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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胡适“作伐”和北大的“某籍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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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的燕大国文系由左至右:沈士远、马蒙、许地山、冯友兰、吴雷川、周作人、容庚、郭绍虞、黄泽通

胡适“作伐”和北大的“某籍某系”

邵  建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四日,胡适致信周作人,介绍他去燕京大学负责该校的中文系(当时叫“国文门”)。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校长是中国人熟悉的司徒雷登,该校对自己的“中国文”一门不甚满意,他们很希望从校外觅得一位懂得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来重整中文系。这样一个人未必容易找,于是燕大把这事托付给胡适的朋友朱我农,朱我农找胡适商量,他们两人都觉得北大的周作人很合适。于是,由胡适出面给周写信,把事情的原委作了交待,并开出条件进行邀请。条件当然是优厚的,无论薪俸,还是权力。信中,胡适很体己地说:“我细想了一回,觉得此事确是很重要。这个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学校。最要紧的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这一层他们已答应我了。我想你若肯任此事,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胡适致周作人 一九二一.二.十四.”《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24—125页。)

周作人不是北大教授吗?什么叫“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这里有一个弯子,不为外人所知。但,这样一件好事却由于周作人生病,被耽搁下来。一直到一年以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燕大的刘廷芳以及周作人一齐来到胡适家,三头会面,再叙前缘。据胡适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日记记载:“燕京大学想改良国文部,去年他们想请我去,我没有去,推荐周启明去。(启明在北大,用违所长,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去独当一面。)启明答应了,但不久他就病倒了。此事耽搁了一年,今年他们又申前议,今天我替他们介绍,他们谈的很满意。”(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三,第568页)从日记可以看出,胡适自己也是很满意的,毕竟做了件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事。隔了一天,燕京就和周作人签了合同,合同从当年七月开始生效,这一生效便长达十年之久。因此,多年之后,周作人回忆一九二二年,开口就说“这一年里我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即指此事。就这件事,胡适后来也向周交了底,周的记载和胡适的日记是两相契合的:“据胡适之后来的解释,说看你在国文系里始终做附庸,得不了主要的地位,还不如另立门户,可以施展本领,一方面也可以给他的白话文学开辟一个新领土。”(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第46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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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盔甲厂时期的燕京大学

抛开胡适的私心不说(为白话文开辟新领土),周作人在北大的地位又究竟如何?是胡适说的这样吗?不妨看周作人自己的述说:“平心而论,我在北大的确可以算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所开的功课都是勉强凑数的,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又因为没有力量办事,有许多事情都没有能够参加。……我真是一个屠介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同上)周作人的话可以视为自谦,但他隐讳的表述,还是弦外有音地透露出北大当时的某些情况。所谓“有许多事都没有能够参加”,或,只不过是个“帮闲”,这些事并不是学术上的事,而是和学术势力有关的党争。周作人身属某系,却相对能超脱一些事情和纠纷,果如真是,倒还值得称许。

然而,令胡适想不到而且胡适始终也不知道的是,他的作伐引起了某些人的怀疑。周作人晚年写到这件事后紧接着说:“据‘某籍某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策略,仿佛是调虎离山的意思,不过我一向不愿意只以恶意猜测人,所以也不敢贸然决定。”(同上)读过鲁迅杂文,当不陌生这个“某籍某系”,在他和陈西滢的论战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该词。是不是一种诬枉呢?不是,它指的就是当时在北大很有势力的一股力量,“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就是国文系。浙籍国文系大都是章太炎的弟子,一九一二年,北京大学自京师大学堂改名以来,在文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桐城派。两年后,北大文科学长易人,章门弟子彼此呼应,相率进入北大,他们以考据训诂取代了桐城的道统文章,从而成为北大文科主流。这一派的势力大到什么地步呢?台湾学者陈以爱从现代学术机构的研究角度说:“事实上,在整个二十年代,这些留日的太炎门生不仅主导了国学门的发展方向,而且透过控制北大评议会,他们也具有左右北大校政的力量。”(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二章《北大国学门的创建与发展》,第82页)这一点,浙籍核心人物沈尹默并不隐讳,他如此自曝:“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是谁?沈尹默特意指出:“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接着,沈尹默又说中研院时期的蔡元培是受胡适、傅斯年的包围,而“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沈尹默《我和北大》,《北大旧事》第171页)

当北大文科以浙派教授为主时,却有两个皖籍教授,一个是文科学长陈独秀,一个就是由陈独秀援引进来的胡适。陈独秀最终因嫖妓而被浙籍教授抓住把柄逐出北大,所谓咎由自取,但,沈尹默等力与其事。胡适呢,他的状况如何?陈以爱接着上文说道:“胡适虽曾出任《国学季刊》主任编辑,但随着新文化运动以后胡氏在知识界声望的日涨,他和沈兼士等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胡适在国学门逐渐被视为圈外人,对国学门的事务实际上是无法置喙的。”这就是胡适的处境,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说过这样的话:狮子与老虎是独来独往的,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就像章门弟子取代了桐城派,随着第二波欧美留学潮的兴起(第一波留学方向是日本),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学子逐步回国效力,他们不断进入北大,在学术上也慢慢地取代了这些留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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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洪业(左一)、司徒雷登(左三)、刘廷芳(左四)等在盔甲厂时期的燕京大学

因此,已有危机感的某籍某系对胡适的怀疑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调离周作人,是不是在分化浙籍的力量?尤其胡适与此同时也在积极地为北大引进人才,蔡元培就曾赞许地说:“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但胡适的援引,和地缘无关,他的原则“只认人才,不问党系”(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三,第419页)。其所引者大都欧美留学,最终,也正是这些具有英美背景的人,成了北大包括文科在内的支配力量。应该说,这是一种“势”,势所必然,即使没有胡适,东洋留学的人在整体上也要逊位于留学西洋者。

显然,不用多说,绩溪胡适压根没有浙人所怀疑的那种打算,至少,胡适不需要这样。“某籍某系”可以怀疑胡适(这里面本来就有疑心很重的人),但作为当事的周作人似不当怀疑。你看这话,虽然说得委婉,“我一向不愿意只以恶意猜测人,所以也不敢贸然决定”,模棱之间,却不隐然也有怀疑的一面?“做人在有疑处不疑”,这是胡适的自律,看来不能以此期许周作人。记得二十年代的胡适致信高一涵,其中有这样一段:“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事迹有可取者,尚当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苛刻诛心的谬论。”(“胡适致高一涵 一九二四年九月八日”,《胡适全集》卷二十三,第439页)周作人固未诛心,但,这件事既然有利于己,如果存心忠厚,嘉许尚来不及,怎么会有“不敢贸然决定”的两可?何况,周作人不是不知道,就在一九二一年,胡适不但帮你的忙,还同时伸手帮你弟弟。且录这样两则胡适致周作人的短简:

“启明兄:……你的兄弟建人的事,商务已答应请他来帮忙,但月薪只有六十元,不太少否?如他愿就此事,请他即来……”

十多天后,胡适在另信中就此事“为而不有”地说:“此事之成,以钱君之力为多。” (“胡适致周作人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八日、八月三十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31、132页)
周建人能在商务做事,胡适是出了力的,连同周作人自己的事在内,可见,周氏三兄,胡适在人事上就帮了两个。姑不说其兄长在二三十年代力诋胡适,直接受惠的周作人晚年却如此说话,吾以局外观之,不得不说有欠宽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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