养之标准,要以孔孟之言可取者为多。吾人同是青年,皆宜修养,修养之标准,颇难规定。就吾个人意见,与其独辟蹊径,不如取法孔孟之为得也。

显而易见,吴宓试图以孔孟之道作为青年的道德准则,而却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当天的《泰东日报》中的大连新闻预报了这场演讲会:“中华青年会本星期日(今日)午后七时半请东北大学吴雨僧、缪赞虞两教授出席讲演,印有入场券,除由该会分送各界外,并托大连华商公议会、小冈华商公议会代为分发,每日前往索取者纷至沓来,听者之踊跃,可以预卜矣。”吴宓向来以道德家自命,又经老师白璧德的熏陶,自负具有“道德责任之心与爱人救世之热诚”(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日记),登台向中国青年人传授“青年修养”,想来得心应手。吴宓中年曾充满自信称自己“所能为所愿为之事业”是主编一种名叫“善生”的周刊,进而“发起一种道德改良运动,以为救国救世根本之图”(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
十月二十日早饭后,杨成能、傅立鱼来访——

傅君以自用之汽车载予等二人拜客。所拜者为本埠华商公议会(即总商会)会长李子明君等,及泰东报社毕大拙君,满洲报社金念曾君等。十时,至傅君之宅中叙谈。其宅背山面海,风景殊胜。旋以汽车送予等至纪伊町满蒙文化协会。由都甲君引导予等参观满铁事务所。其规模甚宏,俨然一殖民地之政府也。访日人高柳顺太郎君,陆军中将职,乃满铁会社理事,而满蒙文化协会之理事长也。谈约半时,都甲君为通译。次,参观满铁图书馆,由参考部主任大佐三四五君引导接待。见松井鹤崎君,汉学家而醇然儒者也。又访诗人田冈正树(著有《淮海诗钞》)未值。即归满蒙文化协会,由该会编辑主任石田贞藏君接待午餐。

傅立鱼是政治活动家和报人,拥有汽车和豪宅。满铁事务所其实就是“殖民地之政府”。满铁图书馆是现在大连图书馆的前身,就在满铁事务所旁边。吴宓惜墨如金,没让我们知道他对图书馆的观感。“高柳顺太郎”是高柳保太郎之误,不知是吴宓的还是《吴宓日记》整理者的错误。高柳保太郎生于一八六九年,卒年不详,日本陆军中将,曾任《泰东日报》、《满洲日日新闻》社长。大佐三四五(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日本图书馆专家,一九二一年来满铁大连图书馆,此时在洋书目录部工作。《吴宓日记》作“参考部主任”,大误,满铁大连图书馆从未有过参考部,一九三六年大佐三四五作过司书部主任。松崎鹤雄(一八六七——一九四九),号柔甫,著名汉学家,一九二○年供职满铁大连图书馆。吴宓错记成“松井鹤崎”,可惜。
下午,吴宓又乘汽车“赴商埠码头及海滨浴场等处游观,又参观中央研究所”。四时半,至满蒙文化协会——

听众已集,约三四十人。日人居四分之三,其中甚不乏博学深思之士,年皆甚长。予以英语讲《白璧德之人文主义》,而下村君为予逐段译成日语。下村君亦深喜白璧德先生之说,故能畅达原旨。惟予则以连日奔走酬应,劳倦殊甚,而今日自晨至夕,未得片刻独居静坐而细思之时,兼之时迫,故是日所讲,殊乏精彩,己心深为歉疚。六时毕,与众人握手略谈。

白璧德(Irving Babbitt,一八六六——一九三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提倡个人克制及道德准则,反对浪漫主义,主张复活欧洲古典文艺。吴宓在哈佛大学读书,做过白璧德的硕士研究生。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吴宓在日记里写道:“宓服膺白璧德师甚至,以为白师乃今世之苏格拉底、孔子、耶苏、释迦。我得遇白师,受其教诲,既于精神资所感发,复于学术窥其全真。此乃吾生最幸之遭遇,虽谓宓今略具价值悉由白师所赐予者可也。”吴宓承认演讲“殊乏精彩”而“深为歉疚”,那毫不足怪。来旅大本来就是为了演讲,而游玩吃喝倒成了主要活动。这种反客为主现象也是人世之常。吴宓这个人老爱自责课讲得不好:“讲授大感困难,既穷于应付,又深愧学无根底。半生空过,此中痛苦,亦唯我自知之也。”“为学生演讲文学研究法,空疏虚浮,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上欧文史课。所讲殊不精粹,又注意女生,殊自惭。”(详见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可不能从而表扬吴宓严于律己啊。

尽管客人的演讲乏善可陈,但主人的礼节必然周到。接着看十月二十日的《吴宓日记》:

即乘汽车,至泰华楼,赴中日两方人士之欢迎会。日本满蒙文化协会方面,以高柳中将为代表,中国商会、青年会方面,以某君及傅君为代表。宾主共三十人,分三席。先由高柳中将致欢迎词。某君亦略说数语。予致答词。均由阎纫韬君通译。宾主所说,均中日友善,文化提携,及酬谢慰劳之套语。旋即入席,予与缪君居中席,上坐。高柳君等陪客。此间日人多能华语,华人亦多能日语,甚为欢洽。约近十时,散席。予等仍乘汽车回辽东旅馆宿。杨君仍来过。

