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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华:关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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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子闹元宵图

 

关麓村

--作者:陈志华

自从研究乡土建筑以来,每次选题,我们都向偏僻的地方去找,找那些被冷落了的村子,因为它们最容易在无声无息中消失而不留下一点点资料。一九九四年春末,结束了江西省婺源县的第二轮工作,该寻找下一个课题了,我们还是没有打算到相邻的歙县和黟县去。那里的民居,早已驰名国内外,用不到我们去关心了。

仅仅是为了过路,我们到屯溪。屯溪的陈继腾先生陪我们到歙县和黟县的几个著名村落看了一看。那些村落的完整、房屋的精美和文化含量之高,确实非常难得,但它们没有使我们动心。村落密不透风、封闭的小巷吞没了所有的住宅,只有在水塘岸边,那些住宅才得以喘一口气,展现它们的个性。这样的村落太叫人感到沉重。虽然学术工作的选题不能以个人好恶为准,但既然可选的题材还很多,我们何必不找一个能使我们激动的。

陈继腾先生曾经亲手测量过黟县全境,熟悉那里大大小小的村落。终于,有一天,他把我们带到了钱塘江的水源、西武岭下的关麓村。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

刚刚进村,我们就被吸引住了。三十几幢住宅,疏疏朗朗,大多舒舒服服亮出自己秀丽多变的身姿。有重重叠叠的马头墙、有柔和而富张力的拉弓墙,还有的墙像破浪前进的船头,弧形的,缓缓地弯过去。在这些墙头跌宕起伏的轮廓之下,我们见到了一个精雕细刻的水磨青砖门楼,又一个,还有一个,一个挨一个,一个比一个漂亮。一条小溪,哗哗地从它们前面流过。溪上的青石板桥,对着一座八字墙门,门边白粉墙上漏窗里探出一枝鲜红的天竺子。沿着小溪走,溪边石条凳上袒开古铜色胸膛的人们,微笑着招呼我们。村里,院墙后东一株枇杷树,西一株柿子树,掩映着楼上细巧的格扇窗。棕榈树的叶子,在粉墙上投下图案般的影子。在竹林沙沙的轻声中,我们推门进了几户人家,大多是三合院,素净清雅,尺度宜人,十分安逸。意想不到的是,卧室里居然都有满顶满壁的图画。幅面都很大,有“百子闹元宵”,有 “九世同居”,还有我们说不出名堂的壮观的战争场面。最叫人感到家庭生活的温馨的是婴戏图和母婴图。天真的娃儿,一只手捂住耳朵,一只手去点燃爆竹,或者依偎在妈妈的怀里,享受妈妈粉腮的抚爱;年青的妈妈,脸上洋溢着慈祥而幸福的光彩和母性的庄严。天棚上或是嬉水的鲤鱼泼剌,或是穿花的蛱蝶蹁跹,也有山水和花鸟。我们以前只知道徽州建筑的“三雕”,就是木雕、砖雕和石雕,从来没有听说过彩画,这次一见,大感惊喜。家具不但都是古色古香的,而且完整成套。堂屋里的条案、八仙桌、太师椅,卧室里的满顶床、恭桶柜、梳妆台、衣橱,都还闪亮着硬木和黄铜配件的光芒。连陈设以及许多日常用品都是老年代的,条案上的掸瓶、插屏、座钟,书房里的砚台、笔架、水盂,一一都在,而且还照传统的方式放置着。

我们虽然喜爱乡土建筑和乡土文化,研究它们,给它们做记录,但是,我们一向并不希望看到生活停滞不前。这种心情一直是非常矛盾的,有时候很困扰我们。不过,见到关麓村这样一个难得的古老乡村的标本,我们还是觉得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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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厅堂天花板的彩画

在溪头,我们遇见了一位粗手粗脚的老人家,向他请教,那么精彩的壁画是由什么样的人来画的呢?他回答:请漆匠呀!然后微微一笑,说,齐白石不就是画这种彩画出身的吗?我们听了,心中不觉一惊,立即下了决心把关麓村选做下一个研究对象。按照我们一贯采用的工作方法,我们选题,希望村落保存得比较完整,比较典型,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希望它还保存着宗谱。但是,关麓村的宗祠、庙宇、文昌阁之类都已荡然无存,宗谱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毁掉,我们选定它的时候却没有考虑这些。我们准备不惜为它修正一下我们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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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汪景恒珍藏的祖先神像

