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刊物《万象》 》2007年4月
分类:

周立民:“你们将同春天一道来临”(上)

2-n727.jpg

图:方令孺1966年6月23日致巴金萧珊的信

“你们将同春天一道来临”(上)
 
             --时代大潮之外的方令孺

作者:周立民

女诗人方令孺出身于桐城名门,其父方守敦,“字常季,号君,安徽桐城人。先生之父方宗诚,字存之,号柏堂,清季理学家,有《柏堂全书》行世。先生之兄方守彝,字伦叔,号贲初,清末民初诗人,有《网旧闻斋调刁集》行世。先生幼承父兄之教,壮年追随同乡先辈吴挚甫先生致力维新,襄助创办安徽省最早的新式学堂桐城中学……中年以后,专力书法诗学,热心乡邦文教,奖掖后进,为一方人望。晚年痛愤日寇侵略,赞颂学生爱国运动,支持子弟参加救亡抗战,流离困苦中坚信中国必胜,而未及见,赉志以没”(方守敦《凌寒吟稿·出版说明》,舒芜编,黄山书社出版)。从这个经历中不难看出,方令孺生活在一个亦新亦旧的家庭中,“旧”是它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生活习惯和情趣,“新”更多是因为它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中,时代的大潮会推动着人们前行,更何况开明的知识分子还能得风气之先,比如方守敬的兴办新学等等。如果我们假定有所谓“天下大势”的话,那么不同的时间段里,这个“大势”也有着不同的重心,其中的佼佼者往往是潮头的引领者,而更多人则是顺应者,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处在潮流之外。这么说,可能过于简单了,那么不妨补充说,人的一生可能也在这几个角色之间转换,人们常说的“时来运转”,大约就是占据高地赶上潮头了。虽然归根结底,人难以真正处在时代之外,但也确有世界仿佛独自上演着热闹的戏,而孤单的个人寂寞地躲在一边,可能连一个看客的座位都轮不上的时候。

对方令孺来说,前半生似乎是在时代大潮中,而后半生则被抛在这之外了。比如她接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反抗不幸福的婚姻羁绊,面对更广阔的世界和人生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在一九二三年毅然将两岁的女儿留在婆家,带着八岁的女儿到美国求学。一到美国,丈夫就与她分居。她以一名“新女性”独立自主的姿态承受着生活、学业的压力以及受人歧视的屈辱。一九二九年回国后,她与新月社的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等交往密切,与凌叔华、林徽音并称新月社的三女杰。虽然新文学提倡日久,但女作家和诗人还寥寥可数,说她是当年的风流人物似不为过。后来,她任教青岛大学、复旦大学,也属于当年凤毛麟角的女教授之一。方令孺的政治取向也能够看出她走在时代潮头的风姿。比如她支持几个侄子和自己的子女参加共产党,比如她敢于挺身而出去看望被软禁在南京的丁玲,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叫方令孺,是特别来看你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想你在这里一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吗?”起初丁玲还不敢随便相信这样一个人,后来却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一九三六年和党组织联系还曾将方家作为组织与她通信的联络点(见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丁玲全集》第十卷第6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抗日战争爆发后,方令孺感到,“我确是觉得大时代给我心有一种新的悸动,新的颤栗,新的要求。过去几年止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给推倒,翻动。现在再也不容许我停顿,悠闲,和沉迷在往古艺神的怀抱里。现在我睁开眼,看的是人,活生生各种形态的人生,各种坚毅与穷苦的面孔”(《信》,《方令孺散文选集》第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版)。在抗战后期,作为民主教授,方令孺支持学生运动支持争民主争自由要求,并且政治态度越来越鲜明,以致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需要注意的黑名单中。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方令孺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表现出难得的兴奋和快乐,她说,“这不是梦,是真真实实的好日子来了,我心里的快活,是有生以来所没有感到的,是这样透明的快乐,没有一点渣滓”(《一封家书》,《方令孺散文选集》第80页)。她以这种心态和热情积极地投入到各项社会活动中,她担任了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到老区访问,下市郊土改,去朝鲜战地慰问,她也是“文革”前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的热情似乎放散在新中国的蓬勃气象中,而人的变化也让你全然忘记了她是名门贵媛、新月诗人,巴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一九五一年夏天他们在老区访问:

