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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记忆中永远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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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永远的甜蜜

            --记卞之琳与张充和的一段情

作者:蔡登山

二○○五年八月著名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夫人金安平(Annping Chin)女士出版了《合肥四姊妹》的中译本,在序言中金安平说,张充和女士及其夫婿傅汉思(Hans H. Frankel),曾是史景迁一九六○年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老师,她是透过张充和才写成该书的。在书中她写道:“卞之琳最近以九十高龄辞世(案:卞于二○○○年十二月二日在北京去世),大家都知道,他对充和一直不能忘情。他早就知道自己无缘成为充和的意中人,但还是给她写了许多信,直到充和婚后,仍然继续。他还搜集充和写的诗歌、小说,拿到香港去发表,事先并未知会充和。连虎虎(案: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次子--沈虎雏)这个小不点儿都知道卞之琳为情所困。虎虎对父母说,他做了个梦,梦见四姨(案:张充和为张兆和之四妹)坐了条‘大船’从远方回来。‘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拍手,口说好好’”。而晚年张充和回忆当年,她觉得卞诗“缺乏深度”,人也未免“不够深沉”,“有点爱卖弄”。但卞之琳的友人及学生都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清的面颊又常常不加修剪”。似乎不像张充和所说的。金安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充和不仅善讽,还有很强的思辨力,这种女人岂能轻易放过卞之琳这种男人!卞之琳自称诗人,把瓦雷里、魏尔仑挂在嘴边,同时又是充和的裙下之臣,要充和不揶揄他也难”。

前尘往事,对张充和而言,或许已是云淡风轻,但对卞之琳而言,却是情深一往!尤其是卞之琳诗句中所吐露出的真情,可说是“情到深处无怨尤”!而这在金安平的书中却简单地一笔带过。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为治史者的基本要求。当历历往事已化为动人的诗篇,似乎不能简单地视为诗人的自我多情,而对卞诗“缺乏深度”的揶揄,更是有失公允。因此笔者参考张曼仪的《卞之琳著译研究》 所附之年表,及陈丙莹的《卞之琳评传》 和北塔等人的文章,再加上卞之琳的“文本”,梳理出此段感情的陈迹残影,或可补《合肥四姊妹》一书之不足,而重现当年的一些史实。13- 2.jpg

右图:青年卞之琳

卞之琳是三十年代的重要诗人。他一九一○年生于江苏海门冯家镇。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入大学不久,他就先后结识同在北大外文系学习的李广田与哲学系的何其芳。卞之琳说,一位是“红脸的穿大褂”的青年,一位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一边走一边抬头看云,旁若无人的白脸矮个儿”的青年。而他们三人读书的北大红楼前的那段马路,当时就叫汉花园,因此到了一九三六年他们出版的新诗合集,就名为《汉园集》,他们三人并以此诗集而闻名。卞之琳开始写诗是在一九三○年,而一九三一年初,当时在北大教他英诗与翻译课的徐志摩,把他所写的一些诗带回上海,跟沈从文一起读了,居然大为赞赏,于是分别在上海的《新月诗刊》、南京的《创作月刊》《文艺月刊》上发表。后来徐志摩和沈从文两人,还决定支持他出一本诗集。徐志摩答应写序(案:后来并未写出),而《新月》月刊上也登了广告。沈从文为它取了书名《群鸦集》(因其中有《群鸦》一诗),并写了《附记》,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五月的《创作月刊》。然因为“九一八”、“一·二八”事件及徐志摩飞机遇难,这本诗集终于未能面世。与此同时,卞之琳于一九三○年也开始发表译作。他的翻译才华立刻引起译坛注目。一九三一年徐志摩在给卞之琳的信中,就赞赏他所译哈代(Hardy Thomas)的诗The Weary Walker,译得“极佳”,比徐的翻译“高明得多,甚佩”。(案:徐志摩的译诗,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日的《晨报副刊》,而卞之琳的译诗,后来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的《文学季刊》第二期。两相比较之下,卞译无疑的优于徐译。)徐志摩还推荐他译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的《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卞之琳在北大红楼一间小阅览室阅读英译本《红与黑》,忽然管理员由外边匆匆跑进来说:徐先生死了,他坐飞机出事了。“我一听说,再也读不下去,默不作声,掩卷还书,退出来了”,以至于以后一直再“不忍卒读司汤达这部小说”。《红与黑》不译了,但其他译作却不断地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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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张家四姐妹(左一张充和)

