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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作者:邵建

胡适给张慰慈写第三封信时,人早已离开莫斯科了。但有关莫斯科的问题,依然挂怀于心。信中,胡适回忆了去年的一段往事。一九二五年十月至十一月,徐志摩在《晨报副镌》上推出一个“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虽然热烈,但它被视为反俄的倾向,引来一场大火。报馆烧掉了,《副镌》上的讨论也戛然而止。其时,胡适人不在北京,没有参与讨论。但就火烧晨报馆事件,和陈独秀发生过争论,并给他写下了那封著名的谈宽容的信。胡适当时为什么不参与讨论呢?人不在京并非理由。这次,胡适自己摊牌了:“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然后,胡适笔头一转,“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做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

“苏俄有做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是胡适对苏俄的一个总态度,太紧要,要打住。

胡适不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杜威的弟子,他还是一个哲学上的实验主义者。实验主义的要义在于“实验”本身,它不迷信任何先在的理论,而是先做起来再说。这个实验主义,用胡适最文雅的语言就是“尝试”,用他最直白的语言(在徐志摩看来也是“最不斯文”的语言)就是“干”,甚至“干、干、干”(见胡适的《炸弹诗》和《后努力歌》)。在“知行”关系上,实验主义不是以知控行,行不逾知,而是行字当头,知在其中。所以,胡适在前几年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反对任何主义先行,主张直接面对问题,以尝试的态度去做去干去解决。应该说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家族相似性”,两者都强调“行”(即实验主义的“实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为“行”是检验“知”(真理)的标准或试金石。不仅如此,通过“行”(亦即胡适的“干”),人类社会才能得以改变。由于这“行”的过程,不需要恪守任何教条,因此它也可以比喻地说成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验主义还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实在不是一个固定的对象,而是一块大理石,就看你能把它雕刻成什么像。

正是有着这样的思想底因,胡适便不轻易在那场苏俄讨论中发言,及至他到过苏俄以后,看到苏俄的变化,方才正式表态,承认它有做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个态度和胡适的实验主义精神当然是自洽的,但它和自由主义却不融洽,只是胡适没有意识到。因为胡适这时已经把苏俄所试验的社会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一个发展。所以,一边是发展了的自由主义,一边又是“干”字当头的实验主义,双管齐下,就决定了他对苏俄的态度。

实验主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中国思想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在胡适、徐志摩去苏俄之前的前几年,年轻的瞿秋白已经有过莫斯科之旅,并出版了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也是在西伯利亚道中,瞿秋白这样写道:“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然而,西伯利亚沿途看到的一切,使瞿秋白更深入地认识到:“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这样的表述即带有明显的实验主义的思痕。

那么,苏俄是否有这种试验的权利呢?苏俄不免太大,而权利又总是落实在个人。因此这里不妨以胡适自己为案例。就胡适而言,实验固然是一种权利,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却不能不细厘。假如胡适做了一个乌托邦的梦,胡适当然有实验他这个梦的权利。然而,权利在这里意味着或仅仅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干涉胡适的实验。但,问题还有另一面,胡适也不能因为他的实验而干涉别人。假如胡适因为他的梦是美好的,便要徐志摩跟着实验,否则不行,胡适就超越权利了,而权利逾界就变成了权力。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应该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应以别人的自由为界。那么,大规模的政治实验是否会超过这个权利边界呢?是不是每个人都自愿地从事这种实验呢?如果有人不愿意,也得实验,或被实验,那么,这是不是权力对权利的强制呢?在实验主义的逻辑面前,这些有关自由主义的问题,胡适未遑深思。可以观察到的是,胡适苏俄之行,身上有两种主义在冲突,一是实验主义,一是自由主义,结果是实验主义的强势踏破了自由主义的底线。

可以具体地看一看苏俄体制的实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推翻旧政权,然后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所有制。胡适出行之前,对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或实验有着一种内在的肯定,这种肯定在他更早为王莽翻案时就可见一斑,在他到苏俄后为废止私有财产的辩护亦可见一斑。那么,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是一种什么样的试验呢?《赤都心史》中的瞿秋白讲述的一个故事,可以移录过来,尽管它也是一斑:

