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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云:萧公权与张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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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9年的萧公权

 

 

 

 

萧公权与张奚若

--作者:孙宏云

说起民国政治学者,不少人已经湮没无闻,但学界一般尚能知道萧公权和张奚若。

印象中,张奚若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性情刚直,敢于直言犯谏,一生中有两件事曾被传为美谈。一是抗战期间,有一次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被蒋介石粗暴打断。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了昆明。在接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通知和路费时,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不再出席国民参政会。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张奚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批评一些中共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中存在四种偏差,即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毛公对此很是反感,一直耿耿于怀。

至于萧公权,乃是近十年来才逐渐为大陆学界所关注,犹记唐振常先生曾在《漫记萧公权先生》(《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二期)一文中慨叹:“今日来谈一代通儒萧公权先生,近乎发掘出土文物,不免怆然。”萧公权书生本色,自称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立志不做“官”,专求“学”,“学生时代”和“教学时代”加起来,几尽其生涯。于是给人的感觉,萧先生乃一代通儒,“传世诗文尽雅言”。依照后现代主义者的说法,一个人的形象的塑造与形成,是各种外在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所谓真实的、客观的本相,即使存在,也是不可知、难以描述的。其实,萧、张两先生的人格肖像和思想肖像在当今的中国大陆思想界尚未成形。不过,一些迹象显示在某些外在的学术、思想乃至政治因素的作用下,两人的形象大致会朝着什么样的轮廓发展。治史者的态度与使命虽多不一致,不过相信多数治史者不敢公然蔑弃史料。鄙人在研究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历史时,接触了一些民国政治学人的史料,作为拙著《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的“边角料”,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权当抛砖引玉,说不定还能起到“解构”的作用。

萧公权与张奚若年龄虽相差八岁(萧公权生于一八九七年,张奚若生于一八八九年),但基本上属于同一代学者。张奚若在哥伦比亚大学从邓宁教授(W. A. Dunning)习政治学,与金岳霖、徐志摩、胡适等过从较密,一九一九年得哥大硕士学位,后赴西欧研究。于一九二○年代中期回国,初在政府任职,先后为北京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和教育部高教处处长。一九二八年七月离开政府部门,此后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一九二九年八月应聘来清华大学任教,直至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抗战期间曾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萧公权一九二○年自清华学校毕业,遂问学新大陆,先后于密苏里大学和康乃尔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由伦敦奇干保禄书局出版,一时好评如潮。一九二六年回国后,萧公权先后或同时在国内十二个公私立大学任教。一九三二年九月自燕京移席清华,到抗战爆发后改任中英庚款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清华五载为他一生治学的最好时期。从以上经历可知一九四九年之前他们的职业身份基本上为大学教授,期间还有一段长达五年的共事经历。

两人同治政治思想,又曾同在一处任教,彼此间的误会乃至于更深的成见,似难避免。然当事人均谦谦君子,至少表面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般人际嫌隙,言语笔下尽可能轻描淡写。不过若干事例,似乎也并非简单文人相轻,因小见大,颇能窥见当事人的学问源流、品性与气度。但月旦人物,坐实不易,相信诸公自有看法。20-1.jpg

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中提到,在清华政治学系同人当中,“奚若对我最初似乎有点疑忌。他在教室里对学生讲,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当然是任何人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无异于捕风捉影,大言欺人。我听他的‘高论’,只好付之一笑。廷黻为我抱不平,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讥笑留学生回国大谈洛克、卢梭,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却不能置一词。不久以后,逖生兄无意中给我一个化‘敌’为友的机会。奚若于民国二十四年(或二十三年,现在不能确记了)休假出国,赴欧游历。北京大学法学院长周枚孙(炳琳)先生恳请逖生去北大代奚若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逖生因为自己很忙,并且认为系主任不便在外兼课,荐我去代授。我虽也极不愿意去,但因逖生力劝,只好应承。这班上一共有三十来名学生,挤满了一间容积并不太小的教室。我的表演似乎还算不坏。学年快要终了之前,周枚孙到清华来看我,要我下年继续讲授这门课程。我说:‘奚若不久就要回国了。他似乎不曾表示不再继续在北大授课,我不便接受你的邀请。这是要请你原谅的。’奚若回国不久便来看我,把他多年珍藏,十九世纪法国学者雅勒(Paul Janet)的名著《政治学史》(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送给我。我相信这是他对我的友谊表示。”(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114-115页)。

