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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灿: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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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作者:陈星灿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时在洛阳坐镇指挥考古工作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队长夏鼐先生,给留在北京的副队长安志敏先生回了封长信,谈他对《考古通讯》即将发表的尹达先生一篇短文的意见。经过五十年的漫长岁月,这封信和附在信后的尹达先生的原稿,已经发黄变脆,读来不胜今昔之感。现在三位先生均已作古,但是他们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跃然纸上,堪为楷模。他们讨论的学术问题,有些还值得我们加以思考和研究。值此尹达先生九十冥诞之际,我把夏鼐先生的来信和尹达先生的原稿一并发表,并略作说明,用以纪念三位伟大的考古学家。

夏鼐的信是从洛阳西关发出的,信封是牛皮纸的,右侧自上而下用毛笔书写的是收信人的地址:北京(20)王府大街九号考古研究所,中间套红内写着:安志敏同志收。左下脚自上而下红字印刷的是发信人的单位和地址: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落款是毛笔书写的“洛阳西关”、“夏缄”字样。信纸也是用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公用笺”,纸张虽薄,但是红格竖行设计,朴素大方,加上夏鼐行云流水般的钢笔字体,古朴典雅,令人难忘。信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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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夏鼐书信

志敏同志:
十一月二日及七日来信,均已收到。
唐山遗址山坡部分如一二年尚不致破坏,可待将来再正式发掘。
考古会议筹备工作做得如何?洛阳报告已着手继续进行否?
尹达同志的《关于硬陶文化的问题》,已经阅过。可以在下期通讯上发表。我的意见是(1)关于名辞问题,原是不妥当的,但暂时只好像尹达同志文中所说的“权且暂时使用”。否则改称什么呢?我很同意他的意见,主张用“龙山文化”一名,而不用“黑陶文化”一名(这一点我也曾与你谈过几次)。至于“吴越文化”,因为时间地点都太死板限定,且不合实际,更不能采用。
(2)关于时代问题。郑州二里岗殷代遗址中出过这类陶片(有一器颇完整),但分量不多。春秋战国时似仍有此类陶器,闻江苏南部吴越时代烽【火】墩中曾发现过,不过,至少有些是和石器同出的,毫无疑问。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地之例甚多,决不会都是偶然混合在一起。(我们在长沙五里牌所掘到的,虽非原来文化层,但所出此类陶片与所出石镞、石凿共生,似无问题。)至于是否是新石器晚期呢?第一,我以为先要承认南方的新石器时代的延续时间较长,华北已入铜器时代,可能东南沿海尚是新石器晚期。中国是可以比得上欧洲的一洲,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尤其是远古时代,是不平衡的,尹达同志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一语,本有语病。我以为这或指当时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即华北黄河流域),或指现今中国境内古代各新石器文化。这点希望他能够在这篇文中加以明确化。其次,与石器共存的带有这种陶片的××文化,是否属于新石器晚期,抑或已属于铜器时代,自然很难确切答复,因为材料不够。即使做了正式发掘,铜器时代居住遗址中未必一定有铜器发现。但是就目前的知识而论,这种××文化只发现石器与陶片,我们恐只能将它算是新石器晚期。正像许多人怀疑龙山文化中可能已有铜器,也因没有证明,只好暂时归入新石器晚期。或许可以称之为“金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不过我们只知道有石器而没有发现过与之并用的铜器。
(3)至于所发表的图版中二器,是否属于这××文化,因为我们对于这××文化并未搞清楚,而对于这二器的出土情况也不清楚,为了慎重起见,我很赞成尹达同志的意见,最好不用。但是说这二器决不是××文化中的遗物,或决不会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我亦不敢断言。听说江苏南部春秋战国时陶器有相类似的,但是否早在新石器晚期已发生这形式的陶器?我们现在无法答复。关于这点,希望尹达同志能加考虑。如果同意,可将第5页1-2行的语气减轻一点。这些不成熟的意见,姑写出以供参考。
又尹达同志书中关于红山后的篾纹陶二器(2号印得不情楚,4号并非篾纹陶),我前天已另写信给尹达同志,兹不再赘。手头无红山后一书,不知你能代为一查否?
敬礼
夏鼐  十一月十日
冯文尚未收到,俟收到阅过后再提意见。我返京日期候所中决定。(离京时尹达同志嘱在洛主持调查工作至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可能有改变,俟接所中通知再决定。又及。