德维里省的一奶牛厂主谢美诺夫,闲坐在办公室里,一手捻纸烟,呆呆的想着。忽然门响,进来两人:“哼!请上苏维埃去!”谢美诺夫耸然站起来,突然问道:
--苏维埃?苏维埃?什么样的苏维埃?
--去罢!不要多话了!旧时王爵的邸宅里,短衫破袄,军帽毡靴,颜色憔悴,精神奋发的大群人,正在开会呢。谢美诺夫进来,大家都回头瞧看,人影簇动几分钟,又复静下。主席命谢先生,当众宣读议决案:
--德维里劳农兵苏维埃决议:宣告谢美诺夫之工厂,财产,房屋,一律没收,充作德维里省劳农地方政府公有。凡剥削者,--当劳农以革命之伟力取得政权时,当然一概剥夺权利,对于谢美诺夫工厂主自当遵例照办。

不妨问问适之先生,是不是“一概剥夺权利”,也是一种政治实验的权利?瞿秋白在结束这段故事时说:“这是革命时期的逸事,--德维里人所告诉我的。”显然,瞿秋白把这个有关财产权的故事当“逸事”看了。

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如果丧失了财产权,自由很可能是空中楼阁。胡适一则称赞苏俄人是有理想和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一则也承认:“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后来到英国,胡适特地拜访了罗素,交谈中,罗素认为狄克推多(“专制”的音译)的办法比较适合像苏俄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如果采用民治,反而会搞得乱糟糟。胡适表示:“那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很干脆:“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胡适只有表态的份儿:“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

徐志摩到莫斯科的时候,一见人便打听托尔斯泰的消息,后来是使馆中一位官员的太太介绍,徐得以见到了一位会说英语和德语的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她是托尔斯泰的大小姐。那是在她的家,也是老托尔斯泰在该市的旧居,其时已经成了一个托氏陈列馆。还是在没有出京前,徐志摩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一条新闻,大意是:苏俄某领导人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就是早已死了的老托尔斯泰。起诉他什么呢?原来这位领导人临死前交代,一定要取缔托尔斯泰的书,因为它代表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对苏维埃有危险。法庭判这位太太胜诉,于是托尔斯泰的书被毁版,不准再印。徐志摩看了后,和朋友很起劲地讨论过,是不是美国在造谣。话虽这么说,心中却不免忐忑:“我们毕竟还有些‘波淇洼(笔者注:“资产阶级”的音译)头脑,对于诗人文学家的迷信,总还脱不了,还有什么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出版自由,那一套古董,也许免不了迷恋,否则为什么单单托尔斯泰毁版的消息叫我们不安呢?”这个不安,徐志摩一直带到了莫斯科。当他见到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时,当然要问起那条新闻。“但她好像并没有直接答复我,她只说现代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施妥奄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徐志摩接着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作家呢,老太太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托尔斯泰等人的书快要灭迹了,这是不是罗素所说的,只好牺牲一点了的那个自由呢?

以前徐志摩在英国时,也和罗素有过对话。用他自己的话说:“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为什么,因为罗素说,他到俄国去的时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言下之意,一旦去了俄国,便取消了红色信仰。对此,徐志摩说自己“挖苦了他”。而能够挖苦,是因为徐志摩也去过苏俄,但却不曾取消什么信仰,因为对苏俄那一套,他从来就没信仰过。在这里,胡适比徐志摩距离罗素更近一些。他听得进罗素的说辞,但徐志摩却不领罗素那一套,就像他也不领胡适那一套一样。其所以如此,在于他这样解释向后转的罗素(其实就是在解释他自己):“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假如有那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又怎么样?”(《血》)整个《欧游漫录》,徐志摩都是用感受和感想来说话,这一点和胡适都是用观念说话正好相映。但,在这些感受和感想之下,却有着朴素的思想底蕴。说它朴素,是因为徐志摩踩住的是个人自由的底线,并以此来直觉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是的,如果一部分人有做大规模政治实验的权利,那么,其他的人有没有读托尔斯泰的权利?如果后者的权利因为前者而不存在,那么,无论前者符合什么理想,也无论它有多少高明的理由,至少,它是可以怀疑的。这就是徐志摩的基本态度。