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还有令孺大姐三个人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一起去过沂蒙山区。后来我们又到苏北的扬州和盐城……解放后她不再彷徨、苦闷;虽然吃力,她始终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乡下访问时,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农民家里,旁边放着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几天。(《怀念方令孺大姐》,《随想录》合订本第268页,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版二○○四年印本)

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吴中杰也谈了他对方令孺的象:

复旦的四位代表开完人代会回来时,曾在登辉堂作过传达。记得陈建功先生在介绍苏联代表团时,怎么也说不清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字,布--布--布--布了好久,还是把布尔加宁说成是布加尔宁,引得哄堂大笑。他长年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对现实社会实在过于隔膜。方先生则以抒情的语调描写他们怎样见到毛主席,抒发她对于大会的感受,处处洋溢着诗意……

那时方先生的确还写“感动派”的诗。记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方先生听到广播,很是激动,马上写了一首颂诗,报上发表,电台播送。但是我更喜欢她写的一些散文。以前出版的散文集《信》,很有特色,不必说了。就在我读书时,她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山阴道上》,很是优美。我把我的看法跟她说了,她也表示赞成。她说:“《山阴道上》我是花了很多心思写成的,而这首写卫星上天的诗,则是坐在摇椅里听到广播,一激动就写下来了。”(《复旦的新月--记余上沅和方令孺先生》,《海上学人》第87-8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五年十月版)

“唱吧,亲爱的,/哪个时代有我们今天欢喜!/千千万万喜爱你们,/为了将来,为了新世纪”(《给杭嘉湖夏令营少先队员们》)。出自方令孺笔下的这样的诗句已经与她早期的诗歌迥然不同了,然而又与那个时代的所有人写的诗都没有什么不同。

方令孺在家中行九,新月诗人方玮德是她的族侄,称她为“九姑”,长此以往,这成了文坛对她的普遍称谓。“九姑”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她为人的大气、豪爽,深得朋友信任和尊重的一面。与方令孺有过接触的人无不称道她热情、侠义、重友情等性格。巴金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怀念方令孺大姐》,《随想录》合订本第267页)。丁玲说她是“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诚实大方的人”,“是一个有非常美丽灵魂的人”(《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丁玲全集》第十卷第65-66页)。赵清阁则认为作为长辈的方令孺“纯真得宛如年轻人”(《明月伴诗魂》,《长相忆》第18页,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版)。罗荪说:“九姑给我第一印象,是一个热情、坦率而又真诚的长者。她比我大十五岁,却是一位富有赤子之心的老大姐……”(《方令孺散文选集·序》)而吴中杰的回忆恰恰是用生活细节来印证了上述说法:

方先生好客,只要她一回上海,徐汇村她家的客厅里就不断来客人。有教师,有同学,有文科的,有理科的,还有外面来的作家。听消息,谈诗文,总是非常热闹。所以,她虽然独居,倒也并不寂寞。听说在美国时,她的客厅也就是一个文学沙龙。方先生对学生很好。我是她的课代表,后来她又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所以对我特别关照。她怕学生生活太清苦,常要保姆烧一罐红烧肉,叫我去吃。其实那时学生的伙食标准很高,我们已吃得相当满意了。但我那时毕竟年轻,正在长身体阶段,胃口特好,每次去都把一罐肉吃得所剩无几。方先生看我吃得起劲,也非常高兴。(《复旦的新月——记方令孺先生》,《海上学人》第88页)