到了秋天,田头的桕子树像火焰般一簇一簇燃烧起来的时候,我们开始了关麓的第一轮工作。我们住在村子中央一个农家里,天气已经很凉,两人合盖一条短被,盖不住脚丫子。好在工作顺利,豆浆很浓,白薯又很甜,日子过得快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测绘、摄影、访问,认识了许多朋友,得到了他们热情的帮助,尤其是汪亚芸先生、汪景恒先生和汪祖武先生。汪亚芸先生七十岁出头,年轻时在屯溪的绸布店里学徒,后来当了兵,五十年代回村安居,孑然一身,喜好读书,尤其注意文史,所以不但对村里情况知道得多,而且对徽州一般的风尚也比较了解。他把珍藏的乡人的书信、短笺、帐单、婚书等等借给我们看,最有价值的是乾隆三十三年一份分家阄书。汪景恒先生是中年人,四十岁不到,在村里当电工。因为他父亲觉民先生(一九八九年去世)长期在村里当私塾和小学教师,对村里情况最熟悉,所以他也听说一些。他借给我们觉民先生写的一份关于村子建筑情况的短文,还把秘藏的一幅祖先画像和敕封诰命给我们摄影。汪祖武先生刚刚六十岁,从县电影放映队退休回家,住在关麓村东一华里的宏田村。他父亲也曾经在关麓村当过私塾和小学教师。他读书多,知识丰富,兴趣广泛。因为自小不曾离乡,又颇留心,所以知道很多村里的事。他的住宅是一所大四合院,有前后两个大花园,种着珍木异卉,还有一口不小的鱼塘。我们去拜访的时候,推开门,满架的菊花正开得热闹,照得人眼花。我们在他家里抄录了一个房派的谱图、宗祠的楹联、祖坟的碑文。他送了我们一份几年前他写的关麓村住宅调查报告。

这轮工作,收获不少。原来关麓是一座十分典型的徽商血缘村落,在清代,作为主姓的汪姓人家全都从商,经济很宽裕,少量农田由外来的小姓耕种。他们是佃户或者佃仆,佃仆对主家有人身依附关系。徽商一向以儒商自诩,知书达理。他们的乡里生活,有相当高的文化品位。以至小小的村里竟有十几幢“学堂屋”。这个村落,从选址定居、结构布局、房屋的类型和形制,直到住宅里的家具、陈设和各种日常用品,都鲜明地反映着徽商的家庭生活方式和文化修养,也反映着农村中的社会阶级分化。过去,村子的公共生活很发达,这是农业社会里封建宗法制的传统文化和徽商的市井文化的特殊结合。这样的公共生活也同样鲜明地反映在村落的规划和建设上。虽然关麓村的宗祠和庙宇等等,已经在近几十年里全被破坏,但它的住宅区却还保持着旧貌,没有多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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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保持着旧貌的住宅

看来,巧得很,关麓村的种种特点大体上符合我们研究工作的选题要求,我们没有必要修正我们的工作方法。这使我们非常高兴。

过了些日子,我们更加见识到关麓村住宅建筑的精致。除了彩画和门窗格扇之外,牛腿、灯笼钩、花架、垫斗、压画条也都有很高的恰如其分的装饰性。青砖雕花门头更是丰富多彩。在其他地区很少见的固定式农具,尤其独运匠心。作为富裕的徽商的家,这些住宅里不但有壁橱、百宝格、神龛、吊柜和床铺,此外,窗台有暗设的小屉子,床铺后有秘室,樘板里有夹层和暗门等等,都设计得非常机智巧妙。

我们到家家户户楼上杂物堆里去翻看,有一二百年历史的瓷灯台、整套的瓷餐具、烛台、气死风灯、灯笼、鱼缸、糕饼模子,还有玲珑精巧的各式鸟笼。有些鸟笼是宫殿式的,里外两三层。这些东西艺术质量之高,使我们大为兴奋。连粗制的日用竹木器,如筷子筒、蒸屉、提篮、水勺、斗笠、烘笼、小板凳、儿童便器等等也无不使我们钦佩制造者的智慧,并且感到极大的审美满足。

我们在婺源工作的时候,听说过佃仆制,在关麓,我们亲眼看见了旧时给人吹唢呐的乐户、照料新婚夫妇的红婆和被买来的不知自己姓名和年龄的丫环。我们竟有机会为一位八十七岁的佃仆送终、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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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汪祯祥秘藏的线装本子