萧公权在《我所认识的蒋廷黻先生》(《清华校友通讯》新十五期)一文中也谈到这件事:“我于二十一年初到清华大学任教,所授课程中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一门。那时张奚若先生早已在母校讲授西洋政治思想。他有一次曾在讲堂里对学生说,他不承认中国有真正的政治思想。不久之后廷黻在《独立评论》(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二十九号)发表《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一篇文字。其中有几处间接驳正张先生的话。他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他又说,‘一个留学生’‘张博士’ 回国以后,在‘某大学教书’,‘他在外国所学的虽然很好’,‘但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或历史的知识则毫无贡献’。‘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中西兼顾然后能得最大的成功’。这一文虽不是专为我‘抱不平’而写,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后来《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写成,不能不归功于蒋廷黻的鼓励。”

萧公权表示对张奚若的“高论”,“只好付之一笑”,其理据何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的《绪论》中,萧公权如此写道:近世欧美学者辄轻视中国政治思想。例如雅勒Janet邓宁Dunning诸君,或谓中国无政治思想,或谓其浅陋零碎不足观……吾人推其相轻之由,似不外乎两端。(一)异邦学者于我之文字学术,典章制度,不易有亲切之体会。其所闻知者大半得之于辗转译述。误解难免,阙漏必多。而遽加论断,岂能中肯。故附会之则叹为神奇,损毁之亦可化为腐朽。(二)西人治学,甚重方法。古希腊以来,学术分科,已成风气。著书立说,尤贵系统。而“爱智”既夙为治学之主旨,政治学者乃能超越时地,不求功利,作纯理论,纯科学之研讨。相沿已久,遂成不可轻易之标准。彼见中国政论多不合此标准也,遂弃之以为不足道。其非持平之论,亦不待言。吾人以为中国不特自有其政治思想,且其思想亦具有不可否认之价值。其异于欧美者不在价值之高低,而在性质之殊别。故吾人治中国政治思想之先,宜一探寻其特点之所在。

萧公权所指近世欧美学者如雅勒、邓宁辄轻视中国政治思想的观点,自然不无根据。就笔者所见,邓宁上述观点即见其所著《政治学说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Ancient and Mediaeva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827)的《导言》中。该著被认为是“集几千年西洋政治思想史料之大成,已成政治思想学史之经典”。邓宁被胡适称为政治理论史的开山宗师,是他这一行的拓荒者(《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雅勒的《政治学史》(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则早在十九世纪末出版,早已是一部政治学经典名著,想必他的轻视中国政治思想的观点就出自该书。邓宁为张奚若在哥大的导师,由此看来,奚若先生的观点应有师承渊源,而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雅勒的《政治学史》送给公权先生也未必就是公权先生所理解的“友谊表示”,也可能是对公权先生作进一步的提醒,同时也为自己说出去的话进行无声的辩护。也许在张先生看来,真理与友谊毕竟是两回事。种种迹象显示,在清华政治学系讲授政治思想史的三大名家中,公权与逖生志趣相投,而与奚若则有一层隔阂。其中学术思想上的差异可能是一重要缘由。据端木正先生回忆,张奚若曾“谈过同样教过政治思想史的高一涵、萧公权和浦薛凤,认为他们的书是可读的,但也指出其薄弱点”。(端木正:《忆张奚若教授》,《清华校友通讯丛书》复二十一册,一九九○年四月)

若说上则事例可略见两人的学术观点差异,下则材料则有可能反映两位先生的品行高下,只是奚若先生的一面之词是否迹近公权先生的真实心理呢?

张奚若函梅校长关于萧公权休假逾期不归事(一九四○年七月十日)