而在一九四○年,方令孺则自比“梨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唯梨花命薄……”(转引自梁实秋《方令孺其人》,《梁实秋文集》第三卷第500页,鹭江出版社二○○二年十月版。)读方令孺早年的诗的确能够感受到梨花的淡泊、高标逸韵,甚至有些寒气包裹在花蕾中。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中曾选了她两首诗,其中《诗一首》中写道:“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百合花的温柔,/香火的热,/长河一道的泪流。/看,那山冈上一匹小犊/临着白的世界;/不要说它愚碌,/它只默然/严守着它的静穆。”陈梦家评价这首诗,“令孺的《诗一首》是一道清幽的生命的河的流响,她是有着如此严肃的神彩,这单纯印象的素描,是一首不经见的佳作”(《新月诗选·序言》)。在作者的内心中,是希望守着这静穆,还是获得炽热的爱呢?恐怕是非常矛盾的。在另外一首《灵奇》中也何尝不是如此?既然“小小的翅膀上系着我的希望,/信心的坚实和生命的永恒”,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光明的获得,至少不会怀疑这个信念,然而接下去的却是:“可是这灵奇的迹,灵奇的光,/在我的惊喜中我正想抱你紧,/我摸索到这黑夜,这黑夜的静,/神怪的寒风冷透我的胸膛。”这种矛盾或许交织在方令孺的性格内部和生命本身。一面心如赤子、炽热如火,一面惆怅百结、避世脱俗。一九三○年左右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她一方面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陈仲起、刘康甫、邓仲纯等人觥筹交错,吟唱抒怀,尽管并不善饮,每饮都面红耳赤却总是兴致不减,这群人被戏称为“酒中八仙”。可是另外一面,据梁实秋的回忆,她喜欢独来独往,不善与人交,常着黑色旗袍,不施粉黛,总带着淡淡的哀愁。或独居斗室,或一人独行。那种与男人在一起喝酒的豪爽似乎全然不见了。这个方令孺在消灭了个人的“不健康”情感的一个集体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存在着,最好的证明就是最近刚刚整理出来的这批近八十封的方令孺致巴金和萧珊的书信。

最初从巴金先生的亲属手中接过这批书信时,我首先意识到方令孺公开出版的文字并不多,这批信完全可以当做她的作品,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自白:她坦诚地向巴金夫妇倾吐着内心,描绘着生活的细节,些许欢喜,些许哀愁,无不形诸笔端,邮寄给异地的友人。诗人的文笔毕竟不凡,优美又精练,完全是一篇篇绝妙的小品文。而当我整理这些用钢笔、毛笔写在不同信笺上的书信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份珍贵的存真,在热火朝天、群情激昂的时代中,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在时代潮流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形态和内心变化:方令孺不断学习,急于融进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然而却总是融不进去,这种徒劳加重了她内心的焦虑;被抛在时代潮流的外边,反过来又不断地加重着她的孤寂。更何况,在内心深处,本来就有隐衷。她的个人生活并不如她为人处世那么明朗乐观,十九岁她就奉家族之命嫁给了南京大银行家陈卓甫之子陈平甫,结婚后发现双方志趣完全不合,同去美国后等于被丈夫抛弃,回国后双方没有离婚,丈夫在外面已有侧室……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刚刚开始灿烂生活的女子来说是多么浓重的阴影啊。丈夫去世后,她一直独居,在杭州的岁月里,也只是和保姆在一起生活。然而这些特殊的经历无处诉说,新时代更不是诉说个人哀愁的时候。她与巴金夫妇的通信始于到杭州就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之后,而方令孺那种强烈的被抛在时代之外的感觉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加重的。至少她自己也感到吃力了,觉得为这个时代贡献不出什么了,甚至诚恐诚惶地不知该做什么了。

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并非她主动选择。据高松年最近在文章中披露,“那年,因‘反右’而受牵连,原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被撤职,省委要物色一位新的主席。当时的省委书记林乎加知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的方令孺就是肖文的母亲,而且是国内有名望的党员知识分子、著名的作家,就认定这是一位任文联主席的合适人选。所以,在组织调动的同时,也要肖文先与方令孺作些沟通。从方令孺这边说,她之所以最终愿意离开她所住惯的上海来到浙江,除了身为党员要服从组织调动之外,确实也有要与女儿相聚一起、以补偿以前对女儿关照不够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纯真善良的人》,《江南》二○○六年第四期)。去跟亲人相会,但却要离开上海这边很多朋友,这种顾虑也曾对巴金等友人表露过,“忽然听说她要给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她自己下不了决心。我当面问她,她说在复旦大学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儿女婿外,单位里都是生人,前任文联主席又是犯了错误给撤职的。换一个新环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会去杭州,用不着我给她打气,我也不曾到复旦宿舍去看她”(《怀念方令孺大姐》,《随想录》合订本第269页)。顾虑归顾虑,一九五七年她还是按照组织的要求来到了杭州就职。这里的环境的确不是很乐观。她的前任是资深的民主人士宋云彬,看看他因何成为“右派”就知道方令孺的工作环境。宋云彬的言行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他认为省领导对文艺工作领导无方。“省委领导同志不懂文艺,不重视文艺,把省文联看作文工团”;“浙江号称文物之邦,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绩就不如内蒙古”。第二是他对粗暴地对待文物的行为不满,多加干涉,触犯某些领导干部。第三是主张创作自由,反对过多行政干涉。第四是对某些领导对待知识分子“尊重有余,信任不足”的做法有意见。(见陈修良《宋云彬先生与他的民主言论》,收《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二○○二年三月版。)在浙江的“反右”中,被目为鲁迅的弟子的新四军干部黄源也难逃此劫,连陈毅都保不了他,这样的环境让方令孺又怎能放开手脚做工作呢?

