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刊物《万象》 》2007年8月
分类:

邵建: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作者:邵建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胡适日记只有简短的两行字:“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与顾荫亭夫妇等(赴)邀宴。”

上午几封信中就有一封是给徐志摩的。其时,胡适人不在伦敦在巴黎。英国之行,胡适对英国的感觉如何呢?还是在出国前,胡适抽空回了一趟睽别不少时日的北大,做一次告别讲演。胡适低调,开头就说:我已经九个月没到大学来了,现在想到欧洲去。去,实在就不想回来了。能够在那儿找个地方吃饭读书就好了。但是我的良心是否能准我这样,我尚无把握,那就要看哪方面的良心战胜了(白吉庵《胡适传》)。后来到英国,胡适并没有去找什么吃饭读书的地方,只是在各个大学做了一连串的讲演。一次,在利物浦大学的讲演中,胡适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尽管中英两国交往甚久,在中国英语的地位仅次于母语,但是两国之间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解。中英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也不如中美。”中英交流不如中美,胡适当然说的不是自己,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人在英国,胡适对英国的感觉并不见佳,至于心情,从国内钱端升给他的信可见一斑:“这回英国对华态度骤然变更,使得你在英国的兴头一落千丈,多么不幸!我们本来希望你在英国大学界中占一地位,替中国从文化方面表扬表扬,间接也可以收一点政治上的效果。谁知道英国方面的面孔又变长了呢?”因此,给徐志摩的信中,胡适上面谈过苏俄给自己的刺激,接下来就批评英国,说:“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方才做补漏的工夫。此次矿工罢业事件最足表现此民族心理。”

无独有偶。两个月后的十月四日,胡适日记是就他读到的敦煌卷子,做了一则长长的笔记。日记最后,胡适从古代跳到今天,说:“慰慈与志摩在北京发表了我路上寄的信,志摩并且加上了很长的批评(指《一个态度及案语》,笔者注)。今晚我写了一封长信答他,写的我手酸眼倦。”在这封长信中,胡适用去了比上次更长的一个段落,再次批评英国政治,声称“英国不足学”。并表示“这种敷衍的政治,我最反对。我们不干则已;要干政治,必须要有计划,依计划做去。这是方法,其余皆枝叶耳”。

胡适留美未曾留英,对美国极富好感,一生几乎就是跟着美国走。徐志摩不然,既留美又留英,他对美国印象一般,对英国则感情甚深,否则当年也不会连博士学位都顾不上,就急急忙忙从美国“转会”英国,固然那是冲着罗素去的。在徐志摩短暂一生的众多诗文中,有多少是写他在大不列颠留下的屐痕,那里记录了他对英国的浓浓的感情。这次胡适赴欧,一边力挺苏俄,一边排斥英国,徐志摩自不以为然。因此在那个“案语”中,徐志摩忍不住说:“即使苏俄这次大试验、大牺牲的结果,是适之先生所期望的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我们还得跟在懒惰的中庸的英国人的背后问一声:‘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躲在英国人的背后发问,明显是价值立场在英国人这边。胡适鄙薄英国政治,缘于他对英国政治的不了解,正像他其实也未必就了解他路过的苏联一样,两者都是“下车伊始”。徐志摩不然,他对英国政治有较为丰富的感性经验,他曾经写过一篇饶有意趣的《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就是专门向国人介绍英国政治的。徐志摩在评价英国政治之前,先抑后扬,竟把各国政治否定了一大片:不但东方人的政治,就是欧美的政治,真可以上评坛的能有多少。德国人太蠢,太机械性;法国人太淫,什么事都任性干去,不过度不肯休;南欧人太乱,只要每年来因河两岸的葡萄丰收,拉丁民族的头脑永没有清明的日子;美国人太陋,多数的饰制与多数的愚暗,至多只能造成一个“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

那么,英国呢?