但是,我们仍然十分遗憾,因为关麓汪氏的宗谱确实已经没有了。这使我们难以了解村子的历史。
第二年五月初我们再去的时候,又见到了一幅奇丽的景色,整个黟县都浸没在金黄色菜花无边无际的海洋里了。大地那样恣肆放纵地展现它的灿烂和辉煌。我们高高兴兴住进了农家,开始第二轮的工作。老朋友们更加亲热,新朋友多了起来。终于有一天,一位新朋友,汪祯祥,从柜子里翻出两本秘藏的线装本子给我们。毛边纸,对折八行,红丝栏,用毛笔书写,里面除本房崇德堂派的谱图之外,全是他祖父的杂记,内容涉及祭祀、请封、商业经营、房地产、善行义举、乡贤行状、买卖奴仆,婚娶丧葬、社会治安等,它们比宗谱更详尽,更具体,更贴近生活,非常生动地刻划了从道光年间到民国年间徽商乡里的生活情景。读着这两册杂记,我们兴奋不已。花几天时间抄录完毕,我们就到处去询问有没有类似的本子,先后竟又借到了几本,可惜都没有汪祯祥这两本的无所不录的杂记,而只有几个房派的谱图,叫做祖宗本子。不过,它们毕竟使我们多知道了一部分关麓汪氏的谱系,从而推断了一些事情的大致年代。我们的研究条件终于还是勉强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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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七日“皖省王祥茂局”开给汪悔初的发票

对关麓和附近的村子的了解越多,我们越为黟县农村过去堂皇的建筑景观感到吃惊。简直不可思议,关麓村的宗祠、庙宇、文昌阁、学堂、牌坊等等,曾经组成绵延二里多的壮丽的建筑群。它们是徽商故里社会历史的见证、文化建设的丰碑。而离关麓村不过五里七里,还有更大更繁荣的村子。然而,经过近几十年的社会大变动,它们中有许多竟连废墟都见不到了。虽然遗址上菜花那么那么繁密可爱,我们心中依然惆怅万分。寻寻觅觅,只在路边捡到一块残石,模模糊糊可以辨认出雕着一头狮子。汪祖武先生说,那是当年辅成文会泮池边的栏杆柱。辅成文会是一幢大门为五凤楼的三进的大建筑物,包含文昌阁、乡贤祠、明伦堂、义塾和花园。五十年代中期,为卖瓦片把它拆掉时,竟动用了劳改犯。

汪景恒先生给我们看几份资料,其中之一是发表在《黄山》杂志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风沙向小桃源袭来》,作者余治淮。文章写的是关麓村汪氏总祠和村前去西武岭的古驿道的破坏经过。他先是描写汪氏总祠的“巍然庄重”和它前面月塘的“绿荷满池、芙蓉多姿”,然后说:
“不料,时光转到了风光明媚的一九八三年,古祠和月塘却飞来了一场灾难。生产队长姜某,借口年久失修(按:所谓年久失修、就是两年前姜某揭卖了祀厅后坡的瓦,以致梁架遭雨淋朽),召集一伙人,擅自将宗祠拆毁,将砖、木、石料兜卖一空,发了横财。村里人愤然联名上告,开始姜某还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段日子。可县里对关麓村人民的来信,如同泥牛入海,这件事不了了之。农民们是最讲实在的,队长可以带头拆祠堂、卖公产,他们又为什么不可以损公肥私呢?于是,月塘周围的二十四根石柱,一百零八块栏板也就今日三、明日四地进了寻常百姓家,派上垫脚石、砌墙脚的用场了。

“古人以修桥补路,视为人生最大的善举和功德……旧时各村都立有乡规民约……一九七九年冬天,岭下村二十余户农民要建造新屋,他们打上了西武岭古驿道的主意。开始人们还是悄悄地撬走几块断裂的石板,后来,大伙一哄而起,一夜之间,一段长达五十余米路面的条石被撬挖掳掠一空。冬去春来,这段被毁的古驿道,坑坑洼洼,雨水冲涮出一道道曲曲弯弯的沟壑,像是雄关(按:指西武关)用泪水描绘出的一个个留等人们解答的问号。”