一方面,是她的谨慎,识大体,一方面也可能恰恰是领导们需要方令孺来恰恰是不做什么实际事情,只要不再惹事生非就算阿弥陀佛了。看方令孺在杭州的工作的确也找不出更多具体的内容,不外乎开会学习、迎来送往、参观发言之类的。如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给萧珊的信上说到的“忙”就是参加政治学习:“因为身体总不太好,又忙于开会,所以没有给你写信。我也想你们正开始学习五反,一定也忙。我们还没有学,正预备传达北京会议的精神。”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致巴金:“收到后一封信的时候我刚下山,是文联打电话叫我回来参加学习的。我是上星期六下午回来,星期日听了一天的报告,星期一就到文联开会。”“八月十号下晚,杭州开了个万人大会,支持越南,反对美帝,我也下山参加了,会后还参加游行示威。第二天我到新华书店内部买了两部《南方来信》带到山上送给医生护士,大家抢着看。我自己也留一部。”一九六五年二月一日致萧珊:“这几天都忙着招待柬埔寨客人,三个柬埔寨的作家代表由王汶石陪了来的。这几个人都还容易接近,我没有陪他们玩。只是接送请吃饭,其中有个名叫孙苏伦的,说话有风趣,爱笑。昨天下午乘飞机到广州去了。”又说:“刚才文化系统开了个祝贺春节的大会,只在主席台坐了五分钟,推出一人致贺辞,就大家看电影,我看了一半回家来写信给你。”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致巴金、萧珊,“从今天起我就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学习讨论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上下午都开,所以要紧张几天。就是今天一天我都觉得非常严肃,非常重要。这对我尤其重要,因为我不懂的太多了,因此思索起来也觉艰苦些,但学习一次,怎会长进一点”。至于更实际的工作似乎并不多:

黄山回来已一个月零十天。好像已经多少日子了。回来以后总有点事要做。听了几次省委的大报告,听了很有益,省委对于文联工作有些安排,把陈陇叶克都调到作协来,预备另找一座房子,成立一个领导机构,先把作协办好,然后逐渐把各协工作领导起来。但我看愿望是愿望,人力上还困难。陈陇现在住在医院,俞仲武也在医院,叶克多病不大能工作,你看,事情是不大好做的。我已不像以前那样急,宣传部商部长也教我不要急,能做出多少事就做多少。我也就宽心等待,反正什么事一个人总做不起来,大家合作才成,等着吧。现在也有些活动,例如开过几个会研究工作,陆续的开些各种创作座谈会等等。我自己不个个会参加。(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巴金)

我近来的工作是:林淡秋同志召开了一个会议,谈谈编杂志的事,安排一些工作,他对我很宽,不叫我做具体工作,有事出出面而已。这样决定了,以后我就好处了。(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致巴金萧珊)

没有更多具体的工作,真的可以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了,更何况方令孺所住的杭州灵隐路白乐桥二十七号,在西湖的景区内,环境清幽,适于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给巴金夫妇的信中,她也以诗人的生花妙笔多次写到自己的居住环境:

这时候是夜晚十点半钟,在上海还是很早呢,但是在这里却静得像一切都秉(屏)住呼吸一样,悄悄地,一动也不动。没有虫声也没有鸟声连惯常叫得脆嫩的小猫头鹰的声音也没有了。有天晚上还听见墙外夜里出来的野羊叫,今晚也没出来。因为窗子关着,窗外的小溪呜咽的声音也没有听见,真静啊,我觉得真舒服!我现在完全习惯这环境了,很喜欢我的家,一天东摸摸西看看,一点也不觉得寂寞。我心里饱餐着很多温暖的友情,它滋养着我,使我思想丰富,宽阔,远大,高尚,反正一切好字眼都可以用上。你看,我多快活。(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萧珊)