我们虽然看不到安志敏给夏鼐的两封来信,但是从夏的回信了解当时的情景并不困难。夏是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兼刚刚创刊不久的《考古通讯》主编,尹达则是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同时也是《考古通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位列夏鼐之前。尽管如此,留守北京的安志敏在接到尹达的来稿后,还是迅速把这篇文章寄给远在洛阳的夏鼐,请主编定夺。这封信谈到的主要学术问题其实在随后夏鼐发表的文章里多有论述,比如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他专门写过《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九五九)、《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九六一);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他在随后的《长江流域考古问题》(一九六○)等文章中也有涉及,理都讲得很透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这里不再多言。本文感兴趣的问题是,既然夏鼐先生提出了他的意见,而尹达的文章也如期在“下期”的《考古通讯》上发表(一九五六),那么究竟夏鼐的哪些意见被尹达接受了呢?

我把尹达的原稿也抄录在下面,读者可以比较原稿和正式发表文章之间的区别。

关于“硬陶文化”的问题
尹达
我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一文里,曾提出了所谓“硬陶文化”,并把它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加以论列。我原来的意思认为这种文化遗存的面貌还不很清楚,应当作系统的科学的发掘和研究,才能作最后确定。这篇文章我收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那本书快印出的时候,我又多接触了一些片断的资料,认为径直称为“硬陶文化”是不妥当的,把它径作为新石器时代更不妥当。当时书已印就,就在后记里把这个意思从积极方面简单提了一提。现在我感觉有把这一概念更明确一下的必要。
“硬陶文化”或“几何印纹硬陶”系统的文化,这样的名称都不够妥当,因为,这并不能代表一种文化的全貌,也不可能通过这一特征,使人家明确这种文化突出的有代表性的特点;相反的,给人以片面的感觉,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错觉。我常常主张用一种标准的地名,作为某一文化的名称,如“龙山文化”等,这样才可以概括这种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征,而不致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硬陶文化”这个名称就不很妥当,这是应当说明的一点。在目前还没有标准的遗址足以代表一定时期的这种文化的时候,权且暂时使用,以唤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故属必要;但是,这决不能说是一种长期的正确的办法。
“几何印纹硬陶”,如果只就这种硬陶说,它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了,但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中国,这种几何印纹的硬陶不能说已经绝迹,据我所知在春秋战国就有类似的,春秋战国之后,也不能说没有。所以只说几何印纹硬陶而不和其形制,不和其他同时出土的遗物、遗迹以及层位关系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就必然会发生年代的混乱。因此,还以几何印纹硬陶或者硬陶说明这种文化也是不妥当的。
几何印纹硬陶发见很久,且长久未能搞清它的来历;而我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所用的两个印纹陶器的图片,就更不足以来代表这种文化;甚且可能是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东西。这是十分不妥的,本来想抽出时间去钻研一下,竟未能如愿,书已印书,且已发行,只有利用这里篇幅向考古界的朋友们自承过失。再明确的说,《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关于印纹陶器的图片我想不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陶器的研究,有助于断代工作,也有助于前后文化的继承关系的研究,我们应当予以注意。关于印纹硬陶也正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各种全面而系统的材料,说明它的确实的时代,它的发展变化。因为,它出在东南沿海的地区,希望那一地区的考古的朋友们能够在这【方】面更多的把系统的材料发表出来。
科学是老实学,只有老老实实,面向实际,才能够少出错误;稍不经心,就会闹出错来。在写《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时,企图就个人所见,把一些不清楚的,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来;后来收进《中国新石器时代》里时,未经认真研究,即插入两图,那就更错了。我已和出版社商量,希望这图撕去,以免自误误人。
《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刚刚出版,自己就发见了这一不可宽恕的错误,我想其他地方也必然会出岔子,希望考古工作的朋友们给以直截了当的指正。
只有经过大家的批评、讨论和辩难,才会有所进步,我在这里诚恳地祈待着朋友们的指教。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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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达的手稿,横写在竖排带方格的二百字稿纸上,用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稿纸”,这是因为尹达也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尹的字很草,但别具一格。从夏的回信知道原稿中有些更改的地方,是寄给夏之前尹的手笔,比如“权且暂时使用”一句,加在稿纸的空白处,夏在洛阳是看过的。但是,对夏提出意见之处的改动,推测应该是夏信寄回给安后,尹另外作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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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中明确更改的地方,是夏提出的第五页第一、二行。原文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代表印纹陶器的图片绝不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后来尹更改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关于印纹陶器的图片我想不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我”后面的字很潦草,发表时编辑改为“我觉得”,体现了夏把“语气减轻一点”的意见,尹达显然接受了夏的意见。