月涵校长先生道席:
敬启者,政治学系教授萧公权先生于芦沟桥事变后即未到校。去夏学校因盼其回校,乃从宽办理,给以休假权利。冀其能于休假后回校服务。萧先生当时亦曾来函声明,谓休假后一定回校,绝不食言。不意日前忽接萧先生来函谓,近又决定下年不回校,并辞去聘约。至于所受休假权利一层,则仅谓所领薪金如学校认为应当退还,彼亦可照办。奚若认为萧先生此举其不当处有二:第一,不应于在特殊情形下享受休假权利之后,竟不回校。第二,若不回校,自应自动归还假期中所领薪金,不应存丝毫希图规避之心。惟事实既已如此,学校自应索还所领薪金,以维校章,而杜效尤。倘万一萧先生于接到学校此种通告后,借口事实上无此能力而图规避,则请在奚若薪金内每月扣还百元,以至扣清为止。奚若虽非富有,然为明责任、维校章,不能不如此办理也。再,此种建议全出至诚,绝非虚伪形式,如不幸萧先生果不肯还或不能还,则只有如此办理,绝不宜有任何客气之处。盖萧先生之所以竟然不肯回校者,完全出于计较个人小利,而吾人为维护学校计,应绝对出以大公,不应计较私人利害也。情出至诚,尚祈鉴核办理为幸。余不一一  即颂
教祺
张奚若   七月十日
附:催款帐单
Salary
以上一年薪金计三千九百一十七元七角五分请退还,出国旅费及月费已扣还三百三十元(国币)下余亦请退还。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抗日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一九三七~一九四六),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张奚若当时担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对系中有关人事问题有责任向学校当局解释清楚。从事情的经过来看,张奚若的愤懑似有相当理由。照清华校章,清华大学教授连续服务满五年而学校愿续聘其任教授者,得休假一年如不兼事支半薪,或休假半年如不兼事支全薪。在休假期内,留国内研究者,得支全薪。萧公权一九三二年九月来清华,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刚好服务满五年。按规定,他可以申请下一年度休假。其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迁徙湖南、云南办学。在此转折过程中,不少清华学人包括政治学系的浦薛凤、陈之迈、王化成等均应政府召唤,投笔从政。遭逢乱世,人心思动,亦属情理之中。适逢中英庚款董事会实施一个充实内地高等教育的计划,借聘萧公权在四川大学担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萧公权决定接受聘约,随后在给梅贻琦校长信中坦承:“公权以其待遇尚优,足以稍纾私人困难,且在母校适值休假,暂时告假似不致影响教务,故经考虑之后决意就聘。”校方随即致函照允。一年后,校方致函萧公权并附聘书,督促其回校。然萧公权在复梅贻琦信中表示:“公权以四川大学之挽留拟继续在彼任教一年,目前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人数充实,公权暂缓回任,当不至于课程上发生影响也,谨将聘书缴呈。”这封回信写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接下来连续两年,萧公权大概以类似理由辞去聘约,即张奚若信中所反映的情况。

萧公权不愿回到联大,主要原因当在为个人研究及家庭生计之打算。抗战期间在昆明的联大教师生活之艰苦与处境之危险,想必甚于在成都乡下的公权先生。萧公权对那段农家生活也不无自得之意:“我们在铁门坎农家居住两年,充分领略了田园生活的妙趣。‘五谷不分’的讥诮,可以豁免,虽然我仍旧保留着‘四体不勤’的弱点。儿女们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身心兼泰,无灾少病,在光华附设的中学就近肄业,成绩也都不差……我们就近雇了谭嫂……每晨到东去约五里的青羊宫或西去约五里的苏坡桥乡集,购买新鲜无比的鱼肉蔬菜,供应我们一日三餐。有时敌机西飞,警报大作,我们知道四面都是田野,毫无目标,行所无事,不必另找安全地方躲避。我们的生活颇为安定而愉快。”(《问学谏往录》)而萧公权后来借以获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正是在这农家寄居两年时间里完成的,偿了他怀抱十几年的夙愿。至于张奚若指责的萧公权的“规避之心”,似也不违背校章。因为按规定,萧公权可以享受一次带薪休假,而且清华方面在萧公权服务满五年后仍有聘约续聘。但张奚若又称“学校自应索还所领薪金,以维校章”,此“校章”应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第二次评议会修正的《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较之一九三四年六月重印的《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在关于教授休假问题的规定上变化不大,即将休假前的连续服务年限由五年改为六年,但均规定教授在享受休假权利后,于休假期满后,至少须返校服务一年。从常情理解,教授所享受的休假权利应是对于他(她)此前连续服务五年或六年的一种补偿或奖励,则萧公权的“规避之心”当可获同情理解。但是若紧扣规程条文,张奚若也自有其义正词严的理由。于此可见,所谓法律规章的解释,背后的立场偏见相当关键。