今天天气好,晴,太阳不大,真有诱人出游的样子。你们今年要来了吗?来信没提?因为前几天大雨,溪流大涨,灵隐寺前的泉水从石上流下像瀑布似的好看。我昨天下晚一人散步到瀑布前坐了好久,空气里有樟木香……现在快中午,我就出去发信,再散步到瀑布前。过几天水小了,就看不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致萧珊)

方令孺也写过诗描述白乐桥生活,基本上是写实的:

灯火
“九里松前白乐桥”,
棕榆修竹傍溪娇。
红楼灯火相望暖,
会罢归来笑语豪。

采茶
群儿嬉戏小溪旁,
溪水潺潺春意长。
薄履单衫青竹篓,
轻风吹送绿茶香。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浙江日报》,现收《方令孺散文选集》第152页) 

关于采茶,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致巴金、萧珊的信中也曾谈及过:“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散步,在茶丛中和一群中学生一道采茶,这工作看似容易可不简单,我采了两把腰就酸了。但得到一种劳动的愉快。”这样的生活不也是很愉快吗?简直称得上神仙般的逍遥。

与这种清闲生活一同到达的是寂寞和多病。或者说后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寂寞的心境,身体和精神就难以好起来,而生病和精神的寂寥则加重了寂寞无助的心境。在方令孺的信中是没完没了的身体不好,是夹杂在字缝中间的寂寞。大约每一年,她都有生病的时候,而所有的病归结到一点都会引起精神上的不愉快,心境的低沉。

如一九五九年,“我在医院住久了反而觉得软弱起来,近来心里不太能耐下去了。预备最近到莫干山去度过这酷热的夏天,以后就要跑跑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致巴金)。一九六○年,“我身体觉得比在上海好,饮食照常不多不少,就是睡眠不好,还是要有药帮助,所以常觉头昏”(一九六○年九月十八日致巴金、萧珊)。一九六四年,“我本来应在上月廿三号就到上海去参加华东话剧会演观摩,因身体不大好,腰腹痛,不能去。现在好些了,预备本月中旬前仍去一趟,这是我的工作任务,同时也去看看您们”(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致萧珊)。一九六五年,“您说您同萧珊一天到晚很难得有安静的时间,大约客人多的原故,这与我正相反,我居的地方僻静,人非常少,寂寞极了。入春来我身体又不好,心里常常难受不知何故,有时也有活动,例如不久之前招待过柬埔寨三位作家,是王汶石陪来的,我送、接,请吃饭……”(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致巴金)。“我身体很不好,病就在心里难过,肝功能是好的,就是人缺少精神,夜眠不大好,睡四五个钟头就算不错了。现在住在医院检查,昨天照了心电图,也看不出什么,还要查治几天”(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致萧珊)。“此刻是早晨七时廿分,昨晚我吃了眠尔通睡得好,今天精神也好些,我就是常常睡眠不足,影响精神不好”(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七日致萧珊)。