胡适和徐志摩对苏俄的态度不同,在苏俄问题上分歧也不少。当胡适戴着观念的眼镜打量莫斯科新变化的时候,徐志摩正在北京为《晨报》编稿,对胡适的精神奋兴,徐志摩显得冷静。当胡适三致张慰慈的信到了自己手中,徐志摩觉得有话要说,便写了那个《一个态度及案语》。态度是胡适的态度,案语是徐志摩的案语。胡徐之间,人隔万里,围绕莫斯科却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乃是如何看待莫斯科的新教育。

已经说过,在莫斯科时的胡适,深受那两个芝加哥教授的熏陶。毕竟胡适和徐志摩一样爱自由,因此他问询对方,像苏俄这样的狄克推多究竟何时终了。这个问题和他到伦敦后请教罗素的问题一样,可见胡适在力图理解苏俄新实验的同时,也念念不忘自由。对方的回答像是给胡适吃了颗定心丸。M教授的看法是:这样一个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因此专政是可以原谅的。尽管独裁者都希望愚民以自固权力,但苏俄的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设施,都注意努力造成一代新国民。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就是专政终止之时。胡适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并认为说得很公允。其时,他又翻阅了苏俄教育部编制的所谓“公家教育”,深感这些年来苏俄教育成绩很惊人,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根据最新的教育学说。因此,在当晚给张慰慈的第二封信中,胡适就转述了白天M教授的意思,说:“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当然,胡适后来又补充,“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的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叹”。

对胡适的惊叹,徐志摩“未敢苟同”。他抓住“新教育”说事,是因为“当代最博通俄国情形的大学者捷克的总统马沙里克(Masaryk),那位‘中欧的智慧老人’,曾经对人说过:顶重要的事情是去悉心研究苏俄的学校。俄国问题的秘密全在那里。”在洞悉这个秘密以前,徐志摩很善意地讽刺了一下胡适之。胡适在北京时不肯对苏俄发言,因为不愿意以耳代目。现在到了苏联,可以动眼了。然而,胡适一个学校都没有去过,就开始“惊叹”,让他惊叹的居然是他在纸上看到的“教育统计”。“纸上得来终觉浅”,志摩因此发话:“我们谁不知道这句成语:‘数目是不说瞎话的,但说瞎话的人可以造数目’;并且统计即使是可靠的,统计表并不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形是怎么一回事。”说完,徐志摩便不客气地指出他眼里的苏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那也许是好事,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

在给苏俄教育的秘密点穴之后,徐志摩声称他并不是批评苏俄的教育政策,因为在他们悬定的理想目标下,这个教育政策是最有效的。你只要赞成他们的目标,你就得接受他们的教育;反之,你接受了这种教育,也就得接受他们的目标,这两者得统一。只是--徐志摩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们一般人头脑也许是陈腐,在这年头还来抱残守缺似的争什么自由,尤其是知识的自由,思想的自由”。

《一个态度及案语》发表后,就苏俄新教育,《晨报副镌》收到了相应的来稿,有不怎么赞同胡适的(瞿菊农),有为胡适辩护的(张象鼎)。徐志摩抓住为胡适辩护的张象鼎做了回复,以《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为题发了出来。后来,胡适又从欧洲来信自辩。一时间,晨副似乎又接上了去年被大火烧掉了的“关于苏俄仇友赤白”的讨论。

瞿菊农是瞿秋白的远房之叔,这叔侄俩有着不同的求学之旅。瞿秋白选择的是“饿乡”,他行前瞿菊农有诗相送,并发在《晨报》上。而瞿菊农燕京毕业后选择了留美,一九二六年他新从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来,是哈佛大学第一个获得哲博的中国学生。他对俄国新教育发表的意见是:“不教人受教育固然是愚民政策;用力的办一种主义化和党化的教育,也是愚民政策……教育史上国家为国家的目的办教育,最有系统的是斯巴达。但斯巴达的成功在哪里?对于文化的贡献在哪里?有多少样赶得上爱自由的雅典人?”