问号问的是什么呢?作者没有说。

又过去一二十年,现在的情况就更加凄凉了。而且村村如此,不独关麓。关麓村中,连那条全村人赖以生活的小溪,也变成了秽臭的垃圾沟,水牛泡在溪里便溺,修理房子的碎砖烂瓦也往里扔;两岸的石条有些已经挖走,有些已经倒坍。住在那些足可称为文化珍品的房子里,人们对它们的精美毫无感受,不但不去爱惜它们,反而天天用很粗暴的方式在摧残它们。明万历进士谢肇经桃源洞进黟县盆地的道中,写了一首诗:“春风篱落酒旗闲,流水桃花映碧山;寄语渔郎莫深去,洞中未必胜人间。”照这些年的情况继续下去,曾经被称为小桃源的黟县,真是未必有什么胜景,不堪再深去了。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何以致此,一个问题是如何重整。

提这样的问题或许是不适当的。但这情况更反衬出我们工作的重要和急迫。我们还是加紧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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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第

外一篇:关麓村的日常生活
    
徽商,无论是资本还是人手,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宗族关系。作为商帮,他们的封建色彩很浓,一般仍扎根于宗族居留的那方土地。他们长期在外面奔走,但把妻儿老小留在故乡。故乡是封建而保守的。康熙《徽州府志》主撰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泛叶寄》里写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康熙以后三百年间,变化甚微。

封建传统销蚀着商业资本的积累。徽商在外服贾有了积蓄,常常要带钱回家买些土地,建造房屋。土地不多,眷属大多不耕种,佃给小姓,收取租谷。徽州的村子一般都是血缘聚落,但村子里总有些外姓人,他们大多是来自外地的穷困农民,势单力薄,是为小姓。关麓村的小姓,多从安庆、怀宁、铜陵、潜山一带来,被称为“江北佬”。来时孤身,一扁担家私,在承租的地块上或者村边搭草棚暂栖,也有住在东家家里的。住稳了之后,把家小接来落户,在村边造一些小房子。东家的租谷不一定都能收上来,如丕鉴在他手记本中的《遗嘱》里说:“田租四百余,实收一百宽余;豆租一百余,实收三十余。”有些凭中买的田地,远在祁门,从来不曾亲见,租谷更无从收起。商人眷属并不完全靠租谷生活,主要靠商人定期由职业“信客”送来的汇款,关麓人称为“吃信壳”。在祁门有大量山地,商人把土地当做不怕偷盗的财富来储存。

承租的佃户中,有一部分叫做“臧获”,他们对东家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也称“伴”、“庄户”或“佃仆”。他们与东家的关系,世代传承,所以赵吉士说“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这些人除了租田纳谷之外,还要给东家无偿服劳役,主要是各种贱役,如男子要抬轿、扛丧(即抬棺,要结过婚的才可)、挖坟穴、守坟、挑担、吹打,妇女均为大脚,要接生、当红婆(婚礼时照料新娘)、给“孺人”和小姐抬轿,姑娘则当丫环等等:这些人身份很低,因此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泛叶寄》里说:“徽俗重门族,凡仆隶之裔,虽显贵,故家多不与缔姻。”嘉庆《黟县志·风俗》则说:“重别臧获之等,即其人盛赀厚富,行作吏者,终不得列于辈流。”

在关麓村,臧获不依附一家一户,而依附所租土地的主人所属的房派、支派,如“三家”、“六家”、(老)“七家”、承德堂、崇德堂和“志顺公后裔”等。主家所属派中某家有事,臧获便去服役,如果人手不够,他们会自行邀请依附于其他房派的臧获来帮助,主家不必出面。这些劳役虽然依“制度”说是无偿的,但因多属“红白喜事”、“添丁增口”之类,所以赏钱不少。例如,新春元日,他们到东家门前扫几笤帚地,说几句吉祥话,便有厚赏;新妇花轿抬到祠堂,他们堵住大门唱喜庆话,要女家给封赏后才让开大门,放花轿进去。主家做年糕、清明,会送给他们一点。因为“有利可图”,所以各房派的臧获互相间不得侵越,而且子孙都把这种关系当做权利继承。