方令孺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她的病实在是在心里尤其是远离朋友和亲人的寂寞。她说过,“我在杭州一切都好,就是寂寞一点,所以有时候就拿起笔墨找人谈”(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致巴金)。从她一封封给朋友的信中,不断地盼望着朋友的聚会以及对儿女和第三代每一件事情的留心上,可以看出这种寂寞与周遭的环境影响多大。青山绿水养心悦性,但也触动她更丰富的内心情感,她无法粗糙起来,情感变得细如发丝,这对于精神上肯定是不利的。所以一九六○年萧珊在上海见她的时候,医生甚至认为她有精神分裂症的前兆。“那一天我刚巧去看九姑,她现在除了她的病,什么都不感兴趣。那天我还遇到杭州文联的女同志,据她告诉我,医生说九姑患的是忧郁症和幼稚病,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初期。一去看她,她就不让我走,那天我到九点钟才回家吃饭。昨天又去看她,杨永直已给她定好东湖招待所的房间,她一再说要我去接她出医院,完全像一个孩子!”(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萧珊致巴金,《家书》第32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版。)多年来,子女都不在身边,她一直和一个照顾她生活的远亲秀珍生活在一起,而她的内心却无比需要这方面的安慰和温暖。子女的事情也无时无刻不令她牵肠挂肚,“我想你一定会原谅我没有等着送你上车就到莫干山去看女儿和外孙等去了。因为那天有便车,如果不去,就不知哪天才得去!你看我虽然终日欢笑,但一想到女儿和外孙的病,我心里发愁。他们现仍在治疗中,见好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致萧珊)。“临临在新年时就让她妈妈接回上海了,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人,冬夜就只有炉火为伴,幸而我已习惯了,也能过得去!现在只盼春天快快来。杨柳绿了,桃花开了的时候,你们也要来玩了”(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致萧珊)。“伯悌(就是陈庆纹)就在丁西林夫妇走后第三天到杭州,我原是很高兴,哪知她身体也不好有冠状动脉硬化现象,这里正值黄梅天要到,她心中闷得难过,所以十五号就又要回北京了,我心里又添了心事”(一九六五年六月六日致萧珊)。用文字向朋友倾诉自己的内心,焦急地等待朋友的来信,在这个惟恐不热闹的生活氛围中,反映出的是一位作家生活的清寂,这种清寂甚至使她要抓住朋友的手不放了,给萧珊的许多信件都表达出这种强烈的内心诉求:“你有工作,有朋友,有家人团聚,生活是丰富的,但也盼不要忘记我,如果寄我三言两语,我是说不尽的感激与安慰!”(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致萧珊。)很多时候,她进入了非常自我的世界中,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倾诉者和倾听者,给巴金夫妇的信中这样的语句比比皆是:

山上极静,这时桂花盛开,芬芳之气,到处扬溢,可惜就是太寂寞一点。您们的信来,真是极大的喜慰。我好像回过蕴珍同志的信,我并且因为蕴珍不来信而感到惆怅。我收到蕴珍同志寄到北山街的信。好了,今后我希望您们常有信来……我常常想上海的朋友们,我回来还没有写过信给罗荪同志,见时请代问候他夫妇。我决心把病治好。秋后蕴珍如有空能来杭州玩玩就更好了。邮局就要送信来,我这信就给他带去。(一九六○年九月十八日致巴金、萧珊)

我出院已一星期,家里凉多了。此刻是晚上九点钟。我坐在明亮的灯下开着电风扇,四周静寂,惟小溪流水玲玲作响,外面风吹着大树萧萧,觉得很舒服安静。我很想你,倘若你在身边一定充满了笑声。昨晚我看契可夫的小说集。这集的序言上有句话说契可夫最喜欢充满欢笑和活动的生活。我大为感动。我也是喜欢充满欢笑和活动的生活!(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致萧珊)

你看我的感情有些依靠你了!不来信我就想念,感到寂寞;一来信,我立刻就欢喜起来,痛快起来,就像鼻子本来塞着,忽然吸了一口薄荷,呼吸畅通起来。从你的信里,我接触到些老朋友,好像听到他们说话,得到关怀,感觉安慰!不知何故我近来觉得非常寂寞,我细细分析,大概还是因为去年夏天太美太热闹,今昔一比就觉得寂寞了,你说呢?(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致萧珊)

这种寂寞的真正原因是清闲,而别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着,方令孺更有一种被抛在时代大潮外面的心理焦虑。在通信中,提到朋友们的“忙”,方令孺不免有被丢下来的孤单和掩饰不住的羡慕和渴望。
林默涵同志来,也叫我多休息,可是教我要多写诗。我不急,有诗兴的时候就写写。我很想把我有些日记中所记的短小笔记,和感怀整理出来,我自己看看,有些也像个散文诗的样子。巴金同志,你那样勤恳创作的精神感动了我,我也觉得一天到晚不写点东西就有些惭愧似的。但是又不像你那样坚定用功。不过还是不要急,永远保持心情舒畅,就是保养的好办法。(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巴金)

2-n729.jpg

上图:方令孺1963年10月7日致巴金萧珊的信

在这样透明的秋天,桂花香四溢的时候,你们没有来玩,真是可惜。本来吗,在国庆节后有不少客人要南来,巴金同志还忙着呢,为我们国家做重要工作,我也不应当埋怨!冰心曾说也许要陪日本和尚来杭,届时你们能来吗,不过陪和尚玩也没意思。(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致巴金、萧珊)2-n731.jpg