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英国人的政治,好比白蚁蛀柱石一样,一直啮入他们生活的根里。在他们(这一点与当初的雅典多少相似),政治不但与日常生活有极切极显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政治便是他们的生活,“鱼相忘乎江湖”,英国人是相忘乎政治的。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

和英国政治相比,美国政治有其激进的一面;和徐志摩相比,胡适的政治观也有其激进的一面。

就英国政治中的自由一面,徐志摩的介绍是:天主教与统一教与清教;保守党与自由党与劳工党;赞成政府某政策与反对政府某政策的;禁酒令与威士克公司;自由恋爱与鲍尔雪微主义与救世军:——总之种种相反的见解,可以在同一的场地上对同一的群众举行宣传运动;无论演讲者的论调怎样激烈,在旁的警察对他负有生命与安全与言论自由的责任,他们决不干涉。

这是例子:有一次,萧伯纳(四十年前)站在一只肥皂木箱上冒着倾盆大雨在那里演说社会主义,最后他的听众只剩了三四个穿雨衣的巡士!

很有意思的是,胡适“英国不足学”也就罢了,在学苏俄之外,胡适给志摩信中竟声称要学墨索里尼:“我们应当学Mussolini的‘危险地过日子’。”甚至说:“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中国政治的沉迷腐朽,使得胡适病急乱投医。他要学的居然是二十世纪左右两种极权主义。是的,极权主义政治,也只有这种政治,才能在举国造成一种“整齐严肃”的气象。好在胡适很快就有所改口,这封信是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写的,信中说傅孟真(斯年)几天之内就到巴黎,两人可以好好谈谈。九月十八日胡适日记,“晚上与孟真论政治”。傅孟真希望中国有一个有能力的独裁者,这样可以整饬秩序,再造文明。再造文明可谓胡适的梦想,多年前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他的十六字经,“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前三者都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现在,学苏俄也好,学意大利也罢,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验主义,主义虽然拼盘,目的还是一个:再造文明。可是,面对傅孟真的话,胡适迟疑了。他说:“此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况Dictator(独裁者)如Mussolini(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胡适表示“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胡适这个人很有意思,除了自身的思想不稳,有相当的摆幅外,碰到比他右的(徐志摩),他就显得左,碰上比他左的(傅斯年),他又右了。当然,他要学的德国,不是纳粹德国,其时希特勒还没上台。

胡适推崇苏俄政治,反对英国政治,都是以中国政治为出发点的。英国政治的陈陈相因和中国政治的衰腐之气颇有相近处,胡适批评它不奇怪,只是胡适忽略了这两种政治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相反,和中国政治的死气沉沉相比,苏俄政治在表象上却符合胡适的《努力歌》和“干、干、干”,所以他对莫斯科投以相当的好感。在给徐志摩的第一封信中,胡适说得很清楚:“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一八九○-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胡适这里说的“革命博物馆”,在他的日记中有对应的记载。这是胡适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下午到革命博物馆,馆中用史料表现革命史的各时期……最后为Lenin Corner(列宁厅),表现列宁之一生历史及著作。凡他的手泽,遗物,皆搜罗陈列;中有他变服为铁匠时的假发,饭锅,护照等。他死后的各国代表团体之花圈也陈列在此”。革命博物馆中,胡适看得最仔细的是“列宁厅”,记忆也最深。直到一九三五年的一篇文章中,胡适还没忘记:“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了那个很感动人的‘革命博物馆’,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血》是徐志摩十三篇《欧游漫录》中的最后一篇。这一篇是徐志摩“谒列宁遗体的回想”。胡适和徐志摩在莫斯科都去看了列宁,但他们去的地方不一样。胡适是在“革命博物馆”中看列宁遗物,而徐志摩则去红场看列宁遗体。当徐志摩踏进列宁遗体陈列室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什么呢?“进门朝北壁上挂着一架软木做展平的地球模型;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信奉英国政治中自由和保守的徐志摩当然更大惊失色。因此,当胡适声称世界政治舞台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试验时,徐志摩的持论是“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这几句,尤其最后一句,有似新旧约中经文般的语言。就此,胡适认可的是乌托邦试验,徐志摩看到的是天堂前那一座血污的海。这之间的差别,一个偏于理想主义的高蹈,一个偏于人道主义的悲悯。如果说前苏联人曾经这样表述:打破鸡蛋才能做蛋糕。胡适看到的是那还没有做出来的金黄色的蛋糕,徐志摩却盯着那已经被打碎的鸡蛋。问题更在于,鸡蛋打碎后,是否就一定能做出蛋糕。于是,徐志摩连连发问:一,“那个‘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二,“认清了他们的目标,……可以再进一步研究它们的方法的对不对?这经程中所包含得牺牲的值得与否”;三,“苏维埃制在俄国有成效这件事实(假使有)是否就可以肯定这办法的普遍适应性”。