原稿中没有改动,而刊出后有改动的,是原稿第六页第一段倒数第二、三行:“我已和出版社商量,希望这图撕去,以免自误误人”,发表后改为“我已和出版社商量,加印一页更正,以免误人”。虽然这是事实,但是这样的改动,结果也使语气有所减轻,推测应该是作为编辑的安志敏代为改动的,也可能是尹达或者夏鼐后来在校样上改动的。

夏鼐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尹达使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语不当,按夏的意思,所谓“中国新石器时代”,应该表述为“或指当时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即华北黄河流域),或指现今中国境内古代各新石器文化”,夏希望尹在文章中“加以明确化”。这个意见尹肯定是看到或者听到了,但是却没有在原稿上也没有在发表出来的文章中作出只字的更动或者说明。夏鼐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尹达不予更改也非不能理解,因为这是一篇自纠错误的文章,错在对所谓“硬陶文化”的命名上,差不多扯不上对“中国”的理解问题,与其说夏的意见是针对这篇文章,还不如说是针对尹达刚刚出版的著作。实际上尹达也无法在这篇短文里说清楚这个问题。

但是,尹达毕竟是个老老实实的学问家,夏鼐的意见最终他还是采纳了。关于那两张不能说清楚年代的印纹硬陶照片,在一九七九年新版的《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他干脆把它们拿掉了。尹达在一九六三年撰写的该书再版后记中这样写道:“这本书《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一文的图版四曾选错了两件印纹陶器的照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虽说作了更正,但这几年里我始终不能忘怀,这次趁再版的机会,把它删去了。”对于所谓“中国”的理解问题,尹达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他至少在两个地方去掉了“中国”,一个是一九六三年发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个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的第二版。这本拖到一九七九年才得以出版的旧著,改名为《新石器时代》。对此,尹达是这样说的:“这本集子原来叫做《中国新石器时代》,趁再版机会,我索性把名字改得更简单些,名之为《新石器时代》。”书中没有涉及今日中国之外的新石器时代问题,之所以把文章和论文集的名字改掉,其实就是回避直接讨论对古代“中国”的理解问题,而这正是夏鼐信中直言不讳希望尹达“加以明确化”的,有夏鼐的这封信,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尹达给自己著作更名的内因。今天看来,夏鼐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从考古上讲清楚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形成,把历史中国、地理中国、文化中国的概念说清楚,确非易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尹达回避这个问题,自有他的道理。

一九五五年,安志敏刚刚步入而立之年,是中国年轻一代考古学人的佼佼者,而尹达和夏鼐则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夏鼐和安志敏之间的通信,针对尹达文章的问题,直言不讳,坦诚相见;而尹达自承失误,诚恳地祈求大家的批评,那种谦虚,那种风范,正是“文革”后中国学术界所丢失的。安志敏晚年也曾发表过《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一九九九),虽然他面对的问题跟四十年前夏鼐讨论这个问题时有很大不同,但是跟夏、安通讯及其夏说“我也曾与你谈过几次”的远因,当不无关系。
时代不同了,但是三位先生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始终如一,没有变化。

注:【 】的内容是本文作者添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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