右图:方令孺1963年10月7日致巴金萧珊的信

我这里没有举行什么运动,但这几天的报纸已够使我心潮汹涌,很想写点东西,但究竟因为没有到过越南,写起来就不那样亲切了。
您的手臂常酸痛,使我很难过,您是否可以少做点锻炼?到医院去做做理疗。真是,您为什么要跌呢?您睡觉吃饭想都好。您说您同萧珊一天到晚很难得有安静的时间,大约客人多的原故,这与我正相反,我居的地方僻静,人非常少,寂寞极了。入春来我身体又不好,心里常常难受不知何故……(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致巴金)

巴金同志给《文艺报》写的社论可写好了?我们正处在全世界革命大风暴时期,我多想做风暴中的海燕啊!你们会懂得我的心情。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散步,在茶丛中和一群中学生一道采茶,这工作看似容易可不简单,我采了两把腰就酸了。但得到一种劳动的愉快。(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致巴金)

巴金同志最近又在写什么?你的工作怎样,忙吗?陈同生同志来信说去参加四清。任干罗荪,都在厂里,杜宣也在写,峻青也在写,人人都有工作,柯灵同志及国荣同志身体不大好,但也在构思,所以一个人没工作专门玩也无味,必需又工作又有玩的时候。上海的好处就是熟朋友谈得来的朋友多,有风趣的人多,所以你们生活是比我有意思多了。我的生活是很严肃的,有时想笑笑就开收音机听相声,笑一笑,有时电简,我都给我认为可以给他看的人看了,看到的人都啧啧称赞。巴金同志给我的毛泽东全集更是使见者称羡,对我有更大的益处。这封信是抽空写的,所以很零乱。盼你和巴金同志有空来信,收到你们信,就像你们来访一样。春天来不来呢?(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致萧珊) 

收到你的信多高兴啊!你是我和许多朋友中间的一根丝带,从你的信里我可以知道他们的健康和工作情况。他们多忙啊,杜宣有信来但恐是在突然接到出国的任务之前写的,所以没有说到。峻青正在忙于写焦裕禄,而且他还到兰考去了一趟,他身体本也不大好呢。芦芒已写了八百行诗歌颂焦裕禄。真是,都在为革命文学在意气风发。巴金同志《重访十七度线》在三期《人民文学》读了。你也在为看稿忙,还不忘给我写信……(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致萧珊)