由于卞之琳在学生时代,就已开始同一些前辈作家交往,因此当一九三三年夏在北大毕业后,他就真正踏入北平的文学圈。而在三四个月前,他曾到青岛去探访沈从文,沈从文资助他出版了诗集《三秋草》,而该诗集就成为卞之琳面世的第一本诗集。不久,沈从文从青岛回到北平,同年九月九日,就和当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时,热烈追求的学生张兆和结婚了。他们在西城达子营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卞之琳也成了沈家的常客。而在同时,张充和因参加三姊兆和的婚礼,也来到北平。不久,她到北大去旁听,暂时住在沈家,卞之琳也就在沈家认识了张充和。张充和是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张家子女众多,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诗词、书画隽秀”,在父亲影响下率多能文,或兼精于昆曲事,当时被称为“才女”。张充和一九三四年如愿地考入北大中文系就读(她国文考一百分,但数学却零分,最后破例录取),也许是因为卞之琳与张充和都来自江南,都先后在北大上过学,都爱好文艺,所以两人挺谈得来的。

卞之琳感觉彼此有相通的“一点”,他的心弦大概是颤动了几下的,但由于他的性格是矜持而拘谨的,他不敢肯定对方是否也有那份情愫,因为张充和可能对别的男士也是那么热情、那么大方;这种怀疑的心理,使他更显得迟疑。卞之琳晚年回忆起免不了有些怅然,他说:“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卞之琳在刚刚大学毕业时,原是准备留在北平,以翻译为生的,但现在他决定趁自己还没有深陷情网时,赶紧逃离北平。这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曹禺因进研究生院,于是邀卞之琳去河北保定育德中学代他教课(曹禺“大约只教了一两周”),卞之琳于是乘机就去了保定。他在保定只待了一个学期,就以校课过重,辞职返回北平。但此时,他似乎将感情的新芽深藏在心底,对张充和并没有言行方面的明显表态。

一九三六年初,张充和因病辍学,回到苏州老家。一九三六年十月,卞之琳由于母亲病逝,回家奔丧。办完丧事后,卞之琳由故乡海门去苏州探视张充和,甚至还在张家住了数日,由张充和及其大弟陪同游天平山等风景名胜。这就是卞之琳后来在《雕虫纪历·自序》所说的:“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而张充和在身体康复后,到了南京《中央日报》做过一阵子副刊编辑,这期间她曾以各种笔名发表过散文、小品和短篇小说。一九三七年初,卞之琳曾南下江浙、上海等地转悠,对于张充和,卞之琳的感觉是,“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这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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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风华正茂的诗人卞之琳

卞之琳在该年的三月到五月间,精心地写下《无题》五首组诗。其中第五首──      

我在散步中感谢襟眼是有用的,因为是空的,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为是有用的,
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

学者北塔认为这首诗中有着浓厚的色空观念--我的世界本来是空无一物的,因为你的到来,我才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和意义;而你,包括你的襟眼、你的款步以及我顺手送给你的,作为你的象征的小花,都是色的表象。在色与空之间,也许仅仅是我对你的爱的执着。我的“无”因为有了你而成了“有”,而有了些微的喜悦,但“即使在喜悦里还包含惆怅、无可奈何的命定感”。

这种喜悦之情表现得最充分的,是《无题》的第二首──
 
窗子在等待嵌你的凭倚。
穿衣镜也怅望,何以安慰?
一室的沉默痴念着点金指,
门上一声响,你来得正对!
杨柳枝招人,春水面笑人。
鸢飞,鱼跃,青山青,白云白。
衣襟上不短少半条皱纹,
这里就差你右脚--这一拍!

