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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民:“你们将同春天一道来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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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方令孺在黄山

“你们将同春天一道来临”(下)

                 --时代大潮之外的方令孺

作者:周立民

多年来一个人的生活,方令孺似乎找到了排解寂寞的方式。她写诗,作画,读书,听收音机,一个人去游山玩水享受诗意美景,这样的生活也算悠哉悠哉了。对此,她在书信中也多有描述,“我仍在山上,现在秋高气爽,山上特别清丽,我还在此留连,等天冷就回去。大约下个月初就要回去了。我在山上看书,做手工,散步,都很好。就是睡眠还不很好。盼即来信。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学画山水”(一九六○年十月二十日致萧珊)。“再请你代问郭信和同志,郭绍虞先生校对的《沧浪诗话》在何处买,请她代买一部请你带来,钱请你代付了,来这儿一道还你。我现在对写旧诗非常有兴趣,已写了七首,其中有一首较长的七古是在狮子林看日出时写的”(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致萧珊)。“今晚我很闲,下午买了一册石涛画集,一册罗两峰画集,我一边开开无线电听刘淑芳唱拉丁、古巴歌曲,一边披览画册,心境很恬静。歌声歇了,我就提笔写这几个字给你”(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致萧珊)。“就是你们走后的一天,我又为了急于锻炼身体,再又想温习我们同游的情景,我一早就坐公共汽车到植物园(你说是这次看的最精彩的地方),我去了,又看看那些花,走走那些路,在亭子上坐坐,又跑到医院去拿药,又坐公共汽车到灵隐下来(去的时候是走到不莲亭,有一站路比去灵隐远)。下午五点多,又出去散步,刚出大门,又遇到文联一个人来了,是个好青年,我很高兴,又同他到灵隐冷泉亭坐谈到六点多,觉得冷,才送他去了我回来”(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七日致巴金)。“这时候正是下晚,满耳滴滴答答的雨声和溪声,无尽寂寞的黄昏啊,我也正在一个人这屋里走走那屋里走走,因为看书看多了,头又有些昏。这时候你的信来,就像你自己来了一样,我把你的信左看右看,恨不得你再说多些”(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三日致萧珊)。这种生活和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在五六十年代显然是属于非典型的,哪怕是许多知识分子一直没有脱离过去的生活习惯,但这种生活显然也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所排斥的,它们只能属于私人的范畴和出现于私人文字中。

当时,最让方令孺盼望的、向往的和为之回味不已的是朋友相聚,她在写给巴金夫妇的信中几乎都是欢迎他们来玩的呼唤,是你们什么时候来玩的追问,是上次相聚多么欢乐的回味,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方令孺的心是飞翔的,笔也变得无比轻松、欢快。巴金跟方令孺交往的深入也正是在六十年代的每个春天的游玩中建立起来的。巴金说,“六十年代中从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经没有登山的兴趣了。我也无心寻找故人的脚迹。头一年我常常一个人租船游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滨坐一两个小时,在西湖我开始感到了寂寞。后来的几年我就拉萧珊同去,有时还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我们只是为了报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连几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车站迎接我们,过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挥手送我们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后不去杭州,我总感觉到好像缺少了什么。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们也只是谈一些彼此的近况,去几处走不厌的地方(例如灵隐、虎跑或者九溪吧),喝两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谈谈、走走、坐坐,过得十分平淡,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感到了友情的温暖”(《怀念方令孺大姐》,《随想录》合订本第267页)。在这里杭州是巴金家的后花园,他来到这里享受友情的温暖,也可以抛开在上海无穷无尽的事务,摆脱那种烦劳的心境,所以西湖边上留下了他不尽的回忆。方令孺也曾兴奋地说,“现在就盼着春天来,你们将同春天一道来临来,再好好聚一聚”(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致萧珊)。

而当巴金他们离去,方令孺却在文字中逐一回味相聚的每个细节:

端午节那天巴金同志和任干同志在我这里过节,先在我书房里吃茶,后来又到灵隐去吃茶,下午六点到我家来吃晚饭,饭后坐在我廊下谈天喝茶,看我园中的大树,高入云霄,巴金同志说这棵树特别高大,但看来很年青。确是,这棵树像山一样,早上我睡在床上就看见他,虽然离我窗户很远,但是树梢好像俯临我窗前,向室中探望。晚上我若一人坐在廊下,那大而又高又密的黑影,严肃,威武,盛气凌人,不像早晨那样和蔼可爱了。(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七日致萧珊)