张象鼎是认同党化教育的,认为这就是一种新教育。因为“如果你赞成‘政党制度’,赞成凡一党者,都应确信本党的政策为好政策,而努力其实现,那你便不能不赞成‘党化教育’!”否则“‘怀其宝而迷其邦’,这种高唱不党不偏的清流政客,只是自私自利的人啊!”张象鼎还以当时的国民党为例,它也是主张党化教育的,虽然它还未得到政权。

徐志摩不能够认同这种说法。政党只涉及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它固然可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它的教育不能渗透到人生的所有部分,否则会妨害思想自由。徐志摩眼中的党化教育,“那简直是‘划一人生观’训练”,谈不上什么教育;因为它“不容你辩难,不容你疑问”,“你只能依,不能异”。在宗教化其目的,武力化其手段的政治面前,这样的教育只能是灌输。在徐志摩看来,人类历史上只有两个党化教育的时期,一个是苏俄,现在的,一个是欧洲,中世纪的。如果再往前,那就是古希腊的斯巴达。就中世纪言,那是“历史上有名的‘不容时期’(Age of Intolerance)”。有幸生在自由已经争得几百年后的欧洲人,回望那个黑暗时代的嶙峋,止不住要打寒噤。徐志摩很担心“不容时期”再度到来,因为你尽管可以有这样那样的自由,就如在中世纪一样;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

编发了胡适致张慰慈的三封信,又收到了胡适给自己的信,徐志摩应该是把他的《一个态度及案语》当信寄给了胡适。到了十月份,胡适回了封长信,作答徐志摩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自辩。就苏俄新教育,胡适说他正好在英国见上了苏俄科学院的永久秘书,得知苏俄政府每年津贴科学院四百万卢布。因此,胡适说:“我们只看见了他们的‘主义教育’一方面,却忽略了他们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苏俄的教育制度……‘遍地是公民教育,遍地是职业教育’。他的方法完全采用欧、美最新的教育学说,如道尔顿制之类,养成人人的公民程度与生活能力,而同时充分给予有特别天才的人分途专习高等学问的机会。”是的,“主义教育”避而不谈,而“理工科大学总是要办的”。胡适确很聪明。

胡适也没说错,一九二一年,瞿秋白等三人曾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去拜访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卢氏的办公室在克里姆林宫,进得办公室,谈话只有十分钟,衣着朴素的卢氏,谈吐非常风雅。面对瞿的提问:最近教育上的设施,“他的谈话大约如下:‘革命后我们即日促学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然而初行非常困难,因为教员教授之非共产党者--立宪民主党,甚至于还有更右于立宪民主党的--都以怠工反对政府;好容易设了种种方法,现在这种怠工总算消灭了……最近几年来学术上的发明也还不少,比如X光线,化学原子锂的成分,医学上癌病治疗法等。因此欧美各国对于俄国革命后学术文化上的进步,非常之引为有趣而大家想来研究。’”

教育问题探讨如此。那么,狄克推多是否可由教育哪怕是新教育过渡到民治呢?如其上,芝加哥的M教授是这样劝服胡适的,胡适也是这样接受的,徐志摩不相信地说:这是美国式的乐观。那么,上面那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瞿菊农却是这样贡献他的分析:我总以为狄克推多与民治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狄克推多是以一人的意志,压迫大多数人的意志,侵犯大多数人的自由。凡个人都应当看本身有无限价值,不应当看做工具。狄克推多是以他人做工具的。假如他们“努力办新教育”,办得不得当,最可怕的是为少数人造就新工具。民治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用伦理的话说,是确认个人的价值,用法律哲学的话,是确认各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权分”。因此我不大相信适之先生信上那美国人Merriam的话。

瞿菊农一生的精力主要放在教育哲学上,他还是商务馆出版的洛克《政府论》的翻译之一。《政府论》正是胡适相对陌生的自由主义原典,以至胡适到了苏俄便认为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苏俄社会主义正是美式自由主义的发展,并把这种自由主义字为“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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