可以看看胡适是怎么回应的。

“什么叫做‘学理上的充分根据’?他们根本上就不承认你心里所谓‘学理’,这却也不是蛮劲”。胡适不是“蛮劲”是负气。不是“他们”不承认学理,而是胡适在这里不承认学理。他甚至更负气地说:“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其实,哪一种主义没有它学理上的依据,就是胡适此刻斗嘴,也有学理依据可循,这就是实验主义。是的,实验主义是排斥学理的,尤其是它有可能成为教条的时候,它强调的是去做、去干、去尝试、去实验,所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胡适的话,正含有这层实验主义的底因。只是,胡适不愿意正面回答徐志摩提出的问题:那种理想的乌托邦到底能否实现。但,徐志摩的发问,已经隐然触及哈耶克多年后提出的一个命题:通往天堂的路是用地狱铺就的。

胡适一味强调尝试而不讲学理,不仅使他在一个重大事件的认知上吃了亏,而且在一些小事上比如打牌也吃过不讲“理”的亏(尽管不是学理),且看梁实秋笔下胡适打麻将这一段:胡适之先生也偶然喜欢摸几圈。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有人认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胡先生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落地,单吊,显然是一副满贯的大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难道他会吊孤张?”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犹豫不决。左右皆曰:“生张不可打,否则和下来要包!”胡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如果扣下这张白板,势必拆牌应付,于心不甘。犹豫了好一阵子,“冒一下险,试试看。”啪的声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一回却是“尝试成功自古无”了。潘光旦嘿嘿曰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现钱不够,开了一张支票,三十几元。那时候这不算小数目。

连牌都讲个牌理,哪有主义不讲学理?适之活该。

至于苏俄那一套是否具有普遍性,徐志摩是话里有话的。胡适认为苏俄正在走美国的路,徐志摩的疑问是,中国是否要走苏俄的路。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判断,很可以看出一个人眼力(就中国是否要走苏俄的路,徐志摩的表述委实更精彩也更精警,可惜这里无遑再引也不便再引)。胡适的回答依然是任性的:“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这不是笑话,是正经话。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不讲制度只讲干,大概牌还没有输够。但,这可不是个人手中的十三张,而是一副社会大牌。如果可以任意出张,那么请问什么不是干。斯大林主义是干,法西斯主义是干,纳粹主义也是干,这些主义当时都被视为积极的。适之先生,您认为哪一种是可以普世的呢?