在巴金的日记中,也多有他们相聚时光的记载: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九点后和萧珊同去平湖秋月喝茶,十一点乘船去湖心亭小坐,然后到岳坟,进岳庙参观菊展。十二点半步行回杭州饭店。午饭后午睡到三点。九姑来,同去西泠印社饮茶。四点后乘九姑车去灵隐。五点半前步行到白乐桥廿七号九姑家。在她家晚饭。谷斯范来,在九姑的客厅里坐了许久,九点五十分乘车回旅馆。

十二月二日和萧珊在饭店门前湖边散步,等候九姑。九点五十分九姑来,同去岳坟雇船到三潭印月,在茶亭坐了将近一小时。十二点和九姑、萧珊回到杭州饭店,即去餐厅午饭。饭后付清帐款已一点钟,交际处张同志来送行。九姑和张同志送我们到城站。我们乘福沪直快返沪,一点四十分开车……火车开行时,九姑在月台挥手,眼圈已经红了,我们也感到依恋。(《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第190页)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四点九姑派车来接我们去灵隐,在灵隐冷泉厅喝茶聊天,非常愉快。五点一刻到九姑的住所坐了半个多钟头,又在院子里和门前屋后徘徊了一会……饭后又到湖边和旧大厅散步看湖景……离开大华饭店已经三年,景物依旧,心情更好,我很高兴地回想起三年前那些愉快的日子。九点半以后郭小川来。我们送走了九姑,又和小川在湖畔风雨亭内望月谈天,谈到十一点一刻光景。(《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第238页)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一日九点后九姑来,约我们去海棠园参观,然后同去平湖秋月,在那里坐船去三潭印月喝茶,十一点半后回到岳坟,九姑坐车回家。……三点后九姑来约我们同去植物园游览,看见各种松树、桃花、樱花,五点半左右回杭州饭店。(《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第504~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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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方令孺和秦怡在黄山

大概令他们印象深刻的还有方令孺与巴金全家的两次出游,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夏天在黄山,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一月春节的时候在海南和广州过节。两次都是巴金先行,萧珊受邀带孩子与他们汇合的,而这个促动的因素都是方令孺。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方令孺致信萧珊力促她上黄山:“巴金同志转来的信收到了,听说你不来很失望!但今早巴金对我说你也许还是带着孩子们来,我说搭班车很苦,他说锻炼锻炼也好,我心中大喜。几时来?天气较前凉些了,你来吧,黄山真是不可不看,不可不登,我觉得一个人登过一次黄山就等于成了一次仙。”方令孺后来多次提到这一年的夏天“我过得最好的一个夏天”(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致巴金、萧珊)。当大家都离开黄山,各奔东西的时候,方令孺又感到很怅惘,“你们好!想不到我是最后一个送客松!本来我的车该昨天到,可以和任干同志一道走,因前几天雨天,路不好走,车子要迟点来。我也不急,这样好的天气,多住几天也好。秋天,山川特别显得明亮,再经过这几天大雨一洗,更清洁,对面桃花山上好多树叶都红了,从山上流下好几股瀑布,曲折倾泻而下,满谷喧声,使人不感寂寞。寄去我和秦怡同照的相片收到否?深恨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没有大家在一起照个相!明年再照吧”(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致巴金、萧珊)。而与巴金一起到海南岛,在广州过了个热闹的春节也是她所难忘的。后来她写信给萧珊说,“今天是旧历除夕,我又想起我们在广州过年的事情,那年除夕夜里你给我一大瓶花,深情厚意,令人难忘。昨晚我睡不着,就想些近年来令人欣慰的事情,就慢慢睡着了”(一九六五年二月一日致萧珊)。当年她是这样要求萧珊到广东的:

刚才巴金同志说已写信问你和孩子可来?我听了真高兴。希望你们来。你们来吧,我们又可再在一道玩玩,我也很想小林小棠,想看看小棠做滑稽像(相)。来吧,我真想你们来。

…………

今天晚上我很累了,不能多写。这封信是专为要你们来而写的。(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致萧珊)

这两次出游真让方令孺兴奋不已,在广州见过他们的记者谷苇说她“说得最多、最起劲、最‘逸兴遄飞’”,“她的记忆力真是惊人的好,背诵起别人的诗句来,总是那么地准确无讹,而且一经她的朗诵,就那么地富有感情色彩”(谷苇《记巴金》第10~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版)。她还作诗助兴,其中能够看到呼朋引伴的那种热闹的气氛,如“朋辈相呼观日出,披衣急起当窗立”(《狮子林观日出》);“策杖呼朋笑语酣,竞将诗句赠黄山。群众万叠随云涌,浩渺烟波送夕阳”(《黄山杂咏·文殊院观落日》,均收《方令孺散文选集》)。