这种佃仆制度由来已久。关麓村的臧获,来源大多是:一,在外地经商时买的家僮或婢女,带回村来在家中服役,长大后准予毁券自立,成为佃仆;二,以婢女招亲,入赘为佃仆;三,因“种主田、住主屋”,将来还要“葬主山”,沦为佃仆;四,佃仆的后代,世世为佃仆。前述乾隆三十三年华桧的析产阄书里有一条:“绕岭头系承祧之产,照之滋公阄书分法管业,今与仆人王六,婢女春秀住歇。”春秀有卖身契,王六有招赘文书。崇德堂定规,清明节给之滋府君、之滨府君和恺府君(按即华桧)扫墓时,要给仆人叶禄、叶六各烧“冥包一个”,他们的坟就在主山。这两例主仆名分是很典型的。

在关麓村,大户买婢女的习惯沿袭到民国年间,所以关麓村目前还有些当过婢女的老年妇人,如篾匠汪朝立的母亲原为“双桂书屋”汪永梁(汪庭辉之子)家的婢女。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和原籍,但都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婚配,已经没有佃仆身份。我们在一九九五春季调查时,见到八十七岁的项福春,他原是本地小姓,因娶了“六家”汪昌泰家的婢女,而成为佃仆,是个吹唢呐的乐户。一九四九年后,他妻子去世了,没有儿女,又续弦了一位“二婚”,带来了一个女儿,这位妻子几十年来仍然一直在村里帮忙红白诸事。一九六○年大饥荒,村里饿死了不少人,女儿熬不下去,跟着一位过路的祁门铁匠走了。一九八○年代,村人又给老人找了一个男孩过继为孙子,但并不跟他过日子,男孩淘气,不肯好好读书。两年前,项福春一度病危,村里给他募了两千元丧葬费,后病愈由妇女主任保管着。我们离村之前,四月十四日下午五时,这位全村最老后的昔日佃仆因疝气引发败血症去世。村里人给他办了丧事,按照古例,埋在主家的查里岗坟地里。那个孙子来尽孝,摔盆、捧头,举着哭丧棒送葬,穿一身毛边丧服,是用化肥袋子改做的,帽子上还清晰地印着“尿素”两个字。

东家们把给佃仆住的庄户房造在村子边角或者坟地旁,小小的,不同他们的高堂华物混杂。

高堂华屋里住着徽商眷属,据清闲斋《夜谭随录》云:“新安风俗勤俭,虽富家眷属不废操作。”虽然并不种田,却还纺绩、种菜。乾隆年间古筑人孙学治《和施明府源黟山竹枝词》之一道:“北庄岭下女绩麻,西武岭边女纺花。花布御冬麻度夏,有无相易各成家。”这是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妇女们受着封建礼教沉重的压迫,被丈夫抛在村里,侍候公婆,养育儿女。而丈夫却往往在外面纳妾,另有家业。正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里说的徽商汪朝奉娶妾:“这个朝奉,只在扬州开当,大孺人自在徽州家里,今讨去做二孺人,住在扬州当中,是两头大的。”关麓习俗,经商人从外地归来时,妻子回家要从菜园先进后门,洗了脚,梳洗打扮,才能与丈夫相见。

丈夫很少回来。他们十二三岁便出外学徒,十六七岁回家完婚,很快就再出去。从此多则一年回来一次,少则三四年一次,甚至有十几年才回来的。但他们都有叶落归根的意识,五十岁上下,就给儿子们分家,然后自己退而养老,回家赋闲。在外地有妾的,也要每年在家住几个月。

到清代晚期,有一些人成了食利者,斥资入股,自己不参与经营,而长期在乡闲住。如崇德堂的丕鉴和他的父亲德麒,就有多年这样的生活。

这些家居的人形成乡绅的主体。其中有一部分热心乡土建设、文化教育和祠下管理,对村子的影响很大。

关麓村在乡商人的生活,虽然远不如淮扬一带的徽商那样奢侈豪华,却也相当优裕。他们熟悉长江中下游富庶的城市,多少会把那里的一些风习带回老家,从而突破老家千百年的“俭啬”旧俗。他们起造的中型住宅,雅洁精致,家具陈设都很整齐细巧,考究品味。他们未必经常鲜衣美饰,但大多备有靓装丽服。有一张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七日“皖省王祥茂皮局”(在安庆)开给汪悔初(丕洽)先生的发票,写的是“滩羊皮马褂桶一件,价洋贰拾捌元伍角,当收洋贰拾叁元,两讫”。另有一张(胡美辉)裁缝店给汪悔初的工洋清单,开列十四件衣服。其中有哔叽驼绒袍一件,花大呢夹袍一件,哔叽夹袍一件,哔叽裙一条,法布夹袄裤一套,纺绸裤一条,麻纱女褂一件,等等。工洋一共拾贰元壹角伍分。可见衣着质量很高。