泰华楼是中国人开的最好的饭店。当地报纸没有专门报道吴宓演讲的实况,足见其演讲“乏精彩”;而那场欢迎会,记者却不吝惜版面。《泰东日报》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二版《欢迎吴缪二教授》:

此次来连之北大教授吴雨僧缪赞虞两氏十九日在中华青年会讲演毕,二十日午后四时,又在满蒙文化协会讲演,听者多日本人士,皆由下村氏翻成日语。该晚六时,满蒙文化协会又在市内泰华楼开欢迎宴,并请华商公议会董事、各报记者作陪,宾主不下三十名,先由高柳中将代表文化协会致辞,云:“吴缪二君以公余之暇来游旅大,吾等得仰风采、聆清谈,实幸事也。此后深愿常有意见之交换,以冀彼此谅解,而举中日共存共荣之是焉。谨备菲餐,祈勿见哂”云云。述毕,公议会长代表亦有欢迎辞,后由吴氏致谢辞云:“宠蒙盛招,何胜荣幸。东洋固有之文化,大有倡导之余力,惟愿吾中日人士共图之,归后必以个人之资格建言当局”云云。遂入席,畅谈至九时余,始尽欢而散,洵盛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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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满洲日日新闻》报影(有题为《吴氏欢迎会》的报道)

《满洲日日新闻》也报道了此次欢迎宴会,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二版(最后一条新闻),题为《吴氏欢迎会》:

满蒙文化协会与中华青年会于二十日午后六时,在泰华楼举行了欢迎奉天东北大学教授吴博士的宴会。参加欢迎会的有日中两国人士三十多人。高柳中将以文化协会代表的身份,以日中亲善和两国文化交流为内容,致了欢迎辞。吴博士从人道主义出发,讲了中日两国应睦邻友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在相互畅谈中,于九点多钟才散会。

《东北文化月报》第三卷第十号也只是一笔带过,《开催第二次满蒙文化讲座》:

本会第一次之满蒙文化讲座成绩甚佳,兹特开第二次讲座。于本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敦请东北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吴密教授及关东厅主计山田久太郎氏来连主讲。吴教授之讲题为《人文主义论》,山田氏为《奉直交战地带之人文地理》。听讲者数百名,颇极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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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辽东诗坛》(载有吴宓诗)

吴宓误作“吴密”(前引日文报刊亦误),或许说明吴宓名声还不响。“颇极一时之盛”当然是广告套语了。
十月二十一日,吴宓心满意足地离开大连——

晨起,仍进日本式早餐。八时,乘汽车至车站,偕都甲君及缪君登南满火车头等车。而杨君(并携果饵)、赵君、张君、汪君(青年会)、毕君(《泰东日报》)、石田君(文化协会)等多人,均至车中相送。已而车行,十二时许,在车中进西餐。下午四时,抵奉天。都甲君仍呼汽车,送予等至东北大学,乃别去。到奉以来,两月蛰居。此游舒畅,而诸君招待之热诚,甚可感也。大连之中日人士,有诗社之组织,月出《辽东诗坛》一册。毕君以见赠,并赠田冈君之《淮海诗钞》。而满铁会社则赠各种说明书、成绩报告及章程之类,计一大包云。

《辽东诗坛》,月刊,一九二四年十月在大连创刊,一九三六年八月停刊,共刊出一百二十七号,主编田冈正树,杂录部分为日文。吴宓来的时候,《辽东诗坛》创刊号刚刚发行,后来也登载过吴宓几首诗:第三号《寄答庞君俊成都步原韵》,第四号《春日感事八首(录一)》,第十四号《春日感事八首(录一)》,第一百十四号《世事一首》。

《吴宓自编年谱》一九二四年写到正要前往奉天就截止了,当然没有记载到大连演讲的事。经过不间断的思想改造运动,吴宓有所忌讳,也未可知。

两个月后,吴宓辞去东北大学教职,从大连坐船到上海。不久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这期间吴宓似未记日记。《吴宓诗集》卷六《辽东集》有《海行杂诗二十首》,题注云:“民国十四年一月二日至四日,由大连乘丸,至上海。”吴宓在东北大学早就想好退路:“如此间大势危逼,薪金停发,则予仓皇出走大连,由海赴津,即入京,往清华。”(《吴宓日记》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九日)
方届而立之年,就被邀请至远方做学术演讲,对吴宓来说该是一种荣耀。尽管演讲场合是日本殖民地,演讲时间是中国国民大革命初期,但是演讲内容却是人文主义、道德修养,当不算是什么“政治问题”。吴宓对日本文化和科技的赞美,也是自然而然的,无关乎气节大义。他对“逢迎标榜”的警觉,终还是值得表扬的。十几年后抗战初期,清华大学南迁,吴宓迟迟其行,不知跟他在辽宁这段经历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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