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她的这些诗都是非常个人化的,而她笔下的朋友的聚会也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另类生活:朋友们作诗赋词彼此酬答,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做骚客雅士可是与“时代精神”大相悖谬的,但他们似乎不管这些,仍自顾自地玩个不亦乐乎。辞别黄山,杜宣赋诗《留别九姑、任干同志》:“惆怅明朝又远行,举杯无语共微吟。今夜同看山上月,明年再踏六桥春。”再看他们的生活:

自从你们走后,秦怡、任老干、杜老宣天天陪我玩,我们上了一次虎头岩,在洞里(也就是虎口里)坐了好半天,又下去看井,投了几个石子到井里,只看见汩汩水珠冒上来,想必这井很深。秦怡真是有趣,每晚对我们讲故事、笑话、旅行见闻,可丰富呢。我有时一个人,想到她说的笑话,我就自己大笑起来,这次机会以后,她会留下许多好玩的故事够我想的。(特别是教会我唱洪湖水)(更特别,叫我想的是她这个人)

他们还互取别号:方令孺:黄山老母;秦怡:翠微公主;杜宣:紫云道人。“任干没有别名,我叫他采药童子”(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致巴金、萧珊)。这种生活有点《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味道。另外一封短简谈到和卞之琳一起在杭州游玩,文字犹如明人笔记:

之琳在这里玩了两天,谈天的时候到(倒)是多些。我们上了一趟城隍(?)山,这天正是旧八月十八,观潮的日子,山上人多极了,这是我到杭州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游人,且都是劳苦大众,也夹杂一些穿得好的游客,我们坐在山石上远看钱塘江,看见一线潮水。最有趣的是看见许多大大小小的儿童,他们闹啊,打啊,我夹在中间为他们排难解纷,满有趣。和之琳在一起吃了两次鱼头豆腐,华侨饭店的做得不好,楼外楼的鱼头新鲜美味,一盘足有大脸盆那样大,之琳、陈学昭、我,三个人拼命的吃都吃不完,以后你们来,一定要请你们去尝尝。(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致巴金、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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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方令孺等人在嘉兴烟雨楼

最初读方令孺的信,看到这些文人们的个人生活时,我略略有些惊讶,因为在印象中,六十年代应当是一个很集体和政治化的年代,如此丰富的日常生活,如此幽雅和闲情逸致的生活好像不属于这个时代。但预想代替不了生活本身,他们就是这样生活过的。但转念又一想,未免少见多怪了,哪个时代人们没有日常生活?这本来就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再紧张的形势也无法改变的,尽管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暗示人们:个人的生活是不值得提倡的,但是失去了个人的日常生活,生命肯定是极大的不完整。

这种愉快的记忆很快就要被纷乱的现实割断了,一九六六年的年初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上海关于《海瑞罢官》的座谈会接连召开,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向来被认为是“文革”发动的信号。这一年有一种“最后的欢乐”的意味,作为记忆中的事件,自一月十九日至二月七日方令孺在上海度过了一个热闹的春节,更热闹的是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七十大寿,巴金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当天的日记:

六点陈同生夫妇来看九姑,他们送我和萧珊先去文化俱乐部,过半个小时杜宣夫妇、罗荪夫妇、杨永直夫妇和九姑都来了。今天是九姑的七十岁生日,我和萧珊同罗荪夫妇请她吃晚饭,同生另有约会,但最后也赶来了。九点前分两批去东湖招待所,又在九姑房内坐了一会,同罗荪夫妇坐作协车回家,已过十点。(《巴金全集》第26卷第10页)

后来他又回忆:

一九六六年年初她来上海,同上海的亲友们一起欢度了她的七十大庆。这一次我们和她无忧无虑地相聚了几天。我还兴奋地说十年后要到西湖庆祝她的八十生日。其实说无忧无虑,也得打个折扣,因为上海的作家已经开始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每个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艺会堂参加学习会,有一回姚文元眉飞色舞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看见他口沫四溅,手舞足蹈,我觉得我的上空乌云正在聚拢,一阵暴雨就要倾注下来。九姑虽然在上海待得不久,可是她主动地要求参加我们的学习会。我笑着夸她“学习积极”。她说她来“取经”,回去也可能要搞同样的学习,我才看出来她也有点紧张。这年清明前后我和萧珊并没有去西湖看望九姑,她已经和几个同事匆匆赶去北京开会。形势越来越紧,连萧珊也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铜厂去了。(《怀念方令孺大姐》,《随想录》合订本第272页)