至于卞之琳最被传颂、最多元解读的作品,可说是写于一九三五年十月的《断章》一诗,它问世七十年来,既众口流传,也众说纷纭。诗只有四句,这么写着──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有学者江弱水指出,事实上,《断章》最容易的读法,正是把它当成一则爱情故事。男主角矜持、含蓄,私心倾慕着一位美丽的女子,却始终不敢表白,只是从远处偷觑,在梦里相寻;而那位女子则浑然不知自己,已成为别人眼中的美景,梦中的珍饰。

一九三七年三月,日军正逼近北平,卞之琳于是就南下江、浙、沪等地。五月他在杭州把今年所做十八首诗加上前两年各一首,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因为这些诗大部分都是为她而写的。卞之琳手抄一册,本拟交诗人戴望舒之“新诗社”出版,但终未果。六月他和芦焚(师陀)经上海到雁荡山,住在位于山腰的慈悲阁中,据师陀晚年回忆,当时卞之琳为等张充和的信,哪怕是下雨天,他们也要“带着电筒……拿着雨伞跑三里路”到山脚下的汽车站去看有无邮件。后来卞之琳应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朱光潜之邀,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抵成都,在外文系任讲师。此时他给避居在安徽合肥老家的张充和写信,催促她到成都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张充和到了成都,借住在她二姐允和家中。

一九三八年春、夏间,张充和在成都青城山作《菩萨蛮》、《鹧鸪天》、《鹊桥仙》词三首,并给卞之琳看过初稿。其中《鹊桥仙》一词云:“有些凉意,昨宵雨急,独上危岑伫立。轻云不解化龙蛇,只贴鬓凝成珠饰。连山千里,遥山一碧,空断凭虚双翼。盘老树历千年,凭问取个中消息。” 这首词显然含有激励亲近者,更奋发投身邦家大事的意味。而此时的卞之琳,也认为“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于是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天,他和好友何其芳、沙汀夫妇到了延安。一年后,他又回四川大学复职,就在学年结束时,校方知其去过延安,因此不再续聘。

一九四○年夏天,卞之琳到昆明西南联大任外文系讲师,那是因为张充和在他之前就到了昆明。张充和在沈从文的推荐之下,在教育部教科书编选委员会编选散曲。但不巧的是,当卞之琳到昆明去跟她相会时,张充和却很快又随单位迁到了重庆。从此两人,又是相隔两地。大概在昆明期间,张充和向卞之琳摊了牌,使他顿感绝望、万念俱灰,感情上“受了关键性的挫折”,也因此他开始“埋头写起一部终归失败的长篇小说来了”。尽管他本人一直说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要“挽救世道人心”,但他要拯救的还有他自己的已然破碎的心。《山山水水》这部小说初稿是完成了,但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卞之琳认为不符合上级要求“写工农兵”的文艺政策,于是他把全部书稿焚毁了。看过全稿的只有他的那位“温柔的朋友”。但我们从在这之前已发表的,不及原稿十分之一的六、七万字来看,小说用了织网似的叙事和语言技巧,结构相当繁复,取法美国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手法。北塔认为,这样一部小说的写作,对当时的作者而言,具有自我疗伤的功效,他有助于缝合作者心灵的碎片。另一方面卞之琳自己也说,书名“含有山水相隔又相接的矛盾统一意味”;但“山”和“水”又隐喻男和女,所以他又说小说的主线是“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卞之琳在编织男女主人公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追念自己的恋爱历程。

一九四三年初,卞之琳曾去重庆找张充和,逗留旬日,期望她能回心转意,但似乎一切已枉然了。一九四六年五月,卞之琳到上海准备北返天津他任教的南开大学,他又一次见到了刚刚从重庆回到上海的张充和。于是他在江南逗留了近半年,其间还曾到苏州张充和的家里过中秋节。而从无锡返回上海时,他去好友王辛笛家中做客,他向王辛笛倾诉自己在感情上的不幸,他取出了一卷随身带着的墨宝,是作为书法家的张充和为他抄写的《数行卷》,卷末署有“为之琳抄”四字。这一卷轴“是用银粉写的,抄录了卞先生的《断章》、《圆宝盒》等七首最优秀的诗作”。一九四七年临近暑假时,卞之琳为了办理去英国牛津大学拜里奥学院(Ballio College)访问一年的出国手续,又来到了南京及上海,临出国前,他到苏州小住数日,并与张充和话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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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张充和手抄“数行卷”