这些信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她站在时代大潮外面的焦虑。“当然在这沸腾的岁月里,为革命写作是更重要。几时闲点,不热的时候,来休息下,玩玩”(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致萧珊)。朋友们都忙着在写作,自己无法与他们一道工作,所以希望与朋友相聚又不好打扰他们的工作,只好在一旁干着急。她不想做个旁观者,别忘了,她还是党员呢!而巴金却是非党员。方令孺的这种尴尬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那个时代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焦虑。现今的论者习惯于夸大那个时代的人物如何与所生活的时代的不合作。最有利的证据就是他们是沉默的,比如沈从文不写作了,改去研究文物了。我知道这种夸大要表达的是研究者隐微的用意,从写文章的角度来说,这未必不是篇好文章,但是对于人生和历史本身来讲,则不能不说是有意的“歪曲”,因为种种现实境况并非那一代知识分子真实所愿。这种文章也容易树立一个对立面,即那些像枝头的喜鹊那样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文章的人甚至被目为“沦落”等等。我倒不是觉得这两类人就毫无差别,但如果能够深入到众多个案中去,特别是有机会接触到像方令孺的书信这些非公开的文字时,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融合到最火热的时代中去。其实,不惟那个时代的,在今天也何尝不是如此?可是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如同波涛翻滚的大河里的一颗细沙,究竟能有多少力量来决定自己的行程呢?更多的不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洪流推着走吗?所以,真正的分别是在这里,有的人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头浪尖,比如巴金、老舍、章靳以,他们都是方令孺无比羡慕的大忙人,他们想不忙都不行,想不表态也都不行。对于这种“恩惠”,他们自己也很珍惜,很兴奋。靳以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被批准入党后,曾兴奋地给多位朋友写信,信上所谈的内容都是这样的:“让我告诉你一个你非常关心的消息,我已经被上海市委批准为预备党员了!作协支部开了两个半天的会,对我帮助很大。想你也为我高兴,并望对我多加批评。我们除开是二十年的好友以外,我们又是好同志。”“你的信使我热泪满眶,我知道不该这样易于激动,可是到时候自己也不能制止自己……我要求组织对我严格,不能让我背着包袱入党。我要丢开生活过的五十岁,从一岁开始。”(靳以致方令孺信,转引自方令孺《青春常在》,《方令孺散文选集》第125-126页。)对于新生的国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都是抱着极其良好的愿望的,毕竟一百年来战乱的纷扰结束了,相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新生政权的活力和气象太明显了,但问题是有的人想在最前沿表达自己的欢呼和喜悦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沈从文最初就是这样的,连首次文代会都没有让他参加,等于是告诉他:你没有了写作的权利。但后来情况改变了,一九五三年二次文代会的时候,他是以工艺美术界代表的身份出席,可最高领袖在接见时要他“再写几年小说”,于是各种鲜花就不断抛来,胡乔木给他写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工作岗位做出安排,严文井出面约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欲安排他归队当专业作家。经过权衡,沈从文认为“我的政治水平又低,怕写不好,有负党的希望”,谢绝了这番好意。但三年后,沈从文被增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在会上的发言中,他改变了态度,表示要用“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以后曾屡次构思写中短篇小说、写以革命烈士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但都没有成功,沈从文终于还是没有拣起他的生花妙笔。(沈从文的情况请参见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北岳文艺出版社二○○三年五月版。)老舍和巴金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显然就被鼓励写作,但是他们写来写去,写的是什么呢?与自己内心的真实距离有多少呢?老舍曾经试图努力表达自己的心迹,他写了《茶馆》,这无疑是他最好的戏,但不但没有得到赞赏反而受到连篇累牍的指责,只有写那些不疼不痒的东西才叫为人民服务?至少巴金在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就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文章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光荣的任务,完成它当然是义不容辞了。后来他反思这一时期的道路,清醒又非常痛心地谈到:

解放初期,我不过四十出头,正当壮年,总想写出点东西来,但总是写不好。可以说,我在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写不好自己不熟习的生活。茅盾在解放后不是没有从事过创作,他也尝试过,甚至写电影剧本,但没有成功。曹禺写《明朗的天》效果也不好,大家都知道的。刚去世的师陀,解放初期写作劲头很高,但他的长篇连载被一家报纸腰斩;另外一篇小说题目叫《写信》,是他下生活后写的,我看了还不错,但别人对它不满,说描写农村青年给志愿军写信时态度不严肃。看来写作总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好,写不熟悉的生活总没有办法写好。(《作家靠读者养活——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与徐开垒的谈话》,《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488、4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第一版)

巴金的反思其实也道出了作家的“失语”现象,面对着这样的生活和时代,作家有感情要表达却找不到表达他的语言了,要么像巴金这样以无力的言辞来表达,要么像沈从文无“言”表达。据说,沈从文对一些新的名词总是不掌握,或者似是而非,他写的交代之类的文章经常由此而受到批评,这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他想写小说也写不出来了,首先还不是对自己创作要求严格的问题,而是作家找不到语言了。在易代之际,过度和转换期的人物都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也有人说“文革”的时候批斗冰心,冰心叙述一件事情时候说“报馆”如何如何,这本是很习惯的说法,但立即受训斥,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名词,无产阶级不能再叫“报馆”。失语之后熟悉的事物都变得陌生,让你笨拙得不知该如何表达。

一句话,方令孺也不想做这个时代的旁观者,她也很努力的,散文选中也有这样的不少文章:《母亲的话》《热爱祖国的人》《寄》《像鲜花一样的姊妹们》《爱生命就爱孩子》《最欢乐的一天早上》《给尼罗河边的姊妹们》……和这个时代的八股文一样,热情高涨,甚至可以说情感真挚,但却空洞无物。这是失语者的文字,“我多想做风暴中的海燕啊!”--她多么想摆脱这种困境,但却做不到。

文章版权归《万象》所有,转载请与《万象》编辑部联系
(Email: 
wxzz@vip.163.com)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