其实从张奚若的激烈措辞来看,两人间的龃龉恐怕亦非一时误会所致。记得毛泽东在写给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且举两则材料以为参考。其一,“联合大学系于(民廿七年)五月一日开学,旋即上课,亦未举行仪式。奚若因等候发薪,自昆明迟来。之迈所遗功课,奚若意欲予与仲端中一人担任‘比较政府’。予病其事前不曾商量,己所不欲者强施与人,未曾答应。而仲端则不直奚若之所为,亦坚却之。最后还是由予劝仲端答应担任,而予则允实际分上一半。奚若半推半就,居主席之名而不负责任。”其二,“自禄丰返昆明,始知联大本拟迁乡,且已开会决定,后来奚若写了一封信,以辞去政治系主席为要挟,力斥迁移为不当。校务委员会居然软化,并且听说此信,亦未曾亲经蒋梦麟寓目。缘彼却主动,早已移居外县。学校行止,事关师生数千人安全,安得为教授家眷之便利与否为决定标准。”以上两则材料皆出自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这却使我联想起清华政治学系在加入联大政治学系后的人事变动现象。在清华政治学系教授中,清华学校出身的浦薛凤、萧公权、沈乃正(仲端)、王化成、陈之迈似乎更为接近,钱端升虽也是从清华毕业,但在清华读书时间只有两年,后来与北大胡适派往来密切,反而不很认同清华派。在张奚若任联大政治系主任时,浦、萧、沈、王、陈等清华出身的教授几乎全部离开,倒是在抗战前即已离开清华政治学系的钱端升、吴之椿又回到了联大。抗战期间,逖生服务于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与公权多有唱和,对于昆明的人事纠纷当有一定了解。

萧、张两先生同为政治学者,难免令人想知道他们对于做官的态度与看法。据萧公权回忆录,早在求学时代他就有这样的看法:“读书应该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古人‘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有其真实性,但在现代的生活中,‘仕’应当广义解释为‘服务社会’,不必狭义解释为‘投身政治’”。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立志不做“官”,专求“学”。抗战期间,“从政”的机会曾一度来临,却仍未改变从前的志愿。此后终其一生,也未曾入“仕”。他虽不从政,不入党,但也并非“一心只读圣贤书”。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萧公权在《独立评论》、《新经济》、《观察》等自由主义者刊物上发表了为数不少论政文章,将自己对当前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国家的前途的意见贡献于国人。部分论政之作后来汇辑为《宪政与民主》,于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出版。张奚若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北美西欧学习研究了十二年。就在他回国那一年,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教书本非素愿,但报若不能办,则教书似又难免”。回国后,他短期地参加了蔡元培领导的大学院的工作。一年后弃官从教,开始了二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他虽然不喜欢写文章,但非常关切国家大事,每当政治窒息、国事蜩螗之际,则挥笔疾言,痛陈时局,几度触怒了地方或中央当局,一九三六年曾以《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导致《独立评论》被冀察地方当局封闭。张奚若虽于早年加入同盟会,但民国二年去美国之前即已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此后未再加入任何政党。据杜汝楫《怀念尊敬的张奚若老师》一文:“张先生不但教书而且育人。他谆谆教诲我们,攻读政治学决不要为了做官。他对我们说,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张奚若文集》第四七三页)。端木正说,“从张先生的理论讲,他并不绝对斥责教授做官,他膺服‘哲人君主’之说”,“但对某些官迷心窍、求官不遂或待价而沽的教授则常加讥讽,他也称赞学者薄官不为”;“张先生虽不反对学者从政,却非常反对政客教书”(端木正:《忆张奚若教授》)。然而在萧公权眼里,张奚若与钱端升“都抱着‘学优则仕’的志愿。在清华、中大政治系教了多年的书,政府还不曾借重他们。平日言语之间不免流露出‘怀才不遇’的苦闷。端升弃清华而就中大,可能是认为身在首都,较便活动。奚若曾一度到南京去营谋教育部的某职位。两人都未能如愿”(萧公权:《清华五年》,《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萧先生的这番论断若不是出自意识形态,多少也因为某种成见的作用。不过事实究竟如何,那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了。

民国学人遭际国家多事之秋,不少人生前身后困顿寂寥,落寞无告,或萍踪万里、梦里常是客。那些纯粹的政治学人,或许尤然。后来者同情了解,已属不易;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本是华夏美德,而如今披露这些人际琐碎之事,颇有为人不够厚道之自责。是非如何,当然也就由不得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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