这期间的形势从方令孺的书信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她沉浸在个人世界的日子即将结束:

从今天起我就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学习讨论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上下午都开,所以要紧张几天。就是今天一天我都觉得非常严肃,非常重要。这对我尤其重要,因为我不懂的太多了,因此思索起来也觉艰苦些,但学习一次,怎会长进一点。(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致巴金、萧珊)

刚回来后的几天,确是如你所说,一松下来,就觉得累。休息以后,现在又觉得恢复了。我又参加学习了。要看的文章,就是报上的就够忙,还要紧紧学毛主席著作,才能提高鉴别能力。要求鉴别是非,就一定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所以学习很忙。我想你们一定也是这样。也是因为忙,所以没来信。(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致巴金)

方令孺是四月一日到上海,后去北京开会的。会议期间还给巴金来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了严峻的形势,“来到北京已十一天了。从五号起,天天开会。白羽同志做了一个报告,讲会议的精神,是他领导这会议的进行。再就是李季同志领导。这会开得明确,有系统,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学习认真,人人有非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不可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我们在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致巴金)。四月二十八日,方令孺回到上海,又有几天朋友小聚的欢乐时光,关于这次相聚,巴金说,“九姑从北京回来,仍然经过上海,我记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几天,我还听见她夸奖萧珊参加工作队有了很大的进步。她不曾谈起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但是连郭老也公开表示他的著作应当全部烧毁,他本人愿意到生活里去滚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写诗的朋友也诚恳地劝我表态,我接着就在学习会上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这样完全否定了自己,我并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轻松,心想总可以混过一些时候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仿佛把人的脑子磨炼得非常敏感,其实它反倒给磨得十分迟钝。那几个月我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就是这样。我好像十分害怕,又仿佛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车,朝着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的长姐似的和善面颜不住地摇手,我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雨具,怎么挡得住可能落下的倾盆大雨!‘我们’不单是指我,不单是指九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怀念方令孺大姐》,《随想录》合订本第272页)。这一刻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十一时二十五分。此后,他们再没有相见的机会了,此后,相见的朋友也是物是人非。这是给萧珊的最后一封信:

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在国内,在国际都是一样。斗争越强,伟大的毛主席思想的光辉越灿烂。我们都以万分愉快的心情投入这个革命。全国都是一样。

你可看见《人民日报》6.17登载河北省临西县一个公社大队党支部书记吕玉兰一篇文章题名“十个为什么”么?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我读了启发极大,所以我介绍给你,我想你已看过了。我实在喜欢这篇文章。要学习。你学习的一定比我更多了。再一个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就是改革了考试升学制度,这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下一代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想小林小棠一定对这欢呼。(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致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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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方令孺1966年6月23日致巴金萧珊信(一)

两个多月后,巴金还有一次到杭州的机会。那是七月二十六日,“我去参加前面提到过的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我从北京到武汉再转到杭州,分三路参观的亚非作家们将在杭州会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的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当地的作家进行联系。我以为九姑会出来接待远方的客人,可是在这里连一个文联或者作协分会的熟人也看不到。说是都有问题,都不能出来。我不敢往下问,害怕会听到更可怕的消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长就可以体现我们灿烂的文化了。离开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宾诗人问我为什么在这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看不到诗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来。回到上海,送走了外宾,我自己也受到围攻,不能出来了”(《怀念方令孺大姐》,《随想录》合订本第273页)。因为这个会,巴金的劫难比其他朋友来得晚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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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方令孺1966年6月23日致巴金萧珊信(二)

此后,巴金与方令孺之间的信息主要是通过女儿李小林夫妇来完成的。女儿和同学们一起出去串联,经过杭州,去看望方令孺,九姑还借给她零用钱。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协分会旧址批斗前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巴金也给揪去陪斗。在会上杭州来的“造反派”发言要石西民交代将方令孺拉进党内的“罪行”。据高松年介绍,方令孺后来也被下放到干校,一九七一年正式退休。一九七四年巴金的女婿祝鸿生到杭州工作,两家又算恢复了来往。

她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屋子减少了,只剩了一间。她已经七十八岁,她的女婿死了,女儿身体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她很寂寞,有时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扑克。她给我来过信,可是我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不便经常给她去信……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儿、女婿回上海过国庆,我问起九姑的情况,我女儿说她患肺炎住在医院里,他们去看过她,她已经认不出他们。节后他们回到杭州就给我寄来方令孺同志追悼会报道的剪报,原来我们谈论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人间。(《怀念方令孺大姐》,《随想录》合订本第274页)