他们出门稍远便乘轿子。有些类似原始旅行社的行业为他们服务。如有一封黟城安庆信局致汪悔初的信保存下来,内容便是洽谈预定赴安庆的轿子和旅伴的。关麓村东大约两三华里,赴古筑镇大道的一个陡坡下,有过一家轿子行,那地名就叫石屋行。轿行除了接送客人外,还有喜庆用轿出租。

民国年间,这个五百多人小村子有二十家出头的商店。其中有一家怡昌号南货店,是“八家”四、六两房兄弟开的,经营南北杂货、两洋海味,还卖猪肉、豆腐和油盐等日用品,自设糕店作坊。它在全县都可称火店。有一家滋生堂中药店,自制丸、散、膏、丹,有坐堂医生。有一家新荣馆子店,卖炒菜、红烧肉和各味面条。甚至还有汪观榜和李东楷两家银匠店,代客加工金银首饰。虽然他们有些生意是过路人和附近小村的,仍然可见关麓村生活的富裕。

关麓村的婚丧、祭祀也很铺排。在外地去世的,都要把棺木运回来,一般要三十六名杠夫轮流。如丕鉴手记本里有两条资料:一,“昭召志公在外寿终,殁在垅坪位育典,去世道光十九年。搬柩往黟,请县主点主。合族办族规,做七日奠祭。热闹异常,用银二千余两。”二,“令训公殁于安庆恒吉绸缎庄(按:道光二十二年),次年搬柩往黟,请县主点主,开五日祭奠,办合族饼胙。受礼各亲戚一名,世谊外各同寅官不辞谢。在众祠开吊,幛挂满堂。”令训是昭志的儿子。直到一九三六年,“六家”汪懋坤(锦章,九十三世)在安庆去世,还要用十二个杠夫把棺木抬回来。

关于婚筵,丕鉴手记中也有一则资料。丕鉴的继子懋长(慰祖,一九一一年生)结婚的时候(一九三七年四月):“初四日上头饭,男客四盘二碗八桌,女客儿廿余桌,走动下人、庄上(按:即佃仆)二三桌。次日正划系四月初五日拜天地,中饭男客四盘二碗亦八桌;夜,男客鱼翅花烛酒亦八桌;夜限鱼翅席四点心、八大碗、八小碗、四中碗、十二碟。正期初五日女客亦与上头饭一律,计廿余桌;走动、庄上、鼓乐二桌。夜限女客十桌,翅席二桌,茶与男客一样。共吃亥(按:即猪肉)约一百八十余斤,海菜洋廿余元,酒洋十元,红帖蜡烛约洋廿元,开门、斟酒洋十八元,加轿税洋八元,鼓乐欧席洋八元,共计用三百余元。加批书、送日子计二百四十余元。”这时候丕鉴因连遭水火灾、“北兵”掠夺和土匪抢劫,已经很潦倒,生意早已收歇,坐吃祖业,尚有这等排场,则昭志、令训时代婚筵盛况可以想见。

徽商向来不废诵读,称为“儒商”。他们虽然十二三岁便外出学徒,但童年经过学塾的旧学教育,有相当不错的文化素养。日常也有些风雅的文化生活。家家堂屋里有中堂和条幅的字画,有木板刻的对联,有些人家且有收藏字画、书籍和文玩的爱好。

康熙年间,关麓村出了一位书画家,叫汪曙。道光《黟县续志》记他:“字晓山……少孤。善事母,友爱诸弟。弱冠,师皖江何龙,写山水人物,有生动之致。后益肆力倪、黄、沈、董诸家,寒暑不辍。称其画者谓风神秀润,青出于蓝。”同时又有关麓汪烈(按:即汪光烈)“邑增生,性醇谨,孝友克敦,好古博雅,尤工翰墨,临池学钟,王以下及宋、元、明诸家,而作枕米南宫者最久。惜年四十而没,未竟所学,今流传片纸,人争重之”。同治《黟县三志·文苑》里有一位汪占晋,“廪生。少受父廷琛训,邃于经学,词章亦工,著有《桐轩文钞》”。