不久,张充和到了北平,住在沈从文家。一九四八年三月,当时在北京大学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的美国汉学家傅汉思,透过同事金堤的介绍而认识沈从文。以后他常常到中老胡同沈家去,也因此认识了张充和。那时张充和正准备在北大教书法和昆曲。据傅汉思《初识沈从文》一文中说:“过不久,沈从文以为我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就叫充和,让我们单独在一起。”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张充和和傅汉思结婚了,一个月后他们双双去了美国。

一九四八年底,卞之琳离英返国。回到香港时,见到了许多聚集香港的熟识作家,他在叶灵凤家就见到戴望舒父女。一九四九年三月,他与戴望舒父女同行返回北京,四月,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同年,他结识了《工人日报》年仅二十六岁的女编辑青林(原名青述麟,四川成都人)。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他们结婚了。从五十年代初起,青林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小说、小品文,颇受注目。其中有两篇被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和《中国建设》刊登。一九五八年后,青林担任文学所刊物《文学知识》的编辑,一九六○年该刊物停办后,她转到了中学去教书。13- 6.jpg

右图:卞之琳与青林

一九八○年卞之琳访美时,曾与当时任美国耶鲁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张充和见面。两人久别重逢,卞之琳将三十多年前沈尹默(案:沈曾为张充和的书法老师)圈改过的张充和的几首诗稿,物归原主。那是卞之琳在一九五三年,在苏州参加农业合作化的试点工作时,一个秋天的夜晚,他坐在张充和的闺房里,在张充和“留下的空书桌前”,所意外发现的。而正好张充和手头,只有沈尹默的信而没有诗稿,所以卞之琳称这是“合璧”之事(案:一九八五年卞之琳还特别为此写了篇情深款款的散文──《合璧记趣》,发表时配上了张充和手迹的影印件,使它与自己的文章“交相辉映”。);而张充和则送给卞之琳,她近年来唱的几支昆曲曲段(包括《题曲》)的录音带。后来卞之琳比较抗战初期他所珍藏的张充和的《题曲》的同一曲段,他说:“半世纪以前同一段灌片听起来也哀怨动人,娇嫩一点,正显得年轻呀。后来这一段录音,显出功力到家,有点苍劲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张充和应邀到北京参加汤显祖纪念活动,并且还客串演出昆曲《游园惊梦》。卞之琳曾欣然前往剧场观赏。舞台上的张充和还是那么风韵不减当年,观众席上的卞之琳还是那么痴痴地凝望。此情此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卞之琳《断章》的诗句,一段未完成的恋曲,却是他记忆中永远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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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张充和昆曲表演

二○○一年,诗人周良沛在悼念卞之琳的文章中说:“他与张家小姐诗化的浪漫,在圈内早是公开的秘密。我这晚辈,看着说话做事,总是认真得不能不感到严肃的他,是没有勇气开口谈这些事的。有次,偶尔讲到《十年诗草》张家小姐为他题写的书名,不想,他突然神采焕发了,不容别人插嘴,完全是诗意地描绘她家门第的书香、学养,以及跟她的美丽一般的开朗、洒脱于闺秀的典雅之书法、诗词。这使我深深感动于他那诗意的陶醉。我明白了,年轻诗人首次于爱的真诚投入,是永难忘怀,无法消退的。虽然只是梦中的完美,又毕竟是寂寞现实中的安慰。” 该是对这段感情的最真实的批注!

而对于卞诗的评价,因篇幅所限,在此只引用学者赵毅衡的一段话做为结论,他说:“我个人认为,卞之琳三十年代的诗作,是中国现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一是中国传统的继承,二是西方现代诗学的吸收。这两者,再加上婉约词与玄学诗的美妙融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卞之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能做到让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最佳水平‘取齐’的,在本世纪的上半期,只有两个人:三十年代的卞之琳,四十年代的张爱玲。” 洵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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