几乎,徐志摩提出的问题,胡适都没有认真回答。这真可惜了那些问题本身,因为它们切关中国后来的命运。胡适当然是关注中国命运的,否则也不会一味强调干干干。只是当“干”本身也成为一个主义而不顾其他时,那么,就让适之先生看看徐志摩在莫斯科看到的那一出戏吧,那也是一种“干”:他们行动了,在空虚无际的道上走着,各样奇丑的尸体;全烂的,半烂的,疮毒死的,饿死的,冻死的,瘐死的,劳力死的,投水死的,生产死的(抱着她不足月的小尸体),淫乱死的,吊死的,煤矿里闷死的,机器上轧死的,老的,小的,中年的,男的,女的,拐着走的,跳着走的,爬着的,单脚窜的,他们一齐跳着,跟着音乐跳舞,旋绕的迎赛着,叫着,唱着,哭着,笑着——死的精灵欣欣的在前面引路,生的影子跟在后背送行,光也灭了,黑暗的光也灭了,坟墓的光,运命的光,死的青光也全灭了——那大群色彩斑斓的尸体在黑暗的黑暗中舞着唱着……死的胜利(?)(《犹太人的怖梦》)

是的,死的胜利,这“死的跳舞”。

上个篇幅言及人在英国的胡适对英国无有好感,但,英国佬有一件事深深地感动了他。这件事需要追记,因为是它使胡适对这个民族获得了一个公正的体认。这其实是一个细节,胡适一直藏住没说。直到一九三四年,离开英国已经八年,胡适才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到英国康桥大学去讲演。那天是欧洲大战的“停战纪念”(Armistice Day),学校并不停课。向来的纪念方式是上午十一点钟,一切工作全停止一分钟。在最热闹的街上,钟敲十一点时,教堂敲钟,一切汽车行人全停住,男人都脱下帽子,一切人都低下头来,静默一分钟。这是每年在参战各国处处看得见的庄严的纪念。

查胡适该日日记,这一天,胡适上午准备讲演稿,下午拜会一位八十一岁还依然很健旺的老教授。讲演是下午五点开始的,地点是剑桥大学的艺术学院。听的人很多,还有人坐在地上。胡适讲演的题目据胡适日记是《近百年来中华之复兴》(笔者注:胡适此题疑为笔误,根据讲演内容,实际上是中国近千年来即唐以来的文化复兴)。就在这一天,就在讲演前,胡适说他“看见了一件平常不容易看见的更庄严的停战纪念礼”。

我到了康桥,住在克赖斯特学院里,院长薛勃莱先生(Sir Aithur Shipley)把他的书房让给我预备我的讲稿,他说:“我不来惊扰你。不幸这天花板上的油漆正在修理,有个匠人要上去油漆,他不会打扰你的工作。”我谢了他,他走出去了;我打开我的手提包,就在那个历史悠久的书房里修改我的稿子。那个工人在梯子上做他的工作。房子里一点声响都没有。

整个上午就是这样静悄悄……

到了十一点钟,我听得外面钟楼上打钟,抬起头来,只见那个老工人提了一桶油漆,正走上梯子去。他听见了钟声,一只手扶住梯子,一只手提着漆桶,停在梯子中间,低下头来默祷。过了一分钟,钟楼上二次打钟,他才抬起头来,提着油漆桶上去,继续他的工作。

这一切都被胡适看在眼里。胡适不是欧洲人,他没有在桌前站起来一道低头默祷。他只是“抬起头来”,坐着、看着、注视着、感动着:我看见那个穿着油污罩衣的老工人停住在梯子半中间低头默祷,我的鼻子一酸,眼睛里掉下两滴眼泪来。那个老工人也许是在纪念他的战死的儿子,也许是在哀悼他的战死的弟兄。但是他那“不欺暗室”的独自低头的默祷,是那全欧洲同一天同一时间的悲哀的象征,是一个教育普及的文明民族哀悼死者的最庄严的象征。五十万陆军的大检阅,欧洲最伟大的政治家的纪念演说,都比不上那个梯子半中间的那个白发工人的低头一刹那间的虔敬的庄严!

这的确“是一个教育普及的文明民族”。七十多年后,笔者展卷至此,眼亦为之热而心亦为之动。

不过,胡适当时是否意识到,自己也该站起来,和那位老工人默哀同致呢?

文章版权归《万象》所有,转载请与《万象》编辑部联系
(Email: 
wxzz@vip.163.com)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