现在保存下来的这批信件中最后一封是祝贺李小林生孩子的,“前天小钟来告诉我你平安生产了,得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听了心里非常高兴。有个孩子家里要热闹多了,你父亲一定很喜欢,九姑妈也一定很喜欢,是第三代人了。你可看过《茹尔宾一家》这本小说,其中有一段是说老祖父得了一个第三代的孩子,还鸣枪报喜,我是个老年人,所以很能体会这件事的可喜”(一九七四年七月九日致李小林)。信中透出的还是一种寂寞。

方令孺是九月三十日逝世的,十月五日举行了追悼会,十月六日《浙江日报》刊出的讣告称:“她自一九三○年以来,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和教育工作……对同志热情诚恳,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她的逝世是我党的一个损失,我们深感悲痛。”一周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巴金在致李小林、祝鸿生信中写道,“大大逝世,想不到这样快,而且就在你们回沪的时候!否则你们还可以替我送个花圈,去向她的遗体告别”(《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77页)。

一九八一年四月初,在一个多雨的清明时节,巴金又来到了西湖。隔着湖面,眺望桃红柳绿的白堤,往昔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和萧珊买了回上海的车票,动身去车站之前,匆匆赶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为了看一树桃花和一株杨柳的美景,桃花和杨柳都比现在的高大得多。树让挖掉了,又给种起来,它们仍然长得好。可是萧珊,她不会再走上白堤了。(《怀念方令孺大姐》,《随想录》合订本第266页)

巴金提到的那天是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二日,当日的日记曾这样记下,“六点前起。揭开窗帏,外面一片灰色,地上倒是干的。过一阵拉开窗帏,饭店门前马路已经全湿了。六点半同萧珊冒雨到湖滨散步,沿着白堤走去,快到断桥才折回来,还坐了一路公共汽车(七路)。八点吃早饭。八点半前九姑同秀珍来,我们坐她的车到车站。车开动时我们向九姑、秀珍挥手,九姑的眼圈已经红了”(《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第506页)。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的日记也曾留下夫妻间和朋友间美好的记忆:

回家已过五点钟,大雨初止。本来打算坐船到平湖秋月喝茶,白羽和九姑的兴致尤其好。可是我们到了岳坟,才知道船工已回家休息。我们在湖滨休息了半小时光景。七点九姑请我们在三楼吃西餐。八点前九姑乘车返家,我们送她上车,并在门前散步二、三十分钟。九点和沙汀到苏堤散步,月色甚佳,水平如镜,我们又到风雨亭闲坐聊天。一直聊到十点二十分钟,还不忍离开湖滨。回到房间,萧珊已睡了,便唤醒她,同到廊上望月。(《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第238—240页)

再也不会有“同到廊上望月”的时光了,想到了爱妻,巴金自然也想到了每次迎他们到杭州的方令孺,在他们的交往中,方令孺也和萧珊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在书信的片言只语中,方令孺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朋友中坦率、活泼有感染力的萧珊:

我们都称赞你的信和你的为人(不是说谎),我们说你的信写得语言简练而含意丰厚,我们说这就像你为人的风格。(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致萧珊、巴金)

今天早上金近陪一位团中央的女同志来看我,说四月预备在杭州开一个全国性的儿童文学会议,大家谈得很高兴,这时你的信也来了,好像是你亲自来了一样,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的客人,并介绍了你译的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

……

这张照片,使我回想在黄山每天或隔几天到你们紫云楼上去时的情景。真的,这照片上你们这样笑谜谜(咪咪)地站在那里,真像是迎接我时候的那样。我喜欢这张照片。(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致萧珊)

收到你的信多高兴啊!你是我和许多朋友中间的一根丝带,从你的信里我可以知道他们的健康和工作情况。(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致萧珊)

因为受迫害,萧珊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抛下她的友人远去了,如今巴金先生也驾鹤西去,但在留存下来的文字中,他们的面孔仍旧是那么生动。如今巴金先生所保存的方令孺的书信有近八十封,那么同样巴金和萧珊给方令孺的信件也不会少于这个数量吧?它们在哪里呢?如他们的友谊历经岁月侵蚀不会磨灭一样,我盼望这些书信也有浮出水面的一天。

二○○六年八月十六日午间 沪上酷暑挥汗时
十二月十四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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