关麓村这样的人物并不多,但一般男子直到民国初年,还颇善翰墨,书法亦佳。日常燕处,朋友间也有论诗品画的雅好。汪亚芸先生现存顾耀南、汪仲和“旭”致他父亲汪丕洽柬帖数封,都很有情致。如顾书之一 “委题画楣,本思兴到书之。不意稍写数事,竟心手不应,将尊画写污,殊与愿违,并负尊命。可见无根柢之字,不能运用自如耳。罪甚”。又有顾未题款识的书稿两页:“吾乡叔苴老人在道咸间为一时名士,善诙谐,文字特超而画尤自成一家,惟不轻应人之求耳。今搜求老人之画,益如凤毛麟角,殊罕觏。迩丙寅重九节,过舅家,见壁悬画松一轴,笔老气苍,绝非时手能此境。读其款识,果为叔苴老人之作,爱玩之余,因向表嫂要求割爱。表嫂乃慨然以此见赠。心喜拜嘉,爱志数语,永表谢意。时丁卯冬识于皖垣。”这些乡绅们生活中的文化氛围,由此可见一斑。

商人们虽然自诩“儒商”,生活富足,毕竟还不能完全抹去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品级观念在他们心里投下的阴影。他们总要借各种封建性关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前述昭志和令训的丧事,都请县主“点主”,即在神主牌位上给“主”字点一个红色点子,便是这种心态。更进一步的,是花钱捐一个空官衔。他们从少年时代就要学做生意,不可能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但他们有钱,可以用救灾助赈或其他各种名义出钱捐官,代替十年寒窗苦功。有些人还为父亲、祖父和儿子买封。例如,昭志于道光十四五年用垅坪典盈余银三千两囤积贩运棉花,得利五百两整,到道光十七年,“拨此银,请上代四品诰封卷,从生父上一代国公赠朝议大夫(另一处记为中宪大夫,例授州同知),生父光晖公诰赠朝议大夫(另一处记为中宪大夫),本身昭志公亦请例赠朝议大夫”。“候至同治初年,用以人(按:即丕鉴)生父德麟公名请三代五品衔诰封。上代先王父(按即令训)诰赠、先父(按即德麒)例赠(奉政)大夫。”(按:所言三代仅举两代。更上一代昭志已曾请封。)这次是由令训极善理财的孀居夫人叶氏出的钱。得到诰封之后,“于同治年间在族祠(按:即世德堂)挂诰匾,己祠崇德堂亦挂诰封匾。办族规饼,办合族规,中海参席,晚鱼翅席,都十桌。有往无往概请来吃……”丕鉴本人还于“光绪廿年在湖北鄂湘赈捐,例加捐蓝翎奉政大夫,同知衔,遵照省例,历捐县丞,指分江两试刚县丞”。德麒还是“候选布理问监生”,他的胞弟德培是“候选盐课大使正堂,江西候补巡检”。

“八家”也有几个“大夫”。其中一个是九十世经商的六房令锺。至今还有纪念他受诰封为奉政大夫时的彩色画像,像上恭书光绪十八年三月诰封的全文。他的儿子德澄也是奉政大夫并授同知衔。“八家”的始祖,八十九世昭为奉政大夫。都是由德澄讨封的。

有钱有闲的寄生生活有很大的腐蚀性。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关麓村的乡土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浮浪人放荡而不自检点,赌博、抽鸦片、嫖娼。赌场很多。村子西北角,“六家”的汪丽声(来久)家曾是大烟馆。迁住鲍村的“八家”汪丕玉是个青帮头子,本世纪四十年代霸占了关麓村口几间商店屋开了一家客店,聚赌并容暗娼,且曾图财谋害一位客商。一里路外的宏田村,靠近接武桥,有两个大宅院,土名“下围墙”,一个是大烟馆,另一个住清音班。清音班是一种地方小戏班,平日应召到喜庆人家演唱堂会,也卖淫,亦娼亦优。民国八年腊月十三日晚上,丕鉴在他的手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伊二房(按:九十一世德培,德麒之弟)丝毫分文乌有,概都败清败了,足见土话油干火无,弃世矣!搬来之物,废当票满当了有一百余张,计算洋有四五百元。换过了金叶金共有一二斤。有废票普换金的。留得刻下价大,可谓巨富之家人也。实深可惜。此可罕见,罕有也。此记。魁銮家,物衣、首饰、赤金叶可谓黟县头一家,也遭败人。可惜,可惜!真正不少也。”这些人家的败落都不是因经营挫折或遇意外,而是由于坐享其